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媒介生态学分析

刘晓慧

世纪之交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媒介生态学分析

刘晓慧

在台湾媒介生态再次面临结构转型的今天——台湾“政党斗争”使族群情绪化持续发酵，喧闹而荒诞的政治环境及媒介环境使做严肃报纸阅读的人愈来愈少，对文艺副刊的关注相应地也不断减少；报社的持续经营势必需要以文艺副刊为基础的资本转换，然而台湾经济的持续低迷使文艺副刊缩版甚至停刊；技术的革新对文艺副刊的影响日益扩大，印刷技术的进步带来文艺副刊版面的革新，网络的兴起使文艺副刊危机并存；文艺副刊在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下解构与重构——逐渐消声的台湾报纸文艺副刊已不再是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对台湾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的影响力势必降低，文艺副刊固然风光不再，但如何继续延伸发展值得探究。

台湾；文艺副刊；媒介生态

1997年，台湾报业在经济不振之下进入寒冬，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副刊纷纷停刊，正如知名评论家南方朔在《告别，时代副刊！》中所言，当我们告别《时代副刊》时，也预示着告别文艺副刊的时代。幸存下来的文艺副刊不断寻求突破，争取生存空间：1997年1月7日《中国时报》将《宝岛》版改为《浮世绘》作为第二副刊出版，同一时间，《自由时报》第二副刊《花编心闻》（后改名为《花编副刊》）出版，双副刊时代到来；1997年痖弦结束近二十年的《联合报·联合副刊》主编生涯，陈义芝走马上任；1997年“文学咖啡屋”、《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上网开启文艺副刊网络化进程……1997年可谓是文艺副刊时代的结束，也是文艺副刊新征程的开启。本文借鉴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试图挖掘世纪之交台湾社会环境因素与文艺副刊之间的关联互动。

一、台湾“政党斗争”使族群情绪化持续发酵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今日台湾的公众论坛，跟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不能比。台湾有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族群情绪化。本土情绪是个很大的结，这是它的先天缺陷，在用人、施政上都是情绪问题。”从李登辉第二次登场开始（1996年），国民党的控制开始崩解，政策逐渐模糊化。李登辉与陈水扁大力提拔台籍人士，排挤外省人，本应以才用人，但“李陈不管能干不能干，提拔本省人，把蒋经国时代建立起来的专业队伍全部给破坏了。于是，今天台湾的政治就不行了，甚至马英九上来，也不能恢复原来的样子”[1]。

台湾“政党势力”重组，资源重新分配。各报社政治立场壁垒分明，报纸成为特定台湾政治团体的代言人。党营、公营、军营报纸副刊自是如此，民营报纸副刊如《联合报·联合副刊》和《中国时报·人间》自90年代以来始终呈现一种较为中立、不明显的党派倾向状态。而《自由时报·自由副刊》则以2000年为界，前后呈现明显的区别。2000年以前发表了大量偏绿色彩的言论，党派立场分明。但2000年以后，政治类选题的评论日益减少，评论的措辞更为含蓄和谨慎，立场也渐趋中立。这样的变化首先与陈水扁的“上台”有关。2000年之前，台湾当局通过人事任命、控股、银行信贷等手段，基本控制着岛内主要媒体的报道倾向和宣传口径，企图用媒体舆论来巩固统治。因此，2000年的竞选中，陈水扁和民进党为了争取新闻界人士的支持，公开提出“政党暨公职人员退出媒体”的口号，承诺当选后将尊重媒体的独立地位，让媒体切实肩负起监督政府的职能。陈水扁上台后为了对自己的承诺有所交待，开始通过人事布局、经费补助等更为隐秘的形式控制媒体。作为民进党“自己的媒体”，“《自由时报》处于政治夹缝中，无法摆脱政治立场的影响，但开始用较为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2]。但“政治和市场的极化，造成媒体的极化，三者之间螺旋式的循环似乎已经结盟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整体，成为台湾媒体生态难解的结”[3]。台湾“政党”的挑动、媒体长期的“助纣为虐”使受众的“族群情绪化”日益严重，甚至根深蒂固，在以受众为导向的副刊编辑中，势必要考虑政治立场的因素，也会遇到“以‘我不支持贵报政治立场’为由拒绝约稿的”[4]。

