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徐珂
内容提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于1929年成功举办,其目的是对公众进行艺术启蒙。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展品门类众多,尤为特殊的是设立了参考部,展示出许多古代优秀艺术作品,对艺术启蒙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无论是场馆设置还是门票定价,无不体现着利民性,真正将全国美术展览会举办到广大民众中去。相关会刊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于艺术理论的思考。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对公众艺术启蒙发挥看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公众美育;艺术启蒙
1929年4月10日,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以下简称“第一次全国美展”)终于在上海新普育堂正式开幕。当时的人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尤其是美术教育,蔡元培迫切地希望能够借助第一次全国美展来实现对公众的美术教育。因此,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是全民化的,而不是培养专门的艺术家,这一切都需要第一次全国美展来实现公众的艺术启蒙,让人们了解美,欣赏美,走出艺术懵懂时期。教育部主办第一次全国美展后,颁布了《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组织大纲》,其中第一条就写道:“本会宗旨在汇集全国美术出品陈列展览,唤起国民美术兴味并促进国内美术事业。”由此可见,这次展览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做好公众的艺术启蒙工作,以此来促进国家的美术事业。
一、从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内容来分析对公众的艺术启蒙
(一)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作品审查的独特性
蔡元培在《美展特刊》的序言中指出:“美术之广义,可以包音乐;而其狭义,则我国恒言书画,而欧洲恒言建筑、雕刻、图画。”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不仅有书画作品,还有雕塑、建筑、摄影等各门类的艺术作品,并且单独设立了参考部,其中包含古人书画、西洋作品等。这给第一次全国美展的作品征集活动带来了很多的难题。尤其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传统的绘画传承正受到艺术专门院校的冲击,国内上海、广州等多地形成了单独的绘画派系,各派系之间风格迥然不同,这使得作品征集审查工作面临很大的困难。全国美术展览会总务委员会决定采用“各派自行负责审查”的办法,减少了审查时出现的纠纷,确保了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全国性”不会因派系纷争而有所减弱,前来参观的公众也可以领略到各派系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多元的藝术语言更好地促进了公众的艺术启蒙。
(二)全国美术展览会中参考部的作用
第一次全国美展上的参考部不仅展示了古人绘画,还有近代遗作、西方作品等。在这次展览会上,古画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甚至还有各种古代金石拓本以及器物的展示。这一现象与当时中国博物馆缺失的现状是分不开的,民众没有途径接触古代的佳作,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这使得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功能和博物馆等收藏机构的部分功能实现重叠。全国美术展览会借助这次机会发扬国光,唤醒了公众心中的民族自豪感,使他们在欣赏古人作品的同时,激发出内心对于艺术的渴望。而在后续的展览过程中,参观“古部”的民众也远大于“今部”。尽管“古部”的门票售价更高,依然无法阻挡民众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欣赏。当时的画家已经汲取了西方的艺术语言,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内容是前卫的、充满先锋精神的。可对于处在艺术懵懂期的普通大众来说,欣赏作品时可能会出现艺术作品与艺术思维脱节的现象,因此接受了中华文化五千年沉淀的民众更加能适应传统绘画带来的艺术感受。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参考部中的古代作品是一服艺术启蒙的良药。
(三)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特约出品制度的意义
