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唐使藤原宇合汉诗里的中国典故及中国思想

王佳南，卜朝晖

藤原宇合原名藤原马养，是日本奈良朝右大臣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子。公元716 年（日本灵龟二年）被任命为遣唐副使赴唐，入唐后进入长安跟随鸿胪寺卿赵玄默学习经典，公元718 年（日本养老二年）回到日本，先后任常陆守、持节大将军、知造难波宫事等职。

前人对于宇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宇合的生平、宇合的汉诗文，以及宇合和《风土记》编撰之间的关系。对于宇合生平和与《风土记》相关性的研究，仅集中在日本学界，如秋本吉郎（1955）、利光三津夫（1967）、关隆司（2001）等。对宇合汉诗的研究，虽然同样集中在日本学界，但中国也有学者发表了研究成果，如郭雪妮（2015）。日本学界在20 世纪对宇合汉诗的研究成果有小岛宪之（1964）、松浦友久（1967）等，近20年的研究成果主要见于土佐朋子。其中，对于汉诗中所用典故出处的研究，以小岛宪之为《怀风藻》所作的注释最为全面，基本明确了宇合在汉诗中使用过的典故及其出处，但尚有错漏之处，同时对于宇合典故使用情况的具体探讨也较为缺乏。思想方面，前人研究大多仅涉及宇合在诗中表现的具体思想感情，对于宇合汉诗中体现出的中国思想，如儒释道思想则尚未见到专门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与分析宇合汉诗中所用的典故，不仅分析藤原宇合使用了哪些中国典故，更着眼于宇合对中国典故的使用情况，尤其是在此过程中的创新之处。在分析宇合使用中国典故情况的基础上，探讨其汉诗中体现出的中国思想，总结出宇合对这些思想的接受情况，补充先行研究在该方面的不足之处。

一、藤原宇合汉诗中的中国典故

藤原宇合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全力吸收唐朝文化、引进唐朝制度的时代，其对于汉文学的推崇也达到了一定高度。藤原宇合以其丰厚的汉文学素养成为一众日本文人中的佼佼者。《尊卑分脉》记载，宇合“器宇弘雅，风范凝沉，博览坟典，才兼文武矣。虽经营军国之务，特留心文藻。天平之际，尤为书翰墨之宗”[1]543。藤原宇合今有《暮春曲宴南池》《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悲不遇》《游吉野川》《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共计6 首汉诗传世。其中，除《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两首之外，其他四首全都或多或少使用了中国典故。《暮春曲宴南池》一诗的诗序中有“则有沉镜小池，势无劣于金谷。染翰良友，数不过于竹林”两句，其中的“金谷”用的是晋人石崇所修奢侈无比的私人别墅之典，以此衬托南池风景之美，“竹林”指的是竹林七贤，用于说明交友精而不滥。余下3 首诗所用典故相对较多，为本文分析的重点，笔者将其罗列如下。

（一）《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原文及用典情况

仆与明公，忘言岁久。义存伐木，道叶采葵。待君千里之驾，于今三年。悬我一个之榻，于此九秋。如何授官同日，乍别殊乡，以为判官。公洁等冰壶，明逾水镜，学隆万卷，智载五车。留骥足于将展，预琢玉条。回凫舄之拟飞，忝简金科。何异宣尼返鲁删定诗书，孙叔入汉制设礼仪。闻夫天子下诏，列审才周（群本无此四字，而有兹择三能之逸士使八字）各得其所，明公独自遗阙此举。理合先进，还是后夫。譬如吴马瘦盐，人尚不识。楚臣泣玉，世独不悟。然而岁寒然后验松竹之贞，风生乃解芝兰之馥。非郑子产，几失然明。非齐桓公，何举宁戚。知人之难，匪今日耳。遇时之罕，自昔然矣。大器之晚，终作宝质。如我有一得之言，庶几慰君三思之意。今赠一篇之诗，辙示寸心之叹。其词曰：

