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曾忆嘉陵水》作品赏析

徐华

石鲁（1919—1982），原名冯亚珩，1919年12月生于四川省仁寿县文公镇。早年就学于成都东方美专。1940年赴延安入陕北公学院，成为一位革命艺术家，从事版画创作，后专攻中国画。石鲁的绘画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以形写神”的写实阶段;“以神造型”的写意阶段;“得意忘形”的大写意阶段，石鲁全力进入文人画的现代蜕变，走向其艺术的高峰。本文试从石鲁创作《曾忆嘉陵水》册页作品的缘起来探讨该作品内涵及审美特征。

一、《曾忆嘉陵水》由来

1975年，石鲁患上了肺结核病，身体病衰，可是他仍然坚持写诗和绘画创作。这一年春天，石鲁为其老乡郭琦创作四幅册页，《曾忆嘉陵水》图为册页中的一幅山水画。

郭琦（1917—1990），四川乐山人，曾任西北大学校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为石鲁的同乡与挚友。石鲁赠送郭琦的《曾忆嘉陵水》作品，是石鲁晚年不可多得的杰作。笔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以了解该画由来和创作过程。据郭琦在《画坛怪杰石鲁绝笔之作》一文中回忆：

《嘉州山水》（《曾忆嘉陵水》）这幅山水册页作品石鲁是根据回忆创作的。那一天上午从九点开始，石鲁边磨墨边与他聊天，海阔天空地谈到十一点才开笔。实际上他是在闲谈中构思。石鲁平时对求画不轻易允诺，即使允诺了也迟迟不动笔。他有次题赠友人书法曰“惜墨如金”。他在落墨之前确是如此，不肯轻易地落墨，总要构思良苦，酝酿足了才下笔。这幅山水图从上午十一点开笔，完成时已是正午一点，不过两个小时不到，而此画的酝酿构思时间则大大超过作画时间。

随后我们一面吃饭，一面赏画。他津津乐道当年去大佛寺时，在江边候渡船，听见隔江吆喊：“娃儿，快搬船过来，吃豆花儿！”他是用地道的乐山土话说的。

石鲁的儿子石果对笔者说：“‘文革期间，我多次陪着父亲去郭琦家吃饭喝酒，郭琦是个美食家，他之前在师范大学，后来去了西北大学。郭琦也经常带个大笼子（上面是菜，下面是饭和两瓶酒），到美协后院找我父亲。我父亲的画室和住处在一起，小房子一边是床，一边是画案。郭琦来了，晚上累了就睡在父亲的床上。我父亲就给他画画，画一晚上。床上的郭琦呼呼地睡，父亲又吃又画。当年父亲给郭琦画了很多作品。他们俩太熟了，郭琦每次来了就要画。父亲给他画，还画了一些华山题材的作品。”郭琦回忆文章中所说一起吃饭、赏画是一种常态，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石鲁的创作才会妙笔生花。

《曾忆嘉陵水》画的是嘉州山水。嘉州即今日四川乐山，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凌云山隔江与城对峙，唐代海通和尚在依山临江的崖壁上雕凿一尊高120米的石刻弥勒大佛，大佛依岩端坐，俯视三江，头在山顶，脚踏江边，体态雍容，神情安详。大佛正面对从山地涌来冲向平原的大渡河，大佛可以起到减缓水势的作用。而大佛顶侧为东坡楼，为苏东坡少年时读书处，登楼远眺三峨，近观城郭。从乐山城上瞭望，下窥三江，九顶、三峨罗列左右，人们常称乐山的风景是嘉峨并秀。凌云山地理位置上既有林泉之幽，又避开城郭之嚣。苏东坡离川后被贬官杭州时，还怀念嘉州山水，曾作诗云：“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可见其在苏东坡心中的地位，万户侯可以不当，韩荆州也可以不结识，但嘉州太守他还是愿意做，以便经常载酒游凌云山。乐山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嘉陵江水悠悠，这里多是文人骚客造访之胜地，由此不难理解石鲁为什么喜好乐山。

二、《曾忆嘉陵水》审美特征

石鲁所画的《曾忆嘉陵水》为纸本册页，纵38厘米，横55厘米。最早由《美术通讯》刊发，代定为1975年，名为《嘉州山水》。后来在多本画册中出版。当年，石鲁《曾忆嘉陵水》作品创作之时，他的绘画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说：“我要画我的画，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我不画别人的画，也不画过去的画儿，一切都重新来。”《曾忆嘉陵水》这幅作品描写的是从嘉陵江岸远看乐山的景致，此画石鲁是根据回忆创作的。

