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似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曾建辉

秦似（1917—1986），广西博白人。本名王缉和，另有思秩、徐曼、余土根、令狐厚、杨步飞等多个笔名。现代著名作家、语言学家，以杂文创作和汉语语族研究的突出成就蜚声文坛和学术界。特别是他的杂文在承继鲁迅式风骨的基础上，形成了形象性强、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特征，对后世影响巨大。近现代以来，不少文人都有着作家、学者、编辑的多重身份，比如茅盾、巴金、叶圣陶等，虽然伟大的文学成就常常掩盖了其编辑身份，但是他们的编辑活动和出版贡献依然值得我们去关注。就目前来看，学界对秦似的研究仍集中于其杂文作品、戏剧活动、诗词翻译和语言学术方面，对他编辑实践和思想的介绍与研究有所忽视，涉及的文章极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本文拟结合目前所获资料，通过考察秦似的编辑出版活动，对他的编辑思想进行一番精要的概括总结，并结合现实进一步阐释秦似的编辑思想对当下编辑出版工作的启示和意义。

一、秦似的编辑活动经历

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涉报坛，到八十年代身患重病仍坚持《语文园地》的编辑工作，秦似参与编辑的报刊众多，时间横跨近半个世纪，不夸张地说，编辑这个头衔贯穿了他的一生。

纵观秦似的编辑生涯，其编辑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段。一是从1936年到1939年。秦似出身书香世家，文学才华出众。在广州知用中学读书期间发表了多篇诗作，是学校文学团体“骆驼社”的骨干。因与香港《循环日报》一位经理的儿子是同学好友的关系，经其介绍担任了报纸副刊《文艺周刊》的编辑，这是他编辑生涯的起点。中学毕业进入广西大学后，秦似受共产党爱国思想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会会刊《呼声》的主编，与生活书店建立了联系。之后，秦似在《贵县日报》文艺副刊《火把》任编辑。在此期间，他协助读书、生活、新知三家书店的书籍转运工作，对编辑出版工作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知，“我更了解了三店工作同志为革命工作而鞠躬尽瘁的精神是极为可嘉的；而且深深感到多运到一本图书，就像多播下一颗革命种子一样，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1]二是从1940年到1943年，这是秦似编辑著名刊物《野草》时期。秦似承担了《野草》编辑部的大部分工作，除了写稿、审校之外，还要负责组稿、印刷、发行等杂志日常运转事务。特别是他经过努力，将《野草》的发行业务由实力较为雄厚的上海科学书店在桂林的分支机构负责，为这本新生刊物的稳定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野草》从创刊时的三千份，很快就发展到了近二万份的发行量。在此期间，秦似还主编了多部《野草丛书》系列，助夏衍、聂绀弩、宋云彬等人的著作付梓问世。三是从1946年到1949年。在经历了两年多的颠沛流离后，秦似来到香港，与《野草》同仁相聚并完成了复刊工作，以《野草丛刊》、《野草文丛》、《野草新辑》等名字坚持出版。同时担任《文汇报》副刊《彩色版》的主编，另外协助茅盾主编另一副刊《文艺周刊》。这段时间，秦似的编辑工作愈加得心应手。在相继发表的《复孟耘并谈投稿》、《看稿琐记》、《〈彩色版〉稿件的处理》等与读者交流的文章里，显露出他的编辑思想渐趋成形和成熟。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到他辞世的三十多年。由于种种原因，在解放初期短暂参与《南方日报》、《广西戏曲》的创建和编辑以及编纂出版《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之外，秦似更多的是担任文化领导工作。文革结束后，他重返编辑出版工作岗位，凭借扎实的语言学功底，应邀担任《辞源》编委进行修订工作。八十年代初期他创办了《语文园地》杂志，主持编辑部工作。在他的出色工作下，该杂志在推广和普及汉语知识文化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期间，秦似还主编了《文言文诠释》、《唐人绝句选读》、《中国寓言故事选》等中小学语文丛书，并受中国文联之托任《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编委兼广西编选组组长。

二、秦似编辑思想述略

在长期的报刊工作实践中，秦似积累了丰富的编辑业务经验，并渐渐形成了有个人标签的编辑思想。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

1.坚持旗帜鲜明的编辑宗旨

作为知识分子，文以载道是秦似著文办刊的固有思想。而作为国难当头的爱国青年，秦似将编辑报刊当成了文化抗战的武器。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放弃学业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贵县日报》任副刊编辑时就经常发表抗日言论和进步文艺作品，还在藤县建立“抗战书报供应社销售站”，以实际行动推广抗战图书。在桂林编辑的著名刊物《野草》集中体现了秦似不畏强权，宣传团结抗战的爱国精神、揭露倒退腐败、抨击颓靡媚敌的进步倾向。他在发刊词中明确表明《野草》和那些“化妆品，隐身符或者是涂白了鼻子的一类”，“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的帮闲帮忙式的花边读物不同，而是要成为“战旗的镶嵌”，[2]要“去和黑暗搏斗”，“从剥落的旧墙，从万层的古塔，从从长五谷的衰老的地壳，再次透出一点绿采来。”[3]基于此，秦似所选编的文章就像“野生的荆棘”，多是读者身边可感、可及的困惑、问题，以小见大，折射出整个社会和国家乱象和病态。在秦似的主持下，《野草》成为文艺抗战的前沿阵地，出现了《韩康的药店》、《事实到底胜过雄辩》、《给鼠辈》等引发广泛影响的杂文。

