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百年德语译介研究

刘明远，罗 萍

引 言

《三字经》是中国重要的传统启蒙书籍，成书于宋代，学界普遍认为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为其作者。该书取材堪称典范，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核心思想涵盖“仁”“义”“诚”“敬”“孝”，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并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学童背诵《三字经》的同时，不仅读书识字，而且了解基本常识、历史故事、儒家思想。《三字经》全文1145 字，篇幅短小精悍，每3 字一个分句，6 字一个完整句，韵律朗朗上口，语言通俗易记，千百年来，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三百千”。

《三字经》的海外译介传播开始较早，南宋末年传入日本，明朝时期（16 世纪时）传入欧洲。明清之际，《三字经》是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教材。公元1581 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将其译为拉丁文并将译文寄回意大利，此后《三字经》又传到俄国和欧洲其他地区，译本主要有俄译本、英译本、德译本、法译本、葡译本等。

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倡议、海外汉学的兴起、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文化推广，《三字经》的译介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主要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类。内部研究以译本研究为主，侧重从不同理论视角探讨和评析《三字经》的翻译策略、译本特点；外部研究主要考察《三字经》的对外翻译传播，从而探究中国文化的接受问题。总体来看，这些已有成果中对其他语种的译介史梳理不够详细，另外，微观上的译本研究，诸如译者主体、译本分析和译本效果解读也有待完善。

《三字经》的德译本已有8 本，译者身份多样。传播时间近200 年，出版地横跨德国、瑞士、中国、日本。这样的时间与空间交织的译介传播应对其给予相应的学术关注。现有成果对这一语言领域还未做详细探讨，故本文以此为契机，按照历时顺序，从译介模式中的译者主体、翻译目的、译本特点、传播途径、译本功能角度出发，试图揭示《三字经》的德语译介历史，为当下中国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佐证。

一、译介历程

1833 年德国汉学家柯恒儒（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在其所编的《汉文精选》中收录《三字经》汉语原文。[1]序言提到该书是一部包含基本概念的文本，是中国青少年的第一本教材。书中还收录了《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真腊风土记》《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千字文》，主要用于满足当时欧洲对汉语文字和语言学习的需求，一定程度上推动汉语、汉学在欧洲的广泛传播。

（一）绍特与首译

德国学院派汉学研究奠基者之一的东方学家、汉学家邵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在1834年9 月17 日的《外国文学杂志》“中国文学体裁文本”专栏中介绍并选译《三字经》的部分内容，[2]后将《三字经》归为“经史子集”中“经”类。[3]邵特也是第一个将《论语》翻译成德语的人，还曾翻译过李白的诗歌，编译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水浒传》中第一回与武松相关的情节，以及编译《华严经》《本草纲目》《太平广记》等书。[4]

这部译本更多应将其称之为介绍性译文。全文不足两页，共3 个半版面，近一半篇幅说明《三字经》的书籍性质、格式和韵律特点，作者王应麟的信息，内容难度和对欧洲人的意义，在欧洲的译介，以及对俄国汉学家比丘林（Jakinth/Hyakinth，1777—1853）的译本评价。另一半篇幅选译部分内容，如“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并用阐释和评论方式释义。译文中还有12 条脚注，用以补充背景信息，或解释译文中的文化概念等。

邵特认为，如果读者没有相关知识，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很难理解该书。尽管如此，《三字经》仍然值得推崇，因为它风格高雅、精炼，内容严肃，具有教育意义，而且内容编排符合教育目的。中国的教育并不俯身屈就于孩子们，而是让他们努力上进。对欧洲人来说，该书值得他们加大关注力度，因为其中的内容都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意义上普通人的教育和仕途培养方法。中国的孩子们在文中看到了他们未来的学习前景，并且过去的高尚典范极力推动他们的前进发展。[5]德国汉学家、目录学家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1944—）考证，德国探险作家、小说家卡尔·麦（Karl May，1842—1912）在他1889 年出版的小说《红鼻子的梅图萨冷》中引用邵特的译文，虽没有直接影响情节发展，但增加了小说的异国情调和教育意义。[6]

（二）内曼与全译本

1836年，德国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汉学家内曼（Karl Friedriech Neumann，1793—1870）在慕尼黑出版《三字经》全译本，[7]这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德语全译本。内曼原名拉扎鲁斯（Isaak Lazarus），1818年加入路德教会后，作为教会成员，其新名字叫做卡尔·弗里德里希，“内曼”（Neumann）德语字面意思是“新的人”，寓意受洗后进入新的生活，同时成为一个“新的人”。内曼1830 年9 月至1831 年2 月在广州生活，并把在此期间收集的涉及众多领域的中国书籍和手抄本运回德国，其中就有《三字经》。[8]

