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当局与旁观——基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媒介使用与接触状况的调查

商娜红 江宇 刘晓慧 王辉 吴达慧 王婧

媒介化社会：当局与旁观
——基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媒介使用与接触状况的调查

商娜红 江宇 刘晓慧 王辉 吴达慧 王婧

本文基于实证调查的资料，抽取广西三个民族地区包括壮、瑶、京、侗等民族，针对其传播媒介的使用与接触状况进行描述，试图勾勒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大致脉络，以期从最基层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通农民的视角反映大众媒体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作用和存在问题。从传播的意义上，这为探讨大众媒介能否促进、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促进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依据。

大众传播；少数民族；社会发展

历史经验证明，传播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重要机制,媒介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血液和动力。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信息传播整合和激发各种资源促进社会转型，向现代化迈进。广西是全国少数民族省区，有11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广西人口的38%多。现有12个民族自治县，属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地区。在一个以“媒介化”命名的“社会”或“时代”已经成为象征符号的背景下，广西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变革是怎样发生和如何运行的，从传播的意义上，探索和研究广西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发展中的广西民族地区不失是一种正当其时的观照视角。本文抽取广西三个民族地区包括壮、瑶、京、侗等民族，针对其传播媒介的使用与接触状况进行描述，试图勾勒出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所处的媒介环境的大致脉络，以期从最基层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通农民的视角反映大众媒体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从传播的意义上，这为探讨大众媒介能否促进、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促进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结构

本研究基于调查研究的资料，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关于实证研究，很多人在方法论上都背负着“焦虑”，其实实证研究的意义不一定在于结果，而是实证过程本身。这个研究不追求代表性，但要追求典型性，也就是研究中如何体现问题的敏锐和调查的深入以及展示足够的张力和完整的过程。

1、调查地点的选择

在对广西境内12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进行归类的基础上，我们对最终调查地点选定作以下考虑：

（1）壮族为广西乃至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分布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四个地区，还有一部分散居于区内的66个县市，壮族分布地区约占广西总面积的60%。大众媒介对壮族地区发展的影响是本研究必须了解的，壮族为必调查民族。

（2）京族是中国南方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目前人口为1.88万。京族原住越南吉婆，后迁越南涂山，迁来广西有近五百年历史。以海洋渔业为主，兼营农业，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唯一滨海而居、以海洋捕捞为业的少数民族。京族三岛是我国京族唯一的聚居地。其聚居地与越南比邻，聚居地内也融合有其它各民族的居民。置于东盟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将京族定为必调查民族。

（3）除此之外，尽可能地多调查到其它省内各民族。本研究决定选取各族自治县为调查对象。

（4）综合以上三点及经费、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因素的考虑，我们决定选取壮族的聚居处，南宁市辖（现已改成武鸣区）、京族聚居处东兴市江平镇及防城各族自治县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

2、问卷的分配和发放

本研究在防城港东兴县那良镇和江平镇、武鸣县太平镇和城厢镇深入到乡镇管辖的街道和村进行入户调查共450户（人），采用面访问卷调查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383份，有效率为85%。其中东兴县调查200份，武鸣县调查250份。

3、主要概念的测量

本研究主要利用调查问卷来收集少数民族地区村民在政治民族观念、经济观念、传统观念发展情况和传统文化习俗变化等情况。同时，要了解他们的媒介素养、网络技能和媒介使用动机等第一手资料。问卷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媒介（传统媒介和网络）接触的基本情况、媒介素养和网络技能的量表、政治经济文化和习俗发展变化情况量表和个人基本资料。以下分别说明各主要概念的测量和计分方式。

（1）我们以一组标准答案的问题，从政治和民族观念发展、经济观念发展、传统观念改变发展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四方面来考察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编码时1=答案正确；0=答案不正确。分析时采用累加法（additive scale），将反向题的计分逆向处理后，把政治和民族观念发展、经济观念发展、传统观念改变发展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的题项分别累加，分别组成“政治和民族观念”变量、“经济观念”变量、“传统观念变化”变量和“传统文化习俗变化”变量。

