浮沉千年的墓碑

编辑◆张维方

墓碑是块雕琢后的石头，如同逝者的一份名片。在中国，就因为它与“死”有着密切的视觉联系，似乎有股神秘的魔力附着在上面，而千年不绝。墓碑有着悠远的来历，它历经了数次变革和浮沉，已然成为中国古代丧葬文化和书刻艺术的见证。它记述着逝者的生平及功德，默默伫立千年，折射出古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照。

兴自东汉，垂范后世

东汉葬仪“竞为华观”

东汉时期，墓碑大量产生，所以学者一般多主张墓碑始于东汉。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即云：“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

汉《郑固碑》 拓本

西汉末年已盛行厚葬，但东汉初刚经过战争的摧残，经济十分萧条。光武、明、章、和、安诸帝皆有诏禁厚葬，提倡薄葬。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相继把持朝政，豪门大族势力越来越大，骄横跋扈，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死后为把荣华富贵带入冥冥世界，竭力厚葬，大建棺椁，大筑陵墓，葬仪“竞为华观”。在经济繁荣滋生厚葬之风的同时，也为“树碑热”提供了物质经济基础。

同时，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为了控制豪强地主的强大势力，除了进一步完备中央专制体制外，在思想上还提倡经学，宣扬忠孝，表彰气节，引用谶纬以稳定封建秩序。称美先祖，文饰死去的亲人，此乃孝行。墓碑矗立于社会，同时呈现于众人面前，而碑文便是向社会宣扬孝道，向众人显示孝行的最好的传播载体。

随着统治者对儒家孝行的推扬，经学兴盛在全社会形成了重丧厚葬和重名节的风气，刊石立碑，彰功表勋，颂扬前人之德行，正是“作范后昆”。至东汉桓、灵之时，在墓前树碑风气达到极盛，边远下士，亦竞相仿效。

东汉 《鲜于璜碑》 碑阳及碑阴拓本 北京保利十二周年秋拍

墓碑兴盛，垂范后世

东汉墓碑应时代和人们的需要而兴盛。事死如事生，它不仅是汉代石刻的代表，而且其外表形制、铭文内容、书体纹饰都具有典型意义对后世墓碑的发展演变起到垂范了作用。

东汉墓碑的形制一般可分为碑座、碑身和碑首三部分。碑首与碑身连在一起，底部插在碑座顶上的榫槽内，有些墓碑没有碑座，直接插在土里。碑座大多为方形，一般不加雕饰。碑身是碑的主要部分，多为长方形竖石，碑身各面都有名称，正面称为“碑阳”，背面称为“碑阴”，两侧称“碑侧”，一般将靠近碑阳文首行的一侧称为“右侧”。碑首根据其外形分别称为圭首、圆首、方首三种样式。圆首碑浑厚内敛，体态醇和；圭首碑形制尖锐，少作雕琢；方首碑平和规整，朴实简洁。

从东汉的碑文来看，其文体乜正式定型自成一格。一篇较完整的诔文，文字内容多达千字左右。碑文一般分为序和铭两部分，序主要用散体写墓主的生年、籍贯、家族世系、生平事迹、卒葬日期。常见的体例以四言韵文颂辞写成，文体显示出汉代诗赋等文体的影响，用韵语形式高度概抬前面散文体所述内容，赞颂墓主的功德，对死者表示哀悼。

东汉墓碑圭首类墓碑碑面较少装饰，方首类和圆首类墓碑装饰图案丰富，构图饱满，造型生动，制作讲究。个别墓碑碑文四周点缀波浪状几何纹等图案。东汉墓碑纹饰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和几何纹饰，以“四神”为主。在雕刻技法方面多采用线刻、减地阳刻塑造形象，简洁、朴茂，与形制体例呼应，突显文字的主要功能，具备东汉的整体时代风貌。

东汉 《王舍人碑》拓本

东汉 《袁安碑》拓本

东汉献帝刘协退位前这七八十年的文化艺术相当繁荣，其中书法教育发达，社会各阶层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隶书更臻纯熟，有了专供铭石的书体八分书。它是当时书家有意专攻而擅长的书体之一，如擅写八分书的有蔡邕、师宜官、梁鹄、钟鲧等著名书家。

为了垂示后昆，尽显孝心，东汉墓碑的铭石文字选择了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易于辨认的八分书。由于年代、书写者和刻工的不同，墓碑上的字体各显肥瘦大小，结体运笔，变化无穷，各尽其妙。

