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身份与符号互动：农民工在都市情感剧中的身份建构

时间：2024-05-20

郭旭魁

郭旭魁

新生代农民工是近3亿农民工总体的重要力量，呈现出与其父辈不同的社会文化特征。接触手机中的视频内容，成为他们城市闲暇时间中的主要内容。定位为城市中产阶层的都市情感剧，深刻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建构。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都市情感剧中，对城市家庭物质层面的图景和城市家庭夫妻关系图景的向往，以及对城市女性独立自主的认同，还清晰呈现出对媒介文本的批判观念。在与这些媒介符号互动中，他们建构了自我身份，并影响着城市适应和城市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都市情感剧；身份建构

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官网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2.74亿人，①新闻报道中称：2013年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且有1/3的人有高中及以上学历。详见：桂杰《80后90后占农民工七成以上》，中国青年报，2014年2月21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50%左右，而且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有所增加，但初中文化程度仍然占到2/3左右。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劳动力大军中的主体，并将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较，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都高于父辈；从学校毕业就进入城市，基本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主要通过大众媒介和通讯技术了解外面世界，成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处于边缘，在城市中也处于边缘，具有双边缘人的现实处境；他们主观上具有较强的融入城市愿望。[1]

根据牛凤瑞等主编的“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指出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8%，2030年将达到70%左右。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全面进入城市型社会，城镇化也从速度为主转向速度与质量并重的新阶段。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化的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也将会如同他们的父辈一样发挥愈加重要的作用。在新的城镇化阶段，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适应城市并积极融入城市社会就成为发展的关键环节。仅就他们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变迁而言，他们能否成功实现城市融入主要是他们的城市身份能否实现成功的转变。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情况调查显示，手机媒介在他们的城市日常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主要是从手机媒介中观看视频内容，尤其是电视剧。[2]

赵月枝等学者指出，过去30年间，电视剧成为中国观众最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形式。她认为，中国大多数电视频道只是为迎合城市中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者的生活方式而制作节目内容，因为这些人是电视台赖以生存的衣食父母。[3]这些原本定位为都市中产阶层的电视剧，对生活在城市社会中的新生代农民工意味着什么？他们如何阐释这些电视剧，与电视符号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他们又是怎样建构自我身份？此过程对他们自我身份适应并融入城市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回顾

较早探讨媒介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当属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保罗·杜盖伊（Paul Du Gay）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两位研究者将文化身份认同的概念划分为三个阶段：启蒙时期主体、社会学主体和后现代主体。霍尔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身份是在语篇内部而非外部得以建构，所以我们需要理解它们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及特殊的制度下产生的，而且是在特别特殊的散发形态和实践中产生，靠特别的阐释清晰的策略产生。[4]

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中指出，三种社会中存在三类差异化的认同形式：在传统社会中，人的认同性是固定的，既坚实又稳定，不成其为问题；在现代社会中，认同则变得颇为动态、多重化、个人化和具有自我反省的性质，同时还受到变异和革新因素的影响，然而认同仍然是来自一个限定性的角色和规范系列，因此认同性依然是先天的和本质的；在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性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且越来越脆弱了，自我组织的个体正在分崩离析，认同性已经成为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观念。他认为，事实上个人的认同性是一种构建，是由个人的生命-情境中的材料所组成，但也与一种需要意志、行动、承诺、智慧和创造性工作有关。凯尔纳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身份认同形塑中，媒体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提供构建认同性的资源和材料。[5]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身份融入展开了相关研究。如袁靖华在田野调查与抽样调查基础上，从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传播中的交往意愿、交往行动、交往中的情绪心理效果等方面切入，揭示了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人际关系的显著符号因素与媒介因素。[6]洪婧茹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北京地铁建筑劳工的人际传播及其社会关系展开研究，认为他们建立的新的人际关系既非乡土社会式的复制，又不能与城市原有的社会空间接轨，从而产生了秩序上的混乱。[7]另外从与人际传播相关的方言角度切入探讨方言符号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身份转换中的作用，折射他们在城市中尴尬的生存现状。[8]

