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语言的分类和成因分析

杨溢熙 周琼

网络语言的分类和成因分析

杨溢熙 周琼

网络语言是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媒介化社会的产物，也是网络文化中一套自成体系的语言符号系统，本文从网络语言的分类入手，按语言的功能层次可将其分为工具理性类、戏谑反抗类、病毒类等三大类，剖析其历时性特征，并从文化、技术、政治、使用主体、主导力量等维度探讨网络语言的流行传播成因。

网络语言；符号系统；功能分类；历时特征；成因分析

一、网络语言的分类

网络语言从不同的认识角度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目前较为常见的是从语言学的角度，依据网络语言的语法结构、构词原则、外在形态等因素对其进行分类。于根元等将网络语言的词汇形式分为五类：纯粹的意译、音译兼顾、纯粹音译、字首缩略、谐音转写[1]。郑远汉、何洪峰等学者认为网络语言可分为符号图形、数字会意、谐音替代、缩略简称、转义易品、双语混杂、重字叠语等七种形式[2]。此外，常见的还有从形态特征的角度将网络语言分为字母型、数字型、混合型、词意变异型、口语型、图画型、词汇演变型、缩略和扩张型、语句型等。

21世纪初互联网社会形成初期，网络语言方兴未艾之时，这种从结构形态角度出发的分类方法有助于我们对网络语言这一新兴事物形成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但历经十五年的发展，中国互联网环境、网络使用群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文化的凸显符号也相应地有所流变。近年来的网络语言，如病毒式网络流行语，其符号结构与普通词句并无差异，仅从语言学的角度已经不能理解其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及意义，应从网络语言使用功能的角度对其分类，将更有助于理解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网络语言在人际沟通交流中所承担的角色。

从网络语言的功能层次可将其分为工具理性类、戏谑反抗类、病毒类等三大种类。

（一）工具理性类网络语言

工具理性类网络语言在网络传播中是实现网络社会交际的基础工具，既包括基本沟通，又包括表情达意，相应又分为术语类网络语言和拟态类网络语言。

1.术语类网络语言

术语类网络语言是指在互联网空间内沟通的专业词汇，既可以是电子通讯技术中新的专有名词，也可以是描述网络社会活动或现象的新概念。术语类网络语言最大的特点是“新”，是用一个新词来表达一个新概念，这种“新”既可以是描述全新的事物或活动（即刚需术语），也可以是将原有的模糊概念进行概括集中，使其具有专门的词汇（即经济术语）。

（1）刚需网络术语

刚需网络术语是描述伴随电子通讯技术而产生的全新事物或活动的概念，是刚性的、在网络社会中不可不知的术语。刚需网络术语既可以是描述硬件、软件等网络客观条件的专业术语，如“WIFI”（将个人电脑、手持设备等终端以无线方式互相连接的技术）、“猫”（调制解调器英文Modem音译），也可以是描述根植于网络技术环境之上的个体性或社会性的活动，如“灌水”（在论坛BBS里发大量无意义的帖子）、“织围脖”（发布微博的行为）。换言之，既可以是物的概念，也可以是事的概念。

（2）经济网络术语

经济网络术语将原有的模糊概念进一步集中概括，使其具有专门的词汇表达。经济网络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网络沟通所必需的词汇，但使用它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网络情境。经济网络术语的构成形态多样，主要可分为外来语（如“壁咚”、“脑洞大开”、“萌萌嗒”）、方言（如“撩妹”、“给力”、“嘛”、“咋的”）、旧词新意（如“沙发”、“打酱油”“老司机”）、语料剪裁（如“然并卵”、“理都懂”、“图森破”、“睡起嗨”、“喜大普奔”、“躺枪”）等四种方式。

2.拟态类网络语言

拟态类网络语言是指模拟他物的网络语言，包括拟音、拟型、拟情三种，通过文字、符号或两者的组合模拟读音、形象、情境，最大限度地表情达意。拟态类网络语言遵循交际最大化和简洁化原则，追求的是用简洁词语符号高效输入，或者最大限度还原交流语境，弥补非面对面交流的情感缺失，流行的原因是其工具理性。

