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龙森祥
黎紫书女性书写中的男性视角
——以短篇小说集《出走的乐园》及《野菩萨》为例
龙森祥
黎紫书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新生代70后华文女性作家,她的短篇小说集《出走的乐园》及《野菩萨》不仅体现了女性书写,而且有近一半的作品使用男性视角讲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这一书写特点与作家本身的成长经历有关,同时也让她的作品更深刻地完成对人性的解读。
黎紫书;女性书写;男性视角
黎紫书是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新生代70后华文女性作家,也是花踪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最多的作家,包括三届马华小说首奖、四届小说推荐奖、一届世华小说首奖以及一届散文佳作奖。目前为止,她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四部微型小说集、两部散文集、一本个人文集。对于新生代的年轻华人女作家来说,黎紫书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大的。正如王德威所言:“作为一位马华作家,黎紫书应该还有太多熟悉材料得以书写;而作为一位马华女作家,她现阶段的成绩,已然可与英年早逝的商晚筠抗衡。”(王德威,2001:8)黄锦树也曾称“黎紫书三十岁之前的文学成就,在文学精品不多的马华文坛,其实可说已超越了大部分的马华写作人。”(黄锦树,2012:3)黎紫书笔触敏锐,她的作品表现了或隐或显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立场,从女性的视角审视社会中的各种人与事。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她的作品采用了多种叙述视角,含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及同一作品的多视角叙述等。此外,在叙述者的性别上,作为女性的黎紫书同时使用了男性的视角。尽管作家的创作依靠想象和虚构,但男性与女性之间在理解和思维认识上是否可以相通?对异性理解的深度可以与对同性的理解等同吗?有人认为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永远是女性视野中的女人,而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永远是女性视野中的男人,所以在故事的叙述中一般作家还是以自己的性别来进行讲述。但黎紫书并不拘泥于这种固化的写作模式,在写作中频繁使用了男性视角。这种创作上的新尝试,体现了她不满足于对故事本身的完整叙述,而在追求形式技巧和创新。本文选取黎紫书最早及最新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出走的乐园》及《野菩萨》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黎紫书女性书写中的男性叙述视角。
出版于2005年的短篇小说集《出走的乐园》是黎紫书个人出版最早的小说集,《野菩萨》则出版于2013年,是她最近的小说集,两部小说集分别含短篇小说16篇和13篇,其中重复的篇目有《国北边陲》及《疾》两篇。因作家在创作中使用的视角较多,包含第一、二、三人称及一篇小说多人称叙述等视角,我们以小说中的主要叙述者为基础,对该两部小说集叙述视角进行分类总结,发现以男性视角来写作的作品共占15篇,可见在这两部短篇小说中,黎紫书使用男性视角叙述的作品所占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些男性大多为成年男性,身份各异,包括牧师、律师、作家、普通市民等角色。下面以部分例子按叙述的人称分类来分析作家对这些男性形象的书写,从而透视作家男性视角叙述的特点。
以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叙述的小说有《天国之门》、《无雨的乡镇·独角戏》、《把她写进小说里》、《色相》、《假如这是你说的老冯》、《山瘟》等,故事的角色包括了牧师、作家、退休老人等。《天国之门》中的 “我”(林传道)在父母双亡后变成了孤儿,后来被父亲的情人收养,两人相依为命,养母自然地成了 “我”的母亲,“我”痴恋养母的爱抚拥抱,并逐渐形成了恋母情结。养母死后,“我”做了教主日的老师,因恋母情结的影响,“很多年来我一直不敢掀开记忆上的封印,然而母亲的影像常常在每一扇门后出现”(黎紫书,2005:38),母亲对“我”的影响深远,正如教堂里弹钢琴的女人说 “你果然是个恋母狂” (黎紫书,2005:38)因此,“我”迷恋上了教堂里弹钢琴的那个有着母亲一样褶皱身体的有夫之妇,在上帝的圣名下披着欲望的外衣与她厮混,做出有违圣经教义的事情。“把弹钢琴的姊妹拥在怀里的时候,我终于体悟到所谓的‘释放’。 暂时,我因为拥抱她而拥有了自己。