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音乐、族群与文化认同——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述评

魏琳琳苗金海

（1.2.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中国的音乐、族群与文化认同
——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述评

魏琳琳1苗金海2

（1.2.内蒙古艺术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认同”是一个源自个体心理学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中国民族音乐学在以往的研究中，专注于某一地域（区域）对某一乐种的个案研究，缺乏以专题为核心的讨论。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由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牵头，组织杨曦帆、魏琳琳、张林、董宸、苗金海、赵书峰共七位成员成立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并在2016年7月10-13日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的“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学术研讨会上进行发言。七位成员从音乐研究的多维视角尝试对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进行专题研究，期待对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对话与思路。

音乐与认同；音乐路径；文化认同；族群认同

“认同”是一个源自个体心理学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在其专著《认同与生命周期》（Identity and Life Cycle）中提出“认同”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专有词汇加以应用，他关注个人的发展阶段，并提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民族音乐学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的关系。克里斯·沃特曼（Chris Waterman）首次在民族音乐学学术领域中引用了“认同”这一术语，早期的研究还有曼努埃尔·佩纳（Manuel Pena）、戈登·汤普森（Gordon Thompson）、劳伦斯·韦慈朋（Lawrence J. Witzleben）等。纵观诸多文献，学者们反复强调音乐有助于建构社会认同；业余的音乐表演如何创造自我价值感；音乐家如何协调社会阶层中的身份地位；新兴的音乐形式如何在建构新兴的身份认同中发挥作用；音乐在族群边界认同形成与维护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宗教音乐、仪式音乐研究开始关注“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将研究视角转向主体性、文化身份、自我与他者、离散族群等。特别在近几年中央音乐学院少数民族音乐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教学体系中，注重加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与实践。具体而言，翻译拟出版国外学者相关理论著述《音乐与认同译文集》；获批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蒙汉杂居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以蒙汉杂居区音乐实践活动为例》；博士后出站报告及博士学位论文等。2016年7月10-13日，内蒙古艺术学院召开了“第十九届传统音乐学会年会”学术研讨会，为此由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杨民康研究员牵头，组织中央音乐学院博士毕业生（魏琳琳、赵书峰）、在读博士研究生（张林、董宸、苗金海）以及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中年学者（杨曦帆）共七位成员成立了“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在年会研讨会正式发言之前，该研讨小组分别在2016年4月、7月会议期间召开了三次预备会，七位成员就“音乐与认同”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设想与不同维度地思考。以下笔者从研讨小组各成员发言议题的不同视角入手，对此进行综合性学术述评。

一、主位认同与客位辨析——“音乐与认同”研讨小组总论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做了《主位认同与客位辨析——音乐与认同总论》。首先，对国内外“音乐与认同”研究现况进行了梳理。国外现有文献以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两篇带有综述、梳理和评论性质的文章为代表。①赖斯的基本观点来自1982-2006年发表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刊物上，有关“音乐与认同”主题的十余篇系列文章的综述。赖斯认为，在音乐与认同方面需要三个来源：（1）来源于学科外阅读到的普遍理论与范式；（2）来源于阅读其他领域中有关认同的文献；（3）来源于我们自己的音乐民族志著作。而且，学者之间需要进行互文参照，即作者之间需要相互引用各自的著作。赖斯针对什么是他心目中的“语境”，进而提出，我们的民族志研究存在两个垂直轴：第一个轴基于群落（团体）的研究；第二个轴包括主题和议题的研究。从个案研究的角度，他提出一些“对音乐有助于建构认同提供了概括性”观点的“最基本的问题”：诸如，“音乐对认同形成的贡献是什么？为什么音乐在此方面如此有效？”综述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通过知网检索到92篇相关论文。其中，涉及传统音乐（含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相关文章有39篇，以及一本专著《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1]。这些文献涉及了族性认同、族群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和音乐认同等不同的角度侧面，其中对于“族性认同”和“族群认同”的关注居于多数；②同时，中国学者提出“族性歌腔”概念及其研究思路。③

作者将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比对与分析，针对“什么是文化认同？什么是音乐文化认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第一，文化认同首先是指人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发生自局内人文化观念的，以主观意愿为划分标准的身份认同。文化与身份认同以观念、行为、文化产品等特质要素的客观存在以及群体内部成员的共同感受和体验为基础，因而为局外研究者的客观识别、认证和研究带来某种程度的可能性；第二，在研究过程中，应该依据文化与音乐（或音声、艺术/非艺术）的两重标准，持有主位的和客位的两种视角。在此，作者提出在所有关于认同的研究中，对于主位认同因素的关注及直接涉入主位认同观念的研究应该摆在首位。所以，有必要从主位文化持有者所持有的“音乐（音声）”观念出发，重点关注族性（群）音乐（音声）认同，当然也要根据研究对象主体判断决定纳入哪种认同类别之中。