自我弱冠从王事，风尘岁月不曾休。

褰帷独坐边亭夕，悬榻长悲摇落秋。

琴瑟之交远相阻，芝兰之契接无由。

无由何见李将郑，有别何逢逵与猷。

驰心怅望白云天，寄语徘徊明月前。

日下皇都君抱玉，云端边国我调弦。

清弦入化经三岁，美玉韬光度几年。

知己难逢匪今耳，忘言罕遇从来然。

为期不怕风霜触，犹似岩心松柏坚。[2]34

表1 统计了藤原宇合《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使用中国典故的情况。

表1 藤原宇合《赠倭判官留在京》使用中国典故及出处表

《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一诗是全《怀风藻》中体量最大的一首，用典也最为丰富，共有23 处用典及典故化用。典故来源十分广泛，既有《论语》《庄子》等儒道经典，还包括《史记》《晋书》等史书，《楚辞》《昭明文选》等文学著作。以下进一步分析本诗的用典情况。

该诗诗序部分首先回忆诗人与朋友的友谊，使用了“伐木”“采葵”的典故。《毛诗序》云：“《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至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与古诗《采葵》主旨相一致，都强调了朋友的重要，并且都包含交朋友不应因两人身份差异而产生嫌隙。这与藤原宇合身为藤原家才俊仕途通达的显赫地位同倭判官一介不被重用的小官的地位差异相照应[3]101。

其后宇合以冰壶为喻，赞扬倭判官品性之高洁，以“五车”之典赞扬倭判官的才学。又以“骥足”和“凫舄”之典暗示倭判官从事的律令修订之职前途明亮，以此宽慰他尽管现在不得志，将来再一展宏图何异于“孔子删诗”“孙叔通改礼”这样名垂青史的功绩。宽慰过后，再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吴马瘦盐”“楚臣泣玉”的典故来说明人才被埋没是古来皆然，用“然明”“宁戚”的典故来说明时之难遇，但只要坚持等待就仍有机会。

以上的部分虽然使用典故众多，但都没有使用不当的地方，延续了各个典故历来在汉诗创作中的使用传统。而在该诗“无由何见李将郑，有别何逢逵与猷”一句中，宇合则不再遵循这两则典故的传统用法，按照本诗具体表达的需要进行了创新。

“李将郑”“逵与猷”分别是李膺与郭泰、王子猷与戴逵的典故。《后汉书·郭太传》记载：“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成语“李郭同舟”亦出自此处。该典故一般是用来比喻“知己相处亲密无间，不分贵贱”的样子，如南朝陆倕的《以诗代书别后寄赠》中，有“李郭或同舟，潘夏时方驾”句，同时期的唐朝诗人高适也留有《同李太守北池泛舟宴高平郑太守》“每揖龚黄事，还陪李郭舟”句，均是此意。而在本诗中，宇合却给这两则典故赋予新解：如果没有缘由，李膺与郭泰就不会相见，由于还要分别，王子猷才没有见戴逵。可见其意思已经与原典有了很大的区别。这是宇合对该典故的一次新用。

（二）《悲不遇》原文及用典情况

贤者凄年暮，明君冀日新。

周占载逸老，殷梦得伊人。

抟举非同翼，相忘不异鳞。

南冠劳楚奏，北节倦胡尘。

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

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2]37

表2 统计了藤原宇合的《悲不遇》使用中国典故情况。

表2 藤原宇合《悲不遇》使用中国典故及出处表

《悲不遇》一诗所用的典故并不算生僻，都是汉诗中常用的典故，每个典故的出处也十分明确。尽管如此，集合成篇却难以理解其内在联系，似乎难以将它们统一到一个具体的主题表达中去。因此，研究本诗的学者大多将目光放在了本诗所表达的主旨为何的问题上。

对于这一问题，诸多日本学者都各有见解，并未达成共识。较传统的观点可分为两派，主要的一派认为该诗是宇合为自身“悲不遇”，代表学者有小岛宪之[4]154，另一派则认为该诗是宇合为朋友“倭判官”表达不遇之情。传统观点无论哪一派，都认为该诗的主旨“悲不遇”是为具体的某人而发，而较新的研究如土佐朋子则认为该诗并不是在为某一具体的人抒发不遇之情，而是一篇表达宇合对“贤者”和“不遇”的看法的议论性质的诗，是为“不遇”这一人力难以抗衡的命运而“悲”[5]129-143。