罪恶的感觉毕竟在期许中出现,它如斯令我生命圆满。”(黎紫书,2005:43)除此之外,我甚至期待她能为我生个孩子,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对她不仅是肉体上的迷恋,而且还在精神上痴狂。“我”的热情与请求遭到了拒接,在一个下雨的夜晚,“我”沉着嗓子,像梦里的呓语请求她 “别走,外面下雨”,可是她只是语气平淡的回答:“他明天早上就要回家了,我得为他和孩子准备早餐。”(黎紫书,2005:44)可见这种畸形的关系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我”仿佛成了一个“伸手要求拥抱的弃婴”,“羞耻与嫉妒”像两只“毒虫狠狠地螫咬我”,并“一点一滴地腐蚀着我积累多年的理性和信仰”。另外,教主日一个热爱生命虔诚于“我”的女孩爱上了“我”,怀上了“我”的孩子,可我拒绝接受她。绝望的女孩带着怨恨、悔疚、自怜与腹中哭泣的生命走上了自杀之路。林传道迷恋于像母亲那样的女性肉欲,同时又糟蹋并辜负了一个天真爱他的女孩致使她带着身孕失去了年轻的生命,这种对身体的肉欲诚然是一种亵渎神灵、违背伦理的罪恶的方式,而这种变态的方式并没有让他得到释放和解脱,反而遭遇到了遗弃。黎紫书对林传道的男性视角书写让读者看到了“我”是一个矛盾体。林传道心中渴望爱抚,爱上的却是个有夫之妇;想生个孩子,却希望一个有孩子有丈夫的女性给他生;爱上她的教主日女孩怀上了他的孩子,却又无情地拒绝了她的爱和还在腹中的孩子,致使她悲痛的走上了自杀之路。而他最后却又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教堂门口的弃婴。这也是这个矛盾体最后对自己的一种救赎方式。黎紫书小说借助男性的视角以及宗教欲望的主题,披露了人性的罪恶及救赎,找寻困境中的突围及人自身存在意义的伦理性。
男性视角对女性肉体的迷恋在《裸跑男人》中也有细腻的描摹。该小说以第三人称男性矜生的视角来讲述。主人公从小开始就迷恋比他年长五岁的舅母小璐,直到“人到中年了还常常忆起小璐”。他嫉妒舅父,迫切期待成长,“他焦虑地等待喉结突起,变声音,腋毛耻毛滋长,并且慌乱而早熟地搭配自己的衣物。白衬衫里隐约一件背心让他看来老成稳重又有股酸,他再抹上舅父的发油......为着小璐的一颦一笑常起骚动。”(黎紫书,2005:85)矜生迷恋舅母,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仅仅是五年的年龄差距,更重要的是那像族谱一样厚厚的一层辈分,他感到“悲伤、羞辱、嫉妒、爱怜、愤怒,无法解析,如蚯蚓雌雄同体又绞作一团。”(黎紫书,2005:86)处于心灵痛苦的矜生比《天国之门》的林传道理性。尽管他心里迷恋舅母,但他并没有违背伦理,于是他在十九岁时选择了逃离家乡,逃离心中的女神舅母。为了摆脱对舅母的思念及躲避逃离的痛苦,矜生在大学交了两个女朋友,夜里翻窗进入她们的宿舍,“他随着所搭乘的城市坠入爱欲的横流内,那里像地狱似的流动着浓稠的色彩,红色灼目,蓝色冰寒,白色非色。”“都市糜烂的生活,以及对色彩和女身的着迷,让矜生由肉体和以至灵魂,都暂别了舅母小璐”(黎紫书,2005:86)显然,他让爱欲与绘画的色彩去填补内心的空虚与对舅母的思念。后来矜生的舅父死去,舅母迁离了小镇,在远乡改嫁给了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女朋友桑妮从巴黎离开了他,去了尼泊尔或者印度。此时,生活中两个重要的女性真正离开了他的生活,但矜生心里从来都没有真正把舅母小璐放下。为了逃避有违伦常的爱恋,抑或是寻找肉欲和精神支撑,矜生接受了桑妮的堂哥乔恩,将肉欲爱恋转变成为了“同性”之间的互相慰藉,和他完成了欧洲之旅,并“就这样在流浪中长大了”。这种男性视角下“恋母情结”的书写,体现了男性逃避罪恶爱情的一种宣泄方式,也是对恋母肉欲性爱的思考。此外,在黎紫书的《出走的乐园》和《野菩萨》两本短篇小说集中,第三人称男性视角的短篇还有《夜行》、《洞》、《七日食遗》等,作者通过各种男性视角叙述,映照了马来西亚华人男性的各种体验、困境与遭遇,并为他们的困境与遭遇找寻出口,实现心灵的救赎和成长,这一点值得读者思考。
除了第一、二人称男性视角外,黎紫书在《出走的乐园》和《野菩萨》两本短篇小说集中也多次使用了第二人称“你”的男性视角,其中包括《国北边陲》、《浮荒》、《生活的全部方式》、《未完·待续》。因第一人称的缺失,这个“你”在故事的讲述中便成了全知视角,各自讲述着自己的经历、遭遇及各种体验感受。其中《国北边陲》的“你”在找寻能治疗家族病的神草“龙舌”;《浮荒》讲述的是男主人公“你”对细姨的爱恋;《生活的全部方式》以律师的视角对一个二十多岁女孩的观察;《未完·待续》中的男主人公“你”试图找寻叛走的父亲及父亲背后那个写小说的女人。黎紫书的这些第二人称的男性视角赋予了一个凌驾在故事之上的男性全知的视角,审视着各种角色的人生及人性。