此外，由于台湾电子媒介政策的松绑，有线电视法实行后，广播频道开放以及第四家无线电视台的核准，电视及广播频道大量涌现。一方面，在“一切为了竞选”的前提下，“政策的模糊化”、“行政单位的不作为”以及彻底的市场化，使媒介形成恶性竞争，泛政治化、泛娱乐化泛滥。喧闹而荒诞的政治环境及媒介环境使做严肃报纸阅读的人愈来愈少，对文艺副刊的关注相应地也不断减少。从各报组织、人事、软硬体设备上，也证明“报纸经营者不再以文艺副刊为他们经营、投资的主要对象”[5]。

二、以文艺副刊为基础的资本转换的必然与限制

（一）报社的持续经营必须进行资本的转换

尽管台湾《自由时报》在解禁初期以高薪延揽报业人才，同时又在销售与广告上得到市场的肯定，但时至今日在社会上乃至学界，对《自由时报》的肯定，始终只在其市场销售上的成功，而否认其在专业领域上的作为及其社会地位。这些批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批评老板林荣三为商人出身，事事皆以成本和利润为出发点，不若两大报老板（台湾《联合报》王惕吾与《中国时报》余纪忠）般以报人自居、处处礼贤下士。著名报人欧阳醇认为：“林（荣三）与吴（阿民）的绝情绝义作风”，是因为“他们知识水平太差，谈不上文化与教养，炒地皮发了迹，对知识分子自大无礼满足虚荣。”[6]另一种观点则针对《自由时报》“台湾优先”的办报理念而发，认为狭隘的本土色彩有碍其发展格局，著名报人司马文武表示：“《自由时报》老板的台湾意识特别强，他一直被批评《自由时报》本土性强，其实就是水平比较差的意思。”[7]两段引文都共同指向一个问题：林荣三的文化素养不足。如果说创办人是评价报社的一个指标，那么报上的内容更应是重要的评价指标。根据“台湾新闻公害防治基金会”的统计，2007年台湾地区全年“乌龙新闻”统计共506则，各报“乌龙新闻”依照数量多寡的排序为：《中国时报》＞《联合报》＞《苹果日报》＞《联合晚报》＞《自由时报》。何以《自由时报》的新闻疏失低于其它报纸却无法得到相应评价且反差极大？台湾世新大学公布的“2012媒体风云排行榜”，《自由时报》在“报纸评鉴排行榜”的“读者评分”项目中仍以74.8分垫底，低于《联合报》78.6分、《苹果日报》75.4分与《中国时报》75.0分。[8]

当然，除了新闻的真实，新闻的选择表达及言论的立场、观点的影响同样左右着报纸的总体评价。此外，《自由时报》所面对的批判与60年代《联合报》的遭遇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尽管两份报纸创立的时间不同，所面对的政经情势也大相径庭，相同的是经营上的成功并非与报社地位、社会评价正相关。对一份报纸的评价从来就不只是就报纸论报纸，还必须参照其它的社会实践而后予以定位评估，亦即报纸作为“文化财货”所具有的双重特征：既是商品又是象征事物。《联合报》与《中国时报》在竞争过程中逐步理解了报纸的这种双重性格，即经济资本的积累无法同时取得社会评价上的正当合法地位，对报社的评价也非仅限发行量、营收量的判断。相较于其它新闻类型或版面内容，70年代台湾的文艺副刊，相对而言是无利可图或直接获利较少的领域，再加上文艺副刊在中国报业脉络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成为报业尤其是台湾两大报在此领域中争相经营以转变自身评价与从事资本转换的方式。

