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刘金泉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云南 昆明,650000)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以近乎独立的“类型片”的形式和地位而存在的。云南历来都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地,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而傣族题材电影又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数量最多的,因而对新中国70年傣族题材电影的回顾和梳理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傣族题材电影是云南当地时代发展和历史兴衰的一面镜子,电影的拍摄和放映,与当时当地政治环境、人民生产生活水平不无关联,是政治、历史、生活、情感的集中体现,是揭秘当时社会关系、经济、民族和环境的实物载体,在记录和研究边疆地区大众传统的社会生活、文娱活动、审美意趣和道德习俗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因而对傣族题材电影的回顾和梳理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笔者所提到的“傣族题材电影”是指公开上映的以傣族人物为主或能够反映傣族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影片。这里需要说明三类影像不在研究范围之内,一是多民族题材电影;二是非公开上映的傣族题材电影;三是傣族题材动画片、纪录片。①因此,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的傣族题材电影一共有18部,分别是《两个巡逻兵》《摩雅傣》《勐垅沙》《孔雀公主》《红象》《相约在凤尾竹下》《青春祭》《绿色的网》《枪从背后打来》《台湾情侣的奇遇》《傣女之恋》《傣女情恨》《小象两娜》《相爱在西双版纳》《月光下的凤尾竹》《飘落的巧毛》《花腰恋歌》《米花之味》。对上述傣族题材电影的历史发展梳理中可以看出,经历了1961—1981年、1998—2007年这两段创作空白期,且长达21年、10年之久,空白期前后两个阶段的影片在主题、风格上迥异,故以此为参考,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傣 族 题 材 电 影 分 为1949—1978年、1978—2000年、2000—2019年三个时间段进行阐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是我国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最为频繁的特殊时期,电影以其直观、生动的特点在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49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其《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中提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利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1]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性。这段时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更为复杂,“云南面临着国防、民族和土匪三个重大问题,核心是民族问题,只有解决民族问题,才能解决国防和土匪问题。”[2]作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重要组成部分的傣族题材电影的主要内容与之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关系,主要是反映人民解放军在云南边疆地区铲除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和少数民族上层顽固派势力以及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进行“土改”、引导各少数民族人民在传统宗教、宗法关系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等内容。
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两个巡逻兵》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祖国的南方边境上,巡逻员马长根由于一次疏忽让特务越过国境,之后马长根和小岩合力抓捕了企图搞破坏计划炸毁铁桥的特务杨国万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比较简洁,通过边防战士巡逻的一段经历,“来反映和描述边防军民之间亲密团结和边防战士的高贵品质——高度的革命警惕性。”[3]电影的编剧赵季康、王公浦,曾在少数民族地区与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寻找创作灵感。因此,电影充分展现了当时边疆民族地区的主要矛盾,即国民党残匪在边疆民族地区搞破坏的问题。影片围绕着解放军在边境的巡逻展开,期间展现了解放军队伍在边疆的生活以及傣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场景,将剿匪反特剧情与民族生活巧妙地融合一起,有效地宣传了国家的民族政策。
