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抗战精神及其历史价值

谷昀凌

李宗仁抗战精神及其历史价值

谷昀凌

良好的家庭教育、复杂的社会环境、急剧的民族危机是李宗仁抗战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国家沦陷、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宗仁挺身而出、坚决抗战，形成了其独有的抗战精神。其抗战精神主要表征为力主坚决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坚信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持全面抗战的务实主义精神。这些抗战精神升华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彰显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民族凝聚力，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李宗仁；抗战精神；历史价值

李宗仁作为名扬中外的抗日名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重要贡献。李宗仁不仅多次坚决谴责蒋介石消极不抵抗政策，还在抗日实践中提出坚定的抗战主张并形成了丰富的抗战思想，更在指挥对日作战中取得了空前的战绩。探究李宗仁抗战精神无论是对李宗仁研究，抑或是抗战研究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一、李宗仁抗战精神的成因

（一）家庭教育：李宗仁抗战精神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直以来，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思想萌芽阶段最主要的启蒙教育，其影响力非常深远，将会对人一生的思想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思想、精神形成的基础。李宗仁在家庭教育中接受了良好的思想熏陶。李宗仁的母亲为人忠厚仁慈，她时常鞭策他们要“做一个勤耕苦读、忠厚的人”。她总是乐于周济那些孤独无靠、经济困难的人。所以，李宗仁从小就具备了一个宽广的胸怀。在李宗仁成为抗日将领之后，其母亲还时常“督促”其“国事为重，做好军中表率”。李宗仁也时时刻刻以身作则。李宗仁的父亲是一位为人正直、敢于伸张正义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私塾教师，曾参与维新变法并成为当地进步人士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时常教育李宗仁不要忘记殖民者的凶恶和残忍。正是基于这种家庭教育，李宗仁从小就拥有了一个宽阔的心胸、严格的做人准则和积极进步的思想。因此，当日本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李宗仁极度愤慨，本着对家园的热爱，对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捍卫，他率领军队奋起抵抗，极力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二）社会环境：李宗仁抗战精神生成的客观诱因

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国社会状况错综复杂，各地军阀派系林立，烽烟四起，军阀间内斗不断，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困苦。作为新崛起的地方军阀新桂系的首脑人物，李宗仁看到了社会的凋敝、人民的疾苦。为此，他在振兴广西的基础上立志复兴中国，力图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康。在这样的胸怀和作为下，他在广西实行了“四大建设”和“三自政策”，并使广西走上了振兴的道路。在蒋介石统治中国后，李宗仁对致力于独裁统治的蒋介石极为不满。李宗仁认为当时蒋介石统一全国的主张，只不过是其个人独裁的企图，劳苦大众在如此独裁统治之下的生活远远差于军阀混战的年代。九一八事变之后，李宗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日趋腐化、外交屡次失败、内政黑暗非常、人民痛苦万分的状况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领导吾国建设一个新兴国家。他痛恨蒋介石政府已经堕落到使国内一般革命军人都请缨无路的地步，这样的独裁政府非推到不可。[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下，李宗仁生成了社会各界要团结起来并高举抗日旗帜的真诚与正义之举，成为其抗战精神的诱发原因。

（三）民族危机：李宗仁抗战精神生成的直接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当日本妄图侵略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胸怀天下且有正义感的军人，李宗仁目睹暴日的欺凌和“国家领土，日在朘削，人口居民，日在割裂，国家资源，日在沦丧，国家主权，日被限制”的悲惨情景，他不甘心当亡国奴，不愿寄人篱下，他以强烈的抗敌御辱之心号召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号召人民依靠自己赢得家园解放、民族自由与独立，他宁可让全中国各个省份焚毁殆尽也不会向日本侵略者低头，他立志同敌人血战到底。可以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以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很早就做出了抗日的选择，这使其与对抗日救亡运动采取镇压、阻扰政策的蒋介石中央统治集团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有显著的区别。[2]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宗仁采取了肯定的坚决的抗日态度，他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提出了焦土抗战的思想，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强调无论面临任何艰难险阻，都要坚定抗日立场、高举抗日大旗，同敌人随时进行殊死拼搏和战斗。可见，日本侵华战争所带来的民族危机是李宗仁抗战精神形成的直接原因。