（1）拟音类网络语言

拟音类网络语言通过模拟读音形成，其能指既可以是新造的符号组合，也可以是具有意义的词汇，但其所指基本都是已存在于汉语语料库中的词汇。换言之，拟音类网络语言的所指是人们已经理解的概念，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新的能指来表达这个概念。汉语的同音多义性为拟音类网络语言提供了可能，大部分拟音类网络语言肇始于汉语拼音输入过程的将错就错，一开始人们或许因为追求快速输入而使用同音词通假原有的词语，但渐渐发现，某些通假能为原有的词语添加更多的意义，于是便将错就错地继续沿用下来。

拟音类网络语言可细分为数字谐音（如“886”、“87V5”）、汉语谐音（如“歪果仁”、“杯具”、“餐具”）、方言谐音（如“蓝瘦”、“香菇”、“酱紫”、“骗银”）、拼音或英文单词缩写（如“CP”、“IP”、“CJ”、“BF”）等四类。

（2）拟型类网络语言

在书写文字诞生之初，大量的文字都是通过拟型表达概念，当代汉语体系中大量存在的象形文字培养了中国网民对网络语言的具象思维，创造出丰富的网络语言。包括单字成型（例如“囧”，模拟窘迫的脸部表情）、组合成型（例如“月佥”，表示很胖的脸）、自成体系的火星文（例如“⑤！.卟洅ぎ溜淚”，我不再流泪）。值得注意的是，火星文是一套复合型的网络语言，其中夹杂了繁体字、外语字母、数字符号、异形字等多重形态，既有语音上的通假，也有形态上的通假，但火星文的使用多是为了达到突显文字视觉冲击力的目的，所以归到拟型类。

（3）拟情类网络语言

互联网空间是以文字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网络交流空间缺乏身体的在场，面部表情、语态动作等情境性的信息，就不得不借由网络书写来表达，为了弥补非面对面交流的情感缺失，拟情类的网络语言便应运而生。拟情类网络语言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类，表情符号。这是最常见、应用最广泛的拟情网络语言，通过符号的组合表现面部表情（如“^-^”表示可爱的微笑，“TAT”表示哭泣）、肢体语言（如“ORZ”模拟跪拜的身体，表示崇拜或无奈）以及模拟声调（例如“~”）等。尽管绝大部分的表情符号在国际网络传播中都是通用的，但也有例外，如英语传播网络中并不会使用波浪形的曲线“~”符号来软化语气，而在汉语、韩语传播网络中则较常见，因为汉语、韩语文字的笔画构成多是直线或方块，在视觉上较为硬朗，使用波浪形曲线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横平竖直的观感，进而达到表达情感的目的。

第二类，呼语。呼语在交流中起到拉近距离的作用。网络的匿名性催生出通用性的呼语，最常见的便是“亲”、“宝宝”等呼语。

第三类，语气词，如句尾的“哈”、“吼吼”、“嘿嘿”等。

第四类，外来语语法。如日语式的“×××的说”以表达委婉的语气，英语式的“×××ing，×××ed”以表现时态。

（二）戏谑反抗类网络语言

网络流行语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具有戏谑、反抗意味，这是由互联网作为社会泄压口的特殊角色所决定的。近年来，网络舆情、个人情绪社会化等成为社会舆情研究的重点，网络语言作为网络社会文化的显著表征之一，也反映着戏谑、讽刺、反抗社会不平等的社会情绪动态。戏谑反抗类网络语言主要可分为群体描述、避讳指代、粗话脏字变形和典故提喻等四类。

1.群体描述类网络语言

目前网络语言中存在大量描述群体的词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网络社会中对群体贴标签、用刻板印象认识他者的现象严重。根据对象可以分为“自称类”和“他称类”两种：

