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建构——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 欣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艺术人类学与当代社会建构
——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 欣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社会建构

2016年9月23日至25日，一年一度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2016中国艺术人类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此次国际研讨会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人类学会和长沙理工大学主办，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承办，《民族艺术》杂志社协办。会议以“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建构”为主题，并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范式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和“设计与日常生活研究”等几个角度，探讨艺术人类学在当代社会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此次研讨会以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的方式围绕主题进行了研讨。23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辉教授主持，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刘扬、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郑升、《民族艺术》杂志主编及学会常务理事许晓明致开幕辞。在为期三天的小组讨论中，设置的小组主题有“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民俗与表演艺术研究”、“造型艺术研究”以及“设计艺术研究”。

一、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在这一主题探讨中，主要涉及艺术人类学理论与实践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艺术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其中，有关艺术人类学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的应用以及艺术人类学在当代社会建构中的作用，成为与会学者的关注焦点。

1.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

在艺术人类学理论研究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方李莉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一个艺术人类学理论相关的思考》中，基于对“遗产资源化”的思考，追溯“遗产到资源”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探讨都市艺术区遗产资源的再利用。作者以对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和景德镇的田野调查为案例，探讨艺术创造对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活力。作者认为，艺术创造给当地带来的活力终端来自市场。从当代的社会发展来看,许多资本经济正在转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特点,在于符号商品的 产生,这种符号商品的产生在于文化专家与文化媒介人的数量增加。这些人开发各种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并对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提供必要的解释。在景德镇建立工作室的艺术家和各类设计师正是符号商品的生产者,他们根据市场传统文化复兴的需 要,利用遗产资源,生产出许多具有传统文人气息的茶具、香具、花器等。这些器具既有实用性、审美性、艺术性、时尚性,同时又是中产阶级雅致生活的标志,也是后现代社会作为 一种知识社会的需求象征。而这种遗产资源的再利用,引发了符号文化和符号资本的出现。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学学者项阳研究员在《艺术人类学中国话语与艺术传统深层内涵》一文中指出，“艺术人类学需要关注传统,”“既关注艺术的当下形态又把握其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此方能真正建立起属于该区域艺术人类学话语体系。”他还认为，艺术人类学在中国有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为中国有着众多的艺术门类、艺术形态和艺术现象。同时，各门类艺术都要借助于学术方法以行研究,每一种学术方法就是一种视角。 然而，不能够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认知这些艺术形态何以会生成,难以用所谓艺术人类学对其定位。中国的艺术人类学要想真正取得或称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应该对中国艺术生发的历史语境及演化发展深层认知,用自身的话语去解释中国的艺术现象、艺术形态和艺术传统，如此方能真正显现艺术自身以及之于社会的深层内涵。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王永健博士在论文《“原始艺术命题”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在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历程的过程中，认识到“原始艺术”命题在这一阶段中的重要地位，并系统研究和总结了这一阶段“原始艺术”命题研究的现状和特点，以及有关这一命题研究兴盛的原因。作者指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艺术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兴之势,学者们尝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关照原始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研究。而有关“原始艺术”的研究多借用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考察的原始资料，对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本质等问题展开探讨。中国学者对“原始艺术”的研究，则主要开始于哲学、美学和艺术学领域。早期学者在对“原始艺术”的界定中，将其时间范围限定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因此，其基本的研究路数也都是从历史学、人类学考古或民族志材料中寻找与其有关的文献资料，强调哲学化的抽象思辨和逻辑推演。到了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对于原始艺术命题的研究逐渐从对考古学发掘材料、人类学或民族学考察材料的研究,转向人的审美意识、艺术创作心理等方面的 研究,从而将原始艺术研究推向纵深,也开始出现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案例。 这一研究主题兴盛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国内1980年代兴起的“美学热”的影响。

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罗易扉在文章《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与思想去想研究》中，旨在采取另一种范式叙事方式,将艺术人类学理论范式从人类学理论范式中独立清晰出来,并思考后现代时期先锋艺术人类学思潮。文中论证了艺术人类学从文献到器物再到艺术文化意义研究历程,分析了艺术人类学从历时到共时再到互动的变化,剖析从审美到社会再到文化的范式取向。作者还明确表达了艺术人类学独立学科理论范式,即古典进化论、传播论、 历史特殊论、功能学派、结构主义、阐释人类学、反思的艺术人类学范式，同时，还着力于厘清独立艺术人类学思想取向,即审美取向、社会取向及文化取向研究。最后，作者力求呈现欧美后现代艺术人类学前沿理论与文化事件,明晰表达今日艺术人类独立学科之思想样态。