中华读书报采访黎紫书时曾问到黎怎么看待性别角色对写作的影响,黎紫书回答:“女性作家,像你(记者)说的,确有某种优势。这在于一种体察的细腻,尤其是对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亲人之间、朋友之间、男女之间、我都能深深体会到。我常跟男性朋友混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男性世界比较简单,相处起来比较轻松......可是小时候的经历又让我把自己当男性看,家里都是女生,姐姐很小就不在了,我就充当大女儿,像男性一样去处理事情,承担家里的需要。因为这层关系,我觉得我对男性的心理、男性世界的了解跟体会也比一般的女作家要多。我在写作时可以随意用男性角度去切入,以男性做第一人称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刻意的事情,我像是个中性作家。”(丁杨,2003:8)从黎紫书的采访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黎紫书喜欢使用男性视角来写作的部分原因,这与她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生活体验有很大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使用男性视角时做到游刃有余,信手拈来。在采访中黎也说到,她有属于女性的对人际之间的那种敏锐触角,因此她使用各种人称和女性及男性视角及不同的角色去讲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和故事。
女性主义文论被女作家特别是海外华人女性作家的创作广泛运用,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海外华文女作家身处海外,与异族的海外文化直接接触交流,他们的生活必然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上必然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及女性主义文论的冲击与直接影响。无可否认,海外华文文学中确实存在以写作体现女性自身意识觉醒或反抗男权社会的实例,然而,只要是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生活的作品都能适用于女性主义文论,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理论运用的放任。(彭程,2000:71)彭程提到用女性主义文论来解读黎紫书的短篇小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与其他东南亚其它国家女性作家的作品对比,黎紫书的格调迥异,在她的作品中难以找到传统女性的沉静和温婉,而是充满了暴力的冲动与撕裂的体验。在人物上刻画了阴森、淫荡、恶毒、泼辣、自私与贪婪的女性和懦弱、无能、丑陋、龌蹉的男性甚至缺席的父亲角色。男女间充满对抗与矛盾。黎紫书借助男性视角,在创作中通过性别转换而获得的双性视角可以完整而彻底地完成这种情感与精神上的疯狂解剖,(彭程,2010:72)从而完成对人性的解读,正如读书报采访黎紫书时她说,“我真正关注的是人,是人生存的困境。”这是女性书写下的男性视角运用的重要意义,也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深刻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1]丁杨. 黎紫书: 我的写作是在出卖自己的经验[J]. 中华读书报,2013(11).
[2]黄锦树. 艰难的告别[M].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3]黎紫书. 出走的乐园[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4]黎紫书. 野菩萨[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彭程.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关键词的阐析边界辨析——以黎紫书短篇小说为例[J].暨南大学学报,2010(3):70-75.
[6]王德威. 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J].台北:联合报.自由副刊,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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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4-12
龙森祥,玉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2015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多元文化视域下东南亚华文女性写作研究”部分研究成果 课题编号:15FWW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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