对于以上的三种观点，首先应当判断的是藤原宇合是否产生过“不遇”的感情，以至于他需要写诗来抒发。事实上结合藤原宇合的生平来看，他的从政生涯是与“不遇”二字根本无缘的。他的背后是庞大的藤原家族，而他本人也以出色的政治能力获得了天皇的赏识，历次担任的官职都非常重要，官位上升也十分迅速。可以说是受到命运眷顾的一方，实在没有为自己抒发“不遇”之情的需要。故第一种见解难以成立。对于第二种，认为该诗是为好友“倭判官”抒发“不遇”之情的观点，笔者基于以下两点不能认同：首先诗句中广罗的典故和抽象的逻辑，看不出与“倭判官”之联系。其次，本诗典故使用与前文分析过的《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一诗中，围绕宽解友人这一目的有序安排相关典故，从而达到递进效果，强化对友人的宽慰之情的手法不同，本诗各句无递进关系，看不出宽慰之意。故笔者偏向于第三种见解，以下从这一角度探讨本诗的用典情况。

《悲不遇》全诗一共12 句，从第3 句至第10句，句句用典、两两成对。“周占载逸老，殷梦得伊人”两句分别是周文王通过占卜得见太公望，商汤在梦中得到启示发掘傅说的典故，结合本诗前两句“贤者凄年暮，明君翼日新”来理解，应是感叹像太公望、傅说这样的贤才却要寄希望于“占卜”“托梦” 这样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才能得到发掘。

“抟举非同翼，相忘不异鳞”则分别见于《庄子·逍遥游》《庄子·大宗师》，字面意思是鹏鸟与斥鴳同不该会飞行却有着不同的翅膀，相忘于江湖的鱼其实并无分别，想要表达的意思应是以“翼”喻才能，“江湖”喻地位，说明才能高下有别之人可能处在同等的地位上，反过来地位不同，彼此江湖相隔的人可能才学并无分别。

“南冠劳楚奏，北节倦胡尘”两句分别是钟仪和苏武的典故，在我国的文学惯例中，这两则典故多用于描写念旧、爱国和民族气节，如杨炯在《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中，把“钟仪琴”与苏武的“苏武节”相提并论：“钟仪琴未奏，苏武节犹新”。而在宇合的这首诗中则不同，如果依照我国惯例的方式来解读这两则典故只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爱国”或者“民族气节”与“悲不遇”的主题并无联系，爱国与否并不与“遇”或“不遇”挂钩。与之挂钩的往往是“贤”与“时”，这两组概念放在诗句中常表现为“怀才不遇”和“生不逢时”的主题，如卢纶《长安春望》中的“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句。那么在一首以“不遇”为主题的诗中，出现这一组典故就非常让人费解了。试分析之，“钟仪”与“苏武”在此处对举一定与其关联有关，除了两者共同的“爱国”和“民族气节”的象征意义外，还有就是同被异族所俘虏，沦为囚徒的境地。这一境地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不遇”的处境，以此联系“悲不遇”的主题，将“钟仪”和“苏武”当作身处逆境的贤才来理解似乎就能解释得通了。如此一来，这两句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贤才即使身陷困境，但只要有恰当的历史机遇，也还是有机会留名青史的，即本来的“不遇”反成就了“遇”。而将这两者如此运用，是宇合对中国典故的第二次新用。

“学类东方朔，年余朱买臣”两句分别是东方朔与朱买臣的典故，此二句应当结合最后二句“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一同来看，意思是学问已像东方朔那般广博，年纪也已超过朱买臣，白发已多，却空有万卷学识，生活仍旧贫苦。乍一看似乎是在写自己的境遇，但实际上按照日本学者的考证，宇合应当只活了44 岁，而按照《汉书》记载，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朱买臣开始为官，这一年的13 年前，即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 年），朱买臣就已40 岁，也就是说朱买臣为官时已是50岁以上，宇合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年余朱买臣”的，此处进一步证明本诗不是为自己“悲不遇”。