为了表现刊物的战斗风格，秦似刻意追求短小精干，“长枪固然是很好的武器，然而当逼近肉搏之际，白刃也可以杀死敌人”，[4]要求稿件时效性强，敏锐活泼、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意在打破那种“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药材铺、或者像文件一般的”，“令人沉闷的新八股文风。”[5]除了文字文本的杂文之外，秦似还不定期地刊登一些漫画来增强刊物的批判内涵，传播民众心声。如1941年的第2卷第6期登载的余所亚所画《前方马瘦，后方猪肥》，以夸张变形的手法，瘦马与肥猪同圈一栏中，肥猪一直念叨养生之术。形成前方战士血战报国，后方官员奢靡享乐鲜明的对比，穷形尽相，极尽讽刺，鲜明直观，达到了文字所不能具备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力。

如果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秦似编辑宗旨的体现是鲜明的战斗精神，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他编辑报刊的最大宗旨就演变成为坚守社会责任感的服务精神。秦似对出版界不顾现实，跟风出版提出过批评，“我很疑心，千篇一律是不是好办法”，“现在已有的一大推文艺刊物是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的性格和特色来的”。[6]他主张要脚踏实地，根据具体环境和条件发展出版工作，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读者。秦似主编的《语文园地》就是这样的一本刊物。它延续了秦似办刊一贯的简短有力、言之有物的特征，既立足广西，推出了许多本土不同语族的介绍文章，同时又放眼全国，对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语法、汉语知识、语文教学等问题有所反映。《语文园地》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语文学习杂志，发行量曾高达七万多份。

综言之，秦似秉持的这种鲜明的编辑宗旨在期刊上的具体体现就是特色办刊、风格立刊。这也使得他所主编的刊物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成为出版界的“弄潮儿”，得到广大读者的信任和支持。

2.重视作者，注意培养稿源队伍

秦似得以跻身文坛，得益于夏衍的慧眼识珠。他将夏衍的这种重视作者、提携青年作者的做法和精神全都继承了下来，在担任报刊编辑的时候，对待作者平等热情，注意发现、帮助和培养年轻作者。秦似认为编辑应该尊重作者，尊重文稿，主张编辑的心态要宽容，不要苛求作者。“俗话说读者投来的稿，意见虽对，但文字技巧总差一点，所以另眼相看，我认为是大可不必的”，[7]这使得他编辑的刊物拥有了广泛的稿源。在主编《彩色版》副刊时，百分之七十都是用的读者的稿子，投稿者遍布社会各界，有教师、学生、工人、家庭妇女等。秦似还专门撰文或通过回复作者来信介绍编辑对稿件的处理过程，意在向外界展示编辑的工作情况，增强读者投稿的信心。同时他还善意地提醒投稿作者要有平和的心态，“天下的编者绝不至于都是不看稿子的编者”，“担心编者不看或不会看文章，不如担心自己写得如何实际。”[8]现代作家公刘就是在秦似的提携帮助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公刘在向《野草》投稿时，受到秦似的热情鼓励，并不断被约稿，成为《野草》的骨干作者。在被反动派通缉逃亡到香港后，秦似十分关心他的生活，安排住宿，推荐工作，关怀备至。公刘的作家之路，秦似作为编辑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是关键性的，公刘一直都心怀感激。[9]

在主编《语文园地》后，因为地处边疆，秦似抓住一切机会为《语文园地》吸收作者，扩大影响。陈根生因为对秦似被收入上海市高中语文课本中的《同志相称今昔谈》一文产生疑问，写信指出同志一词是古已有之，说它是外来语证据有所不足。秦似马上回信表示认可，表示已经删除了这些论据不足的判定之语。并在信尾写道“我现在在编一个杂志，叫《语文园地》，不知你是否看到过?倘承不弃，能给这刊物写点稿子，那将是我们最盼望的。现嘱人寄上几册请查收，并请批评指正。”[10]既体现了一名语言学者的虚怀若谷的胸怀，更表明了一位期刊主编求“稿”若渴的恳挚态度。《语文园地》虽是小刊物，但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作者来稿，其中不乏名家、名师。这支强大的作者队伍的建立和维持，是与主编秦似的努力分不开的，可以说，秦似是《语文园地》里的首席“园丁”，他的工作让刊物有了高质量的稿源保证，显著提升了《语文园地》的知名度，从出版界的一朵小花变为了姹紫千红的花园。