自称类如“逗比”（犯傻可爱的人）、“屌丝”（失败者）、 “单身狗”（单身的人）、“颜值担当”（一群人中容貌最帅或最美的）。他称类如“老司机”（原指在各网站及论坛接触时间长，熟悉站内各种规则、内容及技术和玩法，且掌握着一定资源的老手）、“绿茶婊”（外表清纯脱俗，实质却糜烂拜金的女性）、“小鲜肉”（年轻帅气的男性）、“暖男”（给人温暖感觉的男子，但通常带有嘲讽其女人缘过好的意味）。在自称类网络语言中，绝大部分词汇带有自嘲、自贬含义，在他称类网络语言中也大多出于讽刺、嘲笑，而非羡慕之意。

2.避讳指代类网络语言

此类网络语言通常是对权力管制的反叛，如“翻墙”（绕过相应的IP封锁、内容过滤、域名劫持、流量限制等，实现对网络内容的访问[3]）、“查水表”、“跨省”（指因不当言论引起的责任追究）、“你妈是你妈”（奇葩证明，指对政府办事机构为民办事设置多道障碍的讽刺）。

3.粗话脏字变形类网络语言

网络流行语中存在着不少粗话脏字的变形，例如“草泥马”、“我去年买了个表”、“马勒戈壁”、“卧槽”、“日了狗”等，通过同音的通假实现脏话的变形，变形后的粗话可以减少使用者使用粗话的负罪感，同时起到宣泄负面情绪的作用。

4.典故提喻类网络语言

此类网络语言一个词句背后有一整个需要解释、可以叙述的故事，是对社会热点事件、网络舆论热门事件的浓缩提喻，通过词句指代某一事件背后的讽刺意味，而这些事件往往是社会普遍现象的典型反映，包括社会公共事件、社会普遍现象、影视作品、调侃名人等。其流行并不是因为词组或句子本身，而是其背后的社会现象已十分常见甚至普遍，如“肾phone”（少年卖肾买Iphone，折射社会转型期青少年价值观扭曲现象愈发严重）、“我爸是李刚”（李启铭交通肇事案）、“被代表”（芮成钢代表亚洲提问事件）、“剩女”（找不到男朋友的女性，折射出当代女性婚恋观的改变）、“宅”（不爱出门的状态，表现日益孤僻、寄生于网络的新生代生活状态）、“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电视剧《杉杉来了》台词，讽刺社会中有钱人、暴发户的霸道态度）、“什么鬼”（本意是对某件事看法不认同，在《暴走大事件》主持人使用后大肆流行，逐渐演化为对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的好奇和疑问）、“洪荒之力”（源自热播剧《花千骨》，指最厉害的法力，里约奥运会上游泳运动员傅园慧被采访时使用该词后成为8月互联网最热词）、“且行且珍惜”（马伊琍微博回复其夫文章出轨事件，之后被网友运用于各种场合）、“主要看气质”（网友对王心凌新专辑造型的评价，在短时间内登顶热搜第一，引爆全民跟风晒气质图）。典故提喻类的网络语言是一个新的符号构建的过程。语言是社会文化最直观的反映，这类网络语言往往最能折射、表现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面貌。

（三）病毒型网络语言

病毒型网络语言是指在短时间内呈现爆发性流行，看似无厘头，但具有很强传染力的网络语言，这种病毒型网络语言几乎可以框填在各种网络语境中，呈现铺天盖地之势，而其流行的原因却相对模糊。某些病毒型网络语言来源于某些社会事件或有典故可循，但其意义已脱离其背后的典故，在被框填于不同的语境中时，所代表的意义已不再是提喻背后的典故。

从早期的“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到“那么问题来了”、“也是醉了”、“任性”、“也是蛮拼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洪荒之力”等病毒型网络语言的流行，其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极大的适用性和框填性，一个词句几乎可以适用于任何语境。也有学者认为病毒型网络语言反映出网络时代 “多元文化下的价值虚无”及“技术进步下的文化贫乏”[4]。当一个词句可以无条件适用于各种语言环境中，多种意义和情感都通过有限的流行词句进行表达时，无疑约束了网络语言的创造力，形成了新型的网络八股文。