内曼译本封面是汉德双语的“中国学堂”（Lehrsaal des Mittelreiches）。图书第一页印有孔子画像，正文由引言（18页）、《三字经》译文（8页）、《常清静经》译文（4 页）、注释（15 页）和原文石板印刷文本（19 页）5 个部分组成，其中《常清静经》的中文原文中印有太上老君的画像。显然，内曼选择了儒家和道家学说中篇幅最精悍的两篇文本作为《中国学堂》的内容，这种编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读者以最简短快捷的方式了解、学习中国的哲学思想。

引言篇幅比重较大，内曼集中关注中国的科举、教育制度和中国哲学。一方面，着重从宗教角度以基督教教义作为参照，评价和理解中国文化、思想和历史；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探讨“道”和“理性”的区别。《三字经》的译文以原文12 字为一句，使用阐释方法翻译，译文简洁明了。译文中共111 个注释，这些注释其一是解释自己如何理解和翻译文中的部分词语，其二是详细注解文中的专有名词、概念、历史等。

邵特在《学术批评年鉴》中评价内曼的译文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本应该希望的是在个别情况下更多地关注语言的使用，特别是注释。[9]邵特援引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比丘林等人的译文和中国儒家典籍，逐句指出自己与内曼对《三字经》的不同阐释，认为内曼的翻译和注释没有完全说明原文内涵。

（三）卫礼贤与上海译本

1902 年，德国基督教传教士、翻译家、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在上海出版的德文画报《远东》（DerFerneOsten）发表德语译文。[10]卫礼贤于1899 年来到中国青岛，并在此展开了他20 年之久的传教生涯。在此期间，他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向德语读者翻译一些儒家典籍。

卫礼贤译本共7 页，分前言（2 页）和正文（5页）两部分，译文中附脚注。前言简单介绍《三字经》的成文历史、作者、名称由来、韵律格式，以及内容和意义。译者认为，《三字经》作为毫无疑问的权威，使人较容易理解中国教育的崇高目标：一是道德导向，积极引导人们成为好（善）的人；二是目标规范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即个人服从集体，保证国家有序；三是“经世致用”，即所学知识必须被使用，所教授的是实践导向。译文以原文12 字为一句，每两句为一节，每节以阿拉伯数字编号，译文共175 节。排版设计中第二句较第一句缩进，格式更像诗歌。译文共33 条脚注，简单解释文中出现的历史典故、人物、朝代以及个别文化概念。

相较于卫礼贤翻译过的《易经》《论语》《大学》《诗经》等诸多典籍，《三字经》的德译本影响力和知名度甚微。但是，卫礼贤通过翻译《三字经》使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进入德国主流思想界的视野，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学西播”的发展。

（四）巴尔特与日本译本

1922 年，德国人约翰内斯·巴尔特（Johannes Barth，1891—1981） 在东亚学会（Ostasiatische Gesellschaft, OAG）的刊物《东亚学会通讯》上发表《三字经》的德语译文。[11]这一期的《东亚学会通讯》收录了1914 年到1922 年共26 篇在日德国战俘文学/科学著作。

巴尔特是一位商人，1912 年8 月来到中国香港，然后由此前往广州，1914 年8 月前往青岛，到了青岛后同行的一批德国人就被带去军营。11 月，德国一战战败，巴尔特作为战俘被带到日本。在监禁的5 年中通过德语、英语和法语的中国相关书籍自学汉语，其中就有《论语》《孟子》，孔子的思想和人生观给巴尔特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巴尔特曾做过东亚学会主席的助手，后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之后又找到自己的兴趣，深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加入东亚学会，成果较多：包括关于日本戏剧史、釜仓和镰仓时期、江户（今东京）和江户时期的研究的几篇论文和译作。

