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报刊史研究》

邢永川，宋金梅

1981年，以《中国报刊史研究》为正标题，以《研究主题及以往研究》和《关于邸报和小报》为副标题的文章分别发表在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学部学报》第13卷1号和第15卷1号。

文章作者之一足立利雄于1940年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英文科毕业后，进入《每日新闻》社，先后在东亚部、外信部、调查部等任职，1963年任《每日新闻》社关西本社社论编写委员，1966年任该报社大阪本社社论编写委员，1974年转入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学部任教授，主讲“中国现代经济论”，著有《现代中国经济论》（1972）等书籍，发表过《大字报——中国手写交流媒体》等论文。1990年1月，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学部以《足立利雄教授的简历及主要业绩》为名，出版了纪念足立利雄退休的特刊。1992年，72岁的足立利雄教授应邀赴中国北京参加了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文章另一位作者三沢玲尔是日本关西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讲师，发表过多篇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论文。

《中国报刊史研究》之《研究主题及以往研究》分为两个部分。

“研究主题”部分勾勒了中国报纸发展的简单历史（涉及中文官方报纸、外文报纸、政论报纸、华侨报纸等）并且对中国报刊史进行分期：从官报垄断期到近代报刊的产生、发展，包括中日战争之前，称为前期；从中日战争至今，称为后期。“以往研究”部分是对中外人士研究中国新闻史的阶段性总结。作者提出了一个中国新闻史学者基本认同的观点：“在中国，新闻史的科学研究一般地说，是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直至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以后才有了系统的形式。”作者强调，特意发表所调查的“以往研究的概况”，是为了对大量依赖国内外前辈们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同时也恳请各位学者对相关研究教导、指正和批评。

与《研究主题及以往研究》相比，《中国报刊史》之《关于邸报和小报》显得更微观。作者试图在前人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从小报的史前时期，对唐、宋、元、明、清各代小报和小报的起源、发生情况进行描述，介绍它们的实际情况和意义，并在附录中提到了现代小报”。

尽管已经是30年前的研究论文，但今天读来仍然感觉得到它的学术价值。

一、扩展了对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研究中国新闻（报刊）史成果的了解

我国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曾经多次提及外国对中国新闻（报刊）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这个研究领域投入较多力量，取得较大成果的，主要是日本的新闻史学者。”方先生在《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一文列举了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赞扬《民报索引》编者小野川秀美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能够下这么深的功夫，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但通过阅读足立利雄、三沢玲尔的文章，发现方先生在文中也有未提及的，如被两人评为开拓之作的1935年（昭和10年）在日本东京由奎姆斯出版社出版的入江启四郎的《中国报刊研究法》，有对中国新闻情况的概括性介绍，1938年由日本东京生活社出版的安藤德器的《华北文化便览》，就属于这种情况。

《中国报刊研究法》一书作者入江启四郎是在中国上海长大的，初高中均毕业于日本，1927年从日本早稻田法学部毕业后便开始了近20年的新闻工作生涯。其先后担任日本联盟通信公司巴黎分社社长、驻日内瓦办事处主任；1941—1943年曾经在南京工作；战后主要在日本高校担任国际法学教学工作，出版相关专著10余部。他的儿子入江招196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8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是迄今唯一一位担任过此职务的日裔学者，是全球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其成果也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中国报刊研究法》一书在1935年初版后，分别于1938和1939年两次再版，目前有包括日本国会图书馆在内的50家图书情报机构收藏。此外，有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等6家机构收藏了该书1935年版。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等5家美国机构收藏了该书1938年版。据日方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天津大学、辽宁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高校也藏有此书，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图书馆收藏的是1942年出版的第12版（疑为第12次印刷）。

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成果也被国内学者进行述评。方汉奇先生的论著中就多次提及1949—1978年这一阶段：“台湾方面的新闻史研究工作也有很大发展，累计出版的新闻史方面的各类专著不下30种……”但从足立利雄和三沢玲尔两位日本研究学者的这篇论文中仍然发现存在不曾提及的成果。如1957年，中国台湾《“中央日报”社》出版的王新命的回忆录《新闻圈里的四十年》以及1961年台北市新闻记者公会出版的《“中华民国”新闻年鉴》。