《景君碑》（汉安二年，143年）结体方整宽博，《孔谦碑》（永炭二年，154年）起伏雄放，《鲜于璜碑》（廷熹八年，165年）整齐秀美，《衡方碑》（建宁元年，168年）结构端直，《王舍人碑》（光和六年，183年）婉转峭丽，各具特色。

东汉墓碑文以八分书为主，还有两通东汉中期的墓碑，用篆书刻写，它们是《袁安碑》和《袁敞碑》。虽用篆书书碑，但笔迹与秦篆差异较大，碑文字中对秦篆的讹变不少，“结体方，线条多曲势，是汉人写小篆较典型的风格”。尽管如此，二者因从整体上把握了篆与隶的和谐统一，依然深得书法界重视。

此时的碑额以篆书为多，隶书为少，故也称“篆额”或“题额”。篆额如《郑固碑》《孔彪碑》等。隶额碑有《衡方碑》《武荣碑》等。额篆虽然未脱秦代署书范畴，但不同于秦代篆书，其笔法已由圆转改为方折，不像秦篆写的那样圆转对称而规范，同时结体趋方，横画略带波挑，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篆书在东汉墓碑碑额中表现丰富。

魏 《范式碑》原碑碑额 现存山东济宁铁塔寺

浮沉不断的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碑禁森严

历史大变革的序幕由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揭开，中原户口十不存一，“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而产生的。

且汉末三国时期盗墓猖獗，人们不敢大张旗鼓的厚葬或立碑。盗墓现象历代都有，但以往盗慕都没有像这一时期如此公开化。《三国志·董卓传》载：“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这种集团盗墓，不仅仅是对儒家伦理的践踏，使民风恶化，而且使人们出对祖先灵魂的保护意识，不敢厚葬立碑。

魏、蜀、吴三国的开国君王们均倡导薄葬，他们几乎都对自己后事作出了从俭、薄葬的明智选择。该时期薄葬的先导楷模是曹操，继后的帝王也都延续其薄葬禁碑令。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魏武帝曹操不仅禁碑且禁止立碑的举措相当严格，五十二年后甘露二年（曹魏的第四皇帝高贵乡公曹髦执政时期），大臣们依然畏于王典不敢立碑刻铭。禁碑的严格和曹氏帝王家族的身体力行，极大地限制了墓碑的发展，有戛然而止之状。

西晋短暂的统一并没有改善动荡的政局、薄弱的经济，反而加速实施了禁立“石兽碑表”的薄葬制度。

东魏 《高湛墓志》 故宫博物院藏初拓本

墓碑与墓志并行

在三国两晋经济萧条、盗墓猖獗和“禁碑”等综合影响之下，立碑之风从表面上看骤然歇息，但自魏晋时期，悼念表彰死者的葬俗已深入人心，人们因担心墓碑日久损毁，曾在墓上起歌功颂德标识作用的墓碑乾坤大挪移到了地下。这为墓志的发展创造了契机，也是后世墓碑与墓志并行的发端。

河南洛阳发现较早的西晋墓志作碑形，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墓碑和墓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张永昌碑》圭首碑形，高26厘米，宽10厘米。题字3行，首行9字，次行8字，末行3字，书法隶书。中阴刻“晋故谯郡功曹吏镇南将军颍阴张君永昌之神柩”。尖额减底阳刻双螭纹，碑身两侧各刻一供养人，宽袍大袖拱手站立。《夫人天水赵氏碑》也是圭首碑形，高27厘米，宽10厘米。中阴刻隶书题字二行，为“夫人天水赵氏，泰始四年七月三日造”。碑首两侧各刻供养人一，着抿襟大袖裙，头戴冠饰，相向站立。碑头尖额以减底刻法，雕双兽纹饰。

这些墓志从形制、文字内容上看，皆长方无盖，兼顾墓碑的圭首碑、螭首碑（圆首碑）、方首碑形制，而且自名为“碑”，和墓碑毫无区别，完全就是缩小版的东汉墓碑。只是前者立在墓旁，后者埋于地下而已，且多直立于圹中。随后逐渐由长方变为正方，从有碑额无志盖（碑式）发展到无额有盖（盝顶盒式）最终出现了包含题首、志文、铭文三者完整形式的墓志。

这使我们看到了造物者的折中智慧和创造。墓志在后世中也有继续受墓碑影响的例子，如隋代的《陈遵墓志》、元代《海元和尚葬志》皆作螭首碑形，清代墓志《黑舍里氏圹志》作螭首须弥座碑形。