最后，作者对于国内“音乐与认同”及“族性音乐”研究提出几点看法：第一，音乐文化认同具有多样性、多层性及其符号性特点。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认同，从社会性范畴和规模上看与社群认同、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区域认同等有关，从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性质上看，则视学科出发点的区分，而与宗教认同、民族认同、音乐（艺术）认同等相关。再从民族音乐学及文化符号学的角度看，在音乐文化的文本及符号层面（“观念→行为→音声”认知模型）与上下文语境（“历史构成、社会维护、个体经验及应用”文化模型）层面之间，彼此存在着互相交集、渗透的关系；第二，音乐形态分析作为文化认同分析的基础条件及其分类层次。首先，要正确认识音乐形态与风格分析对于辨析音乐文化基因与标识具有的基础作用，同时要更多关注音乐作为文化标识（签）随着外在文化语境的变迁而变迁的发展趋向。其次，结合地理、族群、区域和宗教文化背景进行音乐语境分析。怎样处理好音乐认同与这些文化认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音乐与身份、文化认同研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的一个瓶颈。如果我们在此类研究中正确处理好主位认同与客位识别的相互关系，则能够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为此，作者提出“主位文化认同、客位音乐辨析、廓清族性边界、重构乐人心路”。

二、“音乐与认同”研究路径——研讨小组个案探讨

小组六位成员在总论引导下，就各自研究对象从不同音乐研究路径入手，对“音乐与认同”进行讨论。

（一）洞经会乡绅与身份认同

南京艺术学院杨曦帆教授在《音乐的文化身份——解读白族洞经会的社会语境》发言中提出：文化认同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文章以白族洞经音乐实践主体——“乡绅”阶层为代表，讨论了传统文化以及所反映的个人身份认同问题。在传统社会中，“乡绅”是沟通官方与民间的重要环节；“乡绅”用传统文化之“儒释道”同化乡里，以自我在社会上的道德品格或功业成就作为标准。白族地区的洞经音乐会为这种“道德品格”提供了舞台，其外化象征是能够操演洞经音乐的老年男性群体。在具体的仪式音乐中，无论是享受还是表演，都是乡绅们表现其身份的一种手段，并在仪式中获得其稳定的状态。

为此，作者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洞经会成员的身份认同是在不断地处理、建构相关社会音乐事象中获得的；乡绅阶层本身没有行政权力，他们通过对传统观念、道德的掌握而享有社会威望。在仪式中，他们通过个人努力不仅实现着对社会的贡献，同时也因能够运行仪式而“跻身于社会管理阶层”，从而与一般乡民在身份上产生差异。在身份认同上，“乡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以谈演“大洞仙经”在现实中表达特定的身份认同，以及通过其音乐实践来逐步强化“汉族祖源”的认同，从而获得更大的政治生存空间；第二，洞经会成员具有传统文化（音乐）象征的意义，尽管他们很难整体地使洞经音乐市场化，但洞经会的音乐活动不仅建构了他们的身份，满足了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也形成了村落中颇具权威的力量。作者认为，音乐与身份认同的关系是双向的，既有从旁观者/研究者角度的观察所得，也有表演者自己所希望的效果。表演者希望通过他们的音乐和身份认同结合起来，从而强化地方音乐的自我属性以及其在文化上的权威性。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建构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社会的文化认同。

根据个案分析，作者强调：第一，民族文化正逐渐从现实功用向凸显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转换，文化认同是民族文化研究的新的切入点；第二，文化认同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固定的事物，文化是“看不见的手”但却作用于我们的生活；第三，文化认同通过实践来建构、理解和运用。总之，作者以白族洞经会为例，解读了相关传统乡村文化之所以相对稳定，包含如洞经音乐在内的“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文化人”是一个有效的、富于弹性的“社会资本空间”；一个良性的社会应当培育有效运行文化的社会阶层，以对文化（音乐）的认同来完善社会的运行。