不同资本转换时存在兑换率与时间的问题：一方面经济与文化资本间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转换；另一方面文化资本是必须付出时间才得以积累的资本形式。《自由时报》一度也致力于文艺副刊的经营，2005年更以“林荣三文化公益基金会”的名义通过《自由副刊》举办“林荣三文学奖”，这些举措无疑是为了转化《自由时报》的资本构成：将大量近乎单一的经济资本，投资于文化财货市场以换取在文化生产场域中的文化资本。若文艺副刊及文学奖经营得持久而成功，或许《自由时报》也能增加其文化资本的比重。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投资与转化工作，不必然意味着往后《自由时报》就可以抛弃乃至扭转缺乏国际观等负面评价，因为《自由时报》还必须面临文化场域中关于文化正当性的斗争。一方面，《自由时报》张扬“台湾优先”的本土价值，挑战的是以中国为主体的思考与评价方式，试图翻转主流与末流、正统与异端的文化价值判断。具体地说，《自由时报》所意欲挑战的是一般人身上常识定信的态度，即将中国视为优先的既定价值观，以中国本位为理所当然且无法质疑的一种生活经验与判断。但很明显地，这些不被质疑的常识定信在现实生活中被许多人经验到冲突与不适应，于是相应原先的常识定信便产生出正统与异端相竞争的论述。《自由时报》的出现或言论，在这一场域中所占据的正是这样一个异端的立场。《自由时报》虽然长期以来一直努力经营文艺副刊，但其报纸本身的“政治化”策略，影响了文艺副刊本身的文化价值及报社文化资本的转换与积累，难以完成资本转换的过程，始终无法取得如布尔迪厄所说的“新闻场域内的合法正当性”。所以，即便《自由时报》的新闻误差相对较少，但社会评价始终很低。

（二）经济持续低迷使文艺副刊缩版停刊

台湾新闻事业的顺畅发展，从90年代中期以后急转直下，步入21世纪更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失业率屡创新高且居高不下。国民所得降为13，144美元，退回到1996年的水平。台湾经济上的持续低迷直接反映在报业发展上：因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台湾传统产业大量外移寻求发展，赴大陆发展的台商暴增，台湾内需市场大幅萎缩，在大量广电媒体竞食广告大饼的情况下，报纸广告收入锐减；与此同时，国际纸价不断飙高，报纸发行成本不断上升。为此，各种开源节流的措施不断出台，许多报纸首先开刀的就是稿费支出较高、直接获利较少的传统文艺副刊，世纪之交许多报纸纷纷缩减或停掉文艺副刊版面，甚至报纸直接停刊。《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只有网络版发行，即便是久负盛名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都不再每天出版，而改为一周四天，而经济实力雄厚的《自由时报》还没借助文艺副刊完成其资本的转换取得合法正当性，就已然受到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将《自由副刊》缩版为一周只刊登四天。此外，文艺副刊纷纷与外界合作举办各种活动，如各类有奖征文，一方面有助于报社公益及文化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为报社带来经济效益，试图将自己的文化及象征资本转换为经济资本，尽量避免停刊的命运。

曾经一度因为政治禁忌，而让不同的报纸，在文化领域亦即文艺副刊中展现出些微不同的面貌，并以文艺副刊作为立足于场域内的正当性所在，如今，文艺副刊却成为报业舍弃的对象。因为报业始终是报业，终究脱离不了经济力量的控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激烈的竞争，生存成为报纸的首要考量。相对而言，文艺副刊属于较不盈利的版面，它给报纸带来的主要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当整个报业的竞争回归于初级阶段的时候，经济效益是其首先要考虑的，即布尔迪厄所谓的“所有资本皆以经济资本为根基，经济资本为各种资本转换、扩张、延续的基础”[9]，当文艺副刊没有经济资本作为基础时，自然无法真正地施行一种逆转的文化经济，无法以纯粹的智识判断博取社会大众对其文化价值神圣性的评价与承认。

三、技术的革新对文艺副刊的影响日益扩大

（一）印刷技术的进步带来文艺副刊版面的革新

读者购买报纸是文艺副刊的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制作读者喜爱的文艺副刊，成为考量的第一要素。“媒体生存环境的变化对版面变革有很大的促动作用”，台湾报禁时期报纸没有足够的空间展现版面上的革新，解禁后，文艺副刊美术编辑发挥的空间很大，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报纸文艺副刊改版频繁，不断更新版面面貌，以吸引更多读者的阅读，提升销售量。“印刷和排版技术的突破是版面变革重要的动力之一”[10]，印刷业逐步应用电脑科技，进行电脑分色、绘图、排版、影像处理等电脑化印刷工作。图片成为文艺副刊版面上的视觉重点，图片呈现的品质不断提高，颜色简单、文字形式统一，栏高整齐，强调“文字、图像、视觉融合为一”[11]。《自由副刊》的版面改革极为突出。在艺文中心美术组组长董谷音的带领下，《自由副刊》多次获得“全球年度最佳版面设计”奖项。