“政治和民族观念”由以下五个问题构成：“在民族自治区域内，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民族自治区域内，各民族都有保持和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广西教育部门在实施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政策时，优先照顾少数民族贫困学生”、“少数民族高考生高考可以享受一定的加分优惠政策”和“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要依法寻求帮助、经常学习村（镇）相关法律常识是有好处的”。

“经济观念”由以下三个问题构成：“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但长期贫困的情况是难以摆脱的”、“为了出售农副产品而掏钱做广告是划不来的”和“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

“传统观念变化”由以下三个问题构成：“只要家里经济条件许可，多生几个小孩也没什么”、“在家里应该是父亲说了算”及“父母在世，儿女就不应该远行”。

“传统文化习俗变化”由以下三个问题构成：“你认识的人最近三年比以前更关注饮食卫生”、“最近三年周围离婚的人数增多了”和“最近三年熟悉的人中爱唱山歌的人减少了”。

（2）媒介素养程度

测量这个变量的量表是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自行构造的。由“当我遇到问题需要从媒体查询所需信息时，我通常知道怎么样从报纸、电视、网络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从媒体寻找信息时，常常要花不少时间才能找到自己需要的内容”、“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我会把寻求媒体帮助”和“媒体解决不了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四个有标准答案的题项组成。编码时1=答案正确；0=答案不正确。分析时采用累加法（additive scale），将反向题的计分逆向处理后，把四个题项累加组成“媒介素养”程度变量。

（3）网络技能程度

基于祝建华（2002）构造的互联网使用技能（Online Skills）量表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7：37）对中国网络应用使用的分析数据及前期定性研究收集的资料，本研究构造了由10个题项组成的“网络技能”指标。以多选题的形式进行测量，对勾选题项记为1，没有选则记为0。计分时，将“在网上从事的活动”、“浏览网页”、“保存网页”、“使用电子邮件”、“在网上开博客”、“下载软件”、“图片影音文件”、“用搜索引擎查询信息”、“使用网上电话”、“进行网上购物炒股”“玩网上游戏”和“在线聊天或参加网上讨论（如BBS、QQ、MSN等）”这10个题项的得分加总，得到表示“网络技能”程度的变量。

（4）媒介使用动机

这一变量主要参考了卜卫构造的受众媒介使用动机量表（参见柯惠新 祝建华 孙江华，2003：99-101）来编制。编码时1=符合情况；0=不符合情况。分析时采用累加法（additive scale），将反向题的计分逆向处理后，把娱乐消遣、获取经济信息、获取政治信息和社交需要的题项分别累加，分别组成“娱乐消遣”变量、“获取经济信息”变量、“获取政治信息”变量和“社交需要”变量。

“娱乐消遣”：由“为了娱乐”、“为了消遣、打发无聊的时光”、“满足好奇心、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和“工作学习时可以得到调剂、消除一天工作的疲劳”这四个题项组成。

“获取经济信息”：由“为了获得脱贫致富的信息”、“为了寻求就业途径、招工信息”和“为了寻找进货渠道或产品的销售渠道”这三个题项组成。

“获取政治信息”：由“了解各地发生的事情，拓宽眼界”、“了解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两个题项组成。

“社交需要”：由“了解别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增加与别人的谈话资料、谈话话题”两个题项组成。

4、调查问卷的开放题

本研究还在定量的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一道开放题，以收集在媒介使用中，给村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情，了解村民对媒介在其生产生活中作用的具体想法。这些言论和感想便构成了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材料，对这些材料可以结合其相应样本的个人基本特征、媒介使用习惯等量化资料进行较深入分析。

通过以上两种途径，本研究便获得了研究要求的定性分析材料。当然，与量化研究对“客观”的强调不同，定性的研究本质上是基于主观分析的。“在质的研究中，研究者本人便是研究工具之一”（陈向明，2001，11），因此，本研究对收集到的材料的分析只能是基于对客观素材的主观分析判断的结果。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本研究收集到研究所需的同时具备“面”的广泛和“点”的深入的一手素材。定量和定性资料的相互补充，有助于本研究得到更为接近真实情况、更为深入的研究结果。

