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北部地区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研究

肖 波

（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028）

亚洲北部地区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研究

肖 波

（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028）

带胡须或牙齿纹的人面像岩画主要分布在中国内蒙以及西伯利亚中南部地区。其产生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期，经过若干发展阶段，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向北境扩散。向东到达俄罗斯黑龙江下游，向西通过外贝加尔到达安加拉河下游地区。亚洲北部地区的人面像岩画是萨满教观念下的作品，就该类型人面像岩画而言，大致反映了祖先崇拜、颅骨崇拜以及树木崇拜三个方面的内容。

亚洲北部；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年代；内涵

人面像岩画作为岩画的一种特殊类型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人面像岩画主要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一种文化现象。在我国学者出版的著作中，通常有“人面像”、“类人面像”、“神格人面”、“面具”、“神像”等称谓；而在国外，一般被称为“面具”、“人脸面具”、“人面”、“类人面”等。近年来，为了方便叙述，我国学术界逐渐统一将其称为“人面像”。但是必须看到，很多所谓的人面像，其图像根本不是人面，称其为“类人面”或者“面具”似乎更合适。另一方面，在这种类型的岩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无轮廓，某些岩画仅具双眼，或者在双眼的基础上添加眉毛或者口、鼻等。部分学者将这种类型的岩画称之为“眼睛”，[1](1-56)以与有轮廓的人面像相区别。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人面像的典型特征，眼睛某种情况下来说也可以和人面像看成是同义词。为了不至于在概念上引起混乱，笔者在叙述中仍然采用“人面像”这个目前我国学术界通行的称谓来表征这一形象。

人面像岩画是人们关注自身并进而进行神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也因此，部分学者将其称为“神格人面”。[2]一般来说，人们对自身形象的关注起源很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一些人形的石制或者骨制雕像，但主要反映的是女性形象，生殖崇拜意味明显。[3]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的形象在艺术中进一步得到发展，此时的载体包括铜器、陶器、玉器、骨器等。而人面像作为人像的一个特殊门类，大致也产生于此时，并在随后的金属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人脸的关注，是当时社会特殊意识形态的反映，并随着意识形态的转变而消亡，或者转化成其它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且反映在其它载体上。研究人面像岩画不仅可以对古人的造像传统的起源和流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并且通过对不同造像传统背后人的探讨，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其背后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其宗教思想观念的演变情况。基于此，本文选中人面像岩画中带有胡须和牙齿状装饰线条的类型进行探讨，力图在对其类型和年代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岩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观念。

一、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的类型及特点

岩画的分类方式取决于研究者所拟解决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岩画分类与考古类型学比较类似。考古类型学是从时空两个方面将遗迹遗物进行分类，而时间方面的分类往往验证于地层学。岩画同样也是从时空两个方面进行分类，问题在于，岩画无法运用地层学进行验证，只能通过其它如交叉断代的方法进行验证。而岩画分类工作的复杂性在于每一副岩画本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很难对其进行过于精细的类型学划分。俄国著名岩画专家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同样也指出这一点，“人面像是如此多种多样，很难将之归为一些确定的、稳定的群组或者类型。在它们奇怪的、马赛克的图案中，结合了不同的特征，古代的艺术家因其所好，轻易地和自由地将其组合在一起，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因此，人面像的任何分类都是象征性的（假定的）。没有严格的必须的且唯一的方法用来对所有这些奇特的、彼此之间像或不像的图像进行分类”。[4]因此，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其分类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文的分类原则是，根据制作方式的不同，首先将人面像岩画分成岩刻和岩绘两大类；然后，根据装饰线条的不同，进一步分为牙齿类和胡须类，而对部分类型则根据有无轮廓作进一步划分。