3.提倡知行合一、终身学习的编辑精神

长期的编辑实践让秦似意识到好的编辑是刊物成功的关键，而做一名好编辑是相当不容易的，秦似就曾大发感慨，编辑“要善于品味，要辨别香花毒草，懂得文章的好坏，是一辈子也不易做好的。”[11]他还指出编辑工作要想做得好，就必须要有相当的理论知识、专业基础和创作体验。这点从秦似的编辑生涯中就能体会得到。秦似在编辑《野草》之前，他认真读完了《鲁迅全集》，深刻地领悟到鲁迅软性内容中带着些许硬骨头的风格，并将自己的创作方向转向杂文，积累了不少创作经验。担纲《野草》编辑工作后，他白天是刊物编辑，晚上是杂文作者，正是这种身份间性，让他能够从作者和编辑两种身份进行对照，换位思考。既对杂文的理论和创作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帮助他对编辑工作有了更新的认知。很快就确立起富于“野草”个性的内容特色和装帧风格。秦似后来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延续了这一做法，编《文学译报》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出版的《人鼠之间》还被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幅报道，大力向读者推荐；抓戏剧改革就办《广西戏曲》，并致力于改编各种传统剧目；研究语言学就修订《辞源》，补充词条和义项；教书育人时就主编《语文园地》，点评征文作品、普及语言文化。如何能够做到“编学相长”，达到“知行合一”呢？秦似认为必须不断地学习，保持读书的习惯，“因为当编辑，常常看一些已可谓作家的稿子，随时也发现有错别字的”，既然名家都不时地犯错误，作为编辑更应该“为了不写错别字，应该查一查；对某个成语和词义不大明白时，也要查的”。[12]知识如海洋，宽广无涯，编辑作为时代的导航者更应与时俱进，站在文化的潮头，“如果不学，安于已有的认识水平和知识水平，安于现状”，“就对待什么都可以掉以轻心，满不在乎”，[13]这样的态度对于编辑这个工作来说，就太危险了，终将被时代洪流所淘汰。

三、对当下编辑工作的现实意义

通过检视秦似的编辑出版活动，总结其编辑思想，我们可以发现，秦似虽然不是专门的编辑出版工作者，但他对于编辑出版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体悟。从这个角度来说，秦似的编辑出版活动及其渗透其中的思想对当下的编辑界、出版业及从业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参照价值。

第一，报刊一定要确立鲜明的编辑宗旨。一份成功的报刊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办刊理念，有自己鲜明的编辑宗旨，不随波逐流，形成自己的特色，增强竞争力和感染力。如今不少编辑都没有自己独特的编辑宗旨，人云亦云，过度迎合读者和市场，所以目前期刊市场上千篇一律、内容雷同的现象相当普遍。秦似的编辑活动提醒编辑们要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适时地找出刊物的亮点和特色，实现编辑创新，并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发展。

第二，作者是作为内容产业的出版业的关键要素，作者资源是编辑活动的源头，处于出版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一个刊物的成功与否，稳定的高质量稿源是关键因素，编辑工作要紧紧把握这个龙头。这是秦似编辑实践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秦似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挖掘、发现、开发、培育优质的作者群体，建立起一个类型丰富、包罗万象的作者资源库。名家稿件让刊物具有知名度，拥有高品位，青年作者让刊物充满朝气，显露锋芒，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如《野草》的作者队伍既有包括郭沫若、茅盾、胡愈之、邵荃麟这些名家，也有韩北屏、司马文森、公刘等后起之秀，还和汪子美、周令钊、陈烟桥、余所亚等青年美术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就使得他能够在塑造刊物的特色和风格上游刃有余，并保障了刊物的可持续发展，做到了刊物与作者齐成长。

第三，编辑学者化始终应该是编辑素质提升和职业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编辑作为把关人，其实和作者一样都是文化产品和精神粮食的生产者，只有拥有高度理论素养和相对程度的专业知识修养才能生产出精品。所以编辑必须将“学者化”作为目标，努力在工作中学习、思考、积累、提升做到博专结合。秦似编辑的报刊之所以都能够受到读者喜欢，并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学者化、专业化的结果。正因为有专业知识积淀，懂得学科内在的发展规律，所以才能做到与专家学者平等对话，实现良性互动。同时也正是有着学者的眼光，才能有打造精品报刊的格局和视野。

晚年的叶圣陶曾说自己的职业首要的是编辑，而并非作家、学者。秦似何尝不是如此，拨开那些光芒闪现的杂文集、诗词集、剧作集、文学评论集和语言学专著，他就是一位爱岗敬业、热情奉献、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编辑人。秦似将自己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文艺创作融入到报刊编辑工作中，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编辑思想。虽然时代变迁、环境不同，但整理和总结秦似的书报刊编辑实践和思想，对于当前的编辑出版工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