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民族服饰与自我表达——以西双版纳傣泐女性民族服饰为例

徐何珊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民族服饰是少数民族身份的标识和其民族认同的象征。特别是女性民族服饰特征最为明显。它集中展示了民族社会文化表征。然而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涉及人的自我概念的结构，个体的族群认同强度会随着社会背景或情景而发生波动。体现其外化象征的民族服饰也如此，民族服饰的流变折射出不同时期人们的观念和认同心理的变化。反之，人们也能根据不同的社会历史场景，主动的去改造自己的民族服饰，以强调和表达该时期的观念和认同。由此，研究一个民族服饰的演变史，可透视不同时期该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自我表达的互动历程。

傣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的跨境民族，傣族先民几千年文明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鲜明特色的傣族服饰。经过岁月更迭和多次社会历史变革，傣族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传统服饰。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傣泐支系的服饰为例，西双版纳的傣泐女性至今在日常生活中依旧保持有穿着民族服饰的传统。近代以来，随着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傣泐女性服饰不断地进行翻新演变，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通过服饰细节和形质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段的社会变迁、民族的诉求与认同的表达。

一、新中国成立前：作为社会阶级象征的傣泐服饰

从20世纪40、50年代学界对傣族的调查和民族影像资料中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前，傣族社会较少与外界接触，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直至解放前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具有区别于他族的，具有族群身份特征的傣族服饰。傣泐女装结发为髻束于头顶覆上包头，上装及脐窄衣，下装紧身长筒裙，以此为稳定的族群标志性服饰样式。江应樑、姚荷生、李拂一等早期学者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泐服饰进行了大同小异的描述。如1943年，陶云逵先生对傣泐女性服饰的细致描写：

“女子衣饰。则上衣大领，左衽或右衽不等，细腰，袖窄而长。衣无纽扣，而以细带结訒，无裤着裙，汉语俗名“桶裙”长及脚踝，普通以一幅布缝连而成，状如桶。着时用腰带，或不用腰带，将上缘缩狭，翻缘而结。贵族衣料用绸缎，有些镶以花缏。”[1](245)

解放后，在民族识别时期，学者的描述也大致相同：

妇女服装极为鲜艳，特点鲜明，着窄袖短衣和各色筒裙。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妇女，喜欢上着白色，浅色或色彩艳丽的紧身内衣，大襟或对襟圆领窄袖衫，腰身细小，下摆稍宽大，镶彩色花边；下着各种彩色花筒裙，腰系银裤带，结发于顶，略向左倾，饰以簪珥，鲜花和梳子，也有用大毛巾包头的；饰物有彩珠项圈和各种金银首饰。

衣料质地方面，丝绵绸是“孟”级，即宣慰使及其血亲的专用品，细布为“翁”(属官)级穿用，农奴则只能用精布。妇女衣服的花边也有明确的等级差异，农奴花边只能有一道花边。“翁”级可装饰两道,“孟”级妇女(傣语称为“孟婻”)可饰三道或三道以上。在纹样装饰上，也有若干等级限制。龙凤纹仅出现于“孟”级妇女的衣服上。筒裙上的平行五彩圈数量有如下规定: “召婻”可镶绿线边，并用银丝线织一至二道彩圈，绣上银色星形花纹; “孟婻”的筒裙，不仅可用

金丝线织三道以上的彩圈，还可以绣金色金凤纹。龙凤已成为“孟”级妇女的标志。[2](143-144)

解放前。傣泐女性服饰主要特征在于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具体表现在服饰的面料、装饰纹样、颜色和首饰的差异上，反映了土地改革之前，封建领主制下的傣族社会通过服饰以区分贵族“孟”级、“翁”级、“鲁南趴道”、“道昆”以及农奴“傣勐”和“滚很召”等6个社会阶级的文化区隔。民主改革之后，当地傣族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喜欢的布料、款式以及纹样装饰，服饰不再具有阶级象征的意涵。

二、民族识别后：作为民族身份象征的傣泐服饰

解放后，傣族被识别为单一族属民族，纳入到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中。我国出台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享有继续穿着民族服饰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废除了土司制度，消除了区别社会阶层的服饰界限。傣族服饰自此具有官方认定的民族族属和族群认同的象征意义。傣泐服饰进入了一个由政府主导建构傣族特色的时代。