也正因为病毒型网络语言几乎无条件的适用性，使其具有极强的感染性，从诞生到爆发流行的历时短，往往一周内就可成为大部分人的口头禅。而病毒型网络语言的大规模流行原因却相对模糊，有些词句即使是有典故出处，但也不足以解释其暴发性流行。研究发现，病毒型网络语言在流行初期具有以下共同点：

1．在爆发流行前有人群知晓或使用该词句或概念。如“那么问题来了”出自某学校的电视广告语“挖掘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这曾在数年间占据多个地方卫视日间剧的广告时间，在流行之前就已经作为广告语埋在多数人的记忆中，“也是醉了”在本世纪初便在武汉地区广泛流行，“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能够唤起魔兽玩家（80后、90后青年群体）在筒子楼或四合院与小伙伴玩耍的记忆。

2．其使用群体的集合并非随意。如“也是蛮拼的”最初使用群体是《爸爸去哪儿》的电视观众；“心塞”是微博段子手常用的词，“先定一个小目标”出自王健林对创业者的建议，此语一出，“小目标”立即刷爆互联网社交平台。

3．其使用群体的整体气质造就其发源语境。如网游玩家“他们的心态最为典型地代表着网络世界的无聊、迷失、颠覆以及抗拒任何主流引导的心态，由此构成了魔兽世界帖吧特别强烈的以虚幻和随心所欲为主导的传播语境[5]”；“我想静静”、“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你们城里人真会玩”等微博段子代表着戏谑、夸张情绪的环境气质，成为网络上互相调侃的常用语，。

二、网络语言的历时性特征

总体而言，网络语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紧跟社会潮流而变，同时网络语言个体的生命周期又相对较短，往往是产生后爆发性流行又很快沉寂，但有些仍会被少数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使用，呈现长尾效应。

表1 2007-2016 年网络流行语言所属类别比例

纵观十余年间网络语言的发展，网络语言伴随着互联网社会的进化也相应地呈现出历时性的特征，表现出早期工具性、中期戏谑性、近期病毒性的偏向。

（一）工具性特征

早期的网络语言多呈现工具性，能指和所指之间是简单的联系，通常通过谐音、缩写等方式创造网络术语，流行的原因是其单纯的工具理性。这一阶段中国网民是通过聊天室、QQ、BBS等在网络中联结起来，聊天性质的交流内容，计时收费的交流环境，以及追求快速输入，使这种工具性的网络语言得以流行。

（二）戏谑性特征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公共性逐渐增加，网络成为舆论的重要战场，论坛、微博等承载大量信息的媒介是这一时期联结网民的主要工具，网络呈现出公共空间的特点使网络语言成为网民公民参与社会讨论的工具。大量时政类、映射讽刺社会问题的网络语言，如“做人不能太 CNN”、“欺实马”、“躲猫猫”、“俯卧撑”、“范跑跑”、“打酱油”、“蒜你狠”、“纸包子”、“艳照门”等带有隐喻性和暗讽性的网络语言在这一阶段传播活跃。

（三）病毒性特征

从近三年来看，网络流行语中病毒型网络语言所占比例逐年增加，呈现出无厘头、后现代、解构一切的趋向。究其原因，社会化媒体作为强关系为主导的媒介平台成为网民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SNS、微信等社会化媒体所承载的不仅是信息，更重要的维系用户之间的关系，网络用户越发依赖关系网络获取新信息，这种强关系的圈内传播环境更有利于病毒型网络语言繁衍扩散。

三、网络语言传播的成因分析

（一）网络语言传播的文化成因

从19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宏大叙事为主要话语方式、以政治标准为主要评价尺度的文化形态逐渐退出文化市场的主导位置，而以世俗化为精神内核、以大众文化为表现形态、以现代报刊、书籍、广播、电视、网络为载体的通俗文化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通常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指通过大众传媒以机械复制方式大批量生产并广泛传播的文化。而网络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并在传播过程中催生出一种新的语言形态——网络语言。