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勐垅沙》改编自话剧《遥远的勐垅沙》,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文工团演出,主要讲述了1950年春,解放军在傣族地区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傣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向美好新生活的故事。影片延续了《两个巡逻兵》中反特的主题,解放军最终成功抓捕了挑唆当地头人布亢、处处阻挠工作队的工作、搞破坏的背后黑手女特务刀爱玲。《勐垅沙》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更多地传达了民族团结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傣族地区的民族团结问题不仅存在于民族之间,更存在于少数民族内部的普通百姓与上层贵族阶级之间。影片开头头人布亢召全勐人开会时便说道傣族祖祖辈辈有句老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刀爱玲在挑唆赶走解放军时也说,“把傣族人挑起来赶汉人还是很容易的。”这些充分说明了解放军在傣族地区团结傣族人民进行新中国建设任务的艰难性。此外,头人们对百姓剥削、随意囚禁帅恩等情节,也展现了边疆少数民族内部存在的诸多矛盾。在困难面前,解放军坚持不懈,以勇敢和智慧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并以真诚和热情获得了傣族人民的信任。电影借助来恩之口,“对了,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早就是你家的奴隶了!”表达了傣族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而解放军政委说的“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永远和各族人民在一起,为各民族人民服务”,则更传达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该影片主题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以其优雅的旋律、浓郁的傣族风情特色,伴随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广为流传。
1960年,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摩雅傣》是以女性为主人公来展开剧情的傣族题材电影,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被诬陷是“琵琶鬼”的傣族少女依莱汗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成为一名医生的故事。影片大量运用对比的手法来塑造人们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如秦怡一人扮演的依莱汗母女,虽然她们都被村民认为是“琵琶鬼”,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依莱汗妈妈被烧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依莱汗成为一名医生,正如剧中她说的“党告诉我,我是人,真正的鬼是这个坏老叭。”这些艺术手法巧妙地传达出“旧社会带给人们的是灾难和折磨,而新社会将要给人们带来的是幸福和快乐”这一思想,影片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傣族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影片还展现了解放军在边疆傣族地区解决少数民族上层顽固分子、进行土地改革、普及医疗卫生知识、带领傣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等内容,这些电影文本背后所折射出的则是更深层的文化想象、民族认同等内涵。
这一时期的傣族题材电影与其他“十七年电影”一样,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但《两个巡逻兵》《勐垅沙》《摩雅傣》并不是纯粹说教式的“政治电影”,影片中大量展现了傣族社会文化习俗和边疆原始森林的自然风光,满足了普通观众们对异域傣族文化的他者想象。这三部傣族题材电影的初步尝试,对阶级斗争、民族团结等政治诉求艺术化的演绎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为傣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发端。然而,在1956年,随着彝族题材电影《阿诗玛》被“四人帮”视为“大毒草”,参与《阿诗玛》的电影创作者大部分都遭受牵连,使得电影界一瞬间噤如寒蝉,大量文艺工作者停止创作,这样的气氛持续至“文革”结束。在这期间,不仅没有一部傣族题材电影产出,就连整个云南省都没有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问世。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做出“全党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道路。1979年5月,国家民委召开了机构恢复后的第一次委员会议,讨论了新的时期民族工作的任务和工作重点,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4]在这之后,中国民族地区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思想解放运动给文艺界带来了机遇和希望,“我国正处于政治发展、经济体制、文化空间的转型时期,政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大众文化流行、外来文化大量涌入,社会整体形成多元文化艺术发展的格局,”[5]中国的电影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阵春风中,云南民族译制片厂改建为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使得云南少数民族电影逐步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傣族题材电影也得到了复苏,在影片类型、样式以及内容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多元的景象,其作品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 革命斗争类影片
