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嘉陵江上(上)——“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考论

沈 冬

内容提要：“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9年的重庆嘉陵江畔、浮屠关上,为时三年即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是日后“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本文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及(中国)台湾“国史馆”、重庆市档案馆中的一手数据,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本文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并尝试解答,首先音干班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为何他以一人之力能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二、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转型过程是否有争议?三、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如何?本文根据上述一手文献加以梳理。其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历史的定评。本文论述的对象虽然是制度规章,但核心精神仍聚焦于人;试图阐发这些音乐人如何锲而不舍的努力,为战争中饱受摧残的音乐教育留下一线生机,并为他们战乱中徘徊于嘉陵江畔,悲欣交集的岁月留下较清晰的图像。

谨以此文

纪念“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成立八十年

歌曲《嘉陵江上》创作八十年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

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一切欢笑和梦想。

——《嘉陵江上》(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

一、研究缘起

2013年笔者进行作曲家周蓝萍(1926—1971)的研究,①埋首于台北“台湾图书馆”聆听该馆收藏的“中国广播公司”音乐数据。周蓝萍出身于“中广国乐团”,他的音乐作品包括数百首流行歌曲,上百部电影音乐,因去世太早,资料散佚,笔者尝试多方爬梳,在“台湾图书馆”典藏的“中广公司”广播剧《魂断嘉陵江》(1956年)中,②突然听到剧前报幕：“剧中插曲由周蓝萍先生担任”。在此之前,所有访谈对象都提及周蓝萍是一位不错的男高音,可惜并无录音传世,如今竟然在尘封的录音档案中找到了他的原音演唱,岂不令人大喜过望。

《魂断嘉陵江》的剧情是抗战时期发生在四川嘉陵江畔的故事,剧中男主角专攻声乐,剧中两段无伴奏练唱就是周蓝萍的歌声。一段是贺绿汀曲、端木蕻良词的《嘉陵江上》,另一是夏之秋曲、戴天道词的《思乡曲》,两首都是艺术歌曲风的抗日救亡歌咏,切合剧中设定抗战时期重庆的背景,以及男主角专攻音乐的身份。有关周蓝萍的记载中大概都提到,他曾在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下称“中训团”“音干班”)求学,而就笔者所知,贺绿汀、夏之秋也曾是音干班的教官,这部广播剧的情境让笔者联想到周蓝萍在音干班的求学经历,因而对音干班产生了研究兴趣。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是《嘉陵江上》的歌词。本文以此为题,因为此曲创作于1939年,正是音干班在重庆嘉陵江畔浮图关成立的时候。就所见数据,这首歌是音干班的表演曲目之一,所以出于音干班学生周蓝萍之口毫不意外,甚至不无可能是音干班教官贺绿汀亲授。笔者尝试研究音干班,原始动机是为了理解周蓝萍在大陆的求学生涯,其后发现音干班是抗战时期音乐教育一个未经充分探讨的课题,扩而大之,更是许许多多在战火中远离故乡而“徘徊在嘉陵江上”的音乐人的一页青春,这是本研究最深刻的意义所在。

有关音干班,最值得参考的一手资料是中训团的机关刊物——《中央训练团团刊》。由1939年12月到1944年6月,每周出刊,登载各种团务新闻、人事更迭、活动、考试、会议、训词,也有不少音干班的讯息。这份刊物已经完整数字化,刊登的讯息以音干班第一期为主,第一期以后的报道明显偏少。同样重要的,是1944年中训团编纂的《复兴关训练集》,③此书简要记录了中训团各个专班的发展沿革、规章制度、训练内容等,可谓是主事者自行整理的中训团历史。(中国)台湾“国史馆”庋藏《民国档案》《蒋中正总统文物》《陈诚副总统文物》中也有部分中训团原始资料。笔者也曾亲赴重庆沙坪坝的“重庆市档案馆”搜检史料。可惜的是,除了一本珍贵的第一期通讯簿以外,其他数据所余无几,④另外,音干班学员队少将大队长程子仁的专文《回忆中训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人名细节颇多讹误,但由于是亲身经历,仍然值得参考。⑤本文的主要根据,即《中央训练团团刊》《复兴关训练集》,台湾“国史馆”、重庆档案馆专文等一手数据,以及程子仁的亲身回忆。