青岛大学美术学院李彩博士在题为《欧美的非洲艺术研究:从人类学到艺术人类学》的主题发言中，探讨了人类学和艺术学对非洲艺术不同视角的观照，从而研究艺术人类学对于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20世纪初期以来，人类学各个学派都对非洲艺术作出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如功能学派与非洲艺术的社会功能和背景、象征和结构论与非洲艺术的含义与结构、历史特殊论与非洲艺术的动力。这三种范式都将艺术视为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对20世纪80年代的非洲艺术研究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道格拉斯·弗雷泽(Douglas Fraser)、耶鲁大学的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Farris Thompson)和印第安纳州大学的罗伊·西贝尔(Roy Sieber)三位教授开始讲授非洲艺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创了非洲 艺术研究从人类学到艺术人类学领域的转变。此后的艺术史学家不仅将研究集中于风格研究、图像志、社会赞助、革新与历史变化等，还批判了源自传统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即以部落文化艺术的静止不变为前提，以部落－风格范式为研究基础。通过对人类学和艺术史学界对非洲艺术研究的反思，作者认为艺术人类学或许会成为非洲艺术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出路。

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是艺术人类学的重要特征。在此次研讨会中，一些学者就艺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意义及艺术的民族志书写作出论证，也有学者从田野调查出发，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展示艺术人类学的实践意义。

云南大学文学院向丽教授在论文《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和意义再生产》中指出，民族志作为获取田野知识的方法与作为文本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事实。作为文本书写,民族志的目的不在于田野的再现,而是对于田野意义的探寻。正是承接着民族志的经验性研究与自我反思性,当代美学和艺术学正在恢复对于人类原初全部感性存在的重新观照。作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种独特文本,民族志在显现艺术的多元存在结构及其意义等方面愈来愈彰显其重要性。作者通过梳理民族志和艺术人类学的当代发展，寻求民族志调查和书写的重要途径。最后，作者试图探索艺术的民族志书写的可能性问题。作者认为，艺术的民族志书写不仅仅是记录、描述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显现其能够作为艺术而 发挥作用的形象及意义问题。在此过程中,艺术的编织性、杂糅性与流动性等特征及其意义才有可能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藉此,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就不仅仅是描述的问题,而是意义建构的问题。

在民族志书写的研究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在《中国山水画中的意义线索与民族志书写》一文中指出，人类学如果内含着一种民族志的书写,那这种书写一定不是单一向度的,它匹配着文化的多样性而呈现出其多样性的书写形式,并贡献于作为文明的民族志书写。对中国山水画的人类学民族志的再思考使得我们有机会注意到了这种中国自两宋以来文明生成中借助文人画家描摹自然经验中的那种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山水自然的物化形态因为有人的与之长时间的互动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并在书写者对于自然山水的书写描摹中透露出来。中国自北宋以后逐渐形成的文人山水画的传统着实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于自然的存在的另外一种书写的方式,这种方式对人类学者而言, 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科学民族志只重客观描记的方法论上的诸多困境,启示了对一种文明书写的民族志实验的新方向。

中南民族大学的彭修银、梁宏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少数民族美术创作》一文，则将少数民族美术创作问题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相结合，强调田野调查对美术创作的“介入”。作者认为，中国有了越来越好的艺术创作环境,从艺术观念到表现形式,呈现出不断突破和开拓的 趋势,这种趋势也促使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运用传统美术学方法的同时借鉴 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将生活语境作为参照系,激发创作灵感,顺畅创作过 程、深化理论研究；同时，注重田野调查的实证方法,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贯穿于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及研究中,运用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法。借他山之石,有意识自觉地进行创作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的经验研究,为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指引了方向;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深化了艺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实践内涵和理论深度。

英国杜伦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罗伯特 莱顿先生根据在山东省实地调查实践，就“门神和灶神”存在的历史和现状，探讨故事讲述方式的变迁。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系荻野昌宏先生以景德镇的田野调查为案例，探讨艺术对于城市变迁、发展的重要作用。

还有些学者从美学的角度探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修建博士在论文《韵与味: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质》中，从韵与味两个中国美学范畴，探讨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特质，强调为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和味留出空间，而非仅仅关注其外在的形式之美。此外，王毅先生的《论东西人体美学观念的差异》、程波涛先生的《论祝寿图像中的“后繁”诉求与福寿意涵》、季中扬先生的《“生生”美学与民间艺术》、魏嵘女士的《以阐释之名：格尔茨的符号论美学观》等，都是从美学角度，探讨艺术的本质、内涵以及研究方法问题。

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研究，是艺术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研讨会历年的讨论主题之一。此次研讨会中，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依然是与会人员的探讨主题。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深入发展，各领域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途径进行了探讨。