二、研究结果

在本次调查最终所得的有效问卷中，性别分布状况为：男性占55．6%，女性占44．3%。村民年龄分布为：26～55岁者占63．5%，25岁以下和56岁以上者分别占18．9%和17．6%。民族分布状况为：汉族14．9%，壮族48．9%，京族13．0%，瑶族23．0%，其它0．2%。婚姻状况分布：未婚者占23．3%，已婚者占75．3%，离异和寡居者占1．3%。文化程度状况是：从未上过学者占10．6%，上过扫盲班者占1．6%，小学文化程度者占23．5%，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1．7%，高中/中专文化程度者占19．0%，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13．6%。职业分布状况是：公务员占2．9%，事业单位非专业技术类人员占2．9%，工人/打工占14．2%，农民占21．4%，企业管理干部占2．8%，专业技术人员/医生/教师占21．7%，学生占7．4%，个体工商户占21．1%，待业人员占5．7%。

被调查的农户中，四口和五口之家占总数的55．9%，三口至六口之家占总数的82．3% ；而一口至两口及七口以上的家庭只占总数的17．6%。2009年家庭人均年毛收入：在1 000～3 000元的占37．2%，在4 000～1万元的占20．5%，在1万～3万元的占8．0%，3万元以上的占3．6%，少于1 000元的占27．4%。

（一）当地大众传播媒介环境分析

1、报纸在少数民族村民中普及程度还不高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发现平时没有读报习惯及较少阅读报纸的农户占了51.3%，常读报纸的农户有48.8%。少读报纸或不读报纸的村民中，因为没时间读报占了31.5%，而认为有了电视、广播和网络提供的信息，没有必要再读报纸的占25.8%，认为报纸不如电视等其它大众媒介有趣及认为报纸上没有感兴趣的信息的共占28.1%，而认为没钱买报的所占比例为7.9%，认为没地方读报及订报不方便而失去读报机会的农户占5.6%，识字太少致使读报有困难的仅占1.1%。

阅读报纸需要村民具有一定水平的识字能力。尽管在本次调查中，认为因“识字太少致使读报有困难”的村民仅占1.1%，但我们的调查中，订购报纸的家庭户比没订报纸的家庭户低了近48个百分点。结合村民文化程度因素来考虑，从表1我们可清晰地看到，随着村民文化程度的提高，订阅报纸的村民也逐渐增多。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村民（68.1%）比未上过学或只就读过扫盲班的村民（8.7%）订阅报纸的比例要高59.4个百分点。

可见，受教育程度仍成为左右报纸在少数民族农村普及的因素。

表1

2、电视成为少数民族村民拥有量最多的大众媒介

自九十年代以来，电视以惊人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大地上普及，城市及乡村概莫能外。伴随着政府在广大农村推行的“村村通”工程，电视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覆盖率相当高。

我们的调查发现，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电视因其声像合一的形象生动地传播信息的特点，使曾为农村村民最常接触的广播媒介其重要程度下降。我们发现，不常听广播的农户占了大多数（78.5%），比常听广播的农户要多了57个百分点。而所调查的广西少数民族农民居住区有91.2%已接入了有线电视网络，其中自己家中也开通了有线电视网的村民户在所有调查户中占73.4%。未入网农户只有17.9%。不入网并不意味着村民们只满足于收看几个有限的电视频道及其节目，也不是因为收视费过高而付不起。而是在少数民族乡村，不少村民安装了卫星地面接收天线，以此来收看更多的电视频道及节目。“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农村看电视的问题。

3、新媒介正在少数民族农村渐渐推广

在以互联网及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方面，我们发现，大部分农户已拥有手机（81.8%）。没有手机的只有18.2%。在拥有手机的农户中，平均每天接发短信5条以下的为多数44.1%，不发短信的为32.8%，5-10条短信的为15.4%，10条以上短信的为7.7%。同时，超过一半的农户家里都安装了固定电话（55.2%），没装的占44.8%。手机与电话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少数民族乡村得到广泛应用。