表1①亚洲北部地区带胡须或牙齿人面像岩画类型

由表1可见，该类型岩画主要包括岩刻类和岩绘类两大类型。其中，岩绘类共12幅，约占总数的32.43%，均位于安加拉河下游地区，使用红色赭石颜料用单色平涂的方法绘制在临河的崖壁上，画面距河面高度不一，绝大多数崖壁下方有台地，部分离地面较高的岩画点也可以借助山坡小路到达。部分人面像岩画被晚期其它题材的图像覆盖，表明人面像在整个画面中的年代应当最早。而磨刻类共25幅，约占总数的67.57%，主要分布在内蒙古的西辽河、阴山以及俄罗斯的黑龙江下游等地，其方法为使用磨刻的方式制作出岩画轮廓，刻痕一般很深，制作精良，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反映了作画者态度的虔诚和谨严，表明这种类型的岩画应当属于岩画系统中较为古老的一个种类。

从作画地点的选择上来看，内蒙古地区的人面像岩画一部分制作于山崖之上，另一部分则制作于独立的圆石上；前者一般位于河流边上，后者则基本位于开阔的平地间。而黑龙江下游的人面像岩画则较为特殊，虽同样用磨刻的方式制作于独立的石块上，但这些石块多位于河流岸边，并且岩石断裂痕迹明显，不排除这些岩画本来制作于崖壁上，后经河水冲刷，以及自然环境的作用，而从崖面上剥落。此外，所有人面像岩画与其它主题的岩画之间泾渭分明，似成一独立系统，这表明人面岩画符式之间有着某种关联，反映了上述地区存在着共同的神话宗教观念，是共同的人面信仰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即在古代上述地区普遍流行着一种关于人面的神圣观念，这种观念通过艺术家之手物化为各种人面题材，并通过各种类型的载体呈现出来。而彼此之间的相异点则主要是由时空环境的差异性造成的，同时也表明作画者的民族成分比较复杂。

从岩画构图上来看，该类型人面像岩画的典型特征是带有胡须和牙齿。带有胡须类岩画的共同之处是，均用近似方框装的图像表示嘴巴，嘴巴下面用一排线条表示胡须（表1，图3-12、32-37）。除了嘴巴下面的类似“胡须”的装饰线条以外，部分岩画还用圆圈或者双圆圈表示眼睛，部分眼睛里面带有眼珠。此外，虽然上述地区仅内蒙和俄罗斯黑龙江下游地区人面像岩画有完整轮廓（表1，图13-17），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安加拉河下游和内蒙古地区的岩画中，均有部分人面像的眼睛上方有连续括弧组成的线条，可能是部分轮廓，而这些轮廓均在眉脊处内陷，使轮廓呈心形。（表1，图4、6、9、19-20、26-27、34）。此外，还有部分人面像岩画的头上有树枝状的装饰线条（表1，图3-4、6-7、11、18、23、37）。从上图可见，这种装饰图案绝大多数位于安加拉河下游地区，内蒙地区比较少见。与安加拉河地区人面像不同，内蒙古和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人面像岩画下面的线条除了表示胡须之外，还有部分用以表示牙齿。部分人面像下面的线条排列较为整齐，少数外端两侧线条内凹，很可能是牙齿（表1，图15、19-23、26-27）；另外部分则不好判断，牙齿和胡须都有可能（表1，图18、24-25、36-37）。此外，还有一部分岩画是将线条置于方框内，这类线条明显用来表示牙齿（表1，图13-14、16-17、28-31）。除了少数岩画外，其它均无轮廓，显示出浓厚的装饰性特点，图案化特征比较明显。另外，还有部分岩画在眼睛和嘴巴之间用两个磨制的小凹穴表示鼻孔。

此外，有两组图像值得重视。一组是在额头部位用圆点或者圆圈来表示第三只眼（表1，图15、21、28）；另一组是在人面像的头顶处有一孔洞或圆圈（表1，图16-17）。这种类型的人面像岩画均与特定的宗教观念相联系，进一步表明这些岩画的确是共同宗教观念下的作品。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着重进行分析。

图1②彩绘类和磨刻类岩画

二、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的年代

而我们将部分人面像岩画脸部下方的平行竖线条解释为胡须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构图方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陶器中多有发现。其中3件为出自半山类型的人头像陶器盖残片（图2,1-3）。除了与人面像岩画一样，均刻画了眼睛、嘴巴之外，均在嘴巴下面用一组平行竖线条表示胡须，这与前述的岩画中类似形象基本一样。因此，将上述岩画中的此类线条理解为胡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在其中一个人头像上还在鼻子下方用两个圆点表示鼻孔，这种表现方式在岩画中也可以见到（图2,2）。