东晋的《爨宝子碑》碑质为沙石，碑首为半圆形，整碑呈长方形，高183厘米，宽68厘米，厚21厘米。碑文计13行，每行30字。碑尾有题名13行，每行4字，额15字，均正书。此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字多别体，后人多有考释。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

东晋 《爨宝子碑》（局部）

墓碑书体独具特色

南朝时期，立碑之事时紧时松，随着陵墓石刻逐渐升温，墓碑在碑体和雕刻上皆有发展。较东汉墓碑的碑高而言，南朝墓碑发展为巨型碑，一般都在4米以上，帝王陵慕神道碑高达5米以上，碑体高耸峻拔，威严静穆。蟠首碑沿袭东汉传统，额题施于长方形框内，有穿。龟趺体态巨大、龟首昂升，极为雄伟。龟背雕饰各种花纹，使墓碑整体造型更加充实美观。其雕刻综合运用了圆雕、高浮雕阴线刻、减地阳刻、浅浮雕等技法，层次分明，工艺细腻精湛，华丽中尽显雍容。

北魏 《高庆碑》旧拓本

北朝葬俗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葬俗色彩与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统称“五胡”的西北少数民族因为天灾、战争和政治原因，不断入居中原边郡，日渐汉化。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既是推动胡族汉化的改革家，也是不少重要制度的奠基者。他曾立《吊比干文碑》，并下诏书对铭记见存的墓碑实行保护措施，这对北朝及以后立碑志有很大影响。

北朝墓碑从行文来看和南朝无差异，但二者在形制上具有鲜明的南北地域差异。南朝墓碑碑体高大雄伟，碑高是碑宽的三倍以上。北朝墓碑碑体宽博，碑高约二、三米，宽度约一米。在碑首雕刻表现上，南朝螭首碑如绳辫一般堆塑于碑首之上，而北朝螭首碑中的螭龙盘复缠叠，躯干健硕，密布于碑面，使碑首构图饱满富丽。

北朝墓碑书体在篆书、隶书二体之外，加入了楷书，尤以北魏时期的魏碑体最具特色。现今存世的北魏墓碑反映了这种书刻特点，如《高庆碑》《马鸣寺根法师碑》《高贞碑》即是魏碑体的代表之作。具有结体歆侧，“斜画紧结，中宫收紧”，笔画雄强锐利，笔法干净达练，寓险峭于平稳等典型特征，在北魏碑刻中应属雅正一路。

北魏以后，墓碑的书刻风格也出现了变化。东魏铭文多以隶书入碑，部分墓碑楷书作品中掺杂篆书字体，并且结构平正宽博线条含蓄舒展。笔画结合篆、隶、楷特点，昔日锐利雄强的北魏楷书不复存在书法进入“平画宽结”的中正平和时期。如《高盛墓碑》具有分隶笔意，个别字尚沿袭篆字的写法，北齐、北周时期墓碑碑文书写起笔以侧切为主，收锋呈典型燕尾状，点画故作修饰多显华媚，如北齐《高湛墓碑》《司空邸公之碑》北周《少保豆卢碑》等。

此时的墓碑数量虽然比曹魏时期稍有增加，正如叶昌炽所言“后魏以降，碑版多不可数，世俗概目为魏碑。试以类分，造象最多，志铭次之，寺碑墓碑又次之”。

盛唐墓碑步入高峰

碑文书刻高手辈出

魏晋以来的禁碑令，在隋代开皇年间才得以解除。隋以后，墓碑和慕志并行不悖，积久成俗，为后世封建社会所沿用。到了唐代，出现了“护碑”的法律条文。《唐律疏议》条称：“‘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茔域之内，亦有石兽。’（《丧葬令》）其有毁人碑、碣及石兽者，徒一年。”在这样一个护碑的时代，丰碑巨碣，目不暇接碑文、书法、刊刻和工艺装饰等尽显大唐气象，在碑的设计上达到了一个巅峰。至此“唐碑”成为后代的碑刻范式。

唐 《明征君碑》

唐 《明征君碑》 碑阴“栖霞”二字为唐高宗所书

唐代涌现了一批由皇帝亲自撰文，或书丹，或撰文与书丹都出自皇帝之手或由皇帝降旨敕建的御碑。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率先垂范与倡行，在一些功勋卓著的名臣去世后，还亲撰碑文纪念、表彰。如名臣魏征的墓碑为唐太宗亲自起草并书写；唐高宗李治为李勣作碑，亦御笔《明征君碑》等；唐睿宗李旦亲撰的御碑《杨氏碑》；唐玄宗李隆基为大臣作碑颇多，如《一行和尚碑》《阙特勤碑》《忠宪公裴光庭碑》等。