4、电脑互联网对部分少数民族农村村民而言，更多地是作为概念而存在

我们的调查发现，有78.1%的村民听说过电脑，比没有听说过电脑的村民（21.9%）多了56.2%。与“听说过”的村民占大多数相较，只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家庭（40.0%）中自有电脑。大部分村民（57.2%）知道“互联网”这个词，但仍有42.8%不知道。而在拥有电脑的大部分家庭中，电脑能联网（79.2%），20.8%拥有电脑的家庭还没联网。

为什么“听说过”电脑，“知道”互联网的村民却没有买电脑或不接入互联网？对此我们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发现，在“听说过”电脑的村民中，没有电脑的农户65%表示是因为没钱，买不起电脑。觉得电脑没有用和对电脑不感兴趣的农户只占34.5%。有电脑但是没有接入网的家庭中，认为入网费太贵而不接入网的农户（35.5%）为最多，29.7%感觉没必要入网而没有接入网，因为没有时间上网而不接入网络的为15.8%。只有3.4%的农户是因为觉得电费太高而拒绝入网。同时，我们发现77.2%的农户懂得上网，比不懂上网的农户（22.8%）多了近55个百分点。

似乎经济因素成为目前影响电脑和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农村普及的重要因素。结合家庭收入因素考虑后，我们可从（表2和表3）看到，家中有电脑的较高收入的农户家庭（63.8%）比低收入的农户家庭（29.9%）高出近34个百分点，而较高收入的村民中听说过电脑的比例（88.8%）也高于低收入的村民（65.9%）近23个百分点。

那么除了家庭收入这个“硬件”外，还有没有“软件”因素会影响电脑和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农村的普及呢？从我们的研究看（见表4至表7），从未上过学/扫盲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到大专及以上，少数民族村民们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家中有电脑、听说过电脑、知道互联网及家中电脑能上网的比例就越高。创新与普及原理认为，媒介的普及和应用能力与使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有关系。我们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

表2

表3

表4

表5

表6

表7

(二)媒介的使用情况及其偏好

1、本省大众媒介成为村民们普遍的媒介选择

村民经常阅读的报纸是本省市都市报和晚报。村民最常阅读的报纸依次是：南国早报（25.5%）、南宁晚报（14.9%）、广西日报（12.1%）、南宁日报（9.9%）、当代生活（8.5%）、参考消息（8.5%）、防城港报（5.7%）。

村民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中央台各频道和本省各频道。他们最常收看的电视频道依次是：中央电视台各频道（51.4%），其中CCTV-1(17.1%)、CCTV-5(7.4%)、CCTV-6(6.3%)、CCTV-12(6.0%)、CCTV-3(4.9%)、CCTV-8(2.5%)、CCTV-4(2.1%)、CCTV-7(1.9%)、CCTV-2(1.8%)、CCTV-10(1.4%)、CCTV-少儿（1.4%），广西电视台各频道（20.2%），南宁电视台（3.4%），外省电视台（22.5%）。

2、新闻信息成为村民最关注的媒介内容

我们的调查同时了解到，村民通常关注的媒体内容见表8，由此可以看出，社会新闻、时政类新闻、戏剧综艺娱乐节目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媒体内容。无论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社会新闻都则是我们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农村中村民最为关注的媒介内容。

新闻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属于“软新闻”的社会新闻往往为文化水平不太高的受众所关注。而偏向于“硬新闻”的时事政治新闻则更多地为受教育水平良好的受众所欢迎。我们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点。具体看来（见表9），是否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成为少数民族村民更多地关注“硬新闻”还是“软新闻”的分水线。从表中可发现，在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村民中，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比不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要高出近48个百分点，而只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村民中仅有36.1%关注时事政治新闻，比不关注者低出近28个百分点。但有59.9%的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村民关注社会新闻，比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村民比例要高；戏剧综艺娱乐节目的受欢迎情况在本次调查中并没有显示出因少数民族地区村民教育程度差异而有显著区别。