关于音干班的研究相对较少,一来这仅是一个小题目,二来数据不易搜求,如本文参考的《中央训练团团刊》、台湾“国史馆”档案,都是难得的文献,现存研究多未援引,应是作者不曾寓目。当然,更可能的原因是此一课题与国民党相关,大陆学者或有所避忌。就个人所见,迄今与音干班直接相关的研究,只有冯雷的博士论文《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⑥以及陈聆群先生与冯雷合作的研究计划《抗战时期上海音乐学院变迁史论：1937—1945年》,⑦前者将音干班附在“国立音乐院分院”章节,以胪列史料为主,叙多论少。后者为研究项目的结案报告,资料较丰富,对于若干重要问题,如音干班为何不并入国立音乐院而另立“分院”,吴伯超(1903—1949)、戴粹伦(1912—1981)的角色功能、⑧总院与分院关系等问题,都有深入讨论。这两本作品中,音干班都不是讨论的主体,篇幅不多,且重点在于制度变迁,对于实际教学及学校生活并未多加着墨。另一类作品大抵是针对吴伯超先生的研究或回忆,谈到他在重庆的生活时附带论及音干班,⑨值得一提的是,周冰颖、孙伟的《吴伯超其人考论》一文首次提出音干班是一个“娱乐兼音乐培训的临时集体”,此说也被李莉、田可文《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一文承袭。⑩就笔者所见,此种对音干班的“定性”有根本的误解,是源于对数据的掌握不够完整,甚至可能是对国民党已有了特定评价所致。

本文提出如下几个问题,以尝试较全面地呈现音干班。首先,音干班的成立是国立音专的毕业生华文宪(1899—1940)一手推动,他在音干班成立的第二年就积劳去世,可说是为了音干班鞠躬尽瘁,本文尝试解答华文宪为何能以一人之力在战时推动一个音乐学校的设立。他去世太早,近现代音乐史上几乎无人论述,本文也将略作申论。其次,音干班日后转型为国立音乐院分院,本文将指陈其转型过程的争议。其三,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依上述一手文献,铺陈音干班的师生、教学、考试、实习,及学校生活种种情况,以解答学者提出音干班是否为“娱乐兼音乐培训的临时集体”的问题。其四,本文也将为音干班的意义及其影响作一历史的定评。

多年以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指出,习史者必须带有“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郭乃安先生也大声疾呼“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本文希望跳出刻板的制度变迁、冰冷的政治敌我,以带有温度的眼光,重新审视并发现战火之下的这一批音乐人——包括老师、学生,他们的教学、生活,以及他们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2019年是《嘉陵江上》创作的80年,也是音干班成立的80年,本文的撰写,试图追寻这些80年前徘徊于嘉陵江畔的音乐人,也是对他们在战火中为音乐的坚持付出聊表敬意。

二、华文宪与音干班的始末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的音乐教育机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办理,成立于1939年(民国27年)初,1942年(民国31年)底转型为国立音乐院松林岗分院。抗战军兴之后,在蒋介石“训练重于作战”的指示下,从中央到各省市普遍设立干部训练机构。“中央训练团”于1938年(民国27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之时成立于武汉,其任务是为国民党培训干部,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等三位上将任团附,陈诚上将任教育长,可以想见其重要性。中训团虽是党务机构,但并非文职,而是在“军事委员会”之下,完全采用军事训练、军事管理。中训团随政府西迁入蜀,1938年(民国28年)落脚于蒋介石亲择的重庆“浮图关”,改名为“复兴关”,训练业务于是焉蓬勃展开。

当年受训学员对浮图关的地理形势有如此描写：

复兴关,原名浮图关,峙立在重庆雾都的西郊,恰在两江之中,竚立两江之中,竚立关顶,嘉陵江澄碧蜿蜒,长江雄伟奔放,在重庆市南端的朝天门下,汇合为一,浩荡东下,江山胜景,尽收眼底。

在这天府之国,两江交会、形势冲要之地,音干班度过了三年多的岁月。中训团办理各种训练专班,如党政、兵役、社会工作、军法人员、新闻等,音干班也是其中之一。其实早在1938年李抱忱先生撰写的《抗战期间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中就已规划了“音乐干部训练机关”。但无可否认,音干班的具体落实,主要推手是国立音专第二届毕业的校友华文宪,赵广晖《现代中国音乐史纲》指出：

当时任职于军事委员会,自上海音专毕业的华文宪先生,因鉴于音乐人才的缺乏,为统一全国乐教期以砥砺民心士气,特建议政府当局,而在中央训练团内增设音乐干部训练班,虽在财经及物力的极端艰困情况下,由于华氏的谋国热忱及坚决意志,感动了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因而特准设立此一音乐干部训练班。