虽然以世俗化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滋生了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取向，导致道德滑坡、人文精神沦丧，但大众文化通过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解构，客观上也促成了以“自我选择、自我实现”为特征的个体意识的觉醒。我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转向从19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其主要标志是肯定人性以及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目标和追求。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反映在大众文化消费中，正如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德赛图所言，“消费者尽管是在当权者统治、建构的空间中活动，但他们却完全可以实践出另一类兴趣与欲望的策略，既不受其成长于其中的体系的制约，也不被它俘获。”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正是由于个体意识觉醒，受众“不受制约”、“不被俘获”思想的产生，在接触社会新闻事件的信息文本时，就会对其进行自发的多向度解读，而不只是单纯被动式的接受。因此，才产生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宝宝心里苦”、“吓死宝宝了”、“蓝瘦香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撩妹”、“一言不合就”、“整个人都不好了”等网络语言。我们尝试从电影、电视节目、社会事件这三个维度来探讨网络语言传播的文化动因。通过梳理发现，2004年以前，网络语言来源还局限于高投入、大制作的电影，基本上是基于社会事件事实的直观现实版网络语言；而随着全民娱乐时代的开启，网络语言的来源更加广泛，热播电视剧集、热门广告语、电视娱乐节目等都成了网络语言的重要“发源地”，而且网络语言不再代表来源词的传统逻辑意义，而是发生了词语语义变化。2010年后，随着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介的普及，社会各阶层借助互联网曝光事件以及就某事件发表个体意见的机会增多，网民逐渐成为了网络事件的参与者，成为了网络流行语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为网络语言的产生和传播注入了活力。

1.电影大片效应

2002年，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制作精美、明星云集的电影带动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随着华裔导演李安的影片《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后，国内电影纷纷开始高投入、大制作的热潮，高投入带来高票房，开启了票房的亿元时代。随着这种“大片”的热映，电影中的某些语句被网友奉为经典并引发讨论，促成了网络语言的形成，如《非诚勿扰2》的“见与不见体”、《让子弹飞》的“让xx飞”体、《后会无期》的“喜欢就是放肆，但爱是克制”等。

2.电视剧针砭时弊效应

这多体现在家庭伦理类长篇电视剧中，通过婚恋、婆媳、小三、剩女、子女教育等热门剧情话题来引发观众热议，因“接地气”而形成网络流行语。如“我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但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裸婚》）、“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奋斗》）等，此类网络语言的形成得益于电视剧集的热播，以及受众对现实的隐喻和暗讽。

3.社交媒介效应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对电影、电视节目或社会热点事件中的信息进行筛选，从中提炼观点形成网络语言并在一定时间内制造话题迅速传播。媒体微博、微信公号、营销段子手和明星大V逐渐进入受众的视野，受利益驱动发布消息并制造话题，具有很强的传播、宣传能力及号召力，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而促进网络语言的形成。如凡客诚品的广告，在被李宇春、韩寒等微博大V发布后，凡客体在网络大火，引起网民争相模仿；“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本是一位小学生用逆天想象力讲述了端午节的由来，其真正走红归功于《暴走大事件》主持人王尼玛在节目中连续多次引用以表示惊讶与讽刺。因“暴走漫画”微博的巨大影响力，该网络流行语迅速传播，并引起巨大反响，短时间内成为热门话题。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系统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无时无刻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电影档期和电视剧播出时间的影响。从电影电视中形成的网络语言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随着电影的下档或电视剧的收官，其关注度会有所减弱，直至跌到波谷。同样社会热点事件的新闻属性也决定了网络语言时效性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经典台词也会沉淀成经久不衰的网络语言，如“爱你一万年”（《大话西游》）、“你造吗”（《爱情公寓》）、“只想安静地当一个美男子”（《万万没想到》）、“做人要厚道”（《手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无间道》）、“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天下无贼》）、“谁动感情谁完蛋”（《非诚勿扰》）等。艺术创作者们在进行艺术构思的时候也会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使其作品更有观众缘。近年来的春晚也使用了大量网络语言，但由于过度的堆砌颇受诟病，观众表示不希望春晚语言类节目成为网络流行语“回炉”的平台，而应该成为流行语孕育创新的地方。