21世纪初期文艺副刊开始彩色印刷。事实上，台湾报纸的彩色化源自三大因素：一是为与电子媒体及新媒体竞争，争取读者刺激销量，满足读者视觉上的愉悦感；二是报业之间的竞争，导致“各报有样学样，扩充彩色版面”；三是“促进经济成长，彩色广告费用提升，解决增张扩版所面临的花费”[12]。《联合报》早在2000年9月14日起就全面改为彩色印刷，《联合副刊》成为这一时期全台最早的彩色副刊。另外还有一个促使其它报纸，尤其是《中国时报》、《自由时报》，彩印的原因是《苹果日报》的“入侵”。为抵抗外来威胁，各报纷纷宣布全面改为彩色版以吸引并留住读者。因此，文艺副刊在21世纪初，进入彩色印刷时代，插画得以用更佳的品质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而且插画的比例被加大，作为视觉重心以吸引读者。和新闻版面的浓妆艳抹相比，文艺副刊的用色非常谨慎，一个版面通常不使用超过三种颜色，给人清新淡雅的感觉。这与文艺副刊一直以来的角色定位不无关系，作为台湾文学及文化的引导者，文艺副刊在台湾文学界及文化界具有重要地位，也因为刊登大量文艺作品而成为众多学者、知识分子喜爱的媒介，因此，在版面编排上也须符合知识分子的审美品位，塑造其清新高雅的感觉。

2、网络技术给文艺副刊带来危机与转机

马克·迪耶兹早已证明“科技驱驶生态开始改变”[13]。根据“台湾资讯策进会”公布的数据，1997年全球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已经登上网络的超过4000家。1997年底，台湾地区上网人数已达166万人（详见下表）。

表1：台湾地区网际网路使用人数统计 单位：万人

台湾自90年代末期以来，网络新科技的应用与普及急遽增高，网络对报纸及文艺副刊传播形成绝对的冲击及挑战，比如网络文学的兴起。网络文学的兴起大多源自于文学爱好者草根性的自行努力：从内容包罗万象的“电子布告栏系统”（BBS∕Bulletin Board System）开始，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套电脑设备、安装适当的软件，再接上数据机（modem），即可通过通讯线路连接进入BBS，并使用它所提供的各项资讯。BBS一般兼具动态资讯查询、多方交谈、线上游戏、文件传送以及形形色色的讨论区等功能，只要符合上线原则，任何人都能张贴文章、畅所欲言。以“台湾大学计中椰林风情站”的“文学讨论区”为例，从诗歌、散文、小说到文学理论的探讨，包罗万象，而读者的回应亦可直接张贴于其后，互动的精神，相关资讯、转载，都可在讨论面板上寻得。相对文艺副刊的传播而言，BBS确实是一种更为开放、自由的发表园地和搜寻文学滋润的途径。而且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全球资讯网的普及应用，在BBS这类以文字为主、阳春白雪型的“文学讨论区”之外，更出现了整合文字、图片、动画、声音等元素的文学网页或网站，它们多由非媒体的社群创建，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根据杨淑芬的研究[14]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文学作家的个人网页，如“向阳工坊”、“孙玮芒的艺术创作”；文学或文化传播，如“诗路：台湾现代诗网路联盟”，“南方社区文化网路”；讨论文学议题并构建资料库，如“台湾文学工作室”，“吴三连史料基金会”；建立文艺营销新渠道，如“博客来”，“一千零一页”；文学实验，如“涩柿子”。网络作为文艺传播渠道与文艺副刊最大的不同，在于运用信息高速公路、低成本的经营模式后，作家如同回到“古登堡时代”，可以身兼打字员、排版者、美工设计、出版者与营销者，直接和散居各地的读者接触，而不须经过副刊编辑等媒介守门人的把关，更不需要通过大众文化市场体系的运作，就能以类似“人际传播”的方式，和读者互动。这种高度自由性不可避免地对文艺副刊的影响力形成挑战。