在我国诗歌创作传统中，“朱买臣”之典一般用于孜孜修学，最终衣锦还乡的主题中，如骆宾王《夕次旧吴》“徒怀伯通隐，多谢买臣归”句。本诗则不在此类，此二句以东方朔和朱买臣对举，其实别有用意。东方朔20 出头已得汉武帝接见，朱买臣却要等到50 多岁方才为官，两相对比，可以说东方朔是较早得“遇”的一方，而朱买臣是得“遇”甚晚的一方。再结合最后两句，此处应理解为虽怀东方朔之才，却已像朱买臣那样上了年纪的一类贤才的抽象，“二毛虽已富，万卷徒然贫”正是他们“不遇”的真实写照。故而此诗中“朱买臣”并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兼具多年修学和衣锦还乡两者的形象来使用，而仅取了“多年修学”这一方面，导致该典故的情感色彩从偏正面的“年虽长却终有所成”转向了偏负面的“年已长而尚未有成”。此处是宇合对中国典故的第三次新用。

（三）《游吉野川》原文及用典情况

芝蕙兰荪泽，松柏桂椿岑。

野客初披薛，朝隐暂投簪。

忘筌陆机海，飞缴张衡林。

清风入阮啸，流水韵嵇琴。

天高槎路远，河回桃源深。

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2]37

表3 统计了藤原宇合的《游吉野川》使用中国典故情况。

表3 藤原宇合《游吉野川》使用中国典故及出处表

本诗是一首山水诗，一般认为是写于某一次天皇行幸吉野宫的旅途之中，《怀风藻》中有十余首以游吉野为主题的汉诗，本诗即是其中之一。本诗所用典故共7 处，除“陆机海”一则典故外，都与放旷豁达、隐逸逍遥的意象相关。以下梳理整诗的内容和用典情况。

土佐朋子的研究指出，本诗首句“芝蕙兰荪泽，松柏桂椿岑”继承了汉诗自屈原《楚辞》以来的香草香木传统，在描写现实景物的同时为之覆盖了一层理想色彩，从而营造出了与尘世隔绝的仙境感[6]19。“野客初披薛，朝隐暂投簪”则是指此次出游的官员们，平时空怀着一颗向往隐逸的心，现在终于能放下在朝廷的职责，短暂地体验一下隐士的生活。“忘筌陆机海，飞缴张衡林”句则分别描写众人在此地进行文学创作和打猎作乐的场景。本句的用典情况稍有特殊，故在下段单独论述。“清风入阮啸，流水韵嵇琴”句，“阮啸”在《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嵇琴”见《晋书·嵇康传》，“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阮啸”与“嵇琴”的典故，一则寻隐不遇，一则古人授琴，具有浓厚的隐逸、神仙色彩。“天高槎路远，河回桃源深”两句，所用两典一是《荆楚岁时记》张骞乘槎溯流而上，最终竟来到天上见到牛郎织女之事，二是《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沿河而上，在河源处进入与世隔绝的山村之事，与现实中随天皇行幸吉野，沿吉野川溯流而上，终到吉野宫的过程相契合。诗末两句“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应是最终行幸队伍到达了吉野宫安住下来后的感想。

“忘筌陆机海，飞缴张衡林”一句理解起来稍显复杂。“忘筌”是出自《庄子·外物》的典故，“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指达到了目的，工具就可以抛弃，引申为言意之辨，得到真意便可忘言，陶渊明《饮酒·其五》“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即是其化用。而“陆机海”则是钟嵘《诗品》中的“吾常言潘才如江，陆才如海”这一评价的化用，单以此句来看，“忘筌”与“陆机”无论出典还是引申，并无联系，难以理解。联系“飞缴张衡林”一句，才能推出这两句的设计思路。“飞缴”乃是打猎用具，与张衡名作《西京赋》中的狩猎描写暗相关联，“忘筌”中的“筌”是钓鱼用具，与陆机创作的大量山水骈文意趣相通。“陆机海”中的“海”是钓鱼的场所，与“筌”构成缘语关系，这一点最早见于小岛宪之对本诗所作的注释[4]155。那么与之同样，可以看出“林”是打猎场所，与“飞缴”同样构成缘语关系。缘语是日本和歌创作中的一种技法，宇合本身也是歌人，在《万叶集》中留有六首和歌，宇合在此处将和歌的创作技法运用于汉诗创作之中。至于“张衡林”，因为历史上未见有“张才如林”的评价，此处可认为是诗人宇合对张衡的评价。如此一来，通过典故和缘语的使用，使两句中各自所列的三个元素——“忘筌”“陆机”与“海”，“飞缴”“张衡”与“林”，相互之间两两关联，紧凑规整，同时山水之乐与文才之论互为表里，和歌的技法与汉诗相融合，不仅毫无阻滞，反更添意趣。这样的诗句，只能是宇合从和歌创作视角看待中国典故后的创作，如果单从汉诗典故使用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两句诗的对仗关系是得不到良好解释的。可以说只有日本汉诗人才能写出这样带有鲜明本国特色的诗句，亦是宇合对中国典故运用的第四次创新。

