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与情境阐释——基于近年热点网络文化事件的符号解读

曹洵

网络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与情境阐释
——基于近年热点网络文化事件的符号解读

曹洵

本研究以符号学理论视角考察网络文化事件中的符号抗争现象。网民运用文化事件中某些元素创制出视觉化符号，以此与主导的话语体系形成博弈或抵抗的现象称为“符号抗争”，包括造字、盖楼、PS图片、自创卡通形象等基本类型。本研究运用能指与所指的任意关系、聚合关系等符号学理论剖析网络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与表征运作的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语言图像论、主体间性概念阐释符号生产的社会情境。本研究认为抗争性符号与网民当下的社会体验形成同构关系。

网络文化事件；符号抗争；任意性；聚合关系；符号情境

互联网发展以来，由网民所创造和传播的各种符号可谓层出不穷：从红极一时的各种网络流行语、网络造句，到网络文化事件中产生的各种新词、段子、视觉形象，构成了丰富多元的网络文化景观。从大众文化理论的角度，这些现象不能仅理解为娱乐化的大众狂欢，其中包含着公民各种文化政治诉求，是网民经由符号生产进行公共表达和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

葛兰西认为，权力的运作越来越向弹性化、精致化发展：社会中主导的意识形态吸收了社会各利益群体所认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以此形成全社会一定程度的共识而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取得文化领导权（Hegemony，也称“霸权”）。因而，意识形态不能简单理解为不同阶级的对立，取得文化领导权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协商、博弈的动态结果。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社会控制不得不将重心从行动的内容层面转移到行动的语法层面，从仅仅对行为进行外部规制转移到认知和动机进行前设性干预上。于是，如何对信息进行“编码”及“解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冲突的核心领域。社会认同的整合也需要通过符号操控来进行，从而建立起社会共识，最终建成一个异质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社会。[1]

因而，网民的各种文本生产现象可视为信息社会“系统性冲突”的一部分。因为每种公共话语都试图推行特定的理念或诉求，即“通过赋予现实特定的秩序与意义来完成对现实本身的陈述和安排”，[2]进而获得相应的象征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网民所创制的各种文本和符号具有抗争的性质，体现了新社会运动研究者梅鲁奇所说的一种“挑战符码”（challenging codes）或“符号性挑战”（symbolic challenge）[3]。

本研究认为，网民围绕公共议题的话语生产，本身就是制造符号、争夺意义、维护或建构话语合法性的过程。网民通过符号生产，与主导意识形态进行互动博弈：对某些主导话语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解构原有的符号与意义体系、创造新的符号系统和表达方式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抗争”的目的不在于在短时间内促成现实行动、争得具体权益，而是以此影响公共舆论和公众的态度、观念，以一种渗透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形塑社会共识。

一、网络抗争性符号的基本类型

从符号学角度，一切能传递意义的包含能指与所指的记号均是符号。为更好地聚焦网络符码的抗争功能，本研究将集中讨论网民所创造的具有图形图像元素的符码，而非单纯的文字。因而本研究认为，网民将公共事件中某些元素以视觉化的符号形式进行表现的行为称为“符号抗争”（symbolic resistance），而这些具有抗争意义的符号称为“抗争性符号”，具体包括：网民造字、盖楼、PS图片、创意车贴、自创卡通形象等。

（一）造字

网民造字的方式和类型多种多样，既有从生僻字发展出新义的“囧”、“兲”之类， 也有将一个双（多）音节词汇中各个汉字重新分拆组合成一个 “新字”。后一种造字往往来源于富有争议的公共议题，话题本身体现公共性，表达了网民对公共利益的关怀，因而更符合“抗争性符号”的性质，是我们重点研究的对象。这一类型的新造汉字包括将“脑”和“残”组合成的“nan”、由“砖家”、 “上访”、“拆那”、“一小撮”等组合成的一系列新字①由于很多新字并不是正规汉字，只有相应的图片，故在正文中无法以正常汉字的形式显示。。