科技的发展与产业的经营与时俱进，台湾社会已从传统的农业、工业，逐步转型过渡到信息社会的模式，无论电子或平面媒体，在世纪之交都已朝网络化方向发展，结合影音、动态文字、读者互动形成新兴模式，文艺副刊岂能置身事外？随着网络教育的普及化、信息环境的方便化以及“国际语言互动翻译”机制的完成等一系列消弭网络迈向全面生活化的障碍一一克服，再加上经济和效率因素的考量，可以预见文艺副刊网络化的时代即将大步来临。然而，媒介融合因为仍然无法直接获利，所以几乎都是增加媒体经营的成本而已。联合报社社长项国宁认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内容流动，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系统没有整合，还在摸索的阶段”[15]。总体看来，目前文艺副刊网络化依然问题重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后现代文化对文艺副刊的影响

（一）新信息环境与台湾后现代化

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台湾计算机信息工业的快速成长，计算机个人拥有与使用率的不断攀升，网络亦步亦趋地与后工业社会同步进展，后现代社会逐步成形。卡斯特曾通过“社会与文化模式”[16]来分析这一由多媒体所架构起来的新信息环境——其一，广泛的社会与文化分歧导致受众之间的区隔：讯息不仅在传播者的策略下被市场所区隔，也被受众根据自身的利益及其从互动中所获取的优势而日益分化。其二，受众日益阶层化：这与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教育的差异有重要关系，多媒体世界将主要分成“互动的”与“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其三，在同一个体系里所有被传播的讯息，即使是互动的、有所选择的，也都会导致所有讯息被整合到一种共同的认知模式之中。媒介之间彼此借用符码，并因而模糊了自己的符码，在不同意义的随机混合中创造出了多面向的语义脉络。其四，多媒体以其多样性捕捉了它所在的场域中绝大多数的文化表现，它们终结了视听媒体与印刷媒体、大众文化与知性文化、娱乐与信息，以及教育与信仰之间的分离乃至区别。

台湾的后现代文化即在上述多媒体所架构的新信息环境中滋生，在一个充满张力的情况下运作，它同时受到传统与创新、保存与翻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等不同力量的牵扯，且后者已经不再优于前者；这种充满张力的情况，已经无法再只用现在与过去、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抽象主义与模拟主义、前卫主义与庸俗艺术等术语来简单类别，“过去属于现代主义经典中心位置的这类二分法已经分崩离析”[17]。后现代主义企图“混合高尚与通俗文化，以及各种符码与文类，消除美学标准和生产中心”[18]。面对后现代浪潮，文学早在网络尚未全面成形之前就已发生变化：所谓高级的、纯的、精致的文学，与所谓低级的、俗的、大众的文学之间，不再泾渭分明。台湾报纸上第二份文艺副刊（简称第二副刊）的产生与发展就是最好的印证。后现代浪潮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在认识论上都颠覆了现代主义时期文本与意义的既有标准，“一个倾向现代文学主体性消失的征兆，已经成为后现代作品中的事实”[19]。文学中心与文本意义的解构使文学在信息社会来临的同时，不得不寻求新的传播渠道——投入电脑网络的怀抱。传统上以文艺副刊、杂志以及出版为主的文学传播是一种单向的传播。文学向来被视为独特、完整而自主的文本体系，读者需运用他与作者共同拥有的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来解读文本的意涵；然而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这种文本中心论述却愈发陷入窘境。90年代后期迅速崛起、21世纪形成主流的网络世界，进一步冲破了由知识菁英主宰的文本世界，文学的文本意义也被不断涌现的新式书写形式所冲溃。于是，网络社会的后现代状况便形成了：传统文学以大叙事者身分决定“游戏规则”的定律被打破，被移交到“参与游戏”的“玩家”手上。面对网络所带来的形貌驳杂的“语言游戏”，文学不再拥有过去书写人类集体意识的特权，也不再是“