也有学者从媒介技术赋权角度，探讨媒介对身份建构的影响，如丁未等学者，他们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手机等新媒介技术，在农民工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作用，是嵌入在农民工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之中，同时也促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发生变迁。[9]雷蔚真研究了手机媒介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对44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重点探讨个体对信息传播技术的采纳过程，进而分析农民工个体在城市融合过程中，信息传播技术对其现代性身份形塑的作用。[10]李红艳认为手机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关系密切，手机不仅是一个信息资源和技术资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农民工利用手机拓展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11]还有学者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消费情况探讨他们的城市身份形塑，如杨嫚运用深度访谈的方法，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对手机的消费情况进行研究。发现手机的消费虽然能给新生代农民工表达自我身份以主动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重塑他们的社会身份。[12]另外，也有学者从QQ聊天群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利用网络媒介构建网络社区的过程，认为他们的网络社区主要是基于地缘的同乡关系网络。在QQ同乡群的日常交往中，也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与群体的身份建构与认同过程。[13]

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人际传播和媒介技术赋权等视角：前者重点围绕手机媒介中的人际传播，后者侧重于考察新媒介技术的赋权作用，二者都忽视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考察。所以，前二者较为容易使人们产生媒介技术的乐观后果。本文迥异于上述视角，笔者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高频率接触的都市情感电视剧入手，探讨媒介文化对他们自我身份适应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法。因为研究对象文化水平较低，平均文化程度是初中，为了提高调研数据的稳定性和有效性，深度访谈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深度访谈法是以人为主体，允许受访者通过身体描述和言语解释，来表达其所见所闻所感的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虽然在调查中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但其长于揭示媒介文化对受众日常生活的细致入微的影响，适合探讨在生活世界中受众对媒介文化的体验与意义等微观问题，而得到研究者的广泛使用。此次研究的访谈对象为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在1980年-1999年之间，而且考虑到外出打工时间过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阅历和经验可能相对更少一些，所以将这个群体外出打工时间最低限定在半年以上。

考虑到农民工居住地分散，随机抽样难以操作，所以本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形式。具体为：在访谈一名农民工之后，让其推荐另外两到三名打工者，然后依次类推。在推荐基础上，研究者也有筛选：选择不同县区的农民工，从而尽可能保证该群体的多样性。同时，鉴于研究的资金问题，本次访谈对象选取45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深访对象：北京25；长治20。主要是基于：这访谈对象大多是山西省长治市户籍的打工者，只是有的人在长治打工，有的人则在北京打工，故在两地各选一定的访谈对象。

二、都市情感剧中的自我身份建构

都市情感剧主要是围绕现代城市生活中，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形态展开，以反映城市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爱情、友情等观念的电视剧作品。[14]

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指出，家是建构出来的，电视提供了对家、家务以及家庭生活的想象。[15]反过来它们又为个人在与家庭图景的互动关系中的自我身份建构提供了文化符号资源。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是个体自我意识和自我身份建构的重要互动对象。本节重点考察，电视剧中城市家庭图景的呈现对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建构的影响。

（一）城市家庭物质生活媒介图景中的自我身份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之前，就从各种渠道了解有关城市的信息，他们普遍希望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向往，首先表现在物质生活层面上。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直接与此方面的内容接触很少，他们主要是通过大众传媒，尤其是从手机有关城市生活的电视剧中了解这些内容。大众文化产品为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了城市家庭生活图景。电视剧既是他们间接了解城市家庭生活的主要窗口，同时他们也在与电视剧中呈现的城市家庭图景之间进行符号互动和自我身份建构。

电视剧里（《何以笙箫默》）反映的城市生活不真实，觉得我们跟电视里演得（城市）不是一个层次的。虽然知道不现实，但还是会看，不可能不向往那样的生活，自己通过努力慢慢实现吧。（B10）

最近我喜欢看泰剧，中央8台演的（泰剧）自己很喜欢看。喜欢看反映豪门里的恩怨。剧中城市里的生活方式，自己很向往。但是人有钱也会发生许多（不好的）事。（B12）

虽然知道（《小爸妈》）那不都是真的，但还是会羡慕人家的家庭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如果自己条件允许也会像电视里那样去生活。有房有车的挺美！不过还是觉得这些电视剧离自己的生活太远了，还是先顾眼前吧，不想那么远。（呵呵）（C15）

我记忆较深的是看《何以笙箫默》，在手机上看的。最喜欢的主要人物就是钟汉良与唐嫣。这些电视所呈现的内容尽管是虚构的，但自己比较向往里面的爱情故事，因为呈现的是城市里的现代生活。（C1）