1929年2月19日,主办人员在全国美术展览会总务会议中确定了第一次全国美展特约出品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特约人员的选定全凭评委的个人喜好,不仅破坏了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公平性,同时也滋生出许多门户之争。尽管有诸多弊端,第一次全国美展的特约出品制度却有着不可取缔性。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书画名家并不适应这种以欧洲沙龙为原型的美术展览,他们在思想上保留着“聊以自娱耳”的文人气息,对于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评审组审查、挑选是不屑的。如果第一次全国美展没有采取特约出品免审制度,将损失一大批名家作品的参展机会,展览会的质量和普遍性将会大打折扣,民众也无法从低质量的美术展览会中获得艺术启蒙。同样,如果参加展览会的作品都出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之手,那么第一次全国美展也就无法在心理上获得公众的认同感,更没有办法要求公众从展览会上有所学习了。这绝非危言耸听,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就因为取消了特约出品制度而导致当时多数名家的缺席,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全国性”无法落到实处。关于书画名家对审查的态度,陆丹林在《二全美展观后感》一文中说道:“于他们孜孜矻矻潜心研究,在社会上负了盛名,或在学校担任教授多年,名誉地位,得了相当信仰,今因出品美展,而要受人审查他的作品,重新估定他的价值。虽然真金不怕红炉火,好的作品,自然有目其赏,无所畏惧落选。但是艺术家是各有主见,他们多不肯如此干的,要是如此,只有不出品。他们自计在社会上所得来的名誉地位,用不着参加什么展览会来增加他的声价。况且,艺术宗派很多,见解各异,谁有资格审查谁的作品,还是一个问题。”鉴于这样的心理,想让当时社会上的名家参加第一次全国美展只能依靠特约出品免审制度,这样的做法也保证了公众能更好地接受全国美展带来的艺术启蒙教育。
二、从展出形式来分析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对公众的艺术启蒙
(一)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场馆设置的优势
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场馆设定也如同它的诞生一样充满波折。在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美展无疑是最符合情理,也最具有说服力的。然而在南京举行展览会却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1929年初,南京中山陵建成,需要迎孙中山棺椁入葬,这一政治任务耗费南京大部分的人力物力;其次,南京还不具备容纳如此多作品及观众的场馆。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条件都成了第一次全国美展举行地的不二选择。上海在当时是国内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人员十分密集,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美展,周边城市甚至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能便利地参观展览,客流量也会有所增加。全国美术展览会筹委会委员之一的李朴园在《美展会答人》中说道:“普通地说,上海的交通,无论如何要比南京便利得多。美术展览会第一不像‘行政院、立法院那样合有永久性……在这一个月的短短的期中,便要想到从外国来的观客,从边省来的观客,从内地来的观客……假使交通不大便利,他们也来得及吗?况且艺术兴趣顶薄弱、经济情形很困乏的中国人,能省几个钱的时候谁也不肯多费呀!”文中也分析了上海人口多且杂,正符合“要把艺术播到民间去”的理念。李朴园特别强调第一次全国美展不是专门开给上流社会的,而是开给所有民众看的。鉴于这些原因,筹备组最终决定将上海的新普育堂作为第一次全国美展的举行地。整个场馆布置独具匠心,在场馆设置上极大地发挥了第一次全国美展的美育功能。民众在参观美术展览时不仅可以从作品中受到艺术启蒙,更可以从展览会的布置、声乐等中感受“美”的浸润。
(二)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售票方式的利民性
在《申报》上登出的《全国美术展览会通告第十号》一文详尽说明了第一次全国美展的票价信息:“普通入览券小洋两角,长期券大洋两元;参考部入览券小洋四角,长期券大洋五元。教育团体入览券小洋一角。”对比这一时期上海的物价,展览会的门票定价是可以被大多数民众接受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的本意在于唤起民众的美术兴味,如果定价过高,第一次全国美展最终还是会沦为上流社会的专属,而对普通民众甚至会产生反作用,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自身与艺术之间的差距之大,从而出现望而生畏的现象。为了实现第一次全国美展的“全国性”,票价不宜过高。可是票价太低甚至免费观看也是不可取的,这会使得第一次全国美展变成公园、广场之类休闲娱乐的场所,前来参观展览的民众将不会抱有钻研学习的态度。并且入览票价的降低势必会导致参观人数的大幅增长。在1929年4月18日下午,第一次全国美展就因为庆祝活动而免费开放半天,根据《民国日报》登出的文章,当时是“一时观者,骤增数千人,大有山阴道络绎不绝之概”。由此可见免费开放导致的人数众多,第一次全国美展假使全部采用低票价或免费开放的形式,人员众多的情况会使得真正对艺术感兴趣的民众无法专心观展。