二、扩大了研究问题，给出了特别答案

众所周知，问题是进行研究的重要元素。许多专家在评论一个项目申报书和学位论文时，经常会以没有问题意识而对该项目和论文进行否定，此足以说明问题的发现和提出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该文作者在中国报纸史研究的文献、资料的调查和收集过程中，通过对相关术语的分析，提出了一个疑问：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和发展了造纸、印刷技术的中国，“报纸”为什么落后了？作者认为：“首先可以想到的是，在封建专制政治和发达的官僚制度下，权力对言论的控制和压制是‘官报垄断’的原因。不过，即使肯定这一点，也不能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

解决问题与发现问题相比同样不是容易的事情，两位日本研究者经过思考，就此提出自己的判断，实属不易。“在识字是统治阶层、知识分子（士大夫、读书人）的特权能力，大众几乎都是文盲的情况下，‘报纸’是不可能发达的。”“另外，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官报、小报的信息，也就相当于与自身隔绝的无缘阶层内部的东西，可能不会引起关心和兴趣。”“对于农业社会的大众来说，必要的信息主要是生活信息，在有限的地域——恐怕是商品流通圈、通婚圈内的社会、经济信息等，如果通过口头传达的话，就可以满足了。”对于类似问题的思考，在国内中国新闻史的论著中的确比较少。许正林教授在其《中国新闻史》一书中曾经指出：“综观我国古代报纸，‘邸报’有1200多年历史，‘小报’有近千年历史，‘京报’有近400年历史，然而它们的发展却如此缓慢，无论编辑思想还是经营思想，都仅处于孕育状态，与真正的新闻思想相去甚远，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封建制度和自然经济基础的制约。”

许正林教授提出的观点与日本学者有某种一致性，如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因素。但相比较而言，日本研究者的角度更为微观，微观角度的形成往往离不开丰富的文献资料。作者在这部分的写作中，使用的历史文献种类包括中国古代的正史、实录、地方志、笔记小说、诗文集。仅为说明南宋时期进奏院向各州传达的政令及其他信息，作者就引用了《宋史》《容斋五笔》《历代名臣奏议》《三朝北盟会篇》《续资治通鉴》《唐宋十大家尺赎》《东坡续集》《独醒杂志》等。而根据《宋会要》，作者发现了宋代邸报的内容是：按顺序记载了对各种政令、臣下的奖惩、皇帝的诏书、臣下的奏上、上任时的参内、谒见、官吏的任免、叙勋、选任预定等。

文章中特别值得关注的观点是邸报的意义。作者指出，从汉朝到唐代，在封建统治体制内部，通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联系“宅邸”，“宅报”作为行政上必要的信息传达手段而产生。到了宋代，随着官僚制度的发展，邸报不仅正式形成制度化，王侯、贵族、士大夫、读书人以及新商人阶层对政治的关心也日益高涨，于是就产生了将邸报的内容非正式、非法传达的“小报”。

对于宋代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来说，“宅报”是一种用于统治中国广大地区、统治地方政权的通讯媒介。同时，对于信息的需求，在控制和限制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程度上满足它，对维持体制起到了作用。

三、结语

日本两位学者的《中国报刊史》是外国人对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不可多得的文章。作者对前人成果的把握和对相关历史文献的利用，使他（她）们基本上得心应手地展开了中国报刊，特别是邸报与小报这一日本国内几乎没有进行过全面研究的论题的阐述。

当然，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篇论文不可能担负起一部理想的《中国报刊史》的任务。作者也认为：“我们深感在资料、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的无力和困难。由此产生的遗漏、错误也绝对不少。”但不得不说的是，尽管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贯穿古今，多面且详细地进行着，但对中国报纸及新闻史的研究可以说比较有限。所以，这两篇论文就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