（二）曲目文本、语境与文化认同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后魏琳琳在《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的语境与认同》发言中，首先对西方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个案研究的相关成果做了梳理，其中重点讨论美国民族音乐学家韦慈朋（J.Lawrence Witzleben）对上海江南丝竹乐社曲目的研究。韦慈朋提到江南丝竹的核心曲目是《八大曲》，但还有六类“额外曲目”。这些对“额外曲目”的选择往往会成为区分特定乐社或个人音乐认同的决定性因素。“曲目”这一音乐研究的路径可以作为理解、建构音乐族群与个体认同过程中的重要角色而被重新加以审视。曲目的选择成为区分特定乐社或个人音乐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民族音乐学现状，关注蒙汉杂居区日常音乐实践语境，选取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简称土右旗）文化大院作为研究场域，对其演绎的曲目进行分类及个案分析，从而引申至文化认同、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讨论。作者将文化大院日常演绎曲目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曲目、新编剧目以及民歌歌曲类），从中选取一首民众普遍认同的歌曲——《亲亲的二人台》，进行音乐民族志书写。该曲目的旋律曲调来源于二人台传统曲目《跳粉墙》；从歌词文本角度，创作者选取二人台传统剧目（《挂红灯》《打金钱》《走西口》《送四门》等）将其剧目名字放入歌词中加以叙述；从歌手演唱的不同版本角度，文章对蒙古族歌手呼斯楞、土右旗歌手云飞以及文化大院歌手三个版本分别从演唱的细节、咬字、唱法、演唱形式、乐队伴奏、配器等诸多方面进行对比。

通过民族志材料的呈现，可以看出：地方的音乐实践在不同的语境中，通过不同的音乐实践主体呈现出不同层次的认同感：第一，从旋律曲调来看，民众认同的是《跳粉墙》这首传统二人台唱腔；从歌词上看，民众则认同二人台传统剧目，这些经典剧目的剧名、曲名，都会勾起他们的回忆，引起共鸣，触动他们的内心；第二，不同身份主体对不同歌手演绎版本的评价与认同存在差异。当我们谈及差异性时，是否有可能对其群体性、区域性进行关注（包括音乐上的一致、接近）。当我们将蒙汉音乐放置在一起进行比较时，二者除了历史、地域差异性外，文化接近、区域性的文化融合特征同样会显现出来；第三，同样一首歌曲在不同场合、不同情景演绎，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版本？这些场合、情景、情绪情感的变化，以及不同歌手的不同演绎，决定了场景性与认同之间的关联。

因此，该研究的目的是就当下民族志现状解释共同性、差异性并存的现象，以求在不同层面上对差异性、共同性进行处理。同时作者将认同与共同性、差异性、场景化研究加以结合，关注音乐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力求对“音乐与认同”这一主题的研究提出更多新的思路。

（三）仪式音乐与文化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张林在《音乐如何体现认同？——以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为例》发言中，首先解释了文化认同的内涵，继而结合“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从符号学、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为、音声”模式与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的“时间、场域和隐喻”等理论阐释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作者认为，音乐形态与文化认同之间需要一种媒介进行连接。

文章运用符号学理论，对新宾满族传统仪式音乐进行分类。作者认为音乐形态分析和文化认同属于不同的层次，音乐形态属于第一系统，即语义系统。当音乐形态作为能指时，其所指是仪式、乐种、舞种。当音乐与仪式（或乐种、舞种）形成一种新的组合时，经过整体“打包”④由第一系统进入第二系统，进入到另外一种语境或涵义系统，同时形成了新的能指单位和新的涵义。在这一系统中，仪式（或乐种、舞种）形态成为能指，所指就是认同或者其他的文化阐释。在第一系统中，音乐作为能指，其所指是乐种或舞种；在第二系统中，乐种或舞种作为能指，其所指为仪式；在第三系统中，仪式作为能指，其所指为认同或者其他文化阐释。此时，音乐和认同接通的过程就是语境不断后移、涵义逐步扩大的过程。

就新宾满族仪式音乐来说，它们在各自的仪式中隶属于不同的层次。同一种音乐，在不同的仪式中所处层次亦不尽相同（比如秧歌，在“撵鬼”仪式中属于核心层次，在婚礼仪式中属于中间层次，在皇寺祭祖大典中属于外围层次）。这些音乐（不包括满族歌舞音乐和萨满音乐）在未进入满族语境之前都有自己特定的所指，即使是新宾地区的丧葬音乐、秧歌音乐其最终指向可能不是满族的文化认同，可能是汉族的文化认同。但在满族被识别成一个独立的民族，特别是新宾成立满族自治县之后，这些音乐与它们所指的乐种、舞种、仪式、演奏者统统“打包”进入了满族仪式及语境中进行表演，这种语境的转换使音乐自身的涵义扩大，体现了满族的文化认同。