此外，还有一件出自甘肃省秦安县焦家沟的彩陶瓶，在其颈部绘有人面像，鼻、嘴、耳用附加泥条堆塑，眼和嘴用褐彩绘成，属于马家窑类型（图2,4）。[5](248,488)关于马家窑文化的年代，据在宗日遗址做的碳十四测年结果并校正，“时间大致可以划在距今5600~4000年之间，延续了大约1600年”，[6]而其中属于马家窑类型的M157和M192的年代经碳十四测定并校正后分别为5650±140和5685±225年，而半山类型的则为4456±140年。[6]而部分学者分析后则认为，马家窑期为公元前3290年至前2880年；半山期为公元前2655年至2330年。[6]而岩画中的胡须状图案基本与半山期彩陶器上的图案类似，故该类型人面像岩画基本可以归入马家窑文化半山期，但其传统有可能早到马家窑期。

图2③中国北部地区部分出土带有人面像的文物

前文已经指出，部分人面像岩画下部的线条则可能是表示牙齿。这种类型的牙齿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出土文物中同样可见（图2,5、8-10）。其中1件为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中所发现的兽面形器（图2,5）。据发掘者描述：“（该器）用薄石片加工呈椭圆形，中间有两个并列的圆透孔，似为眼睛，下端凸出一长咀，咀的两端均外凸，似牙齿，用途不详，直径2.2厘米。”[7]关于其年代还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根据出土文物风格判断，则可能属于红山文化时期。[7]而且，我们注意到，其外形与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部分人面像岩画轮廓基本类似，其年代应该也大致相同（表1，图15-16）。而这种带有线条状牙齿图像的人面像在我国红山文化玉器中也有发现（图2，8-10）。其中一件为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编号为NIIZ1M27:2号勾云形器，出土时位于死者头部的左侧、左肩以上，竖直，背面朝上（图2，8）。该件勾云形器形状与前者类似，年代也应大致与前者相当。而同样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了一件编号为NIIZ1C:7的勾云形玉器，与前两幅图构造基本类似（图2，9）。根据部分学者研究，“牛河梁遗址可以分为三期，年代从距今6000年延续到距今5000年”。[8]基本上涵盖了红山文化中期至晚期阶段。但是，在这里，下面的线条应该表示的是牙齿，这从其形状可以判断出。另外，在牛河梁遗址上层积石冢NIIZ1第二层出土还出土了一件编号为NIIZ1M22：2号的勾云形器（或称之为“带齿兽面形器”）。其出土时位于人骨的右胸侧，总体构造与上述岩画类似（图2，10）。用两个小圆孔表示眼睛，眼睛上方用连续弧纹表示眉毛，眼睛下方有齿状物。与岩画不同，此件玉器中的下半部分更类似牙齿，而非胡须。但从其构造上看，与前述岩画的下半部分图像也有类似之处。前文已指出，叶尼塞河地区的人面像岩画下面的线条更类似胡须，而内蒙地区的人面像岩画下面的线条更类似牙齿。结合出土文物，我们也大致可以认定，后者表示的的确是牙齿，因此，可以将该类型的人面像岩画归入红山文化时期，确切来说，属于红山文化中晚期。

另外，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内蒙和黑龙江下游古地区的部分岩画刻画了典型的牙齿图像，这种类型的牙齿图像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白音长汗二期乙类人面蚌饰中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图2，6）。该人面蚌饰编号为AF14①：5，系用蚌壳磨制成人面形，眼睛上方有两个小孔，用以系绳佩戴。其平面呈桃形，上宽下窄，正面微外凸，背面微内凹。两个圆形凹槽表示眼睛，内各有一个圆孔，代表眼珠，其中左侧因蚌片剥落，只剩大半哥圆孔。两个外凸弧线凹槽相扣代表嘴，内磨制竖向7道凹槽表示牙齿。关于其年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其属于兴隆洼文化的较晚阶段。根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多其中两个标本的14C测年数据并经树轮校正的结果，“其年代均超过7000年”。[9](501)但是，必须注意到，该人面像虽然牙齿形象与岩画中的类似，但整体形象差距还较大。但是，我们在巴林右旗博物馆还发现了另外一件神人兽面石饰（图2，7）。[10](168-173)该幅人面像与上述牙齿状人面像岩画非常相似，尤其是嘴巴和牙齿的形状几乎与部分岩画完全类似，另外，与大部分人面像岩画一样，该幅图像同样无轮廓，而且刻画了鼻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幅人面像岩画在头上有射线，这在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岩画中同样有所发现（表1，13-14、16-17）。该神人兽面石饰属于征集品，具体年代不详，“根据阴刻的旋目纹饰，制作技法等特征，时代初步认为早于红山文化”。[10](171)内蒙古地区的类似形象大致上都可以归入这一时期，而黑龙江下游的两幅人面像岩画与其也高度类似，年代应该也大致相同。

