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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罗汉造像研究

时间:2024-04-24

马群

摘 要:山东灵岩寺属于泰山文化的范畴,至宋朝成为"四绝之首”遂使其名声大振。灵岩寺罗汉造像共40尊,27尊为宋代塑造,该类造像继承了唐代以来的造像传统,反映了宋代禅宗信仰的兴盛,同时与又泰山神仙信仰相结合。

关键词:罗汉;张元;神

一、灵岩寺概述

灵岩寺坐落于泰山西北麓约二十公里的灵岩山谷中,属于泰山文化的范畴。该寺始于魏晋竺僧朗,前秦皇始元年其移卜泰山,在金舆谷建立精舍。北魏时期灵岩寺正式建制和命名,隋唐时期灵岩寺迎来了它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将灵岩寺称为"域中四绝"。宋神宗熙宁三年是灵岩寺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政府为了加强对寺院的控制,颁布《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改灵岩寺的主持方式由原来的甲乙制为十方制,从此划归南禅宗势力范围。

罗汉像原位于般舟殿,该殿冲毁于明万历十五年,塑像故迁至千佛殿内并补塑十三尊,为现在的四千尊之数。本文只对宋代27尊塑像进行分析宋塑的罗汉像为东半部的第一、二、五、七、八、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尊,共计十二尊,西半部的第一、二、三、五、六、八、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尊,共计十五尊,需指出的是现存罗汉像的身份是民国时期灵岩寺主持根据佛教经籍中的高僧大德的记载,并无实际根据。

二、灵岩寺罗汉塑像的社会背景

1、禅宗信仰

隋唐时期,以天台宗为标志,佛教初步完成了中国化的改造,佛教的身份由"佛教在中国"转为"中国的佛教",其特点金谷治总结道:“轻彼岸而重现世、避繁琐而简易直截、轻思辨而重实践。”[1]宋代罗汉信仰的流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如雍熙元年天台山寿昌寺敕造五百一千六躯罗汉;咸平、乾兴年间“伎巧夫人”严氏于瑞莲山龛门造透雕栴檀五百罗汉;乾兴年间在汴梁开宝寺造夹竺漆像五百罗汉等,而此时的山东,地处江北,直到北宋中期一直还是律宗的天下,如山东临沂地区:

琊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区,其五为毗尼,其一为禅那。

直到熙宁三年,政府为了加强对寺院的控制,颁布《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改灵岩寺的主持方式由原来的甲乙制为十方制,从此灵岩寺逐渐纳入到南禅宗势力范围之内。

2、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导致了宋代人的审美趣味发生极大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美术功能认识的转变。宋代以前美术主要服务于政治宣传“成教化,助人伦”“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2]而宋代以降,美术创作则转向了对怡悦性情的张扬,不再是沉重的政治、道德、伦理的说教。苏拭评价书朱象山的画说:

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3]

文同说也认为绘画是遣“意”之用:

吾乃者学道未至,意有所不适而无所遣之,故一发于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己可若何?[4]

宋人把绘画当做"词翰余事"、抒发个人性情的的"笔墨游戏",再以菩萨为例,宋代的菩萨像,动态优美,力求巧媚动,如大足北山第125龛的"数珠手观音立像"浮雕被称为"媚态观音"。

三、灵岩寺雕塑风格

东晋时期戴逵就曾画五天罗汉像,其后又有有张僧繇画十六罗汉像。现存实物中,早在北朝的石窟壁画中就偶有罗汉出现,但这时的罗汉往往并不是雕塑的主题或画面供奉的中心,大量的说法图往往是由一佛两菩萨组成,后来罗汉像才慢慢加入其行列,至隋唐时期,随着阿难、迦叶等影响力日益增大,罗汉在造像或绘画中的陪衬地位逐渐有所改变,在造型比例上由过去的身形娇小逐渐演变为和菩萨等大的比例,在位置上也由过去在佛的身后逐渐提到前面的主要视域中,脱离了附属的地位,并在每个罗汉的造型上也强调他们之间的不同,这在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的唐代时期的作品中,均可看到明显的变化。

唐代时期的王维也曾创作了不少罗汉画,五代时期罗汉像创作的人数逐渐增多,如卢楞伽、左全、赵德玄、张玄、赵忠义、杜宏义、杜敬宏、杨元真、丘文播、丘文晓、杜敬安、杜子琼、王齐翰、左礼等画师都创作过罗汉形象,而尤以张玄、贯休为最。

《宣和画谱》记载:

张元……善画释氏,尤以罗汉得名。世之画罗汉者,多取奇怪,至贯休则脱略世间骨相,奇怪益甚。元所画得其世态之相,故天下知有金水张元罗汉也。[5]

由此可见,张玄是代表着传统道释画风的罗汉画,造型更接近于世人形象“世态相”。而贯休用笔纵横磊落,造型古怪、变形,创造了异于人间相的野逸相。到了五代北宋时期,北方地区不同于东南与四川,它较多地保留和延续了唐代传统,表现出一种文化的滞后性,根据现存罗汉像的造像风格分析,灵岩寺罗汉像是继承了自唐代吴道子以来,在当地民间工匠手中一直流传的传统造像风格。

四、罗汉与神——灵岩寺罗汉像性质

罗汉本来是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此果位破一切烦恼,破一切漏,不入轮回,受世人供养。从定义上来看,罗汉的永驻世间和长生不死的特点与中国的神无异,考虑到灵岩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归属,我们很难将泰山的文化基因排除在外。战国秦汉之际,山东是神方士和仙信仰的发源地,例如战国时期聂政为报父仇在泰山穴居学道八年。秦汉吋期,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封禅泰山,佛教虽然宣扬智慧成就,但是在中国,在普通百姓的心里,实际的,实用的,能够带来实际利益的心理始终占据主要地位,而在这样一个神仙道术信仰如此浓厚的地区罗汉信仰实现了佛教信仰与人们追求长生的愿望的统一。

灵岩寺罗汉像的这种性质也可以在它们的装藏方式上看得出来(见图一)段成式《酉阳杂俎》:

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节,将百余年,织尘不凝焉。[6]

文献中说匠人依明堂仪轨装藏,显然不是来自印度的制像方法,而是中土自身的创制,宋代的一碑文记载:

建康府永福寺尼僧了悦,舍钱装藏一面,追荐祖先,超升佛界,立记同年。’’其造像的目的仍是“追荐祖先,超升佛界。[7]

或许,佛教造装藏方式可能受到了中土文化的影响。佛像装藏实际上是是赋予佛像神圣“生命”的程式,是普罗大众为获得实际功利目的而赋予造像以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胡新华.长清灵岩寺宋代彩塑罗汉像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5.

[2]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BD].明津逮秘书本.

[3] 邓椿.画继卷四[BD].明津逮秘书本.

[4] 王原祁等.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畫家传六[BD].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宣和画谱卷三道释三[BD].明津逮秘书本.

[6](唐)段少卿.酉阳杂爼前集卷之六[BD].四部丛刊景明本.

[7] 郭萌.佛教装藏问题的研究[J].文博,2019(02):91-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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