此时国家有意强化少数民族的身份和形象，如在开国大典、政治协商会议等政治场合和公共场合鼓励傣族穿着傣族服饰，彰显民族身份。并鼓励文艺工作者对傣族民间文化进行收集，提炼傣族文化的元素，改良傣族舞蹈和服饰，建立新时期的傣族的“官方”形象。而由于傣泐女性的服饰款式简洁而轻便，并具有鲜明的族别特征，很快就从傣族各个支系服饰中脱颖而出，成为傣民族服饰的典型代表，傣族身份的外在标志。由此开始，傣泐民族服饰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所穿着的服饰，同时也是国家话语下的民族身份的象征。傣泐服饰的盛行之风，甚至影响了一代傣族，包括傣那等其他支系在一些公开场合也会穿着傣泐服饰，以表明傣族身份。这个时期傣泐支系的女性服饰改动不大，而其他支系则开始有以傣泐服饰为审美标准的服饰改装。

三、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背景下嬗变的傣泐服饰

19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傣泐女性服饰变化较大的一个时期。国家民族政策的引导、市场的开放、大众传媒的普及以及西双版纳旅游业的兴起等诸多因素使西双版纳傣族社会较多地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傣泐女性服饰迎合社会变迁呈现出现代性和多元化的特征。

1.1980年代国家政策和文化艺术弘扬的傣族形象

1980年8月文化部、国家民委发布《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开掘和发展本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注意多创作反映本地区少数民族现实生活的作品，以发展和提高本民族的艺术为主。注意保持各自的民族艺术特色，绝不能削弱这种特色。同时推动民族文化文艺的交流，进行全国少数民族服饰展等活动。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西双版纳州成立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着重收集整理散落在傣族民间的文化元素，并进行整理和提炼。

此时，傣族的文艺进入繁荣发展期。西双版纳州民族歌舞团推出一系列傣族舞蹈，对傣族舞台服装进行较大改动。1980年傣族舞蹈家刀美兰《金色的孔雀》和《水》，1986年舞蹈家杨丽萍表演的傣族独舞《雀之灵》以及1982年的影片《孔雀公主》等这些面向大众的文艺作品将傣族妇女日常穿着的一件内衣背心和一件长袖外衣，精简为一件背心或吊带形式，下装为筒裙或撒开的摆裙，塑造出婀娜动人的傣族女性形象，并传播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形成了外界普遍对傣族女性的印象。

同时，这些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也影响了傣族大众的审美，从而对日常服饰进行改良。年轻一代的傣泐女性将上衣从原来背心式的“紧身内衣”和“大襟或对襟圆领窄袖衫”缩减为一件以盘扣装饰的短上衣，扣合方式从原来的系带变为拉链式，或暗扣形式，或者直接内衣外穿露出了腰脐、肩臂。三段式传统的筒裙不再拘泥于花样织纹，许多孔雀翎羽或水波亮片元素，以及印染花纹出现在裙头或裙摆上，固定裙子的银腰带也很少穿戴，改为拉链和花边装饰。傣泐服饰开始呈现舞台化的趋势，并倾向于符号化刻板化的印象。

