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伊津哈的文化史思想研究与趋势呈现

时间：2024-05-20

秦莹

赫伊津哈的文化史思想研究与趋势呈现

秦莹

本文通过对约翰·赫伊津哈文化史思想的分析，重点介绍了其文化史观的思想核心“游戏论”的思想旨趣，笔者遵循其对游戏本质和地位的理解，借赫伊津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与诊疗，参照当下社会现实，呈现出游戏精神的现代表现。

游戏；文化史；赫伊津哈

一、思想及研究旨趣

约翰· 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1872—1945)是一位文化史家，他对文化、历史和文化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由此展开其历史研究，为文化史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确定了基本的概念和范畴。赫伊津哈将文化史分为教会史和宗教史、艺术史、文学史、哲学、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等分支。[1]但这些专门史的研究并不能代替文化史，因为“文化仅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历史与文化这对概念，在赫伊津哈眼中是相互依存，难舍难弃的，历史研究与文化批判也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游戏”（play）只是他阐发历史理论的一个概念，也是他的文化史观的思想核心。继把人类称之为“理性者”（Homo Sapiens）和“制作者”（Homo Faber）之后，赫伊津哈恢复了人的另一个先验本质——“游戏者”（Homo Ludens）。[2]游戏论代表着文化批评的一种范式。对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过程伴随着文化空间的转移以及赫伊津哈对西方历史文明的关照、批判与诊疗。赫伊津哈从古希腊时期追溯到现代西方社会，探究游戏视野下的西方文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他又将文化视野转向自己的时代，从“一位平静的文化史学家变成了一位时代的批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一位往昔的赞美者”。[3]他反对18世纪的原子主义及社会唯名论的哲学理论，反对工业时代对大众文化的追捧及对传统艺术与美德的忽视，抵抗对理性的反动，对个性的束缚，对信仰的缺失。3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更加深了他的这种危机感。他认为这种高度工业化和集权化的社会仅作为满足特定阶层需求的机械化工具，或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而无法实现一种均衡且具有游戏元素的文化形态。赫伊津哈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熏陶，让他对传统艺术、道德和宗教等社会纽带和意识上层建筑有充分重视。正如斯温杰伍德（Alan Swingewood）在《社会学思想简史》中批判现代社会“是一种以注重物质利益同由正式规定和成文契约赋予的权力相结合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为中心的制度。”[4]

1.历史的、保守的、反原子主义的哲学基础

赫伊津哈的文化史研究是建立在其对西方历史与文明的充分考究与关照的基础上，并伴随着文化视野从古西方文明转移到自己经历的时代，共时性的分析代替了历时性的研究。这一转折首先起源于赫伊津哈的文化观，贯穿于其文化史观的思想核心是文化的“均衡论”和“游戏论”。赫伊津哈一再强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和谐均衡……文化才作为一种社会条件而存在。”[5]但是物质与精神的逐渐背离使得文化的游戏要素在19世纪后的现实社会中失去了容身之地。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盛行占据了现代文化的主导，游戏性被遗忘在了18世纪的角落。其次要归因于赫伊津哈自幼养成的道德理念和宗教意识。革命与近代产业创造了一个新社会，在新社会中文明发展的趋势逐渐多样，层层叠压，生产技术在组织上越来越精致，古老的文化土壤越来越难以呼吸，道德、宗教、习俗、规章都失去了与游戏的关系，严肃性与游戏的此消彼涨，竟将文化要素解释为“无数的禁忌”（E.H.Gombrich）[6]。赫伊津哈认为这种取消了文化要素的本源意义，隔断社会纽带的行为是十分危险的，坚定地认为文化要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来研究，而不是以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为中心推行原子主义制度。只有当历史学家“从不断变化着的文化风格方面来进行整体研究的方法”[7]，将生活、艺术和思想的模式综合在一起时，才称其为文化史。他提出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学”（morphology of culture）的要求，即构建一个涵盖文化各要素的总体结构，探求物质与精神、工具与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中的关系问题。

2.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

赫伊津哈将历史本身也看作是一种文化形式，“历史就是一种精神形式，文化借此为自己说明过去。”[8]历史学家眼中的过去，“他所见到的是社会、经济、宗教、法律、艺术和文学、政治生活的种种形式——一言以蔽之，他所见到的是文化的形式。”[9]历史既带有文化的形式，也带有文化的功能。他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必须是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否则将不成其为文化……只有在坚定的活生生的基本信仰的基础上，绝对真理的概念以及随之出现的道德准则的绝对可靠性才能与本能的生存意志的压力相抗衡。”[10]

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在19世纪取得了宗教所具有的地位，其原则指导了大部分的社会学、史学研究，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孔德创立了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主义假设，并带领了一大批学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走上实证主义的沿袭与批判之路。实证主义思路也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去。1905年，赫伊津哈在《历史思维中的美学因素》一文中就批判了以兰普勒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指出历史研究与科学方法格格不入，而与艺术创造在形象的构成上却完全一致。尽管赫伊津哈承认批判的方法、“科学”的标准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但无论是自己的实践，还是他对史学方法论的探索，侧重点都还是“美学”的。历史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没有确切的因果关系和固定的法则，历史的不确定性使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家必须借助于想象的力量从事其研究。他关于文化史的整体把握的思想和对文化“结构”的重视，正是法国年鉴学派（French Annales school）大力提倡的“总体史”研究，以及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所谓“结构”，即对人类社会起长期决定作用的长时段历史。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也正逐步趋向于“结构·功能”模式，这正是赫伊津哈在文化史研究中试图建构的那种“文化形态学”。[11]