1.匠心构图

石鲁笔下的《曾忆嘉陵水》作品，构图独具匠心。欣赏这幅作品，我们要特别关注画面的留白。中国画向来注重黑白关系，即所谓的“计白当黑”。画面中的虚空（白）处，当作实画（黑）一样布置安排。有时虽无着墨，亦为整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画家利用黑白块面分割画面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来取得虚实相生的妙用。画面中的白有时是画面的眼，会让观者产生多种联想。《曾忆嘉陵水》通过团块的墨色逼出蜿蜒曲折的江水，使得迂回的江水变得神奇莫测。宋代郭熙曰：“目不见素绢，手不知笔墨，磊磊落落，杳杳冥冥，莫非吾语。”在中国哲学观里，宇宙太虚充满了气，这气混茫一片难以目辨。若登高远望，旷远处没有峰峦树木，云烟浩浩，有恍兮惚兮之感。由于宇宙虚虚实实的变化，中国画中的笔墨也呈现着一种“虚实相生”“以虚代实”的特点。画面虚处可以是天、水，也可以是云气，此画中的白既是江河云气，也是画面联想的眼。

石鲁《曾忆嘉陵水》整幅作品采取虛实对比的手法，画面大气磅礴。近处城郭表现语言吸收了版画和剪纸造型手法，画面呈三角形布局。密集的浓墨中的屋宇挤出白墙灰瓦，看似粗犷，实则房屋上方的一点留白都是非常讲究的，大与小、方与圆、曲与直，密与疏，都处理得很到位。画面中回廊、花窗以及屋顶的一砖一瓦都处理得相当细致。远山虚写，给人无尽遐想，大佛、东坡楼、大佛寺、乌龙寺都在笔墨云烟之中，既无所在，又无所不在。浓淡对比，以表远近虚实之状。画面右侧江面用朱砂题诗一首，诗情画意，让人浮想联翩。这幅画题款的位置和形状很特别。笔者曾试着把落款放在左边，则会把画面的气口堵住;若放在上或下，画面则会被划分成两部分。石鲁认为：“国画里的题款，绝不能单看是标题目，记年号，贴标签。它是整个构图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文人画特别讲究这一点。题款失当，可以使一幅画前功尽弃。题款的文辞，字体、位置、字迹大小、字的组合形体、印章形状和大小，等等，都要与画面格调一致，或相辅相成，不能草率为之。”石鲁认为画面落款盖章也是画面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落款的细节直接影响这画的最后效果。他用朱砂写出的七行落款，放在了画面右边的空白处，把整幅贯串在一起，同时使画面形成大“s”状，红色题款与江面点景的小船形成左右的呼应关系。同时，朱砂色块状的题款会给人太阳的联想，画面明亮了许多。

石鲁1962年创作的《江山城郭图》，与《曾忆嘉陵水》表现江南房屋的方法相似，同样应用了版画和剪纸的手法，在笔墨上与后来的作品比较则显得更加柔和滋润。

2.笔墨之情

石鲁在中国画创作中，把笔墨幻化为刀、戈、斧，把自己幻化为战无不胜的斗士。创作对于他而言就是战斗，就是刺向敌人的剑，冷峻与疯狂，豪迈与孤愤，荒诞与崇高，都体现在其作品当中。《曾忆嘉陵水》为石鲁后期绘画作品，他的笔墨之变和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宋人韩拙在《山水纯全集》“论笔墨格法之病”中认为，运笔有“三病”，“笔迹外露”“妄生圭角”是“刻”病。石鲁刀刻的笔墨恰恰是圭角外露的取向，而这种笔墨语言则是石鲁自己的风格。同样是书愤的，八大的笔墨既独立又合拍于古训，石鲁的笔墨和传统拉开了距离，同时也有反传统的意识。我们细细研读其绘画与书法作品，不难发现他将中国金石之法用于创作之中，把毛笔运用成钢凿斧刻之态，把拙、涩、重、毛的毛笔属性用到了极致。所以他的作品呈现的是一种浑厚、苍拙、阳刚的审美，充满了激情与力量。石鲁说：“画有我之思想，则有我之笔墨，画无我之思想，则徒做古人和自然之笔墨奴隶……若既有我之思想情意，则有笔墨也。”他讲画有笔墨则思想活，无笔墨则思想死。他认为：“言笔墨，意随当物理。物为本，意为变，因物而生意，以意而托物，方可穷物而尽意也。……故当知天、知地、知人、知物，不可依葫芦画瓢。”