从性别上看（见表10），男女村民对社会新闻的喜好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别。但男性村民显然比女性村民更为喜欢接受时事政治新闻。在男村民中关注时事政治新闻的比例要高于女村民近20个百分点；而女性村民则比男性村民更多地接受戏剧综艺娱乐类节目。在女村民中，关注戏剧综艺娱乐节目的比例要高出男村民近16个百分点。

而广告求职类信息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受关注程度并不高，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次调查的农村地区如东兴江平镇和防城那良镇的村民除了外出务工者外，留守本地的村民一般从事渔业和种植业，并不需要求职。

表8

表9

表10

3、电视和报纸成为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本次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见表11），传统的大众媒介电视和报纸成为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受众获取政策、文化技术和市场信息的主要信息渠道。互联网络对村民们获取有助于生产生活信息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得到体现，当农民们考虑从诸多渠道中择其一二欲获取信息时，网络排在为农民们所虑渠道的前五名之内。

总体而言，农民获取农业政策、文化知识类、实用技术类信息和市场信息类的信息都主要靠电视媒介获得，这可能是与所调查地区农村村民每天接触时间最长的便是电视媒介有关（平均每天收看电视122.06分钟，标差为96.112。）。而人际渠道(亲戚朋友和邻居)对农民获取信息同样占据较重要地位。此外，学校对村民们获取文化知识信息也起到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农业政策和生产技术信息传播上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开掘。农技站对于农村村民获取生产技术信息目前仍是相当重要。

表11

4、村民们呈现出较现代的媒介观念，媒介素养程度尚需提高

媒介观念影响着人们对媒介的使用程度、使用目的乃至使用效果。当少数民族地区村民们需要获取关乎生产生活问题的信息时，大众媒介已成为他们寻觅信息最为主要的渠道。那么除此之外，村民们如何看待大众媒介的呢？会不会对已成为他们生活一部分的大众媒介有进一步的应用？我们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查。

首先，人们的媒介素养水平体现着其深层所持的媒介观念，我们先了解所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们的媒介素养处于何种程度，以之窥探村民们的深层媒介观念。从我们设计的四小题项我们可发现（见表12），少数民族地区的村民们显示出一定的媒介素养，但是程度尚需提高。

表12

再者，人们对新事物的应对态度往往能折射出人们深层的观念。因为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介已为村民们所熟悉，我们选取相对较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村民视野的手机和网络切入，以从村民对新媒介态度、应用这个侧面探究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媒介观念。

从我们这次调查看（见表13），93.6%的村民认为手机增加了自己与别人的联系机会，39.8%的村民认为手机增加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了解。17.7%的村民认为手机带来的及时信息帮助自己致富。手机的娱乐功能在农村市场用户中并没有得以普遍应用。只有7.1%的村民也用手机打游戏。随着手机在农村市场的普及，只有5.3%的村民会认为拥有手机能体现自己的身份。手机在村民生活中主要是作为增加与他人联系机会的工具而存在，而非作为身份的象征。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前述调查的发现，手机已在少数民族农村得到广泛应用。

罗杰斯（2002,198）指出，“对于许多人来说，采纳某种创新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赢得社会地位。……采纳某项创新象征着一种社会地位，这对于创新者，早期采纳者和早期采纳的大多数来说，是一种很强的刺激和推动力，但对于后期采纳的大多数和落后者来说，就没有多大意义”①[美] 埃弗雷特·罗杰斯著：《创新的扩散》，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98）。村民们认为手机是信息沟通的工具，而非娱乐玩具和显摆身份的道具，这同时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新媒介持有理性认识。

表13

我们的调查发现，当网络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后，浏览网页（80.7%）成为村民最为普遍的网上活动；其次，在网络上进行娱乐成为村民主要的利用网络形式。

懂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服务等实用目的的活动的村民比例相较懂娱乐活动的村民比例要稍低。懂得与娱乐相关的网上活动的村民在每项娱乐活动上比例均超过50%：66.9%的村民玩网上游戏，59.3%的村民会在网上聊天或参加网上讨论（如BBS、QQ、MSN等），57.2%的村民会利用网络下载软件、图片影音文件。懂得与实用服务相关的网上活动的村民在每项实用活动上比例均低于50%：使用电子邮件（46.2%），用搜索引擎查询信息（42.8%），使用网上电话（22.1%），进行网上购物炒股（18.6%）。