二、藤原宇合汉诗中的中国思想

（一）儒家思想

藤原宇合所处的年代，已是大化改新的数十年后，日本朝廷已多次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前往中国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与思想，加之周边的朝鲜半岛诸国和渤海国这些同属于汉文化圈体系的国家之间相互影响，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已通过不同渠道进入日本，藤原宇合的汉诗中也有多处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影响，且儒家思想是其汉诗中最主要的思想。

宇合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最直接的表现为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及化用。如《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诗序中的“义存伐木”就是直接借用《诗经》篇名，又如“岁寒后验松竹之贞，风生乃解芝兰之馥”“为期不怕风霜触，犹似岩心松柏坚”之句则是化用自《论语·子罕》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句，是对儒家思想中以“松柏”喻君子人格之传统的借用。《暮春曲宴南池》一诗中，其诗序部分也有三处对儒家经典的化用：“为弟为兄，包心中之四海”化用了《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句，“尽善尽美”化用自《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句，“盖各言志”化用自《论语·公冶长》“子曰：盖各言尔志”之句。

宇合诗中还体现出儒家思想的许多经典概念、价值理念。如《暮春曲宴南池》一诗序中的“夫王畿千里之间，谁得胜地；帝京三春之内，几知行乐”，《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中的“自我弱冠从王事”，《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中的“王家山水送秋光”等句，体现的是典型的儒家“王土王民”思想，《悲不遇》中的“贤者凄年暮，明君冀日新”一句则体现出“君臣之伦”，是日本效仿中国儒家政治制度的时代背景在文学中的体现。《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一诗中有“行人一生里，几度倦边兵”句，与初唐诗坛的“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陈子昂《感遇》三十七），“路有从役倦，卧死黄沙场”（乔知之《苦寒行》）在思想感情上有相通之处，饱含对边疆战事的厌倦和对服兵役的士兵们的同情，这在同期日本诗坛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期的奈良诗苑诗人，创作得最多的是宴饮诗和山水诗，其原因正是在日本“汉诗”这一文体是作为礼仪和社交的工具，而他们身为贵族阶层，其汉诗创作中是看不到“民”的，“民”只在歌颂天皇时作为衬托出现。在这样的土壤中，宇合创作了《奉西海道节度使之作》这样一首表达对充兵役的人民之同情的诗作，其背后正是受到儒家的“民本”思想之影响。

（二）道家思想

自汉末乱世至于隋唐，道家思想一直活跃着。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家的大量典籍被带到日本，作为遣唐使到过长安的藤原宇合也受到道家思想的不小影响。

宇合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在其诗中的体现首先是对道家经典和典故的使用，如《在常陆赠倭判官留在京》诗序中的“大器之晚，终作宝质”是化用老子《道德经》中“大器免成”之句，《悲不遇》中“抟举非同翼”句典出《庄子·逍遥游》，“相忘不异鳞”句典出《庄子·大宗师》，《游吉野川》中“忘筌陆机海”句使用的则是《庄子·外物》“得鱼忘筌”之典。