从第一次全国美展的价目设置可以看出入览券分为普通入览券和参考部入览券。参考部原本是第一次全国美展的特殊部门,设立本意是为现当代的画家提供一个观摩学习古代作品的机会,但在第一次全国美展开幕以来,参考部却隐隐有盖过普通展览的势头。这源于中国收藏界长久以来的一个弊病——“秘藏”,许多收藏家保留着“秘不示人”的陋习,而这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设置参考部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千百年来的弊病,修复艺术与公众之间的裂痕,努力将“美术大众化”落到实处。展览会采取两个部门分别售票的方式是考虑到公众的不同需求:观摩古代佳作的学者和感受传统艺术熏陶的民众可以选择参观参考部,想了解当代画家创作的民众可以选择参观二楼的普通部。对于受不同美术教育的公众而言,分开售票就等同于因材施教,使公众可以更好地感受到第一次全国美展的美术教育功能。在入览券价目表中,教育团体的票价更低,这不仅是对于青少年学习的鼓励,更是为学生团体接受美术教育提供了更优良的环境。
三、从学术成果来分析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对公众的艺术启蒙
(一)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刊承载的学术意义
以徐志摩、陈小蝶为首的第一次全国美展编辑组将展览会刊物的形式定为与展览同步的会刊和展览后的特刊相结合的形式。这一形式成功地为第一次全国美展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也被此后历届展览会沿用。公众对第一次全国美展中展品的欣赏往往会受到自身眼界、学历以及喜好等诸多方面的制约,艺术家希望通过展品向观众传达的情感及思想往往会因为这些因素制约而大打折扣,导致第一次全国美展的艺术启蒙作用无法顺利进行。展览会刊物正是从文字方面来对民众进行学术理论上的启蒙,与展览同步的会刊和展品相辅相成,展品激发民众观展时的情绪,会刊引起民众观展后的深度思考。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刊的文章,从展览的本质、对于艺术的态度以及对各门类艺术及艺术家的介绍等诸多方面为公众提供了空前的学术思索空间,对于当时公众的艺术启蒙有着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二)“二徐之争”对于学术争鸣的启迪
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会刊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徐志摩与徐悲鸿关于“如何看待写实派和现代派绘画”问题上的争论。徐悲鸿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会刊(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惑》中激动地称塞尚、马蒂斯等人的作品为无耻之作;而徐志摩在同期的刊物中发表了文章《我也“惑”》进行回应,称徐悲鸿的言辞“过于严重”。这场争论表面上是对现代艺术家的批评,实质上是对两种艺术表现形式的争论。而在当时国内外动荡不安的大背景下,这种创作形式真正思考的是:艺术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救赎人民还是为了探究人性?这样深层次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公众对艺术的本质及其目的的思考,对于公众在艺术理论方面的启蒙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徐志摩作为美展会刊的主编之一,由他带头的这次争论是为批评家提供了榜样,鼓励了专业人士及普通民众的学术争鸣精神,为第一次全国美展众多优秀刊物的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徐之争”在当时的美术界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民众对这个争论的热情越发高涨,连带着对美术展览会的兴趣也浓厚起来。许多艺术团体与艺术杂志就是在这个时期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对于公众的美术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四、结语
从第一次被提议到成功举办,第一次全国美展一直肩负着为公众提供美术教育的使命。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民众对于新提出的美育思想尚且没有清晰的了解,这时急需一次全国性的活动来为公众进行艺术启蒙,让民众了解美、欣赏美、追求美。第一次全国美展就是在这样殷切的期盼中进行的,它的举办不能如同平常的美术展览一样仅仅是对近期艺术家作品的展示,它承载的是艺术界对于全民艺术化的追求。第一次全国美展无论是展品内容、展出形式还是传递出的学术思考,都在为民众的艺术启蒙做着全方位的考虑。民众通过第一次全国美展收获的不仅仅是当时展览会上展品的艺术冲击,更多的是此后逐渐活跃起来的艺术团体与艺术展览对民众的深远影响。第一次全国美展的艺术启蒙工作绝不仅限于普通民眾,对于有着艺术基础的专业人士也是一次艺术理念转变的启蒙,中国的艺术道路从此翻开一个崭新的篇章。
约稿、责编:史春霖、金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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