总之，安加拉河下游的人面像岩画类图像在本地区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发现。但是，将镜头拉长，从一个更广阔的范围来看，该类型的人面像岩画在我国内蒙地区大量存在，并且与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人面像非常相似。因此，安加拉河下游地区的人面像可能受到受到中国北方文化的影响，而其年也大致可以断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随着马家窑文化的传播而扩散开来。因此，马家窑文化半山期的下限可以视作该地区此类型人面像岩画的上限。而与马家窑文化同时，安加拉河下游地区存在着铜石并用时代的格拉兹科沃文化，但这种文化影响不大，该时期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本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另据扎伊卡研究，该地区早期的青铜时代文化年代大致为公元前2千年上半期。[11](155)因此，公元前2千年上半期可以视为其年代的下限。再者，前文我们已经指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还保存有一件卡缅卡河口出土的新石器陶器残片，上面有眼带同心圆的人面像，由于发掘者的疏忽，没有记录究竟出自哪座墓葬，因此，具体年代并不清楚（图3）。虽然与本地的人面像岩画还有不少差距，但是，毕竟表明在新石器时代，该地区的确存在着人面像造像传统，并且反映在相应的考古学文化中。

图3④卡缅卡河口新石器时代带人面纹陶器

根据以上分析，现将该类型人面像岩画发展序列排列如表2。

三、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的文化内涵

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分布区主要位于亚洲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流行的宗教就是萨满教。具体来说，该类型人面像岩画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反映了萨满教的思想观念。

（一）祖先崇拜

一般来说，岩画中的人面形象则可能有两种指向，一种是祖先和各种神灵的神像；二是面具。事实上，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为神像和面具本身都代表着祖先，承载着祖先的灵魂。戴上面具，萨满具有了祖先的神力，与祖先的灵魂合二为一。但是，面具并非仅仅是祖先的象征，某些时候也是其它神灵的象征。因为，不论是在人面像岩画中，还是在墓葬面具以及萨满面具中，有些所谓的人面形象并非人，而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抑或是动物和人的混合形象，在这种情况下将其解释为祖先的神灵太牵强，而更可能是面具本身代表的各种神灵。面具之所以是萨满祖先和神灵的象征，是因为萨满本身是由上述二者来选择。通常，萨满是由萨满祖先来选择。但是，正如部分学者所言，“最初，祖先本身也是由天神所‘选择’。根据布尔亚特的传统，‘萨满过去直接通过天神获得萨满的神圣权力，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们才从祖先处获得这种权力。’”[12](67)因此，面具、神像和人面像岩画包含着同样的文化功能。关于面具和祖先以及神灵之间的关系，学界多有论述。什罗科格罗夫曾提到通古斯萨满使用面具“来表明malu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身体”。[12](165)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在世界许多地方，面具代表祖先，而它们的佩戴者则被认为是祖先的化身”。[12](166)贺吉德也说到，“原始人常在祭祀仪式中广泛地使用面具，以赋予自己进入另一世界去的能力。例如新几内亚的拜宁人（Baining），把在祭祀仪式中使用过的面具当做圣物来供奉，认为它是沟通人与神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渡船，它所装载的不是任何东西而是人的灵魂”。[13](174)戴上面具，取得超凡的力量，可以自由地进入另一个世界，“面具、文身、识别符号、装饰，能把一个演员送到一种神秘的世界中去，或赋予他以一种临时性的特殊精神状态。”[14]