从引文中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观看电视剧时的矛盾性：既向往城市家庭富足的物质生活，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无法实现；既知道电视剧中的家庭生活并非真实，又忍不住“不可能不”向往那样的生活。电视剧的符号世界为他们呈现了城市家庭物质生活的基本标准：“有房有车”。然而这种城市家庭基本标准或符号上的准入门槛，并非对每一位在城市中打拼的农民工都能成为现实。媒介中的象征世界只是为他们的自我身份建构提供了未来愿景，而不能提供可资利用的现实社会资源。从访谈对象来看，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有什么不适。在与电视家庭图景的符号互动中，也没有发生自我身份建构的扭曲或异化。他们认识到电视媒介并非城市家庭生活的如实反映，而且他们觉得城市里有钱人也未必就生活幸福，“有钱也会发生许多不好的事”。访谈对象谈到：“城里人与老家人相比，主要是他们太虚伪了。不要羡慕城里人钱多，钱一辈子也赚不完。与挣钱相比，亲情友情，享受生活更重要。”①访谈对象:B1，访谈时间:2015年9月15日。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他们自我身份建构是一个符号互动的协商过程，也折射了他们建构自我身份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媒介中的家庭图景虽然参与了他们的自我身份建构过程，提供了物质层面的家庭生活标准，但他们也对自己现实的处境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对自我的生活价值有能动的评价，而且在此能动评价过程中还获得了自我生命意义的感悟。

（二）城市家庭夫妻关系媒介图景中的自我建构

中国传统社会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关系，家庭在大到国家小到自身之间是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在《大学》中就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关系表述。家在传统文化结构中处于核心地带。在现代社会家庭结构中，夫妻关系是中心。以家庭夫妻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电视剧反复在电视中呈现，这些内容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中如何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对他们的自我身份建构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最近看了电视剧《爱情保卫战》，自己也能从中借鉴一下。（电视剧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处理，我可以从中学到一些经验，能反省一下自己。以前我们（之间）一吵架就责怪对方。(B23)

电视剧喜欢看感性的温柔的爱情片，如《甜蜜蜜》，快能背下来了，我看着经常流泪。自己特别向往一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虽然自己实现不了，但还是羡慕（电视剧里）人家的做法。通过自己的奋斗，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吧。（B4）

有一次我跟孩他爸吵架，后来想了想，其实又何必呢！记得在《婚姻保卫战》中就说，爱情就要使双方学会包容。只要感情在，磕磕碰碰算不了什么，不需要争吵。我是觉得夫妻感情才是最重要的，要互相关爱，其他烦恼都算不了什么。家庭和睦，有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C7）

我也喜欢看爱情片，都是年轻人嘛！国产的比如《情定上海滩》。最近跟家里的一起看韩剧爱情片，名字是《来自星星的你》，肯定向往电视中的爱情方式。里面的演得感情故事很好，也能学到一些怎样处理夫妻之间关系的方法，有时候还能用上。我现在就很少发脾气了。（B5）

B23在北京打工已经5年，目前是在北京朝阳区一家酒店后厨。妻子在山西长治老家，孩子今年刚三岁。每年回家大约2-3次：国庆和春节，有时候清明节回去一次。老家开着一个超市，妻子主要负责经营，不能跟他一起来北京打工。B23谈到，以前脾气不是很好，本来回家一年也没几次，回去还跟妻子吵架，现在他想起来感觉到很后悔。在观看《爱情保卫战》中产生了情感共鸣，通过从电视剧中呈现的“他者”反照了自我，间接学习夫妻关系处理的方式，并更新了一些自我观念。B5、C7与B23在对家庭关系处理中，自我身份的变化有相似的过程。当然，笔者认为电视剧中呈现的城市爱情图景，不是导致其自我身份变迁的唯一原因。电视剧作为一种重要的象征符号资源，又必然与其他社会因素一起参与到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建构的过程之中。从实践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努力打拼中，使得其愈加发现家庭的重要性。家庭成为他们城市中遭遇坎坷的避难所和重新获得精神动力的慰藉地。夫妻之间的相互尊重与情感扶持，折射的是他们城市现代家庭观念中的自我身份认同。

（三）城市家庭女性处境媒介图景中的自我建构

在家庭收看电视情境的研究中，发现女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即使在家庭环境下，她们收看电视也处于不平等的状况。一些国内学者针对家庭妇女的媒介接触研究，也发现女性处于被动的情形。[16]在此次访谈中，女性对象讲述了她们在观看电视节目中，呈现出比较清晰的女性权力意识。

自己常看的是家庭伦理剧，不喜欢太霸道的男人，（他）应该悉心听取女性意见。我喜欢喜剧性的结局。男女主人公，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一起，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分开，这样的电视剧演的挺没意思的。电视剧总该让人向善，应该给一个相对完满的结局。（C10）