网络语言形成的文化动因是与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密不可分的，正如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文化是语言的内核，是语言发展的助推器，任何语言的形成都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网络语言反映着多姿多彩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多元化也造就了网络语言多样性的特点。

（二）网络语言传播的技术成因

一切事物的传播都有其外部和内部原因，网络语言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技术的推动，由电脑键盘、手机按键（触屏键盘）、Ipad等移动终端键盘等设备为基础，有意或无意识地编码出网络语言，再通过互联网、广播电视、新媒体等渠道传播，这一过程来自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推动。

网络交际是网络语言传播和发展的土壤，从论坛、贴吧到社交软件、互联网社会化媒体，每次技术的创新都为网络语言的更新与传播注入活力。可以说，媒介技术的发展史对人类语言的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不是主张技术决定论，而是表明技术在网络语言传播动因中占据一席之地。

1.电子产品用户输入法影响

网民在网络交际的过程中，通过键盘编码出话语发送给对方以完成一次信息传播，因此字体输入成为网络聊天最基本的形式。但是通过键盘或触屏敲击文字很难跟得上逻辑思维，远不如面对面交流来得利索。对于普通网络用户通常不会仅以输入汉字来交谈，简洁易懂的字母符号成为其交流的重要辅助，字符型的网络语言应运而生。

网络语言的使用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不仅适用于电脑PC端，也适用于智能手机，为了网络语言传播的便捷性，人们使用的电子通讯工具上都安装了极其简单的输入法软件，这扩大了网络语言的传播面。为了便于网上聊天，选择一款适合中文输入法的软件非常重要，考虑到网络互动对交谈双方要求打字又快又准，为提高输入速度,只得将文字尽可能地予以简化，很多时候，为了能够达到更好的网络聊天效果，选择简化文字数量而不改变其意思的表达。字母符号在互联网生活中的灵活运用加快了网民的日常生活节奏,是网络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流行语的诞生很好地证明了这个时代的发展要求。网络语言重在彼此理解，即使出现错别字，只要不影响其意思的表达，都没有太大关系。网民中使用最多的输入法是重码率非常高的拼音输入法, 尤其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拼音输入在电脑PC端的运用比在手机上运用更受欢迎，因为在电脑上键盘的使用功能更加齐全和便捷。从“我”到“偶”，从“你”到“泥”的转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中文输入法的编码归纳起来可分为拼音编码、形码、音形结合码三大类。流行的输入法软件以智能ABC、中文之星新拼音、微软拼音、拼音之星、紫光拼音、拼音加加、搜狗拼音、智能狂拼和谷歌拼音、百度输入法、必应输入法等为代表。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流行，很多IT企业又开发了Android、iPhone、iPad的拼音输入法，如百度手机输入法、QQ手机输入法、搜狗手机输入法等。这些输入法延续了电脑上输入法的特点，同时针对触屏特点的研发，为网络沟通提供了更为灵活的输入方式。

2.多种媒介技术的影响

网络语言的发展颇受文化市场青睐，许多综艺节目开始大量运用网络流行语，想借此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升其知名度和曝光度。但是网络语言并非适用于所有的节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台了相应政策对新兴的网络词汇有所限制以使广大民众能够更准确理解消息的真实性，以免造成对事实的误解。即便如此，网络语言的使用人群非但没有相应减少，反而增加了被关注度。电视媒体具有视听兼备的特点，受众面广，成为网络语言传播的重要途径。随着全媒体演播室技术的成熟，越来越多的节目开始增加网友互动、网络内容电视直播，这在无形中也推动了网络语言的传播。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广播的传播平台不仅仅限于收音机和车载广播，开发了网络播放软件、手机App等播出渠道，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网络语言的传播，广播节目中加入了大量网络语言的运用。传统纸媒在面临网络新媒体冲击时，开始了融合转型，为吸引年轻受众，报纸开始使用网络语言，如《人民日报》社论使用“给力”、“点赞”等。此外，报纸的网络版研发了分享功能，网络用户可以在电脑、手机和智能移动终端上便捷获取报纸资讯，并可轻松分享与传播。广告为达到更好的营销传播效果，也加入了更多的网络流行语以增加可记忆性和高曝光率。