整体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有关整体性保护，除了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人们逐渐将关注点置于城市和乡村社区的发展视野之中。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士闪教授在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以鲁中地区“惠民泥塑”“昌邑烧大牛”为实例》中指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发展的全球性趋势下,关注基层社区文化的价值和传承,采取积极行动促进其保护、传承与发展,不仅使地方民众受益,同时也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并促成地方文化资源向普惠全人类的共有文化财富转化。作者总结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乡村社区发展研究的东亚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并指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十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从“抢救濒危遗产”到“融入社区发展”的理念转变，如何使这类具有社区公共活动性质的非遗传统,借助国家的行政运作而在乡村社区中更具活力,在延续已有的社区共享传统的基础上,助推乡村社区的当代发展,就成为目前非遗保护的关键所在。作者还以为在鲁中乡村地区传承的“惠民泥塑”、“烧大牛”为案例，认为在乡村社区内部,大家都是非遗活动的“局内人”,对于非遗活动中的各种角色及程序、细节比较熟悉,并通过参与活动中的社会交往、情感交流,实现公共文化认同。作者最后总结，要想真正发挥非遗保护的社会效能,使“非遗保护与社区发展”这一命题在实践中落实,就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乡村社区发展，与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形成互补互益的关系。

西华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亮先生在《反思与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传播》一文中，以社区传播作为理论 范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的典型代表——剧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四川南充川北大木偶这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样本进行分析研究,梳理出不同时期传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的构建,勾勒出网络社会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区再造的框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发展与保护的提供一条重要路径。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复兴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置于传统村落中予以整体性保护，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共识。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欧阳国辉和长沙理工大学土木与建筑学院讲师王轶提交的论文《转型期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中指出，中国传统村落在现代化大潮的洗礼下,正迈入快速的社会转型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村落因人的大量且迅速的流失大面积衰败或消减,其承载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无以为继的困境,中国乡土空间里优秀文化基因如何存续的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且急迫。因此，作者旨在研究中外传统村落保护现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和问题,用生态学、社会学和设计学的理论,提出转型期中国传统村落“人、村落与自然”三位一体的保护思路及操作方法,以期满足村民现代生产生活需求为目标,以自然与村落整体保护为核心,利用互联网和创新设计手段,为村民连接信息、财富和情感,使村民回归村落,村落焕发活力和生机,实现传统村落的整体活态保护。

有关文化生态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杨丹妮在论文《共生共荣的“金字塔”:广西侗族地区戏剧艺术“文化生态位”研究》中，论述了生态学中“生态位”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运用，认为文化生态位的概念的提出是文化研究者参照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的相关理论分析而形成的一种文化阐释工具。作者指出，文化生态位的概念的引入与提出,有助于直观有效地理解特定文化生态系统在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组织层次的构成与关系。作者以广西侗族地区盛行的戏剧艺术为个案,通过比较、归纳分析以此来正确理解分处不同“文化生态位”的众多戏剧种类对侗族地区戏剧文化圈的生态构成与关系养成所能发挥的作用。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特征，对我国社会各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了尤其深重的影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安丽哲博士在论文《城市化进程中的非遗项目如何复兴?——以潍坊杨家埠风筝为例》中，以杨家埠风筝制作技艺的发展现状为例，分析探讨该项目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复兴。作者发现，在城镇化进程影响下，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着几种发展趋势，即职业化趋势、审美和装饰化趋势、销售与高科技“互联网+”相结合的趋势。

遗产旅游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产业，也是当前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的重要途径。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越来越为人们熟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项目也不断发展。笔者提交的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遗产旅游研究》一文中，过分析国际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的概况,探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并探析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遗产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路径。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李世武在论文《旅游艺术、本真性与族性的建构和出售——以木老元布朗族为例》中指出，旅游艺术的原真性问题,是学术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当未经侵扰的传统文化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时,面对游客的对原生文化的强烈需求,本真性的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烫手山芋。在民族旅游业中,旅游艺术具有建构和出售族性的功能。旅游艺术本真性的界定,不能拘泥于欧美商人、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以及激进地批评伪民俗现象的游客或人类学家所设立的标准。旅游艺术具有保存传统、复兴传统的作用，其前提是旅游艺术是在充分尊重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创作的,而不是凭空捏造的。我们可以把旅游艺术的本真性界定为在尊重和深入挖掘地方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艺术真实。旅游艺术生产的动力机制,由政府、旅游开发商、当地人、游客、学者和艺术家共同构成。保持平衡是运用旅游艺术生产的动力机制来保存本真性的核心原则。在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与满足游客需求之间,在发挥教育和娱乐功能之间保持平衡,才能保证本真性旅游艺术的生产。

另外，一些学者从音乐、舞蹈、传统技艺、民间信仰以及传承方式等角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如，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许爱珠博士提交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弋阳腔之民间形成》，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讲师潘晶提交的《“非遗热”背后的冷思考——山东非遗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胡小兵提交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痘姆古陶的发展现状与传承思路构建》，淮阴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吕艳和王丽的《传统手工作坊的现代新生——王兴懋酱园的田野调查》，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呼延胜提交的《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民间信仰——以非遗时代陕北民间寺庙绘画调查为例》等。这些论文都从各自的专业领域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表演艺术研究