（二）盖楼

“盖楼”通常是指在某些事件或话题中，网友以相对统一的形式回帖以示意见一致，在整体的视觉上形成整齐的“楼层”而得名。列举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例子：（1）“英文字母整形”盖楼——教育部汉字司曾对个别汉字的写法进行调整，不少网民认为“多此一举”，故模仿该做法将26个英文字母的写法进行“整容”，以此嘲弄专家“穷折腾”②腾讯网：《教育部回应汉字“整形”称微调参考书法美学》，2009年8月，http://news.qq.com/a/20090820/000073.htm，2013年6月15日。。（2）“发来贺电”盖楼——湖北某乡政府曾下发红头文件，要求辖内机关单位和企业的用烟一律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完不成任务的将扣减公用经费。③荆楚网：《公安县“红头文件”要求一年计划抽烟23000条》，2009年5月，http://news.cnhubei.com/ctdsb/ctdsbsgk/ctdsb02/200905/t662060.shtml，2013年6月15日。网民质疑当地政府保护主义的做法，并想象其他地方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来支持当地烟草企业发展，于是，网民以各地知名烟草企业的语气，对规定表示“大力支持”，纷纷向湖北某乡“发去贺电”，形成盖楼行动④网易新闻：《湖北公安县发红头文件规定全年公务用烟数量》，2009年5月，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guonei6_bbs/58CPAAI00001124J.html，2013年6月15日。。（3）“八成群众”新闻标题盖楼——《人民日报》的评述文章《医改：看病更省心更省钱》中提到国务院一项调查显示：“超过90%的群众反映看病方便了，超过80%的群众反映看病便宜了”。⑤白剑峰，李红梅：《医改：看病更省心更省钱》，2013年4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1/10/nw.D110000renmrb_20131110_1-02.htm，2013年11月10日。网民质疑官方调查中不时出现的“八成”、“九成”的民意从何而来，并将近年来相关的新闻标题汇集在一起，集体“盖楼”质疑。

（三）PS图片

网民运用PS技术创作各种恶搞图片的例子不胜枚举，符合本研究的案例必须是针对关乎公共利益的议题，并通过符号创作的方式表达公民态度或诉求，进行文化抵抗。列举几个典型案例：（1）“领导悬浮视察”恶搞图片：四川会理县政府网站曾发布当地领导视察照片，但照片经过后期修改后失真，几位领导好像悬浮在空中一般；网民据此质疑视察的真假，并运用PS技术将领导置于不同的图片背景中，创作出各种“悬浮视察”恶搞图片①易财网：《四川会理PS领导"悬浮视察" 网友恶搞狂欢》，2011年6月，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95302.html，2013年4月2日。。（2）“名画穿衣”恶搞图片：央视新闻节目曾在播出米开朗基罗著名的大卫雕像时在生殖器部位打上马赛克，遭到网民嘲笑。网民发起“为名画穿衣”活动，为各种有裸体形象的世界名画中的人物穿上各式“衣服”，以搞笑效果讽刺央视矫枉过正的“反低俗”举动②现代快报：《给名画穿件衣服吧！央视给裸体雕像大卫打马赛克引网友恶搞》，2012年7月，http://kb.dsqq.cn/html/2012-07/11/content_192866.htm，2013年4月2日。。（3）近年来的恶搞图片中还出现“创意车贴”这一类型，如 “这事不能说太细”③互动百科：《这事儿不能说太细》，2012年5月，http://www.baike.com/wiki/%E8%BF%99%E4%BA%8B%E5%84%BF%E4%B8%8D%E8%83%BD%E8%AF%B4%E5%A4%AA%E7%BB%86，2013年4月3日。车贴、“胃疼关你什么事”④今日早报：《上海一白领遭遇“钓鱼门”被罚1万》，2009年9月，http://jrzb.zjol.com.cn/html/2009-09/16/content_83463.htm?div=-1，2013年4月3日。车贴。

（四）自创卡通形象

在某些公共议题中，网民通过创作虚拟卡通形象的方式来进行抗争。如针对工信部规定安装“绿坝”软件而发明了“绿坝娘”、根据“躲猫猫”事件而创造出“多毛猫”、针对网络清肃行动发明了“草泥马”形象，以及以特定社会群体为恶搞对象的各种 “网络神兽”等，具体分析将在下文展开。

二、任意性与聚合关系：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符号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显学，并深刻地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正如赵毅衡所言：“符号学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公分母。”[4]互联网在本质上是符号化的，无论是以0和1为基本代码的运算逻辑，还是人们通过各种符码进行自我表达和社会交往，无一不是通过符号来完成的，体现了卡西尔和索绪尔所言的虚构性和关联性的符号本质。我们以符号学基本理论为分析工具，剖析网络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从符号结构层面揭示抗争性符号的运作原理。