这段记载让人疑窦丛生。华文宪何德何能?又有何等关系?如何能以一人之力说服最高当局,在物资极度窘迫的战时,设立一个规模不小的音乐教育机构?他又是出于什么动机而大费周章推动此事呢?现存研究对此均无解答,试分析如下。

图1 华文宪(据上海音乐学院校友资料)

华文宪逝世之后,《中央训练团团刊》刊出《华文宪先生生平事略》,以下据此对华文宪的生平略作介绍：

华文宪,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1940年(民国29年)8月26日卒于重庆音干班副主任任上。浙江临海人,家世务农,三岁丧父,九岁丧母,由叔父抚养长大。18岁中学毕业后,由于家贫无法升学,任教于浙江省立十一师范五年。因求知心切,23岁考入南京中央大学,不到三年又因家计而辍学,进入省立六中教书。因为深感教育为国之大计,先后捐资创办中小学,又因醉心音乐,购买琴书自修学习。

华文宪于1926年(民国15年)加入国民党,北伐军兴时已参与党务和军中工作,冒生命危险,迭建功绩,后来因病离开军中,1929年(民国18年)夏考入国立音专,主修声乐,师从胡周淑安、苏石林等老师,当时他已29岁,据说师长担心他年纪过大,颇有疑虑,但他刻苦自学,成绩甚佳,为补生计之不足,课余还在沪杭中学兼职。国立音专毕业后,他一直在军事及党务机构担任音乐教官。1933年蒋介石为了培训军队中坚干部而成立“庐山军官训练团”,1935年成立“峨眉军官训练团”,华文宪都是教官中的一员,可谓是国民党的核心干部。笔者查阅台湾“国史馆”史料,在陈诚副总统文物里,华文宪的名字屡次出现。

《庐山受训记》记载训练团授课日程,“学术讲解”中有“音乐”课,注明“教官华文宪”,逐日记载,略如下：

二十三年九月三日降旗后华教官教授党歌,在教歌前并讲音乐要旨……

九月四日下午降旗后华教官教唱歌……

九月四日下午七时电影未映前并由华先生教授唱歌……

九月六日下午降旗后华教官教授唱歌并略作关于音乐之演讲……

由以上这些记载,清楚可见华文宪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非比寻常,在专门训练精英的军官训练团里,他即使不是唯一,至少也是首席的音乐教官,而他的教学,是蒋介石的左右手陈诚也在旁认真听课,并且发为论述的。程子仁在音干班的回忆中提到华文宪,说“他是蒋介石在南昌办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干部,在广州分校是‘新生活运动’的主持人”。更值得注意的,是《陈诚副总统文物》中有一份《中央训练团军官佐简明履历册》(图2),“教育委员会”在十二位委员之后,排名第一的“教官”就是华文宪,而排在他之后则是“少将教官”,可见华文宪虽然不领军阶,但他的地位甚至在少将之上。重庆档案馆收藏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一期职教学员通讯簿》里,华文宪的头衔载明为“同少将副主任”,华文宪去世时,《中央训练团团刊》特地将第40期编为《华文宪先生纪念专号》(图3),第一篇文章就是“团长蒋中正”的《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其他还有吴伯超作曲《华副主任文宪挽歌》(图4)、祭文、挽词、挽联,靡不毕录,备极哀荣。凡此种种,显示华文宪与国民党高层不但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地位崇高,颇受尊敬,因此有能力直达天听,推动音干班的设立。

图2 《中央训练团军官佐简明履历册》中,华文宪位列教官第一,在少将之前。(台湾“国史馆”藏)

图3 《中央训练团团刊》40,刊头下方注明为“华文宪先生纪念专号”

图4 《华副主任文宪挽歌》(吴伯超曲,刘典青词,载《中央训练团团刊》40)

值得附带一提的是,华文宪生平的音乐作品不多,包括《中央训练团团歌》等日后都已不再流传,但有一首他填词的歌曲在台湾流传了半世纪,即《骊歌》(又名《友谊天长地久》,图5),原曲为苏格兰民谣Auld Lang Syne,华文宪重新填词,两段歌词如下：