1.传统音乐理论与调查研究

包括音乐、舞蹈等门类艺术在内的表演艺术是艺术人类学研究涉及的重要领域。此次研讨会，将表演艺术作为议题之一，与会学者结合艺术人类学理论和田野调查实践，探讨了这些具体门类艺术的艺术特征。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在主题发言《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到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兼涉中国民族音乐学从对象学科向思维学科转型的几点思考》中指出，音乐学与以人类学为代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跨界联姻始于民族音乐学这个初始平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在此学术环境中开始起步。作者从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及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之间关系的比较入手,以图对相关研究实践与国内民族音乐学理论之间存在的繁复关系以及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加以梳理和探讨。作者总结出了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携手研究的三种学术视角，即“跨文化—族群—地域性”的国际视角，由外向内、“他者—自我”并存的双重文化视角，由内向外、凸显“自我—主位”的文化视角。其次，作者还论述了“自我”与“他者”——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学者的本位文化观以及方法论跨界视阈下的具体研究方法——由场所音乐民族志到线索音乐民族志。最后，作者指出，在新的历史和学术环境条件下,使其研究对象与其他传统音乐对象门类互相整合、沟通,连为一体，并通过学科方法论跨界研究, 去获得必要的理论指引和更多创新性研究思维,以提升自己的学科理论素质,是一种必然选择。我们提倡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与方法论跨界研究携起手来,意在强调和凸显后者的方法论指导和引领作用,通过某种带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及问题意识的对象性研究,最终塑造出一种兼及历史背景、文化思维、艺术实践和社会应用等多重境界的学科方法论意识与学术氛围。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董波在论文《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音乐人类学研究主题的转换》中指出，音乐人类学在地域上究竟城镇与牧区(农村)孰轻孰重,相当时期内处于摇摆之中。传统上,音乐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以牧区为主的,是以牧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音乐文化为基础的,解决的是牧区文化问题。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基础 开始动摇,音乐人类学研究由牧区向城镇转变,音乐人类学的城镇主题出现端倪。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应顺应这一变化,更加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城镇基础,在人才队伍、研究方法体系、研究目标和主题方面发生转变。对民族地区而言,城镇规划要与民族音乐文化的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行良性互动,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城镇化路子,这也是民族地区推进新型城镇 化顶层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应特别少数民族等具有特殊需求群体的音乐文化满足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音乐人类学应转换研究主题,关注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中民族音乐传承和保护的问题。

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暨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阿拉德尔吐在《作为诗学实践的艺术人类学探析——史诗生态中的《罕·哈冉贵》的传承与创编》一文中，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说唱史诗这种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作者指出，史诗的展演可分为三个方面:事件层、演说层和认知层。在史诗展演的活动中, 认知层及其意义是缘起于传承与虚构这一双向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观念性产物，而传承与虚构则常常共存于故事结构的文本化过程中,对展演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史诗展演是由传统、虚构或想象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文本化模式。作者以史诗《罕·哈冉贵》为例,说明史诗艺人在展演活动中不仅遵循传统的观念模式进行讲述,同时还有意或无意地对故事不断进行创编或改变。具体地说,史诗《罕·哈冉贵》的展演创编,主要包括内部创编和外部创作 (改造较大)的两大创作模式。根据前者可以推断出某部史诗的传承脉络及变异部数之情形；根据后者则可以了解某部史诗如何与其它史诗相互作用并传承下来的复杂情形。

红河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吕志明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哈尼母语传统民歌跨境文化研究》中，从“一带一路”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视角下，研究哈尼族母语传统民歌在湄公河流域国家跨文化语境中的发展现状和前景。作者首先从民族发展的角度对我国新时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了概念解读,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战略在文化艺术上的内涵建设,通过对“哈尼母语传统民歌跨境文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要素和学理依据的综合分析,相信在习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指引下,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 是推进和彰显云南“国门文化”建设的强劲步伐,具有示范性的现实意义。

贤孝是由汉族盲艺人表演、三弦伴奏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形式。盲人为求生计,从小拜师学艺,学成长大后,手握盲杆,身背三弦,游走四方,向百姓传扬以“贤、孝”为内容的儒家传统经典和现实发生在河州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说唱艺术是我国传统音乐中流传颇为广泛的一种艺术形式。河西学院音乐学院的王文仁教授在《艺术人类学视域下的凉州贤孝调查与研究》中，从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对流传于甘肃武威一带的凉州贤孝进行了调查研究。作者在对当前学界有关凉州贤孝研究中,尚未探明其渊源、曲牌曲调特点以及传承保护与发展中遇到困境的实际,在分析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搜集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整理数十位盲艺人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与关心、关注凉州贤孝的学者、爱好者共同探讨凉州贤孝这一独特的曲艺艺术的基本特点,探索符合其特点的传 承保护与发展之良策。广东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刘元平则在《河州贤孝的题材语言、说唱形态与功能展望》中，对河州贤孝的题材内容、语言唱词、唱腔形态、曲牌伴奏以及其社会功能与生存现状进行了剖析探讨。