3.三种批评的思想对峙

史丹纳在《游戏的人》（Homo Ludens：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序文里向赫伊津哈提出三种批评[12]，这些质疑与赫伊津哈答辩的思想对峙，有助于我们对赫伊津哈的身份、学术立场、学术假设以及学术视角等方面的整体把握。史丹纳认为，“赫伊津哈对当代文明抱悲观态度，自持官僚精英身份，以资产阶级高雅文明的视角对当下文明挑剔和批判，把文化当作游戏的观念是一种虚构。”又说，“赫伊津哈的许多论证缺乏佐证，许多词源的考据是业余水平。”“赫伊津哈没有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成果。”

针对这些质疑，赫伊津哈也做了充分回应：

“斯宾格勒(O. A. Gottfried Spengler)的著作对我产生了疗效。它对我们文明必然灭亡的论定,使我确信我们应该充满希望,对许多事情我们尚一无所知。”[13]“我们毋需消沉。这个世界虽有许多不幸,但它实在太美丽了,以致决不能使其沦入到人类颓废堕落和精神蒙昧的黑夜之中。”[14]

鉴于赫伊津哈是印欧语-日耳曼语语言学博士学历，我们可以提出异议，“赫伊津哈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处，但以他印欧语文学家的背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判断，他的词源考据不会是‘业余水平’”。[15]

“我所谓游戏不能理解为生物现象，只能理解为文化现象。我们研究游戏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的心理学方法来解释游戏，无论这样的解释有多么重要，我使用了人类学的术语和解释，不过用得相当谨慎……即使在最简单的动物层次上，游戏也不只是纯粹的生理现象和心理反射。”（Huizinga，2007：17）

二、文化史思想核心：游戏论

1．定义推演

赫伊津哈对“游戏”的概念是经过反复论证得出的。赫伊津哈首先阐明了他这里的“游戏”不是动物生活和儿童生活中的游戏现象，而是具有真正文化功能的游戏，在这一问题上，生物学和心理学是停步不前的：

“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创活动从一开始就全部渗透着游戏……拿语言来说，语言对事物命名，并通过命名、区分、确认、表述，将事物提升到精神领域……每个抽象表达的背后，都蕴藏着最富想象力的比喻，而每个比喻都是文字游戏。就这样，通过对生活的表述，人类创造了另一个与自然界共存的诗意世界。或以神话为例，神话也是对外部世界的变形或‘想象’，只不过比单个词句的情形更清晰、更雕琢。神话所有天马行空的想象中，总有一种富于幻想的精神在庄谐交界处游戏……再以仪式为例，原始社会举行宗教仪式、祭祀、献祭和秘仪，凡此种种，都是以真正意义上的纯粹游戏精神来保佑这个世界平安幸福……于是，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生力量——法律、商业、艺术、智慧与科学，都源自神话和仪式，都根植于游戏的原始土壤中。真正、纯粹的游戏是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16]

紧接着，赫伊津哈强调了游戏的重要特征：“游戏是一种生存功能，但不能从逻辑学、生物学或美学上加以精确定义。游戏概念必定始终有别于所有其他用来表述精神生活与社会生活结构的思维形式。因此我们仅限于描述游戏的主要特征……首先一点，所有游戏都是自愿行为……游戏是自由的，是真正自主的。第二个特征与此紧密相关，即游戏不是‘平常’生活或‘真实’生活。确切地说，它走出了‘真实生活’，暂时迈进一片完全自由支配的活动领域……游戏受封闭、受限制，比时间限制更醒目的是空间限制……游戏不涉功利……游戏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把暂时的、受约束的完美带进残缺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17]在此基础上，赫伊津哈分别从语言、竞争、法律、战争、知识、诗歌、神话、哲学和艺术等方面表现了游戏成分和游戏精神，最后反观游戏视野下的西方文明，再与当代西方文明进行比照，赫伊津哈深度思考了自己的问题意识。

2．赫伊津哈的问题与转变

赫伊津哈认为，随着西方历史进程中理性程度的加深，权力由显性向隐性的转变，游戏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新特点，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随着文明变得越来越负责、多样、不堪重负，随着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本身变得越来越有条理，古老文化的土壤便渐渐覆盖上一层茂密的观念、思想体系、知识体系、教条、规章制度、道德习俗，这些都和游戏断绝了关系，游戏要素通常渐渐退居幕后，隐藏到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于是宣称，文明变得越来越严肃，游戏只分配到次要席位。但无论何时，哪怕文明再发达，游戏本能也不会消失。文化以游戏形式产生，正是通过游戏，社会表达出对生活的诠释和对世界的认识。[18]只不过世界变了，游戏的地位也变了。赫伊津哈悲叹游戏成分的衰减，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战争阴云密布，工业化、商业化席卷而来，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危机与法西斯主义盛行，更加深了他的危机感。因此，赫伊津哈又将其文化视野转向自己的时代，从“一位平静的文化史学家变成了一位时代的批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一位往昔的赞美者”。“18世纪以来，文化里的游戏成分一直在衰减，18世纪是游戏姹紫嫣红的时代。今日之文明再不玩游戏，那是虚假的游戏。”[19]