骊歌初动,离情辘辘,惊惜韶光匆促,毋忘所训,谨遵所嘱,从今知行弥笃;更愿诸君,矢勤矢勇,指戈长白山麓,去矣男儿,切莫踟蹰,矢志复兴民族。

怀昔叙首,朝夕同堂,亲爱兮未能忘;今朝隔别,天各一方,山高兮水又长;依稀往事,费煞思量,一思兮一心伤;前途茫茫,何时相见,相见兮在何方。

华文宪其实是位文学青年,国立音专校刊《音》里,有不少他发表的短诗小文,这首《骊歌》歌词典雅,寓意深远,尤其是“指戈长白山麓”一句,显然是指九一八事变日人强占东北而言。华文宪去世以后,20世纪40年代中叶《中央训练团团刊》已经刊载了歌谱,1949年以后此曲成为台湾各级中小学毕业必唱的歌曲,广泛流传,但填词者华文宪的名字早已湮没不彰了。

回到音干班,华文宪为什么心心念念要成立音干班呢?《复兴关训练集》谈到音干班设立目的,开宗明义指出“建立国防音乐,恢复礼乐合一之民族精神”。重庆陪都时期的国民政府,虽然连年争战,却力求回归文化本原,以陈立夫等人为首提倡礼乐,将制礼作乐视为重要工作,此处标举恢复礼乐是长远的理想,但建立国防音乐,却是扎扎实实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华文宪先生生平事略》有如下分析：

图5 《骊歌》歌谱(《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团刊》,1947)

抗战军兴,因鉴于音乐革命人才之缺乏……极思造救一批革命音乐干部,于抗战建国期中,统一全国乐教,以期唤醒人心,激发士气,挽救颓风,遂设计创办音乐干部训练班,并定五年计划,着力于思想、行动、技能各方面,期造成健全之革命音乐干部,使其能适应抗建之用,而弥补音乐界过去之缺点。

一言以蔽之,音干班的成立,是为了培育与军事、国防相结合的音乐人才,以因应战时需求。类似意见,也见于稍早的李抱忱《抗战期间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他说：

我们若欲推广音教,同时又像以往似的那样任凭领导人才自然地产生,是一件还不如不作的事情。但因现在不是大规模办学校的时候,故有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建议。目的是在短期内训练出合唱团与军乐队的指导人才(民众歌咏这件工作也可算在内)。

由当时的环境设想,战火连绵,半壁河山已经落日本人手中,民心士气亟待鼓舞振作,音乐是鼓舞士气良方,但当时的中国,不但一般音乐人才不足,更从来不曾培育过与军事相结合的音乐教官,所以李抱忱指出不能像以往那样,“任凭领导人才自然地产生”,必须有计划地训练,华文宪设立音干班的着眼点也在于此。

《中央训练团团刊》第二期刊载了《本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的过去与未来》一文,作者未署名,推判应是华文宪手笔,一开篇就批判了“搬运片段舶来品,依外国调而装填中国字”的音乐风气,感叹于“人才缺乏,材料饥荒”,但是否设立音干班,作者又有正反不同考虑：

(一)没有一个中心机关,能担起这个重任;(二)国内音乐专才不易集中;(三)一般文化人,对于时代精神多无彻底认识,不易打起劲来干;(四)古乐无存,新声渺茫,未敢轻试;(五)国步艰难,交通阻梗,诚恐无所成就,虚糜国帑。

由一、二两点看来,应该立即设立音乐教育的“中心机关”,但由三、四、五点看,又可以看出作者内心的踌躇不前。不论如何,音干班最终还是获得上级的支持,但筹备过程又一波三折：

去年秋本团成立,准备长期训练各种干部人才,经各方长官之催促,爰着手计划本班之设立,于本年一月间奉令开办,遂向沪港桂渝各地,延请教官……七月间结购外汇,托中信局向香港洋行定购乐器书籍。后因班址问题,迁延两月,至九月底始行确定,旋即决定招考学员办法,派员赴成都、桂林及重庆三处招考,又以交通困难,学员于11月初始行到达,乃于同月11日开始训练,29日正式开学。

由于战时交通不便,不论延聘教师,或是向国外采购乐器书籍,都旷日费时,终于到了开班之时,空间有“大礼堂一座、教室四间、练习室二十余间”,器材方面有“钢琴十架、风琴十三架、大提琴、小提琴、洋管、洋笛、蓄音机片、书籍等”。在战时已算是很不容易了,不过,华文宪又留下一个尾巴：“惟因交通阻梗,向外所购之乐器书籍,多未到达。”究竟“钢琴十架、风琴十三架”等乐器书籍在开学时是否已经备齐不得而知,总算于1939年(民国28年)11月底顺利开学。