最近看泰剧中，其中大多演得都是女性励志的故事。演的是女性怎样一步一步地从底层发展起来的，(里面的女性)独立、事业心很强。虽然很向往，但却不容易做到。（B12）

C10在婚姻方面经历过坎坷，目前一个人在城市里生活，孩子在农村老家上学，由老人照顾。她表达了对大男子主义的批评，同时也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圆满结局充满了期待。B12主要从女性成长的角度对电视文本意义进行了阐释。女性需要具备独立意识，还需要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事业。通过二人的回答，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群体，她们在观看电视剧中获得女性在现代社会成长的精神榜样与精神动力。这与她们在农村生活的女性朋友，在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上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一位女性访谈对象谈到：“老家儿时的伙伴，现在的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回了家她们主要聊的是，怎样看孩子、家常里短，我基本上没法说上话，我觉得我跟她们的‘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有很大的不同。”①访谈对象：B18，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1日。还有一位女性谈到：“我每年暑假跟孩子一起回老家，也去看一些原来的女性朋友。我觉得她们在农村除了聊天基本没有什么了，不像城里的女性和女性之间，除了聊天还可以有事业上的合作。”②访谈对象：B19，访谈时间：2015年11月11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群体，思想中表现出来的现代女性观念，正与电视剧中呈现的女性独立意识不谋而合。

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除了在上述的城市家庭剧中，解读出女性的权力意识，即使在非都市情感剧中，她们也能解读出与自身性别的现实处境相契合的意义：

最近看电视剧《红高粱》，尤其是喜欢女主人公。女人要自强，正如有人说：女人挣钱不是责任，而是尊严。虽然自己不是女强人，但觉得女性一定要独立、有个性，有自己的事业，活出自己的风格。就像红高粱中的喜儿一样。(C14)

女性必须去独立，就跟《婚姻保卫战》、还有最近看的《甄嬛传》里演得一样，如果自己不独立，将来在家庭中没有地位，很可能让别人牵引着你去走。如果自己有了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你就会（在家庭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觉得有钱了，就稍微觉得能站直了，腰板硬了。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将来就算是家庭遇到问题的话，现在女性离异的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自己也离婚了）。如果你没有独立的经济，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家庭离异的时候，你又的带孩子，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压力就会很大，不像50岁的时候有孩子养你。所以说每个女性是必须要有工作，必须得独立。不过最初出来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想法，当时我男朋友家庭条件不好，就想着出来挣些钱，回去结婚盖房子，过很简单的生活。（B19）

C14目前一人在长治市里一家手机商场上班，孩子在老家由丈夫带着。她从战争类电视剧中看到了女性生命的价值与尊严。这些感悟对她城市日常生活有重要价值。从她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她的思想观念已经表现出一些新的现代女性观念，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自我身份。C14在谈到她在城市的日常生活情况时表示：“我现在回去住的地方，除了衣服必须洗之外，做饭、家务都不用做，还能和同事逛逛街。喜欢城市的感觉，在村里肯定不行。在村里除了上地、还要看孩子，做乱七八糟的家务。现在城市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再回去可能还很难适应。”[访谈时间：2015年8月13日。]B19目前也是一人在北京美发店工作，收入相对稳定。她在爱情类的电视剧《婚姻保卫战》和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甄嬛传》中，感受到女性独立自强的重要意义。从她对电视剧的内容产生共鸣性阐释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原来那种“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观念，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二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中，折射的是女性自我身份的变迁。

（四）对媒介文本批判中的抵抗性自我身份建构

凯尔纳指出，媒体文化的文本是复杂的，在解构文本时需要进行多价性的读解。然而他也提醒，受众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性阐释并非总是反主流的，而是多元的，并且他们在这种多元性阐释中产生了“反思性”的自我身份建构。[17]

我印象最深的是《租个女友回家过年》、《新闺蜜时代》，看了好几遍。电视里的城市生活离自己的生活很远，跟真实的城市生活差异很大，电视里是虚假的，呈现的都是美好的一面，现实中则不是。(B21)

前几年还追了几年韩剧，从离开原来单位那会儿（跟男朋友分手）我觉得我大了，就不再看那些电视剧了。不是有句话叫：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B18)

电视里的爱情片太纯粹了，现实中没有钱根本别想！现在有许多年龄小的女孩，就是求富人包养，去年在网络上传的那个北大女生求包养就是。不是有“宁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话吗，这就是现实呀！(B8)

以前手机上网看的新闻虚假很多，觉得它们是在强奸我的智商。我现在的新鲜信息主要是通过朋友告诉给我。（B2）

我上网主要是看体育类的新闻,媒体说的内容（指时政类新闻报道）太假了，都是瞎吹。我觉得只有体育和动物世界是真的，不过我能够识别它们（假新闻）。(B6)

