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刘岘版画作品中的苦难人物形象

盛慧

关键词：刘岘；木刻版画；苦难人物形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及历史背景，反映民众的苦难、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意识成为时代对文艺创作的要求，木刻版画也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在当时众多艺术门类中，版画凭借其传播性强、通俗易懂的自身优势脱颖而出。鲁迅先生指出：“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1]于是，鲁迅积极倡导并发起新兴木刻运动，鼓励有志艺术青年拿起刻刀。作为在鲁迅新兴木刻思想的熏陶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版画家，刘岘先生善于观察和记录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并在其作品中表达出对他们发自内心的同情，充分发挥和拓展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精髓，创作出许多刻画难民等苦难人物形象的优秀版画作品，记录了人民真实生活面貌。

一、关于“苦难人物形象”的定义阐释

关于“苦难人物形象”，首先需要理解何谓“苦难”。洪治纲在《先锋文学的苦难原理》一文中说道：“苦难就是人的生命在现实秩序中无法获得正常的维持，由此产生精神上的某种失衡状态。”[2]简言之，“苦难”是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阻碍并且限制了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并最终使人遭受到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伤害。

至于“苦难人物形象”，在本文中即指针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战争蹂躏、生活摧残，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这类群体包括但不限于乞讨者、逃难者等众多苦难人物。对于这些亲身经历过苦难的民众而言，苦难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因此，在刘岘版画作品中出现的这一类人物形象可以被统称为“苦难人物形象”。

二、刘岘版画作品中苦难人物形象分析

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我国社会遭遇史無前例的灾难与动荡，苦难伴随着人民大众。持续的战争给百姓带来无尽的苦难，使他们深陷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刘岘也切身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绝望和痛苦，有感于人民的疾苦，同情那些在死亡边缘挣扎着的底层人民。作为中国人，作为一名木刻家，他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劳苦大众为创作主题，用刀刻画出下层人民的真实生活场景，为他们呐喊。刘岘版画作品中苦难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

（一）乞丐与难民

新中国成立前，贫苦百姓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长年没有固定居所，又因谋生无路，他们只能乞讨、流浪，陷入极端贫苦的边缘，沦落在社会底层中艰难度日。刘岘创作了多幅反映当时乞丐、难民和流浪人群的木刻作品，充分揭示了民不聊生的破败景象，也真切地展现了底层老百姓困苦和悲惨的真实境况。其中，1946年创作的版画《乞讨》就是描绘乞讨者的代表作品之一。我们可以通过图中老人的神情状态，以及用来乞讨的碗看出他以乞讨为生，眼中充满了不安和担忧，期待着过路的好心人能施舍一点食物，画面充斥着生活的辛酸与不易。这凄惨的一幕被刘岘用刻刀真实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刘岘的另一幅版画作品《争食》，刻画了街头争食的饥民们。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显得虚弱憔悴，为了生存不得不抢夺食物。此外，刘岘在创作时深感单幅木刻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于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自编自刻了系列木刻作品《桃花新扇》。其中第三幅版画中残破的墙垣与弥漫的硝烟喻示战争所带来的苦难。为保生命安全，人们不得不扶老携幼逃往他乡，而等待的火车上已挤满了逃难者，刘岘将画面中人们紧张的神态刻画了出来。

刘岘试图用作品对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沉重伤害与摧残进行揭露。这一点也直接反映在他木刻作品《乞丐》《饿毙》《还是难民》等木刻作品中。

（二）纤夫与农民

在左翼美术运动尤其是新兴木刻运动中，版画创作的总体发展日益倾向于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现象，许多木刻艺术家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刻画苦难人物形象。刘岘曾见过许多贫苦农民在田间辛苦劳作，也曾看到纤夫们为了维持生存而拼命工作。这些亲眼所见、所闻与所感，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当时劳苦大众的疾苦。因此，这类苦难人物形象成为他着力表现社会现实的又一选择。

“纤夫”是指那些拉纤绳为生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反映出生活的苦难，也象征着不屈的抗争。刘岘创作于1946年的版画作品《黄河纤夫》（图1），画面中一共有四位纤夫，由近及远一字排开，他们佝偻着身子，背着纤绳，一起朝前迈进，从身体的弯曲角度和肌肉的紧张感可以看出他们的不易。综观整幅作品，纤夫们虽然艰难无助，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在他们身上有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最能体现一个民族在战争年代的精神意志。刘岘用刻刀将纤夫们的坚忍不拔与迎难而上的那股劲表现了出来，诠释并传递着他们的崇高和伟大。