音干班最初不分组,随着第一期学员毕业,部分表现优异的学员经筛选继续留校深造,编为“高级班”,又为因应战时军乐队的需要,另开办了“军乐队乐士训练”,所以《复兴关训练集》记载音干班分为音乐组、高级组、军乐组。前后招收音乐组三期、高级组二期、军乐学兵队一期。音乐组每期学员人数不等,第一期100人,第二期60人,第三期恢复为100人,男女兼收,比例为男60%,女40%。但这只是预定的数字,也有超额招生,或招生不满的情形,而毕业时人数总是略微减少,应是受训未完而中途离班。第一期受训时间为九个月,第二期改为六个月,第二期仍恢复为九个月。高级组则自毕业学员中遴选“学术优良,堪资深造”者留班,一方面继续学习深造,另一方面也辅导新进学员,名额则为第一期20名,第二期17名,军乐组名额则为50名。根据《中央训练团团刊》,各组入学、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整理日期为下表：

表1

事由：为培养国军宣传工作干部,拟恳准将中央训练团为本部特设之音乐干部训练班扩大改组为军队宣传干部训练班,签请核示由。

图6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将军1942年7月有关音干班上蒋委员长签(台湾“国史馆”藏)

文中表示宣传工作在战时极为重要,但人才不足,思想体格未能健全,因此拟扩大音干班,改为“军队宣传干部训练班”,下设新闻组、戏剧组、电影组、绘画组、音乐组、日语组云云。其中提到音乐组的部分有如下说明：

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共办三期,毕业学员二百六十名,除少数编入本部抗敌歌咏团外,其余纵能全数分发工作,与目前各部队及军事学校需要之音乐师资数字相差仍远,拟自第四期起并入宣传干部训练班,继续招生训练。

此项规模宏大的计划并未获得层峰支持,在“委员长侍从室”就被打了回票,批示拟稿的是蒋介石著名的文胆陈布雷,他指出“计划颇嫌过于笼统”,主办单位不清,训练经费不详,多数的班别“可从缓办”,红笔批示“如拟”,或为蒋介石亲批。

由这份过去未被发现的公文可以看出几点：一、音干班的办理绩效应该是受到各方肯定,而毕业学员在军中担任音乐教官也绩效良好广受欢迎,军中高层体悟到宣传艺文的重要,因此拟扩而大之。二、当时必然已经有风声,音干班将拨归教育部,改为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音干班成立三年以来,军方在支持、管理各方面投入不少,就此拱手让人,岂不是枉费了数年心血资源,音乐教官的来源也从此中断,因此上签要求正式隶属军方,并扩大规模。三、张治中签文中关于音干班的说明,是音干班三期训练的简要总结：毕业学员二百六十名,全数分发仍不敷军中所需。

这份文件显示了华文宪眼光的正确,以及音干班教育的成功。通常武职和文职之间的较量,总是文不胜武,弱不敌强,尤其战时军方势力更为强大,但这次关于音干班的争夺,军方却是败下阵来,个中不排除有政治势力的协商,细节已无可探究,总之,音干班从此弃武就文,此一名称走入历史,而走向了更专业的“国立音乐院分院”。

1942年10月3日,教育部接收音干班,下令改为“国立音乐院分院”,院址位于松林岗,因此文献中常出现“松林岗分院”之称。10月7日发文聘戴粹伦先生为分院院长,重庆档案馆庋藏国立音乐院公函如下：

案奉教育部三十一年十月七日总字第四〇五四号训令内开：

查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人员训练班已归本部接收,应并入该院组织之内……中央训练团音乐人员训练部分改为该院分院,分院院长聘戴粹伦充任……等因,奉此遵即于本年十二月二日到院就职视事。

这是国立音乐院回复教育部的函,文内先叙述教育部10月7日来文,有关接收音干班并入国立音乐院为分院,并聘戴粹伦为分院院长一事,继而回复戴粹伦已于12月2日到任视事,次年1943年1月1日分院成立。

有关音干班到松林岗分院的转型,陈聆群、冯雷在探讨抗战时期上海音乐学院变迁史中已有相当讨论,本文不必多加着墨,但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的,为何音干班不直接并入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而要另起炉灶,另寻地点,成立松林岗分院?陈、冯的大作中已经指出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内部制度不健全、院长悬缺等问题,但个人以为最关键的是二者性质有别,根据李抱忱的《抗战期间音乐教育工作计划书》：