表2 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的发展序列1-2.黑龙江下游 3-25.内蒙 26-37.安加拉河下游

除了萨满通天仪式中经常会使用面具之外，在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墓葬中也有大量的面具被发现，包括陶、石、骨、木、麻以及金属面具等。[15]事实上，这些面具可能均与萨满教的灵魂观有关。郭淑云曾将墓葬中出土面具反映的萨满教思想观念归纳如下：1.给死者覆面或戴面具，目的是使各种恶魔认不出死者的面目，以保护死者免受恶灵的伤害。同时也使灵魂依附在面具上而尽快到达彼岸世界。2.头颅为寓魂之所，为死者戴面具正是基于护魂的目的。3.给死者覆面和戴面具即起到将生者与死者隔离的作用。[16]但是，有些面具并非放置在死者面部，很有可能是死者生前所用或与死者生前有关的一些物品，随着死者的下葬以便其在地下继续使用。如在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青铜面具，而包括青铜面具在内的器物大多数都有火烧过的痕迹。类似葬俗在契丹族中同样存在。与前者不同的是，其面具多数为覆面，材质以金银为多；葬俗中除了焚物之外，还有毁器。部分学者指出，“毁器，抛盏——毁坏随葬品，人为的有意弄坏随葬品，使它们不完整的观念和行为，是我国北方民族对生与死的极为古老的观念的集中反映。”[16]而B.B.叶夫休科夫在考察女真人萨满教时也说道：“凡是死后应当归萨满所有的物品，都要烧毁、杀死（马）或打碎。总之，要想个办法破坏物品的完整性及各部分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也是当灵魂与肉体的联系由人入了鬼籍而不再存在的时候，萨满采取的办法。”[17](204)

（二）颅骨崇拜

带胡须或牙齿纹人面像岩画中有一类表现为骷颅头状，这正是萨满教颅骨崇拜的体现（表1，图13-17）。萨满教中普遍流行着颅骨崇拜的习俗。根据史记所载，契丹人的始祖通呵持一骷髅，“人不得见”，“国有大事，则杀白马灰牛以祭，始变人形”，则此骷髅乃萨满灵魂所在、精灵所在。[18]此处刻画的契丹人始祖正是一萨满形象。而骷髅也可解释为骷颅，因为后者是骷髅中最重要的部分，通常认为是人的魂气之所在。如《西游记》中描写沙僧出世时的形象时，提到其项下悬九个骷髅，而此处的骷髅即人头。而17世纪的西藏古格王国的藏族僧侣，在祈祷时必须“戴上用死人颅骨做的帽子，并用颅骨做成的盛具喝水，因为死者的思想总是寄托他们的颅骨之内，这样就能使自己很好地活着；使用颅骨杯是驱赶世俗邪恶特别有效的方法，它是驱除所有恶习和肉欲的精神灵丹，而不意味着吃食人类自身。”[19](159)这种使用人的颅骨作为饮器的习俗，在古代文献以及民族志材料中比比皆是。这种思想并非佛教所有，而是来自于西藏当地更古老的萨满教习俗。而这种习俗直到今天仍有孑遗。如藏传佛教的“羌姆”面具就是由人颅骨装饰而成的冠状物。而在西藏那曲比如县境内，还有用人的颅骨堆砌成的围墙。围墙位于一个天葬台上，人颅骨象砖块一样一层一层地垒砌起来，总数约有200个。墙前是几块大平石，是用来做肢解尸体的“砧板”。天葬台正是萨满教通天思想的反映，将尸体肢解并保存颅骨，则是萨满教死亡与再生仪式的体现，均与萨满教的灵魂观有关。伊利亚德在解释萨满教死亡和再生性入会式时说到，“布里亚特萨满的选择如同其他地方一样，包含着一个非常复杂的迷狂体验，在这一过程中，萨满候选人据信受到拷打、切成碎片、处死，而后又复活。只有这一入会的死亡和再生才使得萨满显得神圣”。[12](76)孟慧英也指出，“在萨满经验中，由于魂骨被视作生命的再生之源，‘归魂于骨’成为萨满法术中追求的主要目标。”[20]