二、李宗仁抗战精神的主要表征

（一）力主坚决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人民大众忠于自己国家的思想情感，表征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为保卫国家完整和争取民族独立而献身的精神。李宗仁的抗战主张彰显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九一八”事变之后，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疯狂侵略，民族问题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面临时局，李宗仁果断提出誓死抗战的主张，成为新桂系大力支持抗战的核心人物。早在“九一八”事变刚刚爆发时，李宗仁就开始在各种场合严正抨击日本侵略行为。他不仅痛斥日本各界“游说团”的丑恶行径，还极力倡导积极抗日。1931年9月27日，李宗仁在广西向全中国发出“抗日救国”通电，组织召开各界“抗日救亡大会”，发出“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断绝与日本经济交往”的号召；同时，李宗仁戳穿了靠国联解决中日矛盾的幻想，指出：“国联不可靠，要恢复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3]他尤其痛斥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抵抗亡国”的谬论，指出抵抗不仅不会亡国，还是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手段和正确方式。只有通过抵抗才能真正赶走侵略者，只有通过抵抗才能赢得民族最终的胜利，并以胜者的身份和姿态重新在世界中站立起来。

随着民族危机的逐步深化，李宗仁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越发不满。借国民党召开五大之际，李宗仁致电大会，发出“仅恃和平政策，能否挽救危亡，舍弃自卫图存，能否又有出路”的质问。当时蒋介石对其电文置若罔闻，李宗仁就不断地重申誓死抗战的主张。1936年李宗仁发表了被称为“焦土抗战第一声”的《广州国民日报》对日问题谈话。谈话中李宗仁一再强调，“目前中国所迫切需要者，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为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族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不许此不死不活之现状持续下去。”[4]不久李宗仁接续发表了《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文，他一再呐喊：“纵使全国化为焦土，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只要有最后一粒子弹，我们也要战斗到底！希望全体将士精忠报国，努力杀敌！争取最后的胜利！”[5]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正面战场上李宗仁作为著名抗战名将，指挥几十万将士同凶恶日寇展开殊死搏斗，取得台儿庄等重大胜利，重撞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上下的抗日士气。在徐州会战和淞沪会战中，桂系军队英勇杀敌，尽管损失惨重却一往无前。由此可见，李宗仁坚决抗战、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是坚定的、一贯的，从中所折射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极其强烈和显著的。

（二）坚信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国内出现了消极抵抗和抵抗亡国的思想倾向。针对这种情况，李宗仁着眼于国家安危和存亡的大局，坚定喊出抗战必胜的口号。他首先痛批了国人中存在的“借机国联，收复失地”的幻想。他在分析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吞并全中国侵略意图的基础上，阐释了国联作战的形式，指出“吾人不以自力抵抗侵略，唯坐待国际机会之到来，恐世界战争尚未爆发，而中国则以成为涸鲋矣。”[6]针对国民党内部上层领导“抗日三天亡国”的不抵抗主义，李宗仁认为这种看法是缺少骨气、缺少民族尊严的表现，这种观点只能助长敌人的气焰而于我方无益。倘若不加以干涉和说服必将影响军心和民众的士气，而使抗战处于更加被动和劣势的地位。

李宗仁认为：首先，在军事上，李宗仁认为军事机械设备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纵使日本的军事设备优于中国，但是中国的抗战是正义之战，必然能够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之心和誓死保卫家园的抗战斗志，进而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其次，就两国兵力而言，我国兵力不仅数量上多于日本，而且战时可以随时动员，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但当时的交通却不便利等自然地理环境可以遏制日本速战速决的主观愿望。再次，在经济上，日本面临经济危机的困扰，加之能源短缺，不易于打持久战。反之，我国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国，纵使日军可以临时占领沿海发达地区，但是我国民众依旧能够通过耕种自给支持抗战。在政治上，日本政局左右两翼及军阀间存在诸多潜在冲突和斗争的因素。而中国抗战属于民族救亡抗战，各方人士为民族存亡团结在一起更加稳固了抗战力量。最后，就国际关系而言，日本缔结法西斯同盟成为人类公敌，其在远东地区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矛盾日益激化，而中国抗战不仅顺应了世界民族解放的潮流，还适应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因此，李宗仁认为抗战必胜并对此持有乐观的态度。李宗仁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对推动抗战最后走向胜利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坚持全面抗战的务实主义精神

李宗仁在抗战初期坚信抗战必胜的主张是建立在合理分析和判断之上的，这是因为李宗仁非常务实地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几个方面实事求是地比较了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他认为只有通过全民族抗战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军事动员而言，李宗仁认为要着重加强对军队的政治认识，要使广大官兵深刻认识到这场战争是拯救民族、保卫家园的自我救赎之战，是舍我其谁之战，任何人都脱不了干系，应将全部精力和兵力放到这场战争中来，做到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抗战。在政治动员方面，李宗仁着重强调了团结对外的重要性，他不仅看到国共关系的大局问题，而且还就动员群众应对敌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经济动员上，他强调保障生产的重要性。只有确保生产，才能保证经济的自给而不至于陷于敌人的封锁处于被动地位。文化动员上，李宗仁强调“开展我们对敌人的思想攻击，这是我们现阶段抗战工作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从事文化工作者的当前重大任务”。[7]李宗仁鼓励文化工作者以舆论和文化的力量与侵略者进行思想抗争。他对到桂文化工作者实施宽松的政治政策，允许他们出版进步书刊、抗战书籍，发表抗战言论，使广大文化工作者形成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桂林也因此充满浓厚的抗战氛围，成为闻名中外的具有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全国“抗战文化城”。“抗战文化城”的形成对坚持抗战、抗战到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和后方百姓。之后李宗仁又撰写《反侵略与持久战》，指出抗战不能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衡量胜负，而是要在打持久战的过程中消耗日军的战力，并最终在抗战中致胜。以上李宗仁对敌我双方战情的分析，不仅体现了其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更彰显了其坚持全面抗战的务实主义作风和精神。正是由于李宗仁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特点和发展势态，使广大官兵排除一切不利因素的干扰，在最艰难的阶段持续开展正面战场抗战并取得一定战果。