音乐师范专科学校 这个学校是要从音干班蜕脱出来的,是将来音教的一个基本工作。

据此,国立音乐院是以培育音乐专业人才为主,而松林岗分院则是以培育音乐教师为主,两者目的不同,早已在有关当局的擘画蓝图之中。当然,师资培育的目标最后未能克竟全功,因为两年半以后,1945年7月,教育部下令“国立音乐院分院”换牌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汪精卫政府之下的国立音乐院,返回上海复校,即今日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总结上论,音干班设立之初,仅是为了因应战时需要,训练国防音乐干部,是一受训时间不过九月的音乐速成班,但其成效终能获得音乐界的人士认可,转型为师资培育的专业音乐机构,追本溯源,华文宪的功劳是应该被记忆的。

三、音干班的师生

据上文所述,华文宪是音干班主要推手和实际负责人,但他并非最高主管,职衔仅是副主任,据《复兴关训练集》载：

班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下设教务、训育、总务三组,及教官、训育干事各若干人。班主任初为白兆琮,华文宪副之。后白他调,华病故,派霍元璧为主任,副主任由吴伯超、戴粹伦等先后充任。

由于中训团隶属军事委员会,整个单位以军事管理,因此主任例由军方派任,副主任才是音乐专业人士,1940年8月26日华文宪积劳病故,当时第一期同学正预备毕业考试,吴伯超随即接任,吴伯超于1941年9月辞职后由戴粹伦接手,因此,或认为音干班每一期分别任命副主任,其实不然,只是新旧任交接之际刚好落在不同期别转换之时罢了。

音干班的师资是极具特色的。据程子仁回忆：“(音干班)大部分教官都是上海音专毕业调来的。”许常惠先生撰文追忆戴粹伦先生,也提到日后音干班归并而成的国立音乐院松林岗分院的“班底”,大部分是由原国立音专的教师和毕业生。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华文宪既然出身于国立音专,在他延聘师资的时候,当然会由他过去的师友同窗中去邀约,因此音干班在开办之初,师资阵容就显示了强烈的国立音专风貌,三任实际负责音乐专业的副主任——华文宪、吴伯超、戴粹伦,毫无例外都出身于国立音专。究竟音干班师资还有哪些人?师资的整体状况如何呢?

为了解音干班的状况,笔者亲赴位于重庆沙坪坝的“重庆档案馆”搜检数据,找到一本印制于1940年(民国29年)8月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一期职教学员通讯簿》,清楚呈现了音干班的师资组成。这份数据在冯雷和周冰颖的论文里已有清楚的表格,此处简要归纳如下：

这本通讯簿除了高层主管、行政人员以外,记录了音干班教师29人。依《通讯簿》排序,兼行政工作的有“同少将副主任”华文宪、“教务组同上校组长”满谦子、“教务组同中校组员”邱望湘等三人;以下为“讲师”吴伯超,“教官”戴粹伦、胡然、胡静翔、劳景贤、易开基、李俊昌、张贞黻、洪达琦、劳冰心、陈玠、胡漱秋、陆修棠、万籁声、罗开明、周为公、刘雪厂、蔡绍序、江定仙、巫一舟、陈田鹤、范继森、常文彬、杨葆元、谢绍曾、夏之秋,共计29人。其中刘雪厂、蔡绍序、江定仙、巫一舟、陈田鹤、杨葆元六人为兼任。“教官”的名衔显然与音干班的军事体制有关,而吴伯超“讲师”之名似乎代表了他在教师中位望最尊,与一般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教授、副教授、讲师职级是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通讯簿》中有一栏“出身”,注记了各人的教育背景,在29位音乐教师中,共有22位曾经任教或毕业、肄业于国立音专,比例超过四分之三甚至更高如吴伯超为“比国比京国立音乐院毕业”,但他在1936年回国后即任教于国立音专,戴粹伦为“国立音乐专校、粤维也纳音乐院”、蔡绍序为“国立音专肄业”。由上可知,音干班几可视为上海国立音专在重庆的延续。

但这本通讯簿其实并不完整,或只代表了1940年8月音干班的师生成员。根据程子仁的回忆,音干班教官中,“作曲方面最优秀者,要算贺绿汀,其次邱望湘、华文宪、满谦子等。”第一期的学生署名“铁鹰”也曾撰文提到音干班的老师：

我的音乐功课都是由刘雪厂、贺绿汀、胡然、戴粹伦等教官担任。

显然贺绿汀也是音干班的教官之一,但为何在第一期的通讯簿中不见踪影?是已经离开?或是另有考虑,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贺绿汀确曾在音干班任教。由上述阵容看来,音干班的师资水平应属当时全国最顶尖之列,韩国鐄为戴粹伦撰写的传记已指出,音干班已经“颇具有音乐院的规模”了王震亚也说：