石鲁创作的《曾忆嘉陵水》饱含着浓浓的家乡情。郭琦说：

石鲁对乐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他对我母亲所做的乐山味的菜，总是赞不绝口，特别是自己推的豆花，郫县胡豆瓣作料，要吃三盘，豆渣儿都要带走。一面喝酒，一面高喊：“此味儿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尝。”

可见石鲁对家乡的熟悉和热爱。他虽然画的是嘉陵江，实则画的是家乡的人和物，画的是对家乡的思念。1939年石鲁离川奔赴延安前，还专去乐山和峨眉，向故乡告别，当年的仁寿县属于嘉定府管辖。

3.以意造境

在艺术创作中，石鲁强调要把情感放在首位：“感情是呼唤起生活的真金……情之所至，金石为开，情之所钟，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绘画之为艺术，不仅言事，重在言情，事简而情深，事少而情广。”对于艺术家来说，生活不是冰冷的描述，不是照抄生活中人与物，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把生活转换成主观的情，作品有了真情，才能通神。“画贵全神，而神有我神、他神。入他神者，我化为物;入我神者，物化为我。然合二为一则全矣。故我之观物，先神而后形，由形而复神。凡物我之感应莫先乎神交，无神虽视亦无睹。神先入为主，我则沿神而穷形，以动而制静。形熟而可默想，固当以写生与默写为记载。”

《曾忆嘉陵水》石鲁的探索隐含着从重“神”到重“意”的变化，他的山水入手就带着强烈的主观表现性和笔墨自主性。《曾忆嘉陵水》并非我们眼睛的直观再现，而是一种主观情绪的表达。他一面强调“为生活传精神”，一面又强调把山水“当作人来画”“当成个大人来画”。山水即人的思想，是人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深刻思想，也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化。所以石鲁笔下的山水画给人惊心动魄、高亢激昂、墨色酣畅、痛快淋漓之感。石鲁山水是其人格和美学品格的体现，画面中山的境界是壮美的精神品格。这是通过画外之意象来实现的，天、地与人的统一构成了一种被强化的美。石鲁是一个思想型的画家。他提出了诸多的绘画思想，如“生活为我出新意，我为生活传精神”“笔墨形容物象”“山水即人、人亦山水”成为新时期中国绘画重要的理论成果。石鲁的绘画注重感受、直觉，更注重绘画的“意”的深刻表达，不求表面的逼真，而求绘画寓意性的侧面书写，注重写意心性与情感的自然流露，最终形成“赋比兴”式的大写意绘画风格。

4.题跋之意

《曾忆嘉陵水》右侧中部题款写道：

石鲁说：册页画有时比正式的展览画、出版画更有价值，因为册页画不是为赶形势、装样子的，而多是朋友间交流感情和技艺的，有时也是画家自己的“日记”，有更多的真情实感。题款云“曾忆嘉陵水”，嘉陵江本在重庆，这里泛指故乡的水。石鲁同郭琦都是在嘉陵江边长大的，题款开头就是“曾忆嘉陵水”，此情此景，使他们似乎回到了少年时代。故乡就在笔端，故乡就在心里，这喻示着他们当初的告别，既非游山玩水，也非上学求官，而是慷慨上战场。“清心有几人”，石鲁在面对故乡江水之景时联想到“清心”，有谁知我心？我心之诚、之真，日月苍天可鉴。面对现状，两种不同的境界，耐人寻味。第三句“依栏犹滴泪”，给人无穷的遐想，是当时登东坡楼滴泪，还是作画时回忆过去而滴泪？最后一句“洒酒逐江魂”，石鲁此时只能借酒以沉醉，借书画以书愤。

综上可见，石鲁在创作《曾忆嘉陵水》时，他表达的是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好朋友的一片真情。画面题跋也让我们了解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讓人感慨万千。石鲁去世后，郭琦写挽联：“惯惹千夫所指，野怪乱黑，毁誉随他。论久则明，讵识长安画派，艺苑争夸添异彩！不失赤子之心，谐谑痴狂，高下在我。天胡不吊，永怀蜀道故人，黄垆谁与话平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