由于受当时左翼美术思想的熏陶，以及出于对农民艰苦生存状况的同情，艺术家们不同程度地认为应该通过艺术来表现中国农民的形象。因此，农民形象逐渐成为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类别，受到版画家们偏爱[3]。刘岘曾目睹劳苦大众处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的凄苦境地。他一向对社会现实十分敏感，这样的社会现象使他对劳苦大众的疾苦更有切肤之痛，进而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他遂以农民形象作为绘画题材，完成了《耕》这一版画作品。在这幅作品中，刘岘刻画了三位辛苦耕地的农民形象。由于是人工拉犁，农民们不得不脱掉鞋，卷起裤腿，光着脚，站在田里，用力拉着绳子向前进。他们虽背对着我们，但是当时农民的艰辛与不易却被刘岘用刻刀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妇女和儿童

在旧中国，妇女和儿童往往最容易受到伤害，受到更多的暴力和虐待。与其他人群相比，妇女和儿童更为无助。鉴于当时中国社会真实的苦难状况，刘岘也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儿童苦难人物形象的优秀版画作品。诸如《没有故事的字》《贫困》《望儿儿未归》《喂饭》等，倾注着他对苦难的中国底层妇女与儿童的深切担忧。其中，在以苦难且无助的女性形象为题材的作品中，刘岘的版画《望儿儿未归》无疑是代表性作品之一。这幅作品是刘岘到重庆期间所作。作品描绘了一位面露愁容的母亲形象，她脸上带着悲伤的神色，极度瘦削的身体上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揭示出她困难的生活处境。这样一位满心期盼儿子归来却一度失望的母亲形象被刘岘准确地刻画了出来。刘岘娴熟而准确地运用疏密线条来描绘母亲的形象，人物的手、头发、脸部细节均采用细腻的线条雕刻，衣服则采用粗犷奔放的线条雕刻，使画面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同时带给观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又如他在《联合画报》上发表的作品《喂饭》，画面主要刻画了三组母子形象。画面中母亲端着破旧的碗将食物喂给自己的孩子吃，前方的母亲神情凝重，后方的母亲则深情地注视着孩子。这幅作品深刻地表现了当时人们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而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以及母亲对食物小心翼翼的爱惜神情更是令人无奈。

刘岘所刻画的底层妇女与儿童，他们的生活处境令人担忧，命运令人同情，作品里流露出悲悯意识，透露着作者强烈的人文情怀。

三、刘岘版画作品中苦难人物形象形成原因

（一）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现实境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岘毅然回国，以木刻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宣传中。1945年刘岘被调往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当时整个重庆气氛压抑，加之雾都潮湿昏暗的自然环境影响，街上随处可见衣衫褴褛的乞丐、讨生计的街头小贩、满面愁容的逃难人群等。刘岘每每看到此情此景，总有一腔愤懑无法抑制。抗日战争虽然结束了，然而笼罩在中国民众头上的苦难并未结束，内战濒临爆发，苦难、贫穷、恐慌、死亡等黑暗的社会现实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人民。这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素材成为刘岘艺术创作中最能引发共鸣、最能触动人心的现实依据。刘岘满眼都是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创作了很多反映当时底层贫苦百姓的木刻作品。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刘岘的创作始终围绕着社会现实，直面百姓疾苦，以刀代笔为百姓呐喊，发挥木刻艺术的积极作用。

（二）鲁迅等进步人士文艺思想的影响

与此同时，受西方普罗美术观和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鲁迅对版画的创作秉持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倾向于“为社会而艺术”，力求翻刻出中国人民现实处境的真实写照。刘岘是在鲁迅先生一手指导下成长起来的木刻家。鲁迅先生经常与刘岘见面、通信，以此传递自己关于版畫的思想观念。在一次书信交流中，鲁迅先生特别指出：“只追求形式技巧容易堕入肤浅，表现主义的木刻技巧可取其部分，多看各种刻法是有益处的，但初学还应当写实、认真。”[4]鲁迅在对刘岘的教导中，尤其主张木刻艺术要具有写实性和社会性，而刘岘也把鲁迅的指导与批评当作自己最有力的鞭策，对他此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于是，在鲁迅的引领下，刘岘用刻刀对当时最真实的社会苦难现状进行刻画，尤其将视线转向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底层的苦难群众。刘岘多次说：“鲁迅先生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我的艺术观，成就了我的艺术道路。”[5]

总结

纵观刘岘的木刻生涯，他始终保持着“真诚”的艺术态度，用木刻反映真实生活，传达劳苦大众之疾苦，用自己的赤诚之心为广大人民服务。他所刻画的底层百姓的苦难人物形象寄托着他对人民大众的情思。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和开拓者，刘岘先生一直秉持着爱国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对中国版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