总体看来，村民们的网上活动形式较丰富，并不局限娱乐玩乐。懂开博客，懂进行网上炒股致富，也会利用网络和他们联系增进信息的掌握与了解等等。但是村民们利用网络来获取更为丰富的实用信息和帮助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14

(三)媒介文化传播效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从前述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媒介环境进行的调查分析可知，随着这些年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扶持发展政策的落实和推进，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的发展，多年来“村村通”工程的推进，所调查地区的绝大部分村民们已经能看上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新媒介也正在乡村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可以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们已能接触到几乎所有城市市民能接触到的大众媒介。那么，大众媒介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生活后，它们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是否有所帮助呢？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传统习俗的改变带来什么影响呢？本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查。

1、媒介有助于村民生产生活，新闻信息对生活帮助最大

我们的调查显示（见表15）：总体而言，在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中，村民们自认为大众媒介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有帮助的，大众媒介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为积极的影响。

媒介对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帮助较大。在接受调查的村民中，63.9%的村民已认为媒介能对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发挥较大的作用。只有15.5%的村民认为媒介对自己的日常生产生活的影响是无足轻重的。

表15

那么，在诸多大众媒介产品中，哪些媒介内容最能为村民们的生活提供帮助呢？我们发现（见表16）：新闻信息对村民生活帮助最大。45.8%的村民认为新闻节目对他们的生活帮助最大，其次是天气预告（16.5%）、科技知识（15.2%）。只有1.3%的村民认为广告信息对自己的生活帮助较大。这对前述广告求职类信息在少数民族地区村民受关注程度并不高的调查结论相吻合。

表16

那么，大众媒介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影响是如何体现的呢？下面我们对大众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村民们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习俗的具体影响进行进一步的探析。

2．大众媒介在村民闲暇文化生活中占重要地位

从下表可看到，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进入广西少数民族乡村，大众传媒在村民日常休闲生活中已占据重要地位。高达88.7%的村民以“看电视”的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休闲时光，闲暇时看报读书的有49.3%，新媒介电脑进入农村后，也有15.8%的村民的休闲生活是以玩电脑的方式度过。传统的休闲方式做家务、睡懒觉、串门聊天（37.7%）和下棋、打扑克、打麻将（21.4%）于现阶段在村民日常休闲生活中也不失其重要性，但所占时间已无法与看电视相比。

表17

3、大众媒介对村民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1）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观念呈现现代化趋向

我们从政治和民族观念发展、经济观念发展、传统观念改变发展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程度四方面来考察广西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从下表可发现：

在涉及到“使用语言文字自由”、“保持改革风俗习惯自由”、“教育优惠政策优先照顾少数民族贫困生”、“少数民族高考生可享受加分优惠政策”、“权益受侵害要依法求助”、“常学法律常识有好处”等政治和民族政策方面的问题时，90%以上的村民对正确答案持肯定态度。

在涉及到“民族地区贫困难以摆脱”、“为出售产品掏钱做广告划不来”和“旅游资源可转化为经济利益”等经济态度方面的问题时，50%的村民展示出较现代的经济观念。但相较他们对民族政策和法律常识的较良好掌握而言，村民们的经济观念的发展有待加强。

在涉及到“多生孩子是可行的”、“在家里是父亲说了算”和“父母在儿女不应该远行”等传统观念方面的问题时，50%以上的村民展示出较现代的观念。

村民们大都认为传统文化习俗正在发生改变：近90%的村民发现“认识的人近三年比以前更关注饮食卫生”，过半数的村民感到“周围离婚的人增多”了，但近七成村民并不认为唱山歌的村民比以前要少。

表18

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村民们的政治和民族观念发展、经济观念发展、传统观念发展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程度是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大众媒介的进入和普及会不会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2）大众媒介对村民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A、媒介因素对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改变有一定影响，而对政治和经济观念的影响不大

从相关分析（见表19）可知，“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动机”、“媒介使用时间”及村民“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某些具体指标因素多与“传统观念变化”和“文化习俗变化”呈现较为显著相关，而与“政治民族观念”、“经济观念”不那么相关。