此外，在鄂温克萨满鼓中还有一些人像和人面像，更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图像的确与萨满教有关。这些图像均位于萨满手鼓的鼓身上，整个鼓身由上、中、下三部分构成。其中一幅人像位于中间位置，人像呈蹲踞状，头上带有芒线，身上穿有萨满袍类的衣服。而上下两部分均一个人面像。人像的头部和人面像的造像基本类似，均呈骷颅状（图4）。鼓身的三层结构与萨满教的三层宇宙观相吻合，三个空间被从中间贯通。中间的人像表示萨满巫师，上、下的人面像则均表示神灵，是萨满通过迷狂体验而欲沟通的对象。可以说，人面像岩画与其功能类似，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萨满显得神圣，是萨满将其显圣成果传递给社会其他成员的一个手段。

图4⑤鄂温克萨满手鼓局部

实际上，使用面具的习俗也是由颅骨崇拜转化而来的。郭淑云写到，“面具被先民视为御魂之所，这与他们对颅骨的崇拜密切相关。由佛尔斯脱提出的‘亚美式萨满教的意识形态内容’之一，即相信人类和动物的灵魂，或其本质生命力，一般驻居在骨头里面，经常在头的骨里。人类和动物从他（它）们的骨骼再生”。[21](572)德国学者利普斯指出：“在人造的祖先像外，死人的颅骨或骨骼也作为含有‘灵魂力量’之物而受到崇拜……既然颅骨时常被当成灵魂的座位，自然就要获得它、保存它，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祀或首领，更是如此……从死人崇拜和颅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其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或魔鬼。”[22](346-347)而关于魂，部分学者认为，“魂为气，其形态变幻莫测，有时呈椭圆形气体依附某处，有时似雾气漂移不定，颜色多为黄褐色或黑色。”[21](60-61)中国古语常言：“灵魂出窍”，所谓“窍”，即灵魂出入人头的通道。关于该通道的确切位置，老子曾云：“天门开阖”。关于“天门”，道教经典则称：“功满岁足，阳神欲出，……如鹤出天门，龙升旧穴，天门自开，弃壳而去。”[23](36)而“‘阳神’即生人的灵魂；而‘天门’又叫‘顶门’、‘天阙’，指的是头顶的百会穴。上面两段文字说的是等练功到了一定的程度，天门可以自由开合，灵魂便能从头顶飘然而出了。可见‘窍’是开在头顶上的。”[23](36)前文已指出，部分颅骨状人面像岩画的头顶中间位置有孔洞或一小圆圈，同样用于表示“天门”（表1，图16-17）。此外，还有部分人面像轮廓呈心形，即轮廓在两眼之间的上面弯曲（表1，4、6、9、19-20、26、33），另外两幅图像可视为其变体（表1，图13-14）。按照Е.A.奥克拉德尼科娃的观点，心形人面像由脑形图像演变而来的。[24](39-42)M.A.杰夫列特猜想，在心形人面像凹穴处，标出了顶部的窟窿，这个窟窿，按照古代观念，是集中生命力的地方。这个神圣的地方过了数千年之后仍然被佛教利用，它有“婆罗贺摩（梵天）的孔洞”的作用。[25](242)这与前述“天门”的功能是相同的。

另外，在墓葬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颅骨钻孔的现象，其分布范围几乎涵盖了世界各个大陆，时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有些地方甚至延续到近代。韩康信等学者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古代开颅术”[26](5-9)；而何心亮则认为，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实行如此复杂的开颅手术，而是具有巫术等象征意义。[27]此外，在一些墓葬的葬具中也发现留有专门的孔洞。部分学者认为，“埋葬死者，在葬具上钻孔，一般认为这个小孔就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通道，这在中外民族葬俗和考古资料中都可以找到例证。”[28]由此可见，在头颅上钻孔，很可能是古人通天思想的反映，即孔洞的制作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为了灵魂出入方便。