B21认为电视剧里的情节太假了，只是呈现了城市生活美好的一面，与其所处的城市现实生活不符，因此她对电视剧表现出批判阐释。B18认为电视剧里的爱情故事歪曲了现实社会的本来面目，因此，她说“看戏的人是傻子”。B8在网络和现实社会中感受到现实世界中的爱情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的，而电视剧里的“爱情片太纯粹了”，严重歪曲现实，所以他提出了批判性阐释。B2和B6则是由于媒体中大量的虚假新闻，导致对整个新闻媒体的失望。从新生代农民工批判性阐释中，可以看出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较强的媒介批判意识。这点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而言难能可贵！我们从他们对媒介文化的阐释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媒介图景对现实社会进行美化或遮蔽，呈现出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虚假反映现实，新生代农民工对这种意识形态表现出自觉的批判观念；另一方面这些批判观念，也恰好折射出他们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现实境况，呈现出抵抗性的一面。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其现实城市处境与媒介图景之间进行符号互动，建构了自我身份。

三、结论与讨论

定位为城市中产阶层的都市情感剧虽然呈现的主要是有关城市生活的内容，但它也为新生代农民工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现代城市家庭生活媒介图景。新生代农民工从这些电视剧中，解读出契合自己现实处境的意义，并建构自我身份。

首先，媒介中都市家庭殷实的物质生活图景为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了未来家庭生活的符号愿景。他们从电视剧中看到了，城市家庭殷实的物质生活，在心目中产生了羡慕的倾向，并将此作为城市奋斗的目标。然而他们大部分人明白，自己与这种城市家庭的理想距离还很远。城市的家庭理想与城市的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与差距，使他们需要调整自我身份，以更好地应对这种愿景与现实之间的差别。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不能恰当地调适这种自我身份，受到各种媒介符号的“诱惑”从而可能为此付出一些代价，甚至一些人因为过度追求城市的物质享受，而走上犯罪道路或在城市中迷失自我。

其次，媒介中呈现的都市夫妻关系图景，使得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调整原先自我身份，以一种具有夫妻平等观念建构了自我身份认同。访谈中的一些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改变了原先在农村家庭中原有的夫妻关系，他们向往电视剧中的爱情故事，从媒介图景中明白夫妻之间要学会包容、互相扶持的新关系。当然，这些观念的改变，与其身处陌生城市中打拼和城市底层的生活现状密切相关。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感，使得他们更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庭，作为精神动力的源泉和心灵慰藉之地。

再次，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群体更加自觉地认识到自我的独立意识。访谈中，她们在电视剧中获得了女性自强、自我独立的新型女性观念，并与电视剧人物身上产生情感共鸣。她们渴望走出家庭，超越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附，并能够在城市社会中创造出一片新天地。虽然这种女性权力意识未必发展成，如同西方社会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社会运动，但这种意识的背后反映了她们由农村进入城市之后自我身份意识的变迁。

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对媒介文本有比较清晰的批判观念，并在反思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认同。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在媒介接触和媒介使用中容易受到来自媒介的伤害，因此对他们提出“符号救赎”的主张。[18]然而，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并非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弱者，他们在媒介文化阐释中具有明确的主动性，而且对媒介文本的意义表现出较为清晰的批判观念。因此，笔者认为一些学者可能低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媒介使用的主体性作用。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媒介文本批判，事实上反映了他们在城市社会底层的生活现状，以及他们身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现实。

由是观之，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既需要他们积极能动地认同现代城市社会观念，建构适应城市社会需要的自我身份认同，更需要从政府政策层面到制度层面予以支持和保障。这既事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幸福，更关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

[1]中国工运研究所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判对策建议，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

[2]周葆华、吕舒宁：上海市新生代农民工新媒体使用与评价的实证研究，新闻大学， 2011（02）.

[3]赵月枝、吴畅畅：大众娱乐中的国家、市场与阶级——中国电视剧的政治经济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1）.

[4]Hall Stuart & Gay Paul Du (edt.)：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Sage Publications Ltd,1996.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袁靖华：关系障碍:人际传播视角下的边缘身份融入——基于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05）.

[7]洪婧茹：建筑业流动劳工的社会空间、人际传播与关系重构——对北京地铁某线建筑工地的调查，新闻大学，2014（01）.

[8]方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新闻大学，2015（02）.

[9]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02）.

[10]雷蔚真：信息传播技术采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02）.

[11]李红艳：手机:信息交流中社会关系的建构，中国青年研究，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