2.传统舞蹈理论与调查研究

从艺术人类学角度研究传统舞蹈，也是此次研讨会的重要议题。云南艺术学院申波教授在论文《艺术发生学视阈中普米族“搓磋”的人类学解读》中，依托艺术人类学的视野,通过对具有活化石性质的云南普米族传统乐舞“搓蹉”的透视,解读了在其乐舞运动的绵延中,彰显了一个古老民族对环境的适应和对远古记忆的恪守。作者指出，从艺术人类学的立场来讲,对诸多无文字的民族而言,文化的记忆以及表达、多是通过声音和肢体来实现其文化逻辑的。在普米族语中,“搓蹉”即为跳舞之意。作为一种承载民族特征的文化现象,“搓蹉”中浸染着普米族乡情民俗的全部内涵,反映了普米族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实现自我审美的诗性光芒、折射出一种族群超越语言传承功能的文化记忆,其“意义系统”构成了一部可供阅读的“生活之书”。

云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黄沁和王龙生提交的《舞蹈生态学视阈下的莽人民间乐舞传承与发展路径》一文，从舞蹈生态学的角度,剖析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与莽人民间乐舞之关系,挖掘生态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因子,提出保护莽人民间乐舞可行性措施,加强对莽人民间乐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旨在唤起更多有志之士的社会责任 及保护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

曲靖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李永惠在《白族戏曲舞蹈表演程式的演进与文化变迁》中，依据有关云南相关历史文献和《白剧志》、《白族民间舞蹈》课题组的田野实地考察材料综合分析,认为吹吹腔(吹腔)和白剧这两种艺术样式及其舞蹈表演程式的起源、演进和发展,结合至今仍遗存在大理市、洱源县、鹤庆县、云龙县、剑川县等吹吹腔流布地区的 表演习俗、表演场域、传统仪轨和节庆仪式中的遗存,仍有大量可供觅迹探寻的实证资料。作者探讨了吹吹腔戏及其舞蹈表演程式根脉、演进及其文化变迁，认为吹吹腔(吹腔)及其歌舞程式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和漫长演化进程,因民族文化的厚积而薄发,具有不可替代的自身艺术特色和发展轨迹。

贵州大学艺术学院的刘剑和周宇在《黔西北彝族“恳合呗”(铃铛舞)的变迁》中，对黔西北彝族丧葬仪式中渡送亡灵回归祖先居所而跳的仪式性舞蹈——彝族“恳合呗”(铃铛舞)，在现代舞台艺术的冲击下，逐渐从祖先认同和族群认同转变为他者视阈下的展演性舞蹈的变迁过程。作者指出，这种展演将丧葬仪式进行抽离并转换了舞蹈场域,成为“恳合呗”嬗变的根本原因。同时,基督教葬俗和汉族葬俗的接受成为“恳合呗”面临的最大冲击。作者认为，“恳合呗”的保护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保护彝族丧葬仪式的延续,即如何让彝族民众继续采用原来的丧葬仪式,从而在这个仪式中保证恳合呗的出现和传承。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艺术系唐圣菊和王誉茜在《农耕文化视域下的江苏传统龙舞研究》中，基于详实的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江苏传 统龙舞表演中的农耕具象、农耕场景及其演唱、说词的农耕内涵的阐述,理清了江苏龙舞的历史渊源以及传承关系,从而对认识当前民间龙舞现状及其保护对策具有一定参考借鉴的意义。

云南艺术学院教授石裕祖在《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民族精神家园——三论我国亟待建立少数民族舞蹈学》中，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回望 了1980 年代中国民族舞蹈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和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学学科发展创新的步履，指出近 30 年来,中国舞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昌盛局面,但仍存在着诸多令人深思的尴尬现象，亟待舞蹈教育界、舞蹈理论界以理性认识,审视舞蹈实践与 舞蹈理论失衡的局面。中国民族舞蹈教育家、舞蹈理论家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舞 蹈文化现象,应大胆地探索,提出应对的新思路、新途径、新对策,加速构建中国少数民族舞 蹈学学科体系,以“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民族精神家园” 。