（一）以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创造丰富的能指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结合的产物”[5]，能指是符号的发音“在我们的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迹象”，也即“音响形象”；所指是该符号所对应的“概念”。[6]他进一步指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具有任意性”，并且强调这是贯穿符号学研究的“支配性原则”。[7]具体来说，符号的任意性指“它是不可论证的，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自然联系的所指来说是任意的”[8]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是为我们理解网民创造千变万化的“符号”的理论基础。

例如网民“造字”要么是提取已有几个汉字的若干笔画，再会意组合成“新字”，（如“脑残”、“上访”、“拆那”）；也有个别以谐音的方式生产新义（如“拆那”指代“中国”的英文China）。按照这种原理，可以产生成千上万乃至无穷的“新字”来，哪些字被拆分或组合，对应什么意义都有极大的任意性，依赖网民给出的解释。同样，在恶搞PS图片“领导悬浮”、“名画穿衣”的案例中，有无数可供选择的场景可让三位领导“悬浮视察”、无数裸体画作可供网民“穿衣戴帽”，因而在一段时间内不少网民纷纷将自己的“恶搞作品”上传到网上，被戏称为“创意大赛”——在这些丰富的能指背后，是符号任意性原则使然。再如网民“自创卡通形象”，网民想象（拼贴）出一个新的卡通形象，对其命名，并赋予该形象各种含义。这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组合是偶然的、任意的。这意味着若换作其他的形象也是可能的，就像“绿坝娘”一开始有多个版本，最终以一个更受认可的形象得以流传。

（二）以聚合关系建构同构的意义系统

以何种能指-所指的方式结合创制出新的符号是第一步，紧接着是使不同符号以特定方式组合成更系统的意义。“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9]索绪尔认为符号有两种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一种是组合关系，称为“句段”（syntagmes）;一种是聚合关系，也称“联想关系”（rapports associatifs）。前者是以词项的线性连贯排列为基础；后者是按照类似原则出现在心理联想层面的，是潜在的一系列虚拟的记忆。[10]也即后来我们更熟悉的组合轴（syntagmatic）和聚合轴（paradigmatic）。赵毅衡认为组合属于表层结构，聚合属于深层结构。[11]网络抗争符号更多是以“聚合轴”形式运作的：尽管表面看起来，各个符号之间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是偶然的、随机的，但实际上，网民以联想/聚合的方式生产出有特定含义或明确主题的系列符号；这些系列符号在更大的范围内组成一个结构上更复杂、更有机的符号系统，成为一种“超级结构”。

我们以网民造字的“cha”（拆那）为线索，探讨经由聚合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意义体系。首先，“cha”（拆那） 以两个汉字“拆”和“那”拼接而成，与“中国”的英文谐音，并以圆圈圈住，模仿受拆迁房屋外墙上“拆”字——这是暗指城市化进程中到处拆迁的现象；而拆迁过程中发生了不少冲突事件（从“唐福珍自焚”到“江西宜黄事件”，至今记忆犹新），于是“拆迁”又跟“上访”、“维稳”联系在一起，形成聚合关系。“一小撮”、“不明真相”是官方话语中对捣乱分子的形容词，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成为政府对维权群众“污名化”的通用说法；对事件处理结果的官方通告，则经常出现“当地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情绪稳定”的统一口径，即便明知事件中有伤亡，此时群众不可能情绪平和。于是“情绪稳定”作为一个“新字”出现， 暗讽官方欲盖弥彰的掩饰性措辞。而在这些事件中，面对官方的强制性手段，民众往往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屁民”、“草根”等“新字”则是网民对自身人微言轻的自嘲，从中流露出愤懑与无奈。因此，这几个表面不相干的词汇，却以盘根错节却又理所当然的方式聚合成明确的意义体系，可视为网民对城市化过程中政府与民众矛盾冲突的一种戏谑性回应。