3．今日游戏特征

当下我们所处的年代与二战时期赫伊津哈的年代相去甚远，我们遵循着这位伟大的文化史学家对游戏本质和地位的指引与导向，不难发现在犹如宏大炼金厂的现实世界中，游戏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与新趋势。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狂轰乱炸后，我们以解构的眼光看待那些收编于主流文化背后，表现得如此理性却让人捉摸不透的灰色地带，其原因大概是潜存着某种游戏公式——一种以自愿、规则、时空、假设状态为自变量的公式。知识社会学的逻辑与视角帮助我们对这种公式背后的宏大叙事模式和结构背后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有了揭露、批判、反思和质疑的可能性。曼海姆(Karl Mannheim)师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历史主义痕迹明显，他将知识社会学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分析知识及知识主体背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关系来认识和辨别历史，正如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指出的那样，“知识社会学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20]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的游戏特征很重要。

文明从游戏中来，宗教仪式从神圣的游戏中发展而来,诗歌诞生于游戏并得到游戏的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从宗教争执中派生出来的词语和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战争规则、贵族生活的习俗也建立在游戏类型之上。赫伊津哈告诉我们，游戏是各种文化形式的母体。当下，这些文化形式并未消失，但这些意识上层建筑所附属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文化形式未与游戏分离，但是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本身变得越来越有条理，文明变得越来越多样，古老文化的土壤已不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根基。经济、政治、社会组织、观念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经济过程无疑是最重要的。商业、金融和工业资本的兴起，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甚至辐射到全世界。从事能源、资本与信息活动的阶级，绝不会以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看待资本与物流。随着这一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越来越灌输给整个社会的各个行业系统。工作习惯与逻辑带来的价值图式以及这种工作对公众和私人生活的态度，慢慢扩散到全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游戏作为所有文化形式的母体，首当其冲在隐性权力的覆盖下表现出新的特征——自愿特征式微，规则特征明显。

福柯告诉了我们真相——社会是一个全景敞式权力监控系统，现代企业的科层制是个很好的例子，也就是说，每个人都由这种充斥着权力与控制的隐性文化形式所控制，而这种文化形式是以某种游戏公式的存在为前提而存在的。这种可能性的前提在于有可量化的结果变量作为指标在操控着社会结构（等级）。所有人的生活常态无非表现为交易与对抗的游戏逻辑。与赫伊津哈笔下的“游戏”明显不同的是，每个人都是玩家，全民参与，但对游戏规则的恪守是有严格要求的。玩家通过资源的换取获得更多的资源与装备，工具达成彼时的目的，转眼又变成此时的工具。全民代入的游戏后果必然是出于资本的支配。我们假设以资本M作为因变量，自变量是角色R（地位或职业），角色中自带场域、性格、品味、认知等变量，共同构成一个有关M的函数公式。如果借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析框架，我们要提出此框架隐含的前提：一个人拥有的资本与其身份、地位有着极高的关联度。他将经济领域中的竞争逻辑扩大到整个社会领域，认为人们在不同的领域中追求不同形式的资本。资本具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等不同的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形式的资本可以互相转化。角色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它的基础是社会地位，动因是社会期望，目的是适应社会。玩家在不同的场域中通过角色扮演来确认身份并获取认同。我们从资本与角色的互动角度看到了当今社会游戏的炼金术本质。

“我们毋需消沉。这个世界虽有许多不幸,但它实在太美丽了,以致决不能使其沦入到人类颓废堕落和精神蒙昧的黑夜之中。”[21]

在游戏地位晦暗不明的19世纪以后，再到如今全民游戏的21世纪，我们始终无法量化和评估这两个时代，世界形势变化无常，无论黑夜将指向何处，我们都应坚信文明之神秘与美好。

[1] R.L.Colie，“Johan Huizinga and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LXIX, No.3, 1964.

[2] 刘海龙：《传播游戏理论再思考》，载《新闻学论集》，第189页。

[3] [英]贡布里希（E.H.Gombrich)：《游戏的高度严肃性：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随感》，载《艺术与人文学科:贡布里希文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

[4] [英]斯温杰伍德（Alan Swingewood) 著，陈玮、冯克利译：《社会学思想简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31页.

[5] J. Huizinga，In the Shadow of Tomorrow，New York：Norton，1936，p46.

[6] 周兵：《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7] E.H.贡布里希：《探索文化史》，载《理想与偶像》，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8] Karl J. Weintraub，Visions of Cul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

[9] 赫伊津哈：《历史的概念》，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7期。

[10] [16] [17][18][19] [荷] 约翰·赫伊津哈著，傅存良译：《游戏的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812页；54页；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