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

好必斯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

好必斯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 ， 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蒙古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和特殊的游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在其政治、宗教、文化及早期哲学思想方面有其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此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及民族意识和审美意识背景下，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观念。

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音乐观

蒙古民族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于其特定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和特殊的游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在其政治、宗教、文化及早期哲学思想方面有其自己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在此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及民族意识和审美意识背景下，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音乐文化观念。

一、音乐是可以与神灵沟通的特殊语言

古代蒙古族信奉萨满教。蒙古萨满教世界观是蒙古古代先民的精神世界和一切交往活动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最初表现为“万物皆有灵魂”的自然神灵论。而这种观念主要体现在蒙古人古代祭祷词、神话传说、岩画、英雄史诗及萨满教仪式歌舞等古代文化形态中。

蒙古萨满教仪式主要包括：序歌、请神歌舞、娱神歌舞、图腾歌舞、祭祀歌舞、巫术歌舞、尾声等部分构成。萨满教仪式歌舞是古代蒙古人与神灵沟通交流的主要形式与手段。在蒙古人看来音乐也许最能感动神灵，继而降福人间、保佑一切生灵。音乐也是人类最深刻表达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的特殊语言。在与神灵沟通的过程中，音乐表达方式更具有灵魂性表达深度。用虔诚心态和古朴仪式歌舞祈求“腾格里（长生天）”的保佑；用渴望与恳求的音乐语言盼望苍天滋润草原；用具有温暖与力量的音乐仪式歌舞，期待苍天赐予“圣火”，蒙古人古代的祭火习俗及祭火仪式音乐文化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火的开发与利用，无论对农耕生活还是游牧生活都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人类的智慧取火、智慧用火决定了人类从而迈进了文明发展阶段。

从蒙古族古代萨满教仪式歌舞文化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蒙古族宗教音乐文化中，神化了的物质存在与物质存在中的神化崇拜。在“万物有灵”的蒙古早起世界观的支配下，蒙古人认为音乐这一特殊语言，它早已超出了人类社会间的情感表达与交流。音乐作为一种特殊语言也可以与其它包括神灵在内的交流对象进行精神世界范围的沟通与交流。蒙古人把马头琴、潮尔等代表民族音乐文化符号的乐器，摆放在蒙古包“哈那”的正中央，与神灵同等供奉，由此可见音乐在蒙古人心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二、音乐活动是一种神圣的精神活动

蒙古人非常强调音乐活动的严肃性和仪式感。他们认为音乐活动是一种神圣的精神活动。音乐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娱乐功能外，音乐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重要意义和功能作用。并对某些种类的歌曲在演唱场合、演唱程序、演唱内容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甚至连演唱者的着装也有一定的要求。演唱“潮尔哆”（潮尔歌曲）时，大多在可汗登基、宫廷盛事及大型群众集合等庄严的礼仪场合才能演唱，同时要求不许将这些歌曲与其他爱情歌曲、讽刺歌曲、饮酒时的划拳歌曲等世俗内容的歌曲混杂在一起演唱。潮尔哆的演唱已经形成了套曲的演唱形式与程序。仪式开场曲一般以“旭日般升腾”开场，续以“前世积德”、“旷野”、“大地”等，结束曲为“圣主成吉思汗”。演唱这些带有深刻政治内容和社会内容的政论歌曲时，要求众歌者挺直站立、衣冠整洁、双手垂放、表情庄重。这种对仪式音乐及各类音乐活动的规范化要求，反映了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在整个蒙古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忽略的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功能意义。

成吉思汗整合了蒙古各自为政的众多部落，建立了统一的蒙古帝国，制定了政治及社会的相关规则，强调民族的精诚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所在。这一政治理念，延伸到民族文化艺术领域，使蒙古人的音乐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功能意义。通过规范化的音乐文化活动，培养和塑造民族精神。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不仅来自相同的民族信仰和精神追求，也来自共同的传统文化和艺术追求。

三、蒙古人的生活高度音乐化

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念认为，音乐可以作为生活中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记录社会发展、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蒙古人的生活程现出高度的音乐化生活状态。