1939年上海音专校友华文宪在四川重庆复兴关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集中了一大批流落在重庆的优秀师资,培养音乐青年,是教学水平较高的音乐教育机构

这一句“是教学水平较高的音乐教育机构”当属定评,可无疑义,王先生肯定的,不只是华文宪一手擘画的音干班,而是一种由蔡元培、萧友梅等人奠定的国立音专的传统。

音干班学生的来源如何?理论上,中央训练团多数专班是调训全国各地在职人员,但音干班不同,除了调训以外,仍可独立对外招考学员。招考的学员资格限定如下：

音乐组招考年龄在18岁以上,28岁以下,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而有音乐素养之男女青年。

调训与招考的学员有比例分配,招收第二期学员时,音干班出了这样的公告：

音乐干部训练班第二期招考事宜,业经大体决定,现正呈核中,内容计分调训与招考两类,调训机关,为教育部及政治部所属各学校教官教员,名额暂定60名,内男40名,女20名。招考学员定40名,内男30名,女10名。

预计招收一百名学员,五分之三为调训,五分之二招考,这大概是前后三届音乐组的共同作法。其他的专班,学员大概拿着一纸调训派令就可以进入中训团了,但音干班不同：

音乐组学员,以招考为原则,各机关保送者,亦须经过考试。招考资格,定为高中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而有音乐之素养者

不论独立招考或机关保送,都需通过考试,显然是为了维持音乐专业的一定水平。入学考试出乎意料地严格,竟然连考三天：

由此可见办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这种严谨的态度(或说是严谨的期许)也贯彻到音干班的教学和考试上。

音干班毕业的学员出路如何?韩国鐄说所培训的音乐干部,“毕业之后就分发到军中教学,或是到地方组织群众合唱抗敌。此语诚然,《中央训练团团刊》在音干班第一期毕业时详细说明了学员的分发情况：

音干部第一期训练期中,迭接各方信函,要求派遣音乐教官或音乐指导,现该班第一期学员训练期满,除小部分留班深造,成立高级班外,余均分发各地工作;计有第一、第四、第六、第九诸战区政治部、中央军校第某第某分校……有合组工作者,有单独担任者,将一一发给治装费,及到差旅费,不日即将分途出发,按我国音乐革命干部之出现,此尚属第一批云。

本则报道洋洋洒洒罗列了十余个分发单位,都是军政机构,也有战地部队,可见所谓“音乐教官”的角色,可以指导歌咏、鼓舞士气,在战时确有大量需求,这些学员毕业前已“迭接各方信函”,毕业后当然立即“分途出发”。报道中特别指出这是我国第一批“音乐革命干部”,换言之,这是第一批专为军队以及战时培育的音乐人才,至此,华文宪虽已撒手人寰,但他的眼光和心血初步见出了成效。

笔者推判,可能是因为第一期学员分发状况良好,供不应求,各界反馈评价也多赞美,因此第二期音干班才缩短为六个月,希望学员早点完成训练,分发工作,但因六个月实在太短,训练不足,所以第三期才又恢复为九个月。

笔者的研究对象周蓝萍的早期生涯就是典型的音干班学员范例。抗战胜利前后周蓝萍任职于国防部演剧队二十二队,曾经赴西南各省演出,也辗转于郑州、徐州、上海等地,来台以后,根据现存文件,1950年他在“国防部技术总队雷鸣剧团担任音乐指导”,杨秉忠提到他也待过“新六军207师”康乐队资深广播人白银提到他是“康乐总队”的一员,秦晋也提到他曾在陆军总部音乐室担任音乐教官。他的工作主要是去各地教唱,带领音乐活动。白银在访谈时说,他们是在台中后里的示范营中认识的,当时周蓝萍是负责教唱的音乐教官,时间大约是1950年。1952年9月,周蓝萍在中坜国军文化示范营教唱,获得当时长官、日后知名作家童世璋的青睐,写下歌词相赠,周蓝萍谱为《海滨小夜曲》。1954年8月,他担任“山地巡回文化工作队”的歌咏指导,报上登载他负责教唱,曲目包括各种新编歌谣等。

可以说,周蓝萍的早年音乐生涯,就是音干班学员的典型出路,这种工作模式在战时当然有其必要,一旦到了承平岁月,军队缩编,需求不再,个人的发展就受到极大的限制,周蓝萍也是离开军中另谋发展转型成功的例子。

(未完待续)