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绿色的网》和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枪从背后打来》延续了“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电影中“反特”“剿匪”的主题,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绿色的网》主要讲述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解放军高寒与傣族女兵玉香一起穿越原始森林,机智抓捕越南特务岩丙的故事。《枪从背后打来》讲述了傣族少年岩尖与爷爷、玉波在原始森林与偷猎珍稀动物和名贵药材的“蝎子”团伙搏斗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在这两部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打斗场面,给傣族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现了更多的空间,表现了傣族人民英勇斗争、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影片为“为政治服务”的叙事策略更为精巧,通过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来制造矛盾冲突,以此来将傣族内隐于“中华民族”之中,这些影片对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具有着重要意义。
2. 现实生活类
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浪潮之下,产生了一大批记录现实生活、紧跟时代脉搏的影片,其中傣族题材的电影有《相约在凤尾竹下》《台湾情侣的奇遇》《傣女之恋》《相爱在西双版纳》。这类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以男女主角的爱情起伏为叙事主线。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台湾情侣的奇遇》和银都机构有限公司拍摄的《傣女之恋》两部电影可以称之为爱情剧,整个影片以男女主人公的误会和冲突来制造高潮,傣族元素更像是一种装饰,已经可以看出商业片、娱乐片的影子。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相约在凤尾竹下》和云南民族制片厂拍摄的《相爱在西双版纳》两部影片在表现男女主角爱情的同时,还花费大量的场面展现傣族人民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积极学习新知识、进行地方经济建设、共同发展致富等内容,是反映傣族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缩影。这些影片往往还展现了大量的傣族地区自然风光和傣族歌舞,“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 傣族舞蹈承载着傣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形态和经济形态、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生理结构等方面的丰富内容。”[6]它不仅增加了电影内容的观赏价值,还向观众们展现、传递了独特的傣族文化。
3. 古装、神话类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电影产业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逐渐开始了商业片道路的探索。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傣族神话片电影《孔雀公主》在上映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影片改编自傣族神话故事《召树屯和喃木诺娜》,主要讲述了勐板加国的王子召树屯与孔雀国王的女儿楠木诺娜克服重重困难追求爱情的故事。这部剧的商业元素已经比较全面,故事主线是引人无限遐想的神话故事,演员采用当红明星唐国强、李秀明,古装造型和民族风情也贯穿其中,剧中使用的后期特效在当时是足够先进的、引人入胜的,其特效“在1983年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特技奖,菲律宾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特别奖”。[7]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傣女情恨》是一部较为成功的古装片,讲述了清朝末年,清廷官员与召昆土司争夺华侨捐赠云南起义经费的故事。电影中的古装造型、民族服饰、激烈打斗、阴谋诡计、边疆自然风光等元素,是这一时期商业娱乐片吸引观众常用的手段。
4. 儿童类
在傣族题材电影中还有一个独特类型的电影就是儿童类电影。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象》和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象西娜》两部电影在情节上有很多相似的特点,都是傣族小孩寻找大象、和大象建立友谊、保护大象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傣族人民勇敢探索、真诚善良的民族品质。这类影片还与保护稀有动物、傣族社会儿童教育等问题结合,不仅使得电影内容更加丰富,还展现了电影主题的思想深度,是这一时期较为成功的一类傣族题材电影。其中,《红象》这部电影的创作团队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豪华阵容,导演是田壮壮、张建亚和谢小晶,摄影是曾念平、张艺谋、候咏和吕乐,美术是冯小宁,影片主创团队借鉴以往儿童片的经验和教训,认为“在儿童片中,最成功地杜绝说教的方法就是突出影片的形象性、动作性,我们所说的寓教于美,就是尽量让孩子看到。”[8]在电影语言与摄影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创新之处,“《红象》应该是中国电影在经过‘文革’十年的压抑后,第一次系统而大胆地进行的全新的尝试,有意无意地显露出日后‘第五代’特有的风格和艺术追求。”[9]
5. 文化反思类
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化和伤痕文学形成的文化反思浪潮迅速冲到了电影界,出现了一批具有时代痕迹的文化反思电影。《青春祭》是第四代女导演张暖忻的代表作品之一,电影改编自云南女作家张曼菱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讲述了知青李纯在傣族村寨生活的故事。电影以主人公的女性视角、纪实化的手段向观众呈现了文革时期傣族村寨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淳朴善良的傣族人民,“透过傣族人民对美的本能性追求以及符合自然规律的审美观念的表现,反思文革给城市青年造成的美的缺失和青春的丧失,通过主人公与傣族人民审美观念的碰撞,揭示青春的真正含义,展现美的觉醒和青春的复苏。”[10]《青春祭》是一部具有纪实性风格的文化反思电影,影片展现的动乱十年,其主旨是控诉和批判,却温柔得像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卓尔不群的艺术风格在当时是先锋形式的尝试,与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最优秀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11]