民俗舞蹈是传统舞蹈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山东艺术学院舞蹈学院的孟梦和范文昊在《传统春节文化下的山东民俗舞蹈》中指出，民俗舞蹈根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精神寄托。传统节日更是民俗舞蹈与群众联系的桥梁。春节是汉民族最重要最盛大的传统节日,在欢度佳节期间(从正月初一至元宵节)舞蹈不仅仅是广大群众聚集、狂欢的重要形式,更成为了各地市特有的文化符号。山东地区的民俗舞蹈也大多集中在春节期间,是山东节日舞蹈形态的主要体现。特别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山东春节文化下民俗舞蹈的风格特征、表现形式、社会功能、艺术价值、传承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不仅体现了民俗舞蹈与时俱进的发展状态,更诠释了传统节日变迁对舞蹈发展的深刻影响。作者通过考察山东民俗舞蹈的表演形式、功能和传承情况，探讨山东民俗舞蹈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为民俗舞蹈研究提供了借鉴。

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王亚杰和邓佑玲教授提交的《贵州盘县羊皮鼓舞的田野调查》，以贵州盘县鸡场坪乡的羊皮鼓舞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和访谈,对当地羊皮鼓舞的起源、舞蹈本体、服饰、道具、音乐、传承人及其发展流变等方面进行挖掘、 梳理和分析,对少数民族优秀舞蹈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鸡场坪彝族乡的“羊皮鼓舞”在彝语中称为“豪股比”,属于一种原始的宗教祭祀舞蹈,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主要流传于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的刘官屯、鸡场坪、羊场等乡镇,其中鸡场坪彝族乡的最具特色,原生态成份保存较为完好。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传承文化传承发展出现的现实困境，羊皮鼓舞面临着传承和发展危机。因此，作者建议，要进一步提升彝族舞蹈传承人和工作者的素质,并在专业院校设置培养计划；政府发挥带头作用，提升当地民众的保护意识，建立健全监督基础，保证该项目的传承；发挥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该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发挥合力作用。

三峡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的陈奥琳在《民族区域旅游场景中的湘西土家族舞蹈及其象征意义初探》，从民族文化旅游和象征人类学的视角，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放置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从而进一步探讨其中的意义重构。作者指出，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土家族舞蹈从“久锁深闺无人识”到“酒香不怕巷子深”,逐渐向世人揭开了它那神秘的面纱,且在与现代文明的互动下形成了一种新的象征符号,使得传统民族文化在趋同的大势之下以别样的方式得以展现出来。

三、造型艺术与设计艺术研究

造型艺术和设计艺术是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此次研讨会中，有关造型艺术和设计艺术的探讨，为艺术人类学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

1.造型艺术研究

造型艺术包含了我国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此次研讨会中，造型艺术研究主要涉及了传统制作技艺、建筑营造技艺等多种艺术形式。

剪纸艺术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传统艺术形式。尤其是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兴起，剪纸艺术在各地区和各民族中日益兴盛，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在主题发言《人类文化的多元未来——以少数民族剪纸为例》中指出，与汉族的剪纸相比,少数民族的剪纸具有原生性,少数民族的剪纸给我们带来了远古的信息。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的典籍记载非常少，其历史的记忆就记载在剪纸上。此外，少数民族剪纸还同少数民族服饰、丧葬习俗、游戏以及各种少数民族民俗活动都有着紧密关联。少数民族民间剪纸是民族审美的结晶、民族精神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 是中华民族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陶艺是一种重要的造型艺术，其中紫砂陶艺更是受到人们的关注。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陈国成、任鹏和于富业在《从宜兴到喀左：艺术人类学视野下辽宁紫砂产业发展研究》中，以喀左县为田野调查点，探索了从宜兴到喀左的紫砂资源优势、紫砂制作技艺输入、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创新与市场化发展。作者指出，深入挖掘、研究紫砂矿藏资源,掌握紫砂壶制作的传统核心技术,培养紫砂壶制作专业人才, 营造独具特色的紫砂文化氛围,创新紫砂壶产品研发并开发国内外市场,加强宣传推广,加大互动交流力度,将会使北方紫陶之都喀左的紫砂壶产业逐渐崛起。

太湖学院朱翊叶在《“宜漂”的力量 ——以宜兴市丁蜀镇潜洛村紫砂生产合作社田野考察为例》一文中，运用艺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江苏省无锡市宜兴市丁蜀镇潜洛村紫砂生产合作社内的紫砂手工业作坊为研究对象, 对作坊的构成、经营的方式、人员的结构、家庭的分工等进行分析,探究其日常生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技艺传承的方法,重点揭示“宜漂”们对紫砂文化传播的价值与贡献，也为紫砂研究提供新的素材和新的方向,为紫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推波助澜。