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曾委派他的吟唱歌手“阿格哈森”赴欧洲各国完成政治使命，当时住扎在波斯的蒙古“阿格汗”，也曾委托一位吟唱歌手与法国菲利浦四世之间传递有关外交信息。在蒙古文字还没有产生之前，音乐作为外交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古代蒙古军中，战况与军事情报也靠能歌善编者，以歌唱形式完成通讯任务。

在古代战争中，蒙古军在作战之前，将士们策马列队、高唱战歌，用音乐的力量和激情鼓舞士气。意大利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游历中国时正值中国的元朝。他在游记中写道：“当两军列陈之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之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为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1］（289）在近现代蒙古社会生活里，音乐（民歌）更是充满了蒙古人的生活。迎接宾客时有“迎宾歌”；送走宾客时有“送亲歌”；女儿出嫁时有“托付女儿歌”；宴会上有“酒歌”；思念家乡时唱“思乡曲”；爱抚婴儿时唱“摇篮曲”；葬礼上唱“安魂曲”；摔跤手上场时唱“博客哆”，挤奶时唱动物抚慰歌，出现母羊或母驼遗弃幼崽时，演唱“劝奶调”等民俗歌曲，就连寻找丢失的马匹时也要唱歌寻找。如鄂尔多斯民歌“巴音杭盖”就是一首“找马歌”。

歌中唱到：“要是它跑了的话，看看蹄印才能放心；要是它死了的话，看看尸骨才能放心。”反映了牧人与马的深厚感情。在蒙古人的“马文化”理念中，马在牧人的心中占有很高的地位。马不仅是蒙古人的生产工具、交通工具，更是特殊游牧生活中的感情寄托。在古代战场上马是蒙古人的战友，在游牧生活中马是蒙古人的朋友。据不完全统计，现有收集出版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共144首，其中有关歌颂骏马、赞美骏马的民歌就有43首，占长调民歌总数的33%，由此可见，在草原游牧文化中，“马文化”在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中的重要地位。锡林郭勒民歌“老豪泓”用二十多段歌词歌颂了一匹老马的光荣一生，旋律古朴雄健，表现了牧人对骏马的深厚感情。马的忠诚与品格是草原上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在蒙古族有关“马文化”的民歌中，有歌颂马的精神、马的忠诚、马的品格、马的勇敢、马的勤劳和马的习性，也有歌颂马的行走步态及颜色的，甚至对马的颜色的形容上极为细致丰富，以致在汉语言中找不到相对应的翻译词汇，这也给翻译学带来了新的课题。

在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念中，音乐与劳动没有必然的联系。在蒙古民歌里，很少见到劳动歌曲，这与游牧生产方式有关。牧业生产大多是个体劳动所能完成的。而在农耕生产方式的劳动过程，更体现出劳动的集体性和群体性。如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传统音乐文化中所产生的“劳动号子”、“打夯歌”等，是在集体劳动形式中，为了统一动作、协调力量，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完成集体性劳动过程。“劳动号子”、“打夯歌”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在游牧生产方式中，很少有集体性劳动生产方式。草原上妇女挤奶时唱的“挤奶调”属于挤奶前人对动物的抚慰过程，属于民俗歌曲，不应与劳动歌曲混为一谈。所谓劳动歌曲是大多指直接作用于劳动的歌曲，劳作时演唱的歌曲不一定是劳动歌曲。牧人在放牧时演唱的长调民歌，其内容有赞美草原的、有歌唱骏马的、也有富于哲理思考的，那是牧人在抒发个人情感。游牧生活宁静而孤寂。在草原上，牧人表达情感的对象是草原、蓝天、白云、骏马。他们热爱草原，歌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他们用生命的感悟去呵护、模仿草原上的一切牲灵。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草原长调民歌是生态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

在古代萨满教世界观的影响下，蒙古人认为人与自然有着很强的互通性，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也不例外。人类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繁荣共生。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传统音乐观念的形成与草原生态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在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念中，蒙古人认为音乐（民歌等）是传承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游牧文化的本质特征是流动。蒙古人在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延续着自己的文化。在草原上很少见到墓碑，更无楼堂馆所，蒙古人认为，人类源自自然，应回归自然。