2.1990年代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傣泐服饰演变

随着市场经济在傣族地区的渗透，现代文化涌入傣族社区，带来了多元审美和价值观取向。

一方面1995年，国家旅游局推出“民俗风情游”，以民俗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在我国蓬勃兴起。西双版纳开始打造旅游业，建立了野象谷、植物园、傣族园等具有地域和民族风情特色的旅游景点，并推行傣族村寨自驾游。一部分傣族从传统的农耕生产转向旅游服务业。为迎合大量涌入的游客对民族风情的想象或猎奇，并吸引更多的旅客，从事服务行业的傣泐对传统服饰进行舞台化改良，趋向于大众传媒和文艺创作所塑造的傣族婀娜形象。服装越来越性感艳丽，包头仅仅只是老年妇女才会带，中青年傣族高高挽起头发用夹子在耳后固定成扇形，并在头顶一侧束成发髻，另一侧由头顶至耳后则以鲜花、绢花、金色的珠花簪子和梳子装饰。艳丽婀娜的傣女形象成为傣族旅游消费的一张有力名片。这时期的傣泐服饰不仅是傣民族身份的象征，更迎合了外地人对傣族女性的想象。傣族塑造出热情而美艳、苗条而性感的傣族形象，将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化资本，并进而由文化资本转化为旅游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国家鼓励放开市场，傣-泰民族的东南亚跨境交往加强。1980年代初期，边民互市、边境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建立了一批边贸商行。1990年代，国家全面实施沿海、沿江、沿边开放战略，云南提出“立足亚太，搞活周边，打开南门，走向南亚”战略，西双版纳制定了“开放活州”战略，把对外开放作为发展经济的重点。傣泐和周边国家的泰族一脉相承，交往密切，在市场上常常能见到缅甸和泰国进口的面料和服装款式。泰国影视剧和大众传媒中传递的泰族贵族礼服和舞台形象也是傣泐模仿的源流之一。这类强调民族风情突出异国情调的服装大多在旅游展演和社区表演中穿着，例如上衣出现一侧为吊带，另一侧为长长的飘带或披肩，下装直筒裙演变为鱼尾大摆礼服，金色的装饰和各种亮片花边缀满衣服。多元文化的涌入激发了傣泐对传统服饰进行改良。各种结合西方礼服、泰国贵族服饰和舞蹈服饰等具有想象力和夸张的服装款式涌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仅存在于从事旅游行业的傣族的服饰中，对傣泐日常生活服饰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傣泐女性有崇尚美和热衷时尚潮流的心理特征，他们并不排斥国家、旅游和大众媒介等外界为其定位和打造的民族形象，追崇流行的傣泐装扮。传统棉线自织的衣服不再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市场上售卖的各式印染化纤面料和款式缤纷多彩的服饰才是女性们的宠爱。傣泐服装缝纫店兴盛街头和各个村寨，并提供从大众传媒上复制而来的傣族明星以及泰国明星图片样本以参照。据学者1985年调查，当年每个姑娘的新衣裙都有十套左右，姑娘们常常是竞相赛装，她们用于更新衣裙的平均费用为102元。[3]（156）傣泐妇女在赶摆、走亲会友时，则会换上最为流行的华丽款式以美化自己，迎合流行审美取向。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傣泐女性服饰的演变传递着艳丽、曲线、热情开放等印象，不仅迎合外人对傣族的想象，也是傣泐顺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所建构的傣族形象。

四、21世纪以来：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傣泐服饰的复兴

随着信息技术的推进，全球化与现代化来势汹汹，导致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在全世界传播和扩散的同时也包含了反思性。越来越多社会行动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实施着反思性。当全球性越强的时候，地方性文化则越受到当地人的重视。傣族在接受多元文化和多种价值观的同时也在反思，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

我国2005年提出并组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傣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政策的引导使傣泐愈发意识到傣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传统的傣族织布又重新受到村民的重视与传承。同年泰国清迈大学老师Songsak Prāngwatthanākun出版了《傣泐纺织的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 of Tai Lue textiles》一书，展现了傣泰民族先辈历史上所创造的精湛而典雅的服装和纺织技艺。同时泰国政府也对泰民族传统文化制定一系列保护政策。泰族傣泐同源支系的精英重新梳理了西双版纳与兰纳王国的历史，并建立泰国的傣泐文化节，以强化泰族认同。西双版纳地方政府和傣族文化精英，也为邻国兴起的传统文化复兴所震动，借势加强西双版纳与周边邻国泰族的文化交往，以促进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西双版纳地方政府打造了中、泰、缅、老、柬、越六国文化艺术节和傣泐文化节，这些节日也成为了民族服饰借鉴交流的盛会，多国傣泰民族穿上新式传统傣族服饰竟相媲美。而民间的傣族文化传播企业、相关传统文化保护以及民族文化产业开发的公司和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并在大量的新媒体中宣传傣族传统文化的复兴。