同样，看似是网民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网络神兽”，也体现某种明确却又心照不宣意义。从网民对各大“神兽”的释义中可见这一联想关系：在“河蟹”的聚居地，生活着“公务猿”（公务员），高等进化后可变异为“荡猿”（党员）；而“荡猿”属高级生物，会使用工具，常用工具有“钲斧”（政府）、“井叉”（警察）；“甘鲸”（干警）：是“井叉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副产品”。“河蟹”的属下的“騬鳤”（城管）则是一种“暴力型海洋生物，具有极强的损坏力”。“症懈萎猿”（政协委员）是“河蟹”的跟班，盛产于全国各地。①百度知道：《网络神兽有什么》，2010年2月，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AH6McHD23N4cSTbxgMQntWXW POrDkn7mDE2SMAb3Gb2hQNM5ha5DaI3I7-XV1O18g7uD134bPBMcjeFq4QsIXa，2013年6月1日。这些看似莫名其妙的动物间的关系，实际上是网民运用联想/聚合的思维，以谐音的策略，以动物来比喻警察、城管、政协委员等各种公权力群体。而这些群体所体现出来的负面特征，影射了当前为公众不满的现实：警察、城管暴力执法；官员、委员贪腐丑闻不断、尸位素餐……一定程度上体现网民对公权力群体没有为人民服务，甚至滥用权力的含蓄批评。

三、从语言图像论到主体间性：抗争性符号的情境阐释

以上从结构层面分析了抗争性符号的构成规则，那么，这些符号如何传达意义、表征世界？这要求我们从对符号的逻辑构造分析转向对符号生产的情境分析，深入到符号创造者及解读者所处的社会情景和心理背景中进行探索。而重视情境分析的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启示。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理论认为，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图像（Logisches Bild）关系，也就是说，“语言中凡是有意义的命题都与实在（事实）有一种逻辑图像的关系。”[12]符合逻辑图像关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基本命题中的每个名称要有所指，代表一个对象”，即指称性条件；“另一方面，在基本命题中，名称与名称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结构或形式，这种逻辑结构或形式和基本事态中的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实在结构或形式是相同的。”也即同构性条件。只有具备这两个条件，才能成为“有意义的命题”。[13]所以，尽管网民的符号创作建立在能指-所指任意性的基础上，但每个符号必须有特定的所指（即使是虚构出来的所指，如某些根本不存在的“神兽”），而且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形成了内在的有机联系——它们是对某些外部现实（权力的滥用、社会对立加剧等）的同构式的折射——尽管是以夸张的、扭曲的方式表征出来，但仍然属于可为大众所理解和解释的共享意义。如上面提到的“发来贺电”盖楼，是典型的同构式表达。网民想象出烟草企业发“贺电”的方式，实际上是对当下地方政府与烟企“沆瀣一气”的影射——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保护当地企业利益，其行为令民众所不齿。而“八成民众”盖楼活动中，网民质疑媒体报道数据的真实性，批评媒体趋炎附势，不讲真话，讽刺了“被代表的民意”，以及被剥夺的公民表达权利。

所以，如若不对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网民创造的符号就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符码，肤浅、粗鄙，甚至从语言的规范层面看来毫无意义。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语言的意义不在于它所描述的对象，而在于它在某种确定活动中被使用的方式”，“语言更像是个工具箱，按照各种不同的目的，它有各种不同的用途。”[14]

这进一步启发我们，网民的符号创造不仅是“有依据”的，而且是有意图的语言使用。无论是造字、自创卡通形象、盖楼等，哪些字符、形象、场景被挪用实际上不是随意的，而是与当下社会进程中的很多现象、问题直接相关，这些问题关乎迫切的公共利益，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遭遇，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因而，其他网民在看到这些新字、卡通形象、图片时，不但对这些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能心领神会，正确“解码”，而且激发了创作的欲望，更多网民加入到传播、模仿、再创作的行列中，使符号的内涵不断充实、演变。通过多重解码、二度创作的方式，编码者（符号生产者）与解码者均获得强烈的共鸣和认同，也即费斯克所说的“生产者式的快感”。这也说明编码者与解码者属于共同的文化群体，有着共同的经验，能意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这种“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便是所谓的“主体间性”。[15]因而，抗争性符号的生产不仅根植于网民所生活的社会现实，而且立足于共享的文化体系，这是抗争性符号得以源源不断生产的深厚土壤。所以不能理解为这是个别网民的创意行为，而是众多人有意无意参与的集体创作。

[1]李红、董天策.《符号学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研究的新路径》，《 新闻大学》，2012（01）：99-108.

[2]刘涛.《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83.

[3]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87.

[4]赵毅衡.《符号学文化研究：现状与未来趋势》，《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2）169-172.

[5][6][7][8][9][瑞士]费尔迪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刘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82-151.

[10][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2-43.

[1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61.

[12][13]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0-114.

[15]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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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3-23

曹洵，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

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微博舆论场域中的对抗性话语研究”（14CXW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