（三）树木崇拜

在上述人面像岩画中，不少在头顶中间位置都有树状头饰，这正是世界树、宇宙树的象征。关于世界树的信仰，普遍存在于史前人类社会中。古代美洲阿兹特克人神话说，从大地女神的腹部长出一棵“世界树”，它标志着宇宙的中心。在北欧神话中，整个世界是被世界树支撑着的。整个宇宙共由九个世界构成，连结这九个世界的是一株巨大的梣树，它是宇宙万物的起源和载体，它生机盎然，枝叶覆盖了整个天地，枝干支撑着整个宇宙的重量，根部贯穿全世界。[29]关于世界树的信仰也存在于代印度神话中。在《阿闼婆吠陀》中，梵天被描绘为长生不死的阿湿婆陀树或宇宙树，其根朝上，而树根朝下。[30](63)而古代阿尔泰神话也说，在世界之中心——“大地之脐”——之上耸立着一棵最高最大的枞树，树梢顶上住着至高无上的天神巴依尤勒干。[31](230-249)满族崇信的创世天神阿布凯恩都里创世后，大地上住满了人，天神下令将天上最粗的一棵树砍倒，把它接到地上，让人们沿树枝爬上去发展。[32](91)鄂温克关于世界树神话记载到：“天地初开，在大地的肝脐上，耸立着一棵大树，树上有八个繁茂的树枝，树干一直穿过了三层天。”[33](43)“卡尔梅克蒙古人中的绰罗斯部族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一个‘以玲珑树做父亲，以猫头鹰做母亲的，柳树宝东（大力士）太师……’。卡尔梅克蒙古史诗《那仁汗胡勃棍》中也把主人公说成是诞生于树木的人。它显然与绰罗斯祖先崇拜观念有关联。”[34](128)在突厥语诸民族观念中，宇宙分为天上、地上和地下三界，中间有一棵宇宙树相连接。世界中心大地肚脐耸立着高大的枫树，树梢顶住着至高无上的神。[35]关于世界树，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非常多的记载。《淮南子·墬形训》载：“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 ”[36](328-329)这里的建木正是连接天地的世界树的象征。《后汉书·东夷传》说辰韩“诸国邑各以一人注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31](73)而大木即世界树的象征。而汤惠生则对《山海经》中各种世界树的形象进行过探讨, 并指出，“诸如建木、扶桑、大木、寻木、珠树、扶木、青木、若木等等都是世界树的象征”。[37]

除了文献中的记载外，在考古出土文物和民族学资料中也有这种世界树的形象。在四川广汉三星堆2号器物坑还出土有一件大型铜神树，编号为K2②:94（图五，1）。该神树“残高3.9米，树下有一圆形底座，树干挺直，其上有一头下而尾朝上的龙，树尖残，枝为三层，每层三枝，每支上立一鸟”。[38]关于其具体内涵，学术界争论较多，“有不少研究者将其与社联系起来，或迳直称之为祀社之树，或认为这些神树是通天的建木兼社树，也有认为它是扶桑兼社树[39](191)；另外部分研究者将其与同坑出土的另外一株青铜树释为“扶桑和若木”。[39](193)此外，还有部分学者从宗教人类学和萨满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鸟与树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是萨满艺术中‘世界之轴’或‘萨满树’的典型特征，是萨满和巫师进行祭祀时沟通天地的主要道具”。[40]而这种世界树的形象在俄罗斯西比利亚地区也经常可见。其中一幅世界树的图像为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沿岸地区那乃人的绘画作品，年代为20世纪初（图5， 2）。树的根部由许多小蛇组成，用以表示下界；蛇的叶子上描绘有很多人面像，用以表示各种神灵。另外，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还发现了不少带有世界树图案的萨满鼓。其中1件鼓发现于南西伯利亚的哈卡斯地区，属于19世纪作品（图5，3）。鼓面分为上下两部。上面部分表示天界，刻画有居住在天上的神仙、精灵，以及象征天的太阳等形象。下面部分表示下界，位于人类居住的土地以下，需要经过山上的洞穴和裂缝，或者通过漩涡才能到达。下界居住着象征黑暗、疾病和死亡的恶神，通常刻画有爬虫类、鱼类等生活于洞穴类、地下或者水中的生物。而在上界部分画了两颗世界树，在树的顶端有象征着太阳或者北极星的图案，用以表示世界中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世界树与人面像发生了关系，虽然该处的世界树并非像岩画中那样在人面像的头顶中间位置，但毕竟提供了二者之间产生关系的明确证据。