由于政府和国内外文化精英的推动，西双版纳掀起了一股怀念和追溯历史上傣-泰民族所创建的兰纳王朝文化和傣泰贵族文化的复古之风，尤其表现在傣泐传统服饰的复兴上。

不少年轻傣族夫妻选择穿着当下流行的复古傣族传统贵族服饰，以佛塔寺院和传统民居为背景拍摄写真集，甚至到清迈兰纳古城拍摄结婚照。在平时的节日盛会中或旅游展演中也以复古服饰为美。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复古的傣泐女性服饰并非完全仿照解放前国内傣泐的款式，而是结合现代审美和工艺技术，并杂糅周边泰国和越南等地泰族的服饰风格，再造了当代的傣泐传统服饰。例如，女性上衣颜色从过去较为单一的白色、粉色、黑色等素色转为较为浓重和亮丽的颜色。从形制上看，这类复古傣装代表特点为：上衣遮住肚脐，下缘微微有摆，短袖或八分紧袖，交领斜襟款式，用系衣带固定，以多条花边、蕾丝等做装饰。下装为裙头、传统傣族织纹的裙身以及裙脚三部分组成的传统筒裙，系以传统手工打制的银腰带装饰。而多年不见的妇女包头也重新被戴上。相对于市场上流行的印染布料和机织花边，传统的自织面料和花纹织锦更受重视，是傣族出席正式场合和表演的上佳选择。在采访中，许多傣族女性甚至认为：原来（1980、1990年代）舞台化的傣装是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服装，市场上那些金银花饰和印染图案的布料是三俗布料，如今的服饰才是真正代表傣泐民族传统的服饰。完全颠覆了过去的审美，表现了从市场经济到传统文化复兴的场景变迁后，傣泐通过民族服饰呈现的截然相反的文化取向。

当下傣泐服饰的复兴浪潮不是完全的复古，而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热潮之后的反思，是政府和傣族精英弘扬民族文化传承的时代召唤之下，对傣泰民族千年文明承继的追溯与想象所进行的文化再生产。未来可预见，这股傣泐服饰复兴的浪潮还将持续，越来越多的傣泐妇女穿上新时代的复古傣装，塑造出傣泰民族文化自信的傣族女性新形象，更体现出傣泐积极应对全球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强化傣族文化认同的表达。

五、结论

沿着傣族从民族服饰变化所带来的民族形象的变化轨迹，管中窥豹，反映的是傣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历程，以及傣族在适应社会场景变迁所做出的调适。在封建领主制时期，封闭的傣族社区较少与外界交往，民族服饰的特征在于款式差异作为阶层的象征。解放后，傣族被作为单一少数民族被纳入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这时候傣泐服饰被强调作为对外展示傣族身份的标识，凸显了国家认同下傣族身份认同的意涵。继改革开放后，旅游业的兴起，多元文化的涌入，加之国家政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傣泐服饰作为一种资本越来越符号化和多样化，体现出遭遇现代化后傣族不冷静的媚俗与文化认同的模糊。而随着21世纪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进入文化反思时期，国家和民族文化精英有意识地挖掘和保护民族性地方性传统文化。这时期傣族所希望展现的是承载着傣族历史记忆和原生情感的族群认同和文化复兴。当下傣泐女性服饰的复兴浪潮，适应于现代社会和审美，透过视觉形象表达弘扬傣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明，塑造出具有文化自信和与时俱进开放精神的新傣族形象。总之，傣泐女性服饰的演变不是完全由文化主体自然地、任意地改变，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国家政策与外力的推动下，有意识的因时度势所采取的调适，是客观与主观双重力量推动的演变。

由傣泐女性服饰演变的案例可知，民族服饰作为彰显民族认同的重要媒介和工具，会随着场景性而进行改变。正如戈夫曼所言，在社会的舞台中，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的交往互动都是一种表演。人们会在行动前做各种排演，在正式的“台前”也会根据场景变换和突发事件改换“剧本”。而个体能够操作剧本、舞台，并利用各种道具建立起一套社会化的身体和身份认同，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一个族群的民族服饰不仅反映了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更与该民族所处的外部社会文化背景、宏观政策以及本民族文化积淀程度等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在不同时期与场景，表现在外化的服饰符号上的诉求有所差异，体现了民族服饰的场景性与工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