此外，道家老庄哲学中倡导的纵情山水、隐逸遁世的志趣亦有所体现，而且这种思想往往是同魏晋文学、魏晋风度相关联的。如《秋日于左仆射长王宅宴》的“遨游已得攀龙凤，大隐何用觅仙场”句中的“大隐”，一定程度上化用了东晋王康琚《反招隐诗》。《游吉野川》一诗则更为明显地体现出魏晋归隐山水诗的影响，全诗仅开篇两句纯粹写景，余下10 句竟都与归隐有关，如“野客初披薛，朝隐暂投簪”，“山中明月夜，自得幽居心”句尤其明显。《暮春曲宴南池》一诗序中提及的“竹林”，以及《游吉野川》中“清风入阮啸，流水韵嵇琴”句的描写，也体现出宇合向往名士风度的归隐愿望。《怀风藻》中所收录的与宇合同时期的诗人们所作的汉诗中，其实不乏这样的倾向，而且所用典故也和宇合多有重合之处，可见对魏晋南北朝诗风的模仿在那个时代仍是主流，所以隐逸遁世之思在此时的日本诗作十分多见，这在前人学者的研究中已多次指出。但实际上奈良时期日本的政治环境同中国魏晋时期大不相同，作为朝廷贵族官僚一员的宇合并无实际归隐的现实需要和实际打算，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宇合在汉诗中并非发自真心地表达他的归隐愿望，更多的还是追随潮流，以之为趣罢了。同时，宇合的汉诗中尽管还使用了一些与神仙谭相关的典故，如《游吉野川》中的“天高槎路远”句，但并没有表现出对神仙思想的吸收，用此典故的目的纯粹是给“吉野川”这一处山水赋予神话色彩。

（三）佛教思想的缺失

经过前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宇合的汉诗中并没有和佛教思想相关的典故，这一点有些令人费解。宇合所处的奈良朝，正是日本朝廷自大化改新以来大力推行佛教的时期，即便是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那时的唐朝也延续了自隋朝以来兴建佛寺的传统，两国社会都流行着崇尚佛教的风气。同时，按照《大日本史》的记载，宇合的祖父中臣镰足曾建造了山阶寺，还曾“修维摩会于陶原家”，关于其父藤原不比等也有“疾，赐度者二十人，施布四百端，米八十石于京师诸寺祷之”的记载，可见宇合的家族内是存在一定的佛教信仰的。从交际方面来考察，同宇合一批赴唐留学的遣唐团中就有留学僧，其中的僧人玄昉更是在唐留学18 年后归国成为日本僧正的优秀僧侣，不难想象两者在长安时应当会有所交流。

综合以上情况考虑，于公于私，宇合都应当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但这在他的汉诗中却并无体现。实际上这一现象在《怀风藻》中普遍存在，整本诗集与佛教相关的仅有两三首。究其原因，从《怀风藻》序言之中或可见一斑：“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可见《怀风藻》所收录汉诗所处的时期，佛教思想在日本尚未与文学很好地融合。日本同时期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同样存在这一现象，仅见山上忆良一人所作和歌中出现了佛教词汇，可以作为当时尽管佛教在社会层面非常流行，但尚未很好地融入文学创作这一观点的又一证据。

《文心雕龙》“事类”篇写道，“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宇合对中国典故的运用，既能“用旧合机，不啻自出其口”，亦能“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用典多出诸子典籍，其中儒道两家对宇合影响最为明显，几处化用明显效法于经典，正是“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观点的体现。援事说理，表情言志，又合“宗经”之道，可见宇合汉学素养之深厚，受中国典籍影响之深。

结 语

本文主要以日本遣唐使藤原宇合总计6 首汉诗中用典较多的3 篇为研究对象，统计了其用典数量和典故来源。宇合用典数量众多、来源丰富，可见宇合确实“博览坟典”，具有极高的汉文学素养。经过更加细致的典故使用情况考察，发现宇合大多用典都能做到贴切合意，且几处用典别出新意，突破了该典故在以往汉诗创作中已形成的使用惯例，体现了其不落旧窠、有意创新的创作追求。他还极为罕见地将和歌创作技巧引入汉诗，更体现出宇合作为日本汉诗人在汉诗创作方面的本土化创新。

在思想方面，经过对宇合汉诗的用典、经典化用和立意的考察，笔者得出了宇合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影响的结论。对于佛教思想，尽管宇合受到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但其汉诗中并无体现。儒道两者之中宇合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应是最为积极的，他的观念是确实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而道家思想对宇合的影响则主要体现在纵情山水、隐逸遁世的方面，但笔者认为结合宇合实际的身份地位和《怀风藻》时期的日本文学潮流来看，隐逸思想应当仅是宇合进行诗歌创作时的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