由于蒙古文字诞生较晚、现代工业文明（指印刷术等），进入游牧社会更晚。蒙古文化的传承的途径更多的是口传性音乐文化形式。而用其它蒙古文化（艺术）形式，如早期岩画、蒙古皮画艺术、舞蹈等艺术形式来传承如此厚重而宏大的民族历史与文化是有限的。所以，蒙古人选择了音乐（口传性艺术形式）来记载自己的历史与文化。

蒙古人创造的音乐艺术形式种类繁多、丰富多彩。有英雄史诗、萨满教仪式音乐、乌力格尔（说书调）、潮尔音乐（多种形式）、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好来宝、数来宝、安代歌舞音乐等，并将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宗教信仰、生态意识、生命感悟、人生哲理思考、精神寄托、美学追求、爱憎情怀、天文地理知识以及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对后代的教育训导等全部写进了自己的民歌里，并世代传承下去。

四、音乐是可以感化牲灵的特殊语言

受“万物有灵”的蒙古早期宗教思想的影响，蒙古人认为动物具有一定的智能和情感，音乐是一种可以感化牲灵的特殊语言。

在草原上，每当牲畜繁殖的节季，经常出现母羊和母驼遗弃羊羔和驼羔的现象，为了挽救新的生命，面对人类语言和行为难以奏效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交流，蒙古人创造性地用音乐去感化动物。牧民请来草原上著名的民歌手（女性）、马头琴手，对着母羊、母驼唱起“陶艾歌”（即劝奶调，常见无词），牧民深情的歌声，感化了母蓄，（有的母羊、母驼甚至落泪）终于接收了自己的骨肉。这种奇特的音乐信息传播形态，沟通了人与动物间的情感交流，也构成了草原音乐传播的独特形态，而这独特的音乐文化现象，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全面、深入、跨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人与动物没有共同的交流语言，但动物与人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表达方式。动物是有情感的，动物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和对外界信息的敏感接受与反应能力是令人类惊讶的。

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 达 尔 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认为“那些高级动物的智能，无论与人类的智能在水平上多么不同，但至少在性质上相同。”［2］按着信息科学的观点，信息可分为人类信息、生物信息和物理信息。当我们研究、探索人类信息传播规律及形态时，很少涉及生物信息，也很少将人类信息与生物信息联系起来，这种学术视野的狭隘性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人类对信息传播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

动物具有一定的智能和情感早已被人类所证实。动物对人类各种信息的接受、感知能力是很强的。而人类的信息活动也决非仅仅局限于人类。信息传播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凡是有物种和生命存在的地方都会有信息的传播。人类传播是自然界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是在动物传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从信息传递和沟通的角度而言，“传播并不是人类的特有现象，而是自然界和社会所共有的现象。”［2］这一点已经为生物学和动物学研究的大量事实所证明，而动物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惊人的智能更为科学家所证实。

在人类产生语言之前，人类的祖先经历了漫长的原始传播时代，传播史学者将之称为前语言传播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传播与动物传播还没有本质的区别”，［2］我们的祖先只能靠动作、表情、吼叫或其他简单的音节来传递信息。达尔文还指出：“在动物交流（鸟儿歌唱、猴子喊叫）中已经存在着许多语言的成分。”［2］正是这些成分与心理能力的发展相结合，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语言的发展。从传播学角度来讲，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的决定性一步。这就表明人类传播与动物传播在原始形态上有着一定的联系。音乐信息的传播实际上是情感语言的传播，它比人类语言更易被动物界所接受。

结　语

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念，是在蒙古民族特定的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和特殊的游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它折射着游牧文化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观念，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意义，强调音乐艺术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这些游牧文化所特有的文化现象与文化观念，对研究人类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注释：

［1］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徐英】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Mus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the Mongolians

Hobis
（Art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010010）

During its long period of development， the Mongolians has formed their own perspective of world and culture because of the certain natural environment， living condition peculiar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 of nomadism as well as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has created their special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fields of politics， religion，culture and early philosophical thoughts. Under these backgrounds of society， culture， national and aesthetic consciousness，the distinctive traditional musical perspectives has came into being.

the Mongolians； traditional Music；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erspective of music

J60

A

1672-9838（2016）03-011-04

2016-08-01

好必斯（1957-）男，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