3.新媒介形态影响

随着社交软件、社会化媒体的普及，UGC（用户创造内容）、CGM（消费者产生媒体）新媒介形态的兴盛越来越有利于网络语言的传播，手机使用成为仪式化的常态，“自媒体”时代的“微传播”语境为网络语言的传播注入新的活力。新媒体拉近了人际交流距离，使得消息传播更加便捷和低成本，为普通草根提供了发表观点、表现自我的机会和平台，不仅限于特权和精英阶层，力求实现机会的平等。多样态的传播方式使每个人成为信息的接受者、传播者和消费者。基于互联网技术下的新媒体具有先天的技术优势与信息服务功能，目前微博、微信、微视频成为推动网络语言传播的主要途径，新近流行的“H5页面”技术源自一种编程技术，通过微信传播的小游戏、动画、设计页面都可以通过H5技术实现。此外A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以及AI（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新的媒介形态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舆论格局，为民间话语的表达提供机会和平台。网络语言在新媒体上的传播反映了受众对多样化、新奇事物的追求，是时代主流发展趋势的表现，更体现出了网络文化的博大以及社会的转型发展。

（三）网络语言传播的使用主体成因

1．网民的社会参与动机强烈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亿，网民最主要的上网设备是手机，使用率为92.5%。据腾讯2016年第一季度财报，微信海内外用户达7.62亿。目前，我国网民群体中，低龄、学生群体占比分别为46.1%和46.4%[6]。富有创造力的青年人是我国网民的主要构成群体，其自我表达意愿、社会参与动机都较为强烈，从线上讨论、舆论监督，到线下行动，中国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的参与讨论和围观热情较高，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大量与公共事件有关的网络语言。这些网络语言的流行既是网民社会参与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事件的发展和解决，网络语言的传播过程也是扩大公共事件知晓度的过程。伴随着网络语言的流行，其背后的公共事件也会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进而促进政府介入和事件解决。

2．网民的心理特质与解构行为

网民心理总体呈现情绪化的特点，在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极易社会化[7]。情绪化的心理特质，加上反传统、反中心、反理性的解构行为，造就了当前网络社会的戏谑气质。戏谑性、恶搞性、自嘲自讽自贬性的网络语言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网民心理特征，乃至普遍的社会心态。除了戏谑性，暴力化也是网络语言的特点之一，典型表现为网络语言中频频出现的粗话脏字的变形。这与当前网络社会的客观现状密不可分，网络作为社会泄压口的角色，很多人选择网络来发泄现实生活中的压抑愤懑，越来越多的负面事件也会首选网络发布，网络的匿名性又减轻了网民使用暴力化网络语言的负罪感，这导致暴力化网络语言的多发性。

3．“标签式”价值判断的二元对立

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仍然是很多网民的价值判断框架，“他们喜欢用贴标签的方式、符号化的方式来简化复杂事物[8]”，这就催生了大量的标签式、脸谱化的网络语言。如“富二代”、“红二代”、“高富帅”、“白富美”、“矮挫圆”、“绿茶婊”、“高级黑”等描述群体的网络语言已在生活中广泛使用，这种脸谱化的群体标签绝大部分是嘲讽性的负面词汇。当网民使用这些脸谱化的网络语言来称呼某个个体时，其实是通过标签化的刻板印象来认识个体，这种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差。如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在事件细节还未完全呈现之前，主人公就被贴上了负面标签，导致了网络舆论在案件审判前就压倒性地偏向一方，影响了司法审判程序的公正性。