这一时期的傣族题材电影继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诸多成功经验,又在影片类型、内容、特效等方面做出了大胆探索,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良好态势。改革开放之初的傣族题材电影延续了“十七年”电影一贯的电影主题和创作风格。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时代的快速变革,电影作为反映时代的一种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痕迹,越来越多的傣族题材电影开始关注现实生活,表达人们的内心诉求,古装、神话类、儿童类、文化反思类等多种类型傣族题材电影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进入21世纪后,傣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2001年,伴随着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不断袭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十分注重文化软实力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迎来了发展新机遇。电影产业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其作为文化商品的属性逐渐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鼓励电影产业的发展,如2003年9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通过《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国内电影发展环境更为宽松成熟。[12]在此期间,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多次提出加强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将影视动漫产业作为云南省十大主导文化产业予以重点支持。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电影市场环境,开始深度探寻民族传统文化,剖析民族社会问题,其主题“转向冷峻的文化思考和展现民族发展现状”。[13]
2008年由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月光下的凤尾竹》,片名取自施光南、倪维德创作的歌曲,是一部傣族题材的女同性恋爱情电影。影片以西双版纳生活的傣族民众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小雨和玉香为情而动、为爱而生的凄美爱情故事,表达了傣族少女对美好人生的渴望。影片将西双版纳自然风貌融入其中,在创作风格上突破了传统傣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模式,在内容上探讨了傣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同性恋”问题之间的摩擦与碰撞,是傣族题材电影发展过程中在内容主题方面进行的一次新尝试。同时,片中借助大量的肢体语言,试图表达这类群体的内心渴求,以主角的情感变化为主线探讨了社会与人性。
2013年首映的电影《飘落的羽毛》,是云南民族制片厂青年导演王艺的处女作。电影主要讲述了画家墨客到傣寨写生,与美丽的傣族少女喃锁相爱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影片以主人公墨客和喃锁的视角,展现了市场化背景下傣寨与大都市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从侧面反映出傣族文化在面对城市文明冲击中的生存困境。影片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不算圆满的结局却更像在诠释一种“遗憾美”,电影大胆地采用油画风格的画面效果,将亚热带风光、傣家风俗等傣族文化收入其中,使得电影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充满了诗意。同时,影片借助傣寨旅游开发这一时代背景,展现了傣族人们勤劳致富的努力场景,从侧面反映出傣族人民自强不息的性格特征以及建设家园的美好愿望。
2016年由云南古滇万国旅游文化影视传播有限公司拍摄的《花腰恋歌》,主要讲述了在新时代号召下,花腰傣族女大学生阿玉回乡开发家乡旅游、振兴民族工艺品,帮助家乡人民实现脱贫致富的励志故事。导演彭蓝郁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先后在傣寨生活一年半的时间,与花腰傣族人民同吃同住,影片对花腰傣族的民族服饰、节日等文化进行了严格的考究,该片在2016年第十三届世界民族电影节上夺得“最佳文化电影奖”和“最佳服装设计奖”两项荣誉。电影紧密结合新时代背景,将傣寨旅游、精准脱贫、美丽乡村建设等多种元素融入其中,在表现过程中又借助老少两代人观念冲突、傣族传统村寨开发等问题,反映了当下傣族村寨乃至全国乡村地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尽管如此,该电影与优秀的“商业片”和“艺术片”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影片中的傣族文化特征给观众更多的感觉像是一种装饰性元素,只是烘托影片气氛,缺乏深度体现傣族文化精神内涵和民族品质的内容。