因此，作者认为满族的文化认同来源于不同的音乐，其通过不断增大的系统、语境、涵义的方式从而实现。音乐和认同在一种语境下是一种形态到语义，转换一个语境则过渡到新的形态到语义的关系。当进入到新宾满族自治县这一具体语境下以后，认同也转换到新的层面，所有的音乐最终和满族的文化认同勾连在一起。

（四）课诵音声行为与宗教文化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董宸在《音乐与认同：南传佛教巴利语课诵音声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三皈依>、<五戒>为例》发言中，尝试结合音乐分析路径实践，为“音乐与认同”主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式。南传上座部佛教属于巴利语系佛教，巴利语有语言无文字，在传播过程中使用地方文字转誊，具有语音一致性和文本多样性，成为最重要的宗教文化标识。南传佛教在传播传承过程中，一方面严格遵守戒律禁乐传统，无乐谱，课诵依托经书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另一方面传播历史跨度大，涉及不同教派、国家、民族。作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使用不同地方文字记写的亚文化圈之间，课诵音声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使用相同文字的亚文化圈内，巴利课诵仍有较明显的风格差异。因此作者进一步分析课诵音声行为与宗教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尝试从以下几个层面阐述文章思路：（1）在普遍性层面上，无谱例规约，经文如何转化为旋律？（2）局内人普遍认同的课诵旋律构成规律是什么？如何通过音声产品在具体分析层面进行实证？如何选择分析对象和分析方法？（3）在得出分析结果之后，怎样确认对巴利语课诵音声模式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和分析方式的可拓展性？

为此文章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对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进行概述，一方面对选题涉及的具体研究对象范畴进行界定，另一方面涉及民族音乐学视域下，南传佛教音乐文化认同中的认同与表征概念的使用。作者希望通过具体课诵音声地实证分析，达成认同观念和行为产品的对接；其次，总结局内人的巴利课诵旋律构成观念，对于文化持有者来说，巴利课诵音声的曲式和旋律形成有着内部的认同模式，从内化的认同向外在旋律转化生成。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对局内观进行判断和证实的过程，则是由外向内的分析过程；第三，对以上分析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推演，一方面选择用相同亚文化圈不同文化中心（缅甸景栋和泰国清迈）的《三皈依》课诵进行分析，证明傣泐亚文化圈巴利语课诵音声模式的分析结论是可信有效的；另一方面将分析方法拓展到不同亚文化圈（傣讷亚文化圈的德宏）《三皈依》课诵的分析，通过比较能初步看出课诵模式和风格的异同；最后，进一步对课诵音声结构模式的音乐与认同进行总结、阐释。

文章通过对巴利语课诵音声《三皈依》和《五戒》的结构进行具体的简化还原的形态分析，得出其音声构成的深层模式和模式变体风格转化的规律。通过分析实证，不仅能够更加细化的与局内观对照，而且将课诵音声构成方式、观念与宗教文化进行具体的结合。作者希望作为一个尝试性的起点，在未来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能够继续深入拓展与完善。

（五）敖包祭祀音乐与民族认同

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苗金海在《敖包祭祀场域下的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以鄂温克家族性敖包祭祀个案为例》发言中，将敖包祭祀活动根据不同的功能作用分为无祭祀活动和有祭祀活动两大类。无祭祀活动的敖包主要有地标敖包和界标敖包两类；有祭祀活动的敖包具有神圣性，可分为宗教性敖包和世俗性敖包两类，其中宗教性敖包包括藏传佛教寺院敖包和萨满教敖包，世俗性敖包主要包括地区性敖包和家族性敖包。不同类型的敖包祭祀活动建构了多层次、多样态的民族文化特质与文化边界，反映着鄂温克族本真的民俗生活状态、文化心理结构、精神世界以及情感世界。

仪式音乐作为仪式过程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具有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敖包祭祀仪式中的音乐内容较为丰富，不同类型、不同场域下的敖包祭祀仪式程序不尽相同，其仪式用乐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同类型的敖包祭祀仪式在程序上看似大同小异，实际上由于组织者、主祭者、参祭者和祭祀对象的不同，使得仪式活动本身承载着不同的心理期待与文化诉求。组织者选择不同类型的音乐用于本群体的祭祀仪式，祭拜者选择参与不同类型的敖包祭祀仪式，这些不同身份主体的选择体现了对不同文化的认同。