具体而言，与“传统观念变化”最为相关的是家庭收入，其次为文化程度，再次是媒介使用动机各指标和收听广播时间；而媒介素养的两指标“媒介素养程度”、“网络技能程度”与文化习俗变化最为相关，其次是媒介使用动机各指标。村民从事的职业也与文化习俗有关。

从数据上看，除媒介素养程度、阅读报纸时间与政治民族观念呈正相关外，“媒介使用动机”及村民“个人社会经济背景”各指标都没有显示与政治民族观念有关系；此外，所有媒介相关的变量都与经济观念无关，只有职业等级和文化程度与经济观念呈正相关。

表19

那么大众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是指大众媒介对村民们的政治和民族观念发展、经济观念发展、传统观念变化和传统文化习俗改变程度有没有起到作用，如何起作用，起到多大作用呢？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有没有受到大众媒介的影响？

B、媒介素养程度与网络技能程度的提高将促使传统观念变化与文化习俗改变

从（表19）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动机”、“媒介使用时间”与“政治民族观念”、“经济观念”不那么相关，但是多与“传统观念变化”和“文化习俗变化”呈现较为显著相关。下面我们选取“传统观念变化”和“文化习俗变化”两个变量作因变量，以“媒介素养”、“媒介使用动机”、“媒介使用时间”为自变量，以村民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方程以进一步探讨大众媒介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

从媒介各因素对村民传统观念变化的影响来看（见表20），把对传统观念变化影响最大的家庭收入因素控制后，相比较而言， “网络技能程度”和“媒介使用时间”中的“收听广播”时间对传统观念改变有显著影响，其它媒介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而“媒介素养程度”是对文化习俗变化有唯一影响的媒介因素。

表20

具体而言，收听广播的时间越长，网络技能程度越高，村民的传统观念变化程度则可能越强；而如果所处地区村民的媒介素养程度越现代，其所处地区文化习俗受到媒介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越大。

C、媒介接触时间和动机影响现代媒介素养的养成与网络技能程度的提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总体而言，媒介素养程度和网络技能程度对少数民族地区村民的传统观念改变和文化习俗变化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媒介素养程度和网络技能程度又与什么因素有关？对此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找到培育现代媒介素养程度和提高网络技能程度的良方，以使村民更为高效地利用大众媒介，促进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为此，本研究分别以媒介素养程度和网络技能程度为因变量，以“媒介使用动机”、“媒介使用时间”为自变量，以个人社会经济背景为控制变量构建多元回归方程。

从（表21）可以看出，把对网络技能影响最大的文化程度因素控制后，相比较而言， “媒介使用时间”中的“上网”时间和“阅读报纸”时间对网络技能程度有显著影响，其它媒介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而除“获取经济信息”在本次调查中没有发现对“媒介素养程度”有影响外，“媒介使用动机”中的“娱乐消遣”、“获取政治信息”、“社交需要”都对“媒介素养程度”有影响。此外，“上网”时间也影响着村民的媒介素养程度。

表21

具体而言，上网的时间越长，阅读报纸时间越长，村民的网络技能程度则可能越高；无论是出于娱乐消遣之需，还是社会之需，还是获取政治信息之需而使用媒介都会对培育现代的媒介素养程度有所帮助。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由上网的机会还不是太多，故上网时间越多，养成较为现代的媒介素养程度的可能也越大。

D、壮族的政治民族观念较高和文化习俗变化最大，其媒介素养程度和网络技能程度也最高

而从民族因素看，不同民族的政治民族观念、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改变状况不尽相同（见表22）。

少数民族聚居处，壮族村民对政治法律常识和民族政策的掌握程度（其平均得分为5.856）比京族（其平均得分为5.5625）和瑶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5.4533）要高。

文化习俗观念变更上，壮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6.8647）的变化是最大的，其次是汉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3.7547），再次是瑶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2.8）。