传统营造技艺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造型艺术而在近年备受关注。福建农林大学的姚琛和闽江学院美术学院的王阵在《粤东北客家传统民居装饰艺术的调查和研究》中，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并结合相关文献,从设计学角度对粤东北客家民居的主要装饰部位进行分析,认为其装饰特征主要表现为有意味的平面图式、仿生象物的创意特征以及地域性的装饰文化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艺术学院的傅志毅则在《艺术人类学视域中的粤北客家民居建筑的保护与传承》一文中，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粤北客家民居围楼的保护现状进行调研分析,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五条粤北客家民居建筑保护与传承对策:1)大力加强古建研究、保护、维修护理及规划设计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政府出资对粤北 具有代表性,历史文物价值较高的围楼进行保护、修缮,建立客家围楼建筑博物馆或客家围 屋民俗博物馆;3)选择一些保存较为完好的具代表性的客家围楼和聚居村落建立粤北客家 民俗文化生态博物馆;4)在不改变建筑外观面貌的情况下,改造开发成围楼休闲旅馆或背 包客旅游客栈;5)结合客家古村落的动态成长与扩容,从围楼单体建筑保护拓展到整个建 筑聚落传统格局和特有风貌的保护。

风雨桥营造技艺是我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重要内容。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刘洪波教授在《侗族风雨桥营造技艺及其文化来源的探析》中，分析和探究了侗族风雨桥及其文化的历史源流。作者指出，侗族风雨桥建筑营造技艺及文化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宋代人口南迁将北方廊桥技术带入华东地区,形成了成熟的木拱廊桥技术和文化,明清两代为了巩固地方政权,人口由东向西迁移,并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精神教化,汉族廊桥及其相关的民间信仰和风水文化强势进入侗族地区,后经侗族人民的自我消化和改造,逐步形成了侗族风雨桥的独特风貌和文化。

吊脚楼是土家族人民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民居形式。湖北民族学院吴昶 在《分野——湘、鄂两地土家吊脚楼建筑营造技艺及传承形态差异之思考》中，对土家族吊脚楼建筑营造技艺及其传承形态作出了分析探究。作者指出，土家吊脚楼建筑营造技艺作为主要集中分布于武陵山地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其分布面积横跨鄂、湘、渝、黔四省市。在这些彼此相邻的区域,不仅吊脚楼建筑的样式和结构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而且在百年之间,他们各自在传承特色上也发生了流变现象。其传承线索的论证主要依靠两条线索:一是建筑实体上遗留下来的技术痕迹,二是“工匠的传承链”。作者从这两方面展开,以咸丰县和永顺县的土家吊脚楼营造工匠群体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技艺传承形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廓清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在民间传承形态本身的特征及文化变迁,也便于从“技术传播”的历史视野来了解和观照两地土家吊脚楼营造技艺及其传承形态演化的各自成因。

此外，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的吴小军提交的《宫廷技艺与日常用器——河北大厂现代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调查与研究》，调查了河北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的历史、技法、工匠及其传承,以艺术人类学的视角去解读宫廷技艺在现代金属工艺中的技艺变迁和文化重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张君在《海南白沙润方言黎族人形骨簪技艺的调查研究》中，在对海南白沙牙 叉县和南兰村田调查的基础上,对白沙润黎人形骨簪的材料特点、工艺流程和社会功能进行了记录和分析,并探讨了工艺技术与装饰纹样的关系，认为润黎人形骨簪特有的装饰纹样和质朴的审美意趣与其天然的材料、简单的加工技术密切相关；湖南师范大学的陈剑等人合著的《湖南瑶族织锦技艺的现状与思考》一文，对瑶族织锦技艺的地域分布、日用分类、特色工艺、生存现状及保护策略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综合阐述；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的张乐在《论印度宗教文化的“贪婪”及其在湿婆造像上的表现》中，以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为例,试图探讨印度宗教文化与其神灵造像之间的联系；西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牛乐《拉卜楞寺与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传承》中，从文化视角探讨了拉卜楞寺高度发达和体系化的学术传统对安多藏区藏传佛教艺术的体系化传承和发展起到的作用。

2.设计艺术研究

设计艺术是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艺术形式。在艺术参与当代社会建构的主题下，设计艺术是不可或缺的探讨主题。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 20 世纪后半期到 21世纪 初的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实践”的一种共性化表现，并于2001年由西方引入中国，对中国的设计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湖北第二师范大学的胡敏在《论中国当下“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缺憾与艺术设计的对策》中，作者指出，中国和西方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发生的时段不同,但共同存在的问题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自身的悖论导致了其局限性,即“日常生活审美化”以“经济审美化”为物质前提,其量产设计的特性导致“日常生活审美化”无法解决审美主体对商品化的生活用品的有限选择与其内在的个性化、排他性和多元性需求之间的矛盾。作者立足于艺术设计实践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即艺术设计在价值取向上, 需要关注、培育、挖掘富有个性的民众艺术趣味,需要实现“以人为本”,需要从民间和传统文化里获得源头活水,使“日常生活审美化”能克服其工业量产特性带来的弱点,逐渐从“共性”的“量化审美”向个性的“审美实践”转向,实现“日常生活审美”的多极共生。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马里安 赫罗特（Marian Groot）在主题发言《日常设计、历史和人类学:基于女性作家观察资料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中指出，人们如何利用日常物质文化以及享有声望的装饰艺术，主要由欧洲和亚洲的旅行家在旅行写作中进行研究的。作者通过对1850 年-1910 年期间女性作家的研究，阐释19世纪旅行家的历史研究模式。作者将性别因素应用到设计和装饰艺术的历史研究中，分析她们在旅行写作中，如何利用社会-文化情景模式并进行比较研究的。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李立新教授的《日用作为设计的“原道”——兼谈“小道致远论”》，则从《论语》经典文献出发，讨论日用设计的“文化本元”、基本观念和价值结构。