注释：

①周蓝萍(1926—1971)是中国台湾战后最重要的华语流行歌曲作曲家之一,祖籍湖南湘乡,抗战时期就读于重庆“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主修男高音,副修作曲。1948年随军队移居中国台湾。其后积极创作华语流行歌曲并为电影配乐,作品包括脍炙人口的《绿岛小夜曲》《回想曲》等百余首。1962年6月被延揽赴中国香港,短短十个月即以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获得第10届亚洲影展、第2届金马奖最佳音乐。此后作品包括《七仙女》《花木兰》《黑森林》《山歌姻缘》《状元及第》等歌唱片,《大醉侠》《龙门客栈》等武侠片。《水上人家》《路客与刀客》连续赢得1969年、1970年两座金马奖最佳音乐。1971年5月17日心脏病发遽然辞世,年仅46岁。有关周蓝萍的研究,笔者已完成《啊!美丽的宝岛,人间的天堂——周蓝萍的台湾岁月》《周蓝萍与〈绿岛小夜曲〉传奇》《爱台湾、巍巍立海中间——周蓝萍音乐作品中的台湾想象》《“家在山那边”——周蓝萍音乐作品里的中国情结》《如何黄梅?怎样歌曲——周蓝萍黄梅调电影音乐初探》等十余篇,已累积超过30万字,即将结集出版。

②《魂断嘉陵江》(广播剧,台湾“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播出时间：1956年5月7日),录音典藏于“台湾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本剧原为台湾“军中文艺奖”得奖小说,作者葛衋令,收入台湾《军中文艺》2(1954年2月25日),第19-23页。由朱白水改编为广播剧,见朱白水,《魂断嘉陵江》(台湾广播杂志社,1955,第1-22页)。广播剧由崔小萍导演,相关数据显示可能多次播出。

③中央训练团复兴关训练集编纂委员会编印：《中央训练团复兴关训练集》,1944年8月。收入《陈诚副总统文物》,台湾“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8000001150A。

④在重庆档案馆已建置完成数字化的数据库中,“中央训练团”数据达3911笔,以社会工作、役政、党政等资料保留较多,有学员自传、日记、成绩报告表、个别谈话记录表等,可谓巨细靡遗,但音干班资料仅留下12笔,大抵是演出、借用场地、售票完税等文件。

⑤程子仁《回忆中训团音乐干部训练班》,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6辑《军事机构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第795-796页。

⑥冯雷：《陪都重庆三个音乐教育机构之研究》,指导：陈聆群,上海音乐学院,2010,第130-131页。

⑦陈聆群、冯雷：《抗战时期上海音乐学院变迁史论(1937—1945年)》,2008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课题,未刊稿。

⑧吴伯超为音干班第二任副主任,近代重要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曾就读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刘天华学习传统音乐,留学比利时习指挥作曲,归国后任教于国立音专,任国立音乐院院长等职,对音乐教育贡献良多,不幸遇“太平轮”船难,赍志以殁,深可痛惜。戴粹伦为音干班第三任副主任,上海音专毕业,留学维也纳,回国后任教国立音专,曾任国立音乐院分院院长、国立音专校长。1949年到台后接任“省立师范学院”(今台师大)音乐系主任,曾主持“省立交响乐团”(今台湾交响乐团),广泛参与音乐教育政策、师资课程、乐团制度、教科书编纂等,对于台湾音乐教育影响深远。

⑨这类作品略举八篇,前四篇为当时回忆,后四篇为后人研究。陆华柏：《吴伯超抗战初期在桂林》,载《音乐艺术》,1989年第4期,第35-37页;伍雍谊：《忆吴师伯超在重庆》,载《人民音乐》,2003年第12期,第30-32页;姚以让：《古韵今声——忆析吴伯超的三首歌曲》,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12-15页;吴漪曼：《我的父亲》,载《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第190-199页;王震亚：《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传略》,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第50-54页;戴鹏海：《吴伯超生平事迹备忘(1903—1949)——为吴伯超百年诞辰纪念作》,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73-84页;周冰颖、孙伟：《吴伯超其人考论——关于吴伯超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及其活动辨析》,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82-85页;李莉、田可文：《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载《黄钟》,2014年第1期,第66-76页。以上多篇论文同时收入《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一书,该书中还有其他篇章值得参考,不暇一一录出。

⑩参见周冰颖、孙伟：《吴伯超其人考论——关于吴伯超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及其活动辨析》,第85页。李莉、田可文：《抗战时期吴伯超在重庆》,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