2017年由上海影球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拍摄的《米花之味》,讲述了外出打工返乡的傣族年轻母亲叶喃与青春期叛逆的女儿之间由陌生、疏离到互相理解的故事,影片主题关涉当代中国乡村留守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影片以傣族留守儿童为主线,展现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教育、医疗以及旅游开发对传统的傣族人民佛教信仰、教育、疾病治疗等文化造成的激烈碰撞,表现了傣族乡村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影片令人意犹未尽的结尾最为观众所称道,母女二人在溶洞里合舞的身影灵动含蓄,“语言在此时是苍白无力的,肢体语言与光影表达在此时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影片注入独特的灵韵力量,似乎也是在试图唤醒观众对于影像美感的感知与认同。”[14]该电影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最为成功的一部影片,不仅获得了诸多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喜爱,还在2017年第1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俄罗斯电影节等电影节荣获多个奖项。
这一时期的傣族题材电影虽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也在极力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从《月光下的凤尾竹》《飘落的羽毛》到《花腰恋歌》《米花之味》,我们不难看出傣族题材电影正在尝试将傣族民族风情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将深度的文化思考和展现民族发展现状相结合,展现当下傣族乃至中国的社会现象及存在的问题,寻求新时代背景下傣族题材电影艺术化发展之路。
傣族题材电影在新中国七十年的发展中大致经历了政治化、多元化、艺术化三个发展阶段,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反思。第一,由政策主导转向市场主导过程中的得与失。经过七十年的发展,傣族题材电影同国内其他电影一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渐由政策性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电影题材也从最初的政治性导向转变为多元化、艺术化的市场导向,在这一过程中,傣族题材电影虽然在数量和类型上有了一定发展,但电影质量却不如从前,少有真正体现傣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第二,一些电影没有触及傣族精神文化内核,也没有反映民族品质,傣族文化元素只是商业片的外衣。电影是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借助这一载体可以使民族文化在民族内外得到广泛推广,加深大众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是,利用电影这一载体传播民族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要让广大民族同胞乃至更多人借助电影这一窗口,了解民族文化、喜欢民族文化、自发保护民族文化、研究民族文化和传承民族文化。第三,傣族题材电影在市场化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傣族题材电影产量偏低、影响力有限、剧本创作人才缺乏、存在粗制滥造现象、影片类型单一等。就拿21世纪以来公开放映的傣族题材电影来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仅仅有四部电影,而已放映的四部电影的影响力范围也都仅限于云南及周边地区,远没有扩及全国,且部分影片粗制滥造现象明显,甚至严重影响到观众对傣族题材电影的整体认识。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断呈现出相互碰撞、交融的发展态势,“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文化发展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们对文化商品消费的需求在不断增加,文化消费市场越来越广阔。因此,根植于傣族传统文化的傣族题材电影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未来发展中大有市场。然而,傣族题材电影要想做到大有所为,需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充分挖掘傣族文化资源,打造优质剧本。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加大对傣族传统服饰、神话传奇、民族节日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力度,并聘请专业编剧、拍摄团队进行电影创作,打造出体现傣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品质的高质量电影。第二,坚持电影的产业属性和事业属性并重。傣族电影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正确处理电影事业和电影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既要着力打造傣族优秀传统文化、边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经典电影题材,又要守正出新,开拓傣族新题材电影内容,创造出体现傣族优秀民族精神品质的精品力作。第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应给予傣族题材电影在税收、贷款等方面更多的扶持和倾斜,为傣族题材电影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第四,要加大人才政策支持力度,邀请国内外知名电影制作团队定期或不定期前往傣族地区采风,了解当地历史文化、民族风情。同时,定期开设本土编剧、表演培训班,让更多熟悉傣族文化的傣族人民参与到其中,让傣族人去讲傣族故事。总之,傣族题材电影创作应深深扎根于傣族的历史价值、民族特色、地域特征等傣族文化特色之中,在尊重傣族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借助影视语言的优越性,创造出更多真正体现傣族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品质的上乘之作。
注释
①排除此类电影的原因是:纪录片和动画片电影往往没有公开上映,影片时长较短,影响力范围较小,如纪录片《傣族泼水节》(徐菡导演),动画片《两只小孔雀》(严定宪导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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