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陆兴忍在《设计与日常生活研究——当代中国元素服装设计回归日常生活的五个趋势》中指出，设计为日常生活一直是现代设计史的主流,中国当代服装设计也融入这一时代主流趋势,并积极研究和开发中国元素创意于服装设计,并且有走向日常生活的新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为:服装设计从博物馆走向日常生活;从展示性到实穿性;从高端定制到 普通家常;从刻意强调、显著突出文化元素到轻描淡写、不露痕迹运用文化元素;从复古、怀旧的精英趣味转变为更加多元、活泼、生动的生活趣味。

环境艺术设计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是设计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熊清华博士在《人类学视域中的环境艺术设计》中指出，环境艺术设计以营造宜人、宜居的环境为出发点,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实现“诗意的栖居”为功能目的,具有鲜明的人类学特征。作者基于人类学的视野对环境艺术设计进行解析, 从体质人类学、族群文化、文化符号、生态人类学等四个层面,分别对环境艺术中“以人为本”的设计思维方式、具有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场所精神、环境空间中的艺术意涵、生态化的设计理念做了系统剖析，希冀从人类学的视阈重新审视环境艺术设计,以新的维度从设计观念、设计手法上提升我们对环境艺术设计的认识。

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设计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长沙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的李莉在《基于湖湘民间美术情感基因的现代包装设计研究》中，对湖湘民间美术的情感形成的外因与内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发掘湖湘民间美术情感设计规律，探索将湖湘民间美术情感基因融入现代包装设计的方法和策略。通过对湖湘民间美术情感基因在包装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找到湖湘民间美术蕴含的情感与现代人的情感诉求的链接点、以及转化为现代包装设计中的情感表达方式与路径。

大连艺术学院的包荣华在《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蒙古族文化特色纯羊毛手工艺品产业开发研究》中，从艺术人类学视角出发，调查蒙古族文化特色纯羊毛手工艺品现状、创意开发时代机遇和意义以及产业开发内容，促进蒙古族的传统手工艺也在通过艺术创新寻求自己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寻找重构和再造自己新的文化和经济机会,最后真正回归“文化自觉”。

香港理工大学纺织及制衣学系的 姜绶祥、廖雪林等人在《香云纱与服装服饰及设计创新应用》中，通过对流传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佛山(禅 城、顺德、南海)及广州番禺地区的香云纱的独特工艺、生产条件和加工过程的考察，着重阐述香云纱服饰设计产品方面的实验和探索。作者认为，香云纱在材料和后期加工上的环保特性符合未来设计和应用的发展趋势,符合大众崇尚环保的生活理念,从而在研发、设计和产品开发上融入现代设计元素,兼具创新和审美。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科技和设计会使香云纱服装服饰设计越走越远。

韶关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的谢琳在《广东“张田饼印”的设计美学》中，基于设计美学角度,以粤北张田饼印为研究个体,从功能美、形态美、材料美、人文美四个方面分析张田饼印的设计特点与饼印器物的设计美。

淮阴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的张光祥在《传统实物标符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研究》中，针对现代标志设计中对传统实物标符形体特征、表现形式、文化内涵借鉴和运用的具体分析,论述传统实物标符的造型、寓意在标志设计中的体现,进而逐步探索传统实物标符在现代标志设计中的审美感受和美学价值，分析传统实物标符在标志设计中的现代性需要,提出在现代标志设计过程中,对传统实物标符传承的要点以及在现代标志设计应用中更新和拓展的理论依据。

9月25日下午，2016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色音研究员、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旬纳日碧力戈教授和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张士闪教授分别做小组总结，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谈传生做闭幕式致辞，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研究员做闭幕会致辞和大会总结。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共同探讨艺术人类学参与当代社会建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力求为艺术人类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及各门类艺术学科的发展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 徐英】

Art Anthropology and Modern Constructionism——Review on 2016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 Anthropology

WANG Xin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Art anthropolo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odern constructionism

J0-05

A

1672-9838（2016）04-128-10

2016-08-30

汪欣（1982-），女，安徽省安庆市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