三、李宗仁抗战精神的历史价值

（一）李宗仁抗战精神升华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华民族内部的民族自觉和民族团结。应该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对外抗争也是其自身不断觉醒的抗争，是其民族精神不断提升的抗争。这一觉醒和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顶峰。抗战时期，李宗仁作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实力派不仅痛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还积极宣扬倡导合乎时事、顺应民意的焦土抗战思想，该思想极大地促进了抗战的开展，成为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的精神财富，在全国上下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场上，李宗仁指挥将士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怀着抗战必胜、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以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与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紧密呼应，密切配合，一同抗敌，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战的最终胜利。如，面对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先进武器的猛烈攻击，李宗仁指挥守军誓死抵抗，最终以歼敌一万余人的战果取胜。毋庸置疑，李宗仁抗战精神不仅是支撑广大将士特别是第五战区众多士兵的主要精神支柱，更是催生基于更高层次民族认同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元”。李宗仁抗战精神升华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最终赢得战争胜利，实现了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

（二）李宗仁抗战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抗战全面爆发前，李宗仁不仅积极推进广西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全力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推进广西抗日救亡方面，李宗仁积极倡导广大民众尤其是广大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大潮中来，使桂林成为中外闻名的“抗战文化城”。在推进全国抗战方面，李宗仁早在“两广事变”时期就通过“逼蒋抗日”初步达到了“促进中国民族内部的彻底谅解与和平团结，强化民族救亡力量”的目的。在李宗仁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之后，他在团结其他地方抗战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团结作用”，李宗仁坚定的抗日主张和实际行动起到了积极的行为示范作用，消除了国民党各派系各自为政互相猜疑的混乱局面，促使各派力量拧成一股绳，一致御敌抗战。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在为时不到一个月的短暂时间内迅速组集四个军的抗日力量，这在当时的其他省份简直难以想象，而这种兵力的迅速召集无疑是李宗仁坚定的抗战精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抗日的大旗下，李宗仁以其抗战精神和人格魅力感召国人摒弃阶级、党派观念和利益之争，摒弃前嫌、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为抗战最终取得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可以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时期，李宗仁的抗战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战的民族凝聚力。

（三）李宗仁抗战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不容否认，中国抗日战争是全国各族民众爱国主义空前高涨的救亡战争。李宗仁在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独特抗战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从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誓死抗争到底以及勇于自我牺牲的最高爱国主义行为看,是没有阶级差别的。它并不因来自某一革命阶级而显得有特殊作用和特别意义；也不因来自某一剥削阶级而显得特别没有作用和特别没有意义。不论是谁，只要他是为抗日爱国而牺牲，他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纪念和尊重，就会“重于泰山”，就会产生他应该产生的影响和作用。[8]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时期体现出了超阶级的爱国主义，全民族最高利益的爱国主义代替了出于各个阶级利益的“爱国主义”。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在李宗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高度评价了李宗仁“青春戎马、晚节黄花”的一生，称赞李宗仁不愧为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李宗仁以其坚定的抗战精神展示了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在实际行动中彰显抗战精神，在坚决抗战、誓死抗战到底中践行爱国主义，可以称之为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

[1]赵德教.李宗仁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揭露和抨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2）.

[2]曹光哲.试论新桂系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9（3）.

[3]李宗仁.李宗仁对国际调查团报告书意见[J].政训旬刊,1932（3）.

[4]宾长初.也论李宗仁的抗战思想[J].许昌学院学报，2012（3）.

[5]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N].东方杂志，1937-1-1（1）.

[6]周焕.李宗仁将军言论：焦土抗战[Z].武汉：一星书店,1938:76.

[7]李宗仁.李德邻居先生言论集[Z].南宁：广西建设研究会编，1941:118.

[8]徐梁伯.从抗日战争看爱国主义的全民性本质[J].社会科学家，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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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9

谷昀凌，中共桂林市委党校讲师，现当代文学硕士，广西桂学研究会会员，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