文章以鄂温克族涂格敦哈拉（姓氏）孟高勒·达图莫昆（家族）的家族性敖包——巴彦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个案为例，考察家族性敖包祭祀场域下的仪式音乐与鄂温克族音乐文化建构、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作者选取《巴彦乌拉敖包之歌》为代表，关注其音乐文化建构实践，该曲目增强了家族性敖包祭祀的仪式感和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强化了家族成员的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感。这种本民族成员发起并主导的音乐文化建构，突出体现于敖包祭祀仪式的核心层次中，划定了自认与他认的族群边界。

家族性敖包祭祀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普遍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标识，这对于建构族群边界、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工具性作用。作为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鄂温克族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自我认同意识不断被强化，自发地以民族音乐文化的建构强化着族群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与此同时，它与蒙古族、达斡尔族等民族音乐文化的交融现象在仪式的中介层次和外围层次体现较为明显。这种音乐结构上的特征也反映了当地“民族嵌入式社区”的社会结构特点，形成了当地多元一体、和谐共融的区域文化。

（六）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

河北师范大学赵书峰副教授在《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冀北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人类学阐释》发言中，讨论满族“吵子会”兴起于清乾隆年间，以唢呐、打击乐为主，是一种用于民间灯会、花会祭祀仪式的民间吹打乐。作者以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为阐释依据，针对河北丰宁八间房、窄岭、厢黄旗、黑山嘴、凤山、塔沟、古城村等满族、蒙古族“吵子会”音乐的族群边界与音乐认同变迁问题给予了多维度地观照与审视。

作者认为，满族“吵子会”的文化属性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丰宁“吵子会”是对满族传统文化历史记忆的重构，即清代（旗人）——民国时期（汉族）——20世纪80年代后成立丰宁满族自治县（满族）；第二，由于“吵子会”的大部分曲牌具有很多汉族元素，因此满族“吵子会”是对汉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一种“结构性失忆”；第三，满族“吵子会”乐手的族群标识是当今社会资源竞争与政府体制下主观建构之产物。该过程受社会资源竞争以及丰宁成立满族自治县等因素影响，其“吵子会”音乐与乐手才得以成为满族传统文化的表征。同时，从丰宁满族“吵子会”音乐的族群变迁轨迹可以看出，“吵子会”的族群特征并非是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主观建构，而是在文化差异基础上以及社会资源竞争背景下群体的一种建构过程；第四，“吵子会”音乐族性的重构过程也是满族族群认同变迁轨迹的典型文化表征。作为一种国家政府制度下重构的文化产物，它是实现满族文化认同与个人经济社会利益主观建构的结果。

为此，作者提出以下反思：其一，传统音乐文化的族群标识问题并不完全由其文化边界、地理边界所决定，而是在资源竞争与政府国家在场等多重背景下被重构的产物，这种涵化的结局同时也是其族群传统音乐文化“结构性失忆”在当下的历史积淀；其二，当我们审视任何一个传统音乐的族群标识的时候，在当下，其有效性问题已经产生诸多质疑；其三，族群边界的流动与维持基于社会资源分配与竞争背景下的群体建构过程。同时进一步反思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其族性问题的界定，以及我国“非遗”过程中所存在的某些学术问题：（1）传统音乐文化由于族性的不同所导致“非遗”的命运各不相同；（2）族群边界与音乐文化认同变迁导致同一乐种所获得的社会资源与分配出现偏差；（3）国家在场语境下，非遗项目的族性界定需要政府文化部门进行自我反思；（4）“非遗”运动是国家政治权力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作用的一种主观话语建构，或称其为“共谋”之产物。

三、结语

通过对国外“音乐与认同”多维视角的梳理，反思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常专注于某一地域（区域）对某一乐种的个案研究，缺乏以专题为核心的讨论，也忽略了对音乐与文化之间衔接的中介环节——“音乐实践”的研究。以上小组成员带来的个案讨论，尝试对民族音乐学“音乐与认同”进行专题研究。笔者延续总论及以上个案讨论，谈几点感受：

第一，关于“族群音乐”、“族性音乐”的讨论。自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美国族群问题的凸显，人类学家便开始关注族群认同，“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围绕族群认同展开争论。有些学者试图创建有关族群认同的综合性理论，运用跨学科的研究路径探索族群现象背后的社会学或文化性。[2]族群认同研究始终是人类学、民族学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种研究倾向也影响了我们的音乐学学科。正如杨民康研究员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国内外传统音乐研究及音乐人类学者都曾注意到“族性”音乐的辨识和区分问题（奈特尔和张中笑等中外学者的观点），在人类学观念的影响下，后来又将这些问题拓展到了音乐与认同的关系上。但是尽管如此，对此方面的实质性研究至今仍然不多，也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