东亚学会全称“德国东亚自然历史和人文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由德国商人、学者和外交官于1873 年在东京成立，目的是研究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并传播有关它们的知识。《东亚学会通讯》1873 年开始出版。一开始主要在横滨和江户印刷董事会会议记录，总结讲座，介绍新成员，并记录对协会的捐赠。渐渐地，科学论文和气象观测被纳入其中，加强了出版物的科学性。战后，有时在汉堡，有时在日本出版。20 世纪80 年代起，则不定期以专著形式只在汉堡出版。1965 年在美国首次重印。重印本与原版在内容和安排上有细微的差别。除《东亚学会通讯》外，学会还有《东亚学会通告》杂志，以及通过慕尼黑iudicium 出版社出版“口袋书”系列，举办展览等。

巴尔特的译文前言（1 页）简要介绍《三字经》的作者、名称由来、教育意义、成文经历和自己的翻译方法，读者可以通过前言初步了解该蒙学读物。译者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汉语注解参考，所以注解相较于已有译本还是不够丰富。译文（15 页）形式同《三字经》对等，以短句为主，大部分采取直译方法，每句字数相仿。译文排版格式也采取缩进方式。文中共74 条脚注解释相关的历史、人物、地名、朝代和生僻字，既交代了《三字经》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又给学习者传授了知识。

（五）郝爱礼与汉、满、蒙、德译本

1924年，德国汉学家郝爱礼（Erich Hauer，1878—1936）将《三字经》译成德语，译文载于《东方语言研究院通讯》。[12]郝爱礼在哲学、历史尤其是满族语言领域有重大贡献。他花费毕生精力所编纂并于1952—1955年出版的《满德字典》（Handwörterbuch derMandschusprache）是一本十分具有影响力的字典，不仅是德国满学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书，而且在国际满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郝爱礼认为，没有中文知识的基础就敢于涉足古典或历史文本的初学者应该谦虚地从中国人几个世纪以来在学习之初就已经背诵的文本开始学起。而初学者却没有辅助工具书，因此自己先从翻译《三字经》开始。

该译本主要由8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1.前言（1 页）；2.汉语和拉丁字母注音对照的文本（6 页）；3.注音、汉字、德语词表（12 页）；4.满语和蒙语对照注音译文（8 页）；5.满语、德语词表（6 页）；6.蒙语、德语词表（6 页）；7.德语译文（4 页）；8.标注解释（27 页）。前言介绍了《三字经》的作者信息和成文历史，以及通过该书可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国文学、历史；所有的词表则像微型字典一样，按字母顺序排列，便于读者查阅中文字词和对应的满语、蒙语、汉语读音以及德语翻译，这种设计非常有助于初学者学习汉字。译文按原文顺序，将内容分为4 个小节，分别以小标题命名，以段落方式阐释，包括：学习必要性，学习过程，勤奋、努力和天才示例，不劳无获，其中学习过程分为孩童学习、数字分类、典籍文学和中国历史。最后，标注解释部分内容极为翔实，共370 条注释详细阐释原文中的历史典故、朝代、人物和文学常识等，这些注解参考清代贺兴思的注释。

正如郝爱礼的翻译初衷，该译本由于大量的注音和文字解释，使译文具有文字学习功能。同时，学习者通过这一译本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六）梅德与瑞士译本

梅德译本于1945 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版，[13]13-58译者尤利乌斯·梅德（Julius Maeder），信息极少，从封皮中的“日内瓦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战俘援助”中推测该书是受基督教青年联合会委托，主要给战俘阅读的书籍。

书中附两幅出自《芥子园画谱》插图：一幅是中国学者手捧阴阳八卦图，译者简单解释各卦象涵义。另一幅图是溪鹭图，附在译文后。八卦插图的选择源于《三》中提到“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连山》《归藏》《周易》合称“三易”，其皆是用“卦”的形式说明道理的书籍，插图编排可以让读者初步认识中国道家文化。

梅德译本参考了1873 年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法译本、1876 年瑞士汉学家图里蒂尼（François Turrettini，1845—1980）的法译本、郝爱礼的译本和注释。译本由前言（5页）、正文（46 页）和后记（2 页）3 个部分组成。前言交代了《三字经》的文化背景，创作必要性，概述了人类神学时代以及《三字经》对于中国及亚洲人的意义。《三字经》是东亚人的启蒙读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蒙古和日本构成了人们学习文字、经典文学、历史和道德原则的基础。译文分为3 个部分，分别是：教育之功（7 页）、必知常识（27 页）和为学之道（12 页）。必知常识又分为：识数、文学、历史。译本以直译为主，每6 字为一句翻译。译文后紧跟译者大量段落式的理解和阐释，有助于读者通过译本中的辅助阐释性文字学习《三字经》的思想内涵。最后译者在后记中概述自己的心得体会。