帝王参与写碑，这一行为在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新气象是不以写碑、刻碑为苦，而是一种无尚的荣耀和神气。至此在墓碑上留下撰文、书刻者姓名成为一项甚为高雅而庄重的事情，逐渐形成了墓碑的高规格体例。上有帝王亲自写碑著文的所好，下有无数人撰文、刻碑的所效，乃至著名文士、书法家、书刻家高手辈出。

唐 显庆二年 《李靖碑》拓本

唐 《李寿墓志铭》（局部）

撰文者有唐初知名文人岑文本、许敬宗、李义府、于志宁、上官仪等。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大文学家韩愈和柳宗元都写过大量碑文和墓志铭。据考，在韩愈的文集中，他所撰写的碑志文字就占全部文集的12卷之多，其中碑志文《曹成王碑》《贞曜先生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所有这些出自大文学家、大诗人、大学者之手的碑文墓志，极具文采和思想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值得予以重视的一种文章品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地位。

书碑高手更多，先后涌现出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王知敬、柳宗元、勤行、王士则、柳公权等等。书体风格多样，或清秀端庄，或瘦硬飘逸，或遒媚多姿，或劲拔不羁，无不精整可喜，别同时也孕育和造就了众多刻碑高手。

有些墓碑集多个“名”家特色于一体，故赞叹为“二绝碑”“三绝碑”。如《李晟墓碑》，李为唐西平郡王，裴度撰文，柳公权书字，俗称“三绝碑”。《温彦博墓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正书；《李靖墓碑》许敬宗撰文，王知敬书丹，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唐代墓碑数量众多底蕴深厚，书法精妙，雕刻精湛，可谓撰、书、刻皆名流，呈现出墓碑艺术化的繁盛局面。

唐 《李寿墓志》

丰伟的“唐碑”

隋唐之前关于碑的使用并没有明确规定，碑的形状、高低、大小尺寸、题字、碑首碑趺雕刻、纹饰图案等，一般随丧家经济能力和时风所好而定。随着唐代碑文化的繁荣兴盛和人们对立碑的高度重视，丧葬礼制对碑的使用有了明确的规定。唐时朝廷对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在使用碑碣的形制尺寸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并将之纳入了法律条文。唐以后各朝都沿袭了这种使用碑的等级制度，只在具体规定上略有不同。

唐昭陵墓碑形体高大，气势雄伟，可谓丰碑巨制。由高宗李治“御笔御书”的《李绩碑》，通高7.5米，宽1.3米，厚0.7米，其龟趺虽大部埋于地下，从地表可见横宽约2米，纵长近3米，为昭陵陪葬墓之冠。仅次于《李绩碑》的是《尉迟敬德碑》螭首方趺，额篆刻“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忠武公之碑”，碑身高4.45米，宽1.49米，厚0.52米。碑形丰伟，为其它唐碑所不及。

唐代墓碑的体积庞大，碑额与碑身只能一分为二，各自单独加工雕刻。至此正式确立螭首、碑身、龟趺（方跌）三部分的碑式典范，成为唐碑较为普遍的种形制和造型，为历代遵循。

墓志铭大行于隋唐，特别在唐代最为繁盛，数量远胜六朝。宋元及以后则数量锐减，但沿袭至清末仍在使用。民国以后，移风易俗，西式葬法逐渐推行，碑墓合一之制日盛，墓志铭之作渐衰。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唐贞观四年的《李寿墓志》，该墓志形制较为奇特，整体雕为龟形，匍匐于长方形的石座上。龟背为墓志，其周围为龟甲图案，中间为志额篆书。志石平面高82厘米，宽72厘米，共30行，行37字，有方格界。志又为楷书，其书法艺术有初唐风格，笔力虬劲，方圆兼备，应出自书坛高手。此墓志造型绝美，为国内罕见。

唐代墓碑高大，其形制、纹饰、书体乃至碑文绝不是生硬拼凑而成，在这样个典章制度规范，艺术自由的时代里，自然衍生出了真正的艺术精品。昔日的唐代墓碑至今仍然展现着唐人的宏大气魄。

汉碑、魏碑、唐碑是中国碑刻史上的三座高峰。隶书是汉碑的代名词，高古而美质，魏碑多受篆隶影响，趣味胜过法则，隋唐楷书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法度纯熟，结构森严，成为千年楷书的典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