第二，关于“音乐与认同”主题中“双视角”立场的讨论。在音乐文化认同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立场与研究视角。从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出发，以往研究较多偏重于从研究者的客位视角出发，较多关注单一的研究对象层面，而对于文化持有者（局内人）的立场和角度，将音乐作为表征讨论与文化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则较少。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学者从语境和局内观层面上对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以及区域认同的研究；

第三，关于音乐本体分析与文化认同结合的讨论。以往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较为注重单一、纯粹的音乐形态学分析，局限于将音乐形态、风格特征与地理及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结合进行讨论，但是对于音乐与人的文化身份、与族群认同之间的联系考察不够，更谈不上音乐与认同的多层次、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此，通过以上小组研讨，力求与国外民族音乐学进行对话。七位成员结合中国场景，并将其放置在当代音乐研究的语境中，大家各自从民族志个案出发，选取音乐研究的不同路径观照认同研究的不同层面、不同类型，从而思考音乐与个人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区域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等问题。通过这种以专题为核心的讨论形式，期待对中国传统音乐（包括少数民族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更多新的对话与思路。

注释：

① Timothy Rice. “Reflection on Music and Identity in Ethnomusicology,” Музикологијаvol.7, pp. 17-37.蒂 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民族音乐学中音乐与认同的反思》，《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49-58页。Timothy Rice. “Disciplining Ethnomusicology: A Call for a New Approach,” Ethnomusicology vol.54, no.2 (Spring-Summer, 2010), pp. 318-325.蒂莫西·赖斯著，魏琳琳译：《建构一条“民族音乐学”学科新的路径》，《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0-125页。

②有个别文章专门涉及了相关的理论问题，参见彭兆荣：《族性的认同与音乐的发生》，《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第47-55页；彭兆荣：《族性中的音乐叙事——以瑶族的“叙歌”为例》，《音乐艺术》2001年第2期，第6-10页。

③张中笑：《水族“族性歌腔”及其变异一一民族音乐旋律结构探微》，《中国音乐》1989年第3期，第62-63页；赵毅：《“族性歌腔”论》，《中国音乐》1998年第4期，第8-12页；蓝雪菲：《“族性”瑶歌举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63-75页。此外，刘正维和李玫等学者在其论著中进行音乐形态学分析归纳时，也都采用了“音乐基因”的说法。

④由于满族中有绝大部分是由汉族更改民族成分而来的，另外，许多音乐表演者是从外地请来的。因此在满族仪式中，满族对汉族“借用”的不仅仅是汉族音乐，仪式的执行者、音乐的表演者都是“借用”的。这里，张林称这种现象为“打包”。

[1]杨曦帆.音乐的文化身份——以“藏彝走廊”为例的民族音乐学探索[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5.

[2]Tonkin etaled, History and Ethnicity[M]．London: Routledge, 1989.

【责任编辑 徐英】

Music ，Ethn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A summary of the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of China The 19th Annual Conference of “Music and Identity” seminar group

WEI Linlin1MIAO Jinhai 2
(1.2 Inner Mongolia College of Art ,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Identity" is a concept derived from individual psych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ic and identity became a focus theme in American ethnomusicology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80s. Ethnomusicology in China focusing on one area or areas of a kind of case studies, lack of theme as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in past research. Base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led by researcher Yang Minkang of the Central Conservatory of Music, organization Yang Xifan, Wei Linlin, Zhang Lin, Dong Chen, Miao Jinhai, Zhao Shufeng total of seven members established the “Music and Identity”seminar group. They were speaking at the Symposium seminar “the Associa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 of China The 19th Annual Conference” held b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Arts. Seven members from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music research attempt to “Music and Identity” in Ethnomusicology, expect to traditional music of China (minority music), provide more new dialogue and 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train of thought.

Music and Identity; musical approach; Cultural Identity; Ethnic Identity

J60

A

1672-9838（2016）04-139-07

2016-08-30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蒙汉杂居区的音乐与文化认同”（项目编号：15CD13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

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以蒙汉杂居区音乐实践活动为例”（项目编号：2015M581281）阶段性成果。

魏琳琳（1980-），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内蒙古艺术学院，讲师，博士，博士后。

苗金海（1969-），男，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人，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在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