由于译本主要目的是援助战俘，是基督教青年会人文关怀的一项举措。译者旨在用中国文化、中国哲思为战俘带去精神慰藉。译者认为，《三字经》中的内容是人性的。教育使人达到敬畏，这是人道的共同体基础，是个体的人性，以及民族和人民的人性的基础。[13]61

（七）尹芳夏与当代译本

2009 年，德国费舍尔出版社出版由德国汉学家尹芳夏（Eva Schestag，1963—）主编、翻译的《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四卷》（EineSammlungchinesischer Klassiker）。该套丛书共1900 多页，收录了众多中国古典散文、哲学、诗歌、小说等译本，尹芳夏翻译的《三字经》是该套丛书的增补本。[14]尹芳夏也是《三国演义》德文全译本的首译者，2017 年两卷《三国演义》全译本一经推出，就在德语地区和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译本由前言（2 页）、译文（48 页）、注释（15页）、附录（6 页）4 个部分组成。前言部分篇幅简要介绍《三字经》的作者、行文格式、教学历史，阐述孔子思想自20 世纪以来对欧洲和中国的影响。译文在版式编排上规整有序、简洁明了，汉德双语句句对照，6 字一句，12 句一页，汉语书法供读者欣赏，德语译文为一句话。注释部分共13 条，解释文中历史人物典故，如孟母三迁、孔融让梨等。这些注释节选自西班牙汉学家杨丹义（Daniel Ibanez Gomez，1969—）的注释，由译者希门尼斯（Olga Bario Jimenez）翻译成德语。

（八）芭芭拉与网络译本

进入21 世纪后，《三字经》的德语译介还有经由网络发表的形式。德国译者芭芭拉·马格（Barbara Maag）在其个人主页上公开发表《三字经》的译文，[15]成文时间难以考证，译者信息也较少，2003 年曾出版她自己的译作《唐诗》（Tangshi.GedichteausderTangDynastie）。从主页展示的其他译文看，芭芭拉翻译了从古代至现代大量中国女诗人的诗词，还有“女四书”“女孝经”“蒙学”“朦胧诗”“古诗十九首”等文本。

译文以汉德文本比对方式，采用直译方法，每3 字一个分句作为翻译单位，逐句翻译，译句以短句为主。内容忠实原文，原文的意思表达基本完整，误译或漏译之处甚少，读者理解起来难度不大。但相较于原文，译文的形式过于死板，只按字面意思翻译，忽略原文的韵律。译文直接简单，没有提供相关的介绍或注释。不过，这种简洁的方式也可以为汉语学习者和中国文化研究者提供一些借鉴。

二、总结思考

《三字经》历经700 多年的文化传承和近200年的德语译介文化交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典范之一。总体来看，《三字经》的德语译介模式主要是母语为德语的译者自主自发译介，融合译者主体的研究、翻译、阐释、介绍、出版、传播等活动（见表1）。

表1 《三字经》德语译介活动

8 位译者身份多样，有汉学研究者、商人、传教士、宗教团体成员、大学客座教师等；内曼、卫礼贤、巴尔特、尹芳夏都曾在中国长期生活或工作过；归结这些译者共同点在于对中国文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致力于研究和撰写中国相关的著作，由此而自发、主动介绍与翻译蒙学典籍。

从译介时间和空间看，《三字经》在19 世纪上半叶进入德国汉学界视野，190 余年的译介传播历程中作为中国文化典型代表，思想内涵受到高度评价，并不断被重译。与此相对应的地理传播则横跨亚欧两大洲，并经重印出版辐射北美洲。时空交错之下的译介传播显示了《三字经》的海外影响范围之广泛和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感染力。

自19 世纪以来，以纸质刊物为主的推介形式使以《三字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和中国文化受到汉学圈的学术关注；进入21 世纪，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学习知识、了解世界的方式发生重要变化，网络译本的出现推动了对中国典籍的进一步阅读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结 语

《三字经》中的仁、义、礼、智、信、勇、中、和的处世原则和人伦关系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和谐社会都需要的、通用的生存哲学和基本要求。中国文化典籍不仅是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凝结的文明瑰宝，也是全世界共有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经由翻译“走出去”实质是中国文化走进西方视野，是中国智慧在世界话语舞台的发声。《三字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和象征，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周边地区乃至世界有着积极、主动的影响。对于很多国家及民族而言，中国始终是一个文化互动的辐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