4. 网络语言是使用主体实现互动的工具

在媒介化社会网络空间和生活空间融合混淆，移动设备、无线网络模糊了线上线下的界限，实名制朋友圈的趋向也使网络人际关系从匿名陌生人转变为新型熟人。人们通过社会化媒体接入网络、获取信息，同时又通过社会化媒体展示自我，寻找聚齐志同道合者，社会化媒体正在逐渐混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边界。作为生活空间的网络，关系价值大于信息价值，重要的不是知晓什么，而是与何人相联接，在节点与节点之间的关系上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圈子，网络语言便是这种圈内实现互动的重要工具，是表达自我、谋求群体认同的一种方式。不同群体对网络语言的使用有不同的特点，网络语言甚至扮演着界定群体角色的作用。一些网络语言会在某些网络社群中具有较高的使用率，但在另一些的社群中却不甚流行，某些网络语言甚至只会被特定的群体使用，如“中二病”一词多被漫画界、日系文化影响较大的群体使用，而火星文则主要流行于青少年群体内。网民因属性、爱好、媒介等种种不同的原因而集结成群，群体内的个体间关系呈现出强关联的形态，网络语言在这种强关联的语境下更易流行。带有暗号意味的网络语言既是群体内实现沟通的方式，也是群体内成员相互确认身份和价值认同的一种方式。

（四）网络语言传播的政治成因

1.言路开放为多元网络语言提供可能性

开放的言论环境是网络语言得以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当前社会的言论环境总体是开放包容的，民众的公民意识也在逐渐增强，社会参与和舆论监督的热情较高，这便为多元化的网络语言，特别是戏谑时政类的网络语言提供了发展和传播的可能性。开放的言路允许质疑性网络语言出现，多元网络语言是网友参与社会公共问题讨论的副产品，能在一定程度上试探政治风向，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

2.转型深水期为网络语言提供丰富素材

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的攻坚阶段，矛盾问题多发，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层出不穷的公共事件和突发事件成为网络语言的取材库，大量的网络语言来源自时下热门的社会事件。同时，阶层的分化以及复杂微妙的矛盾对立也迫使网民采取“迂回战术”表达意见，创造出一大批避讳指代型网络语言参与网络政治和社会讨论。

（五）网络语言传播的主导力量成因

1.市场力量助推网络语言

市场力量作为网络语言的动因主要表现为炮制网络语言和利用网络语言。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商业利益，炒作、深挖、热推、营销网络事件，借机制造网络语言，“淘宝体”、“装逼体”、“有钱任性体”、“看世界体”等便是炮制网络语言进行营销的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商业力量也会利用已经广泛流行的网络语言进行借力营销，最主要的形式是在广告推广活动中使用网络流行语，以求增强宣传效果，这也扩大了网络语言在非网络用户群体中的传播力度。

2.大众媒体收编网络语言

大众媒体使用网络语言是网络流行语向社会流行语演进的重要环节。大众媒体出于迎合受众（特别是网络用户）的目的不断使用网络流行语，考虑到大众媒体的总体受众构成复杂，其中包括大量非网络用户或网络轻度使用者，网络语言在大众媒体上的频频曝光其实是向更大范围的社会群体推广网络语言的过程，也是一个拟态环境化的过程。大众媒体一般在网络语言流行周期的中后期介入，在某个网络词句最流行时使用，但在此之后，那些被大众媒体收编的网络语言的使用频率在网络语境中会不断下降。

[1]于根元,姚晓波.语法和语言哲学——第二轮“语言哲学对话”选载之三[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8）:98-114.

[2]郑远汉.关于“网络语言”[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6：102-106；何洪峰.从符号系统的角度看“网络语言”[J].汉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02）：74-78.

[3]官国静. 典型翻墙软件的网络通信特征研究[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2（02）:67-68+72.

[4]叶兵,蒋兆雷. 关于网络“贾君鹏”现象的文化反思[J]. 理论导刊,2010（01）:93-94+112.

[5]张丽莉. 从“贾君鹏”事件看网络传播语境下的符号解读[J]. 东南传播,2009（09）:81-82.

[6]CNNIC. 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6-1.

[7]隋岩,李燕. 论群体传播时代个人情绪的社会化传播[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12）:10-15.

[8]彭兰. 现阶段中国网民典型特征研究[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6）:48-56.

G206

A

2017-4-6

杨溢熙，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周琼，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传播研究院传播学博士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网络语言对话语权、社会情绪、价值观的影响研究》（项目号14A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