图5⑥

大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人面形象大量出现在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的遗址和墓葬中，载体包括石器、玉器、陶器等各种形式。其图像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都是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从上述地区来看，带胡须或牙齿纹的人面像最早出现在我国红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中，随后传播到俄罗斯黑龙江下游和安加拉河下游地区，而“部分学者早就指出了中国北方及中原地区与贝加尔湖和俄罗斯黑龙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41]关于其传播路径，М.А.杰夫列特指出，“亚洲和美洲太平洋沿岸岩画主题非常类似，一系列北美沿岸人面像岩画的原型似乎可以在中国北方的岩画中找到，来自内蒙古的古代移民经过几个批次推进到北方。通过凿刻在阿穆尔河下游和安加拉河沿岸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可以对其迁徙路径进行仔细研究。来自中亚的移民前往北方的通道有两条，一条沿着太平洋沿岸，另一条是沿着安加拉河谷地到达泰加林地区和叶尼塞河地区。不同类型的人面岩画均指向中国北方的一个区域——内蒙古的阴山等地”。[42]这一论断与事实是基本相符的。红山文化晚期，古城古国开始出现，岩画在该时期的大量向外扩散可能正与这一文明发展进程有关。而随着文明进程的加快，各文化群体之间及其内部冲突不断加剧，造成了人口外流，构成了该类型人面像岩画从中国北方地区向外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岩画传播的具体路线和机制，以及岩画在传播过程中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等都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总之，将岩画研究纳入文明发展进程的讨论之中，可以大大拓展岩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注释：

①表1中图1-12引自Заика А.Л. Личины Нижней Ангары. Красноярск；图13-14引自Дэвлет Е.Г., Дэвлет М.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图15-16、18-19、21-26、32-37引自盖山林：《阴山岩画》；图20、27引自盖山林、葛志浩：《内蒙古岩画的文化解读》；图17、28引自孙晓勇：《西辽河流域人面岩画考古年代分析研究》；图29引自阮晋逸：《赤峰地区人面像岩画研究》；图30-31引自田广林：《内蒙古赤峰市阴河中下游古代岩画的调查》

②图1-1由俄罗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А.Л.扎伊卡提供；图1-2引自《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下）；图1-3笔者摄；图1-4引自Дэвлет Е.Г., Дэвлет М.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③图2-1-3引自郑为：《中国彩陶艺术》；图2-4引自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图2-5引自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图2-6引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白音长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图2-7引自乌兰：《巴林右旗博物馆收藏史前人面饰初探.//中国古都研究——中国古都学会2001年年会暨赤峰辽王朝故都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图2-8-10引自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报告（1983~2003年度）》

④图3现保存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笔者摄。

⑤图5引自Дэвлет Е.Г., Дэвлет М.А. Мифы в камне. Мир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оссии.

⑥图5-1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图5-2-3引自Сем Т.Ю. Шаманизм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XVIII-XX в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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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Заика А.Л. Личины Нижней Ангары[M]. Красноярск.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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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英】

Research on Human Face Rock Art with "Beard or Teeth Ornamentation" in Northern Asia

Xiao Bo
(Guangxi Museum of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28)

The human face rock art with "beard or teeth ornamentatio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Inner Mongolia of China and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Siberia. It origined in China in the middle Neolithic Age, and through sever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it spread to the northern part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nd to the west it reached the lower Heilongjiang River of Russia, to the west it reached the lower Angara river across the baikal. The human face rock art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Asia is the works under the shamanism concept, in terms of this type of human face rock art, it mainly reflect the worship of ancestor, skull and tree.

Northern Asia; Beard or teeth ornamentation; Human face rock art; Age; Connotation

J239

A

1672-9838（2016）04-075-11

2016-08-30

本文为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课题“西辽河流域人面岩画研究——兼论西辽河流域岩画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利用”（项目编号：14YJC760053）的阶段性成果。

肖波（1982-），男，湖北省枣阳市人，广西民族博物馆，馆员；南京师范大学2012级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