不同民族在经济观念发展和传统观念变化上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差别。

表22

而不同民族的媒介素养程度、网络技能程度和媒介使用动机状况也不尽相同（见表23）。

少数民族聚居处，壮族村民的现代媒介素养程度（其平均得分为15.1029）最高，远高于京族（其平均得分为3.2708）和瑶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5.4235）。

壮族村民的网络技能程度（其平均得分为31.297）也最高，其次是瑶族村民（其平均得分为19.7059）。

在媒介使用动机上，除在获取经济信息这样的媒介使用动机上不同民族并没有显示出太大的差别外，壮族村民在其它动机上的得分都是排在首位。

表23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

1、就大众媒介获得和应用层面而言，城市居民所能接触的大多数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同样能接触到，但普及尚受制约。“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农村看电视的问题。广播在农村兴盛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其在农村居民工作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龙头作用地位已成历史。而受教育程度仍成为左右报纸在少数民族农村普及的因素。手机与电话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少数民族乡村得到广泛应用。当前电脑互联网对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村村民而言，更多地是作为概念而存在。似乎经济因素成为目前影响电脑和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农村普及的重要因素。此外，软件因素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电脑和互联网在少数民族农村的普及。

2、从媒介选择和媒介内容偏好看，本省市都市报和晚报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农民们经常阅读的报纸；村民经常收看的电视频道为中央电视台频道和本省电视台各频道；当网络进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后，浏览网页（80.7%）成为村民最为普遍的网上活动；其次，在网络上进行娱乐成为村民主要的网络利用形式。

在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地区中，村民们自认为大众媒介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起到较大帮助，大众媒介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较为积极的影响。其中，新闻信息被村民普遍认为是对生产生活帮助最大的媒介内容。广告求职类信息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受关注程度并不高，只有1.3%的村民认为广告信息对自己的生活帮助较大。

3、电视媒介成为农民获取农业政策、文化知识类、实用技术类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同时，人际渠道(亲戚朋友和邻居)对农民获取信息同样占据较重要地位。此外，学校对村民们获取文化知识信息也起到较重要的作用，但是其对农业政策和生产技术信息传播上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开掘。农技站对农村村民获取生产技术信息目前仍是相当重要。

互联网络对村民们获取有助于生产生活信息的重要作用也逐渐得到体现，当农民们考虑从诸多渠道中择其一二欲获取信息时，网络排在为农民们所考虑渠道的前五名之内。

4、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们的媒介素养和网络技能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村民们具备一定的利用大众媒介寻找信息的能力，但能力还有待提高。一半村民感到自己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从媒介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而当遇到问题时，只有不到一半的村民会考虑寻求媒介帮助。

村民们利用网络来获取更为丰富的实用信息和帮助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懂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服务等实用目的的活动的村民比例相较懂娱乐活动的村民比例要稍低。

5、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观念正在发展中，均呈现一定的现代化趋向。

其中，大众媒介因素对传统观念和文化习俗的改变有一定影响，而对政治和经济观念的影响在这次调查中并不显著。

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媒介素养程度与网络技能程度的提高将促使传统观念变化与文化习俗改变，而增进农民们的媒介接触时间则可能有助于他们现代媒介素养的养成与网络技能程度的提高：上网的时间越长，阅读报纸时间越长，村民的网络技能程度则可能越高；同时，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由上网的机会还不是太多，故上网时间越多，养成较为现代的媒介素养程度的可能也越大。

“媒介化社会”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和趋势，以媒介为主导的信息系统正在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关键和枢纽，并将持续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媒介化的社会，如何使每一个人更好地接触和使用媒介并超越媒介，从而实现和推动人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将是一个并不轻松和简单的课题。

[1]【美】埃弗雷特·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2]祝建华，谭跃.港、京、穗三地互联网使用技能之比较[J]传媒透视，2002年第11期。

[3]中国网联网信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M]2007年7月。

[4]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传播统计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1月。

[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G206.2

A

2016-11-10

商娜红，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教授；江宇，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刘晓慧，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王辉，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在读博士生；吴达慧，广西大学学生工作处学生事务管理科科长；王婧，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秘书。项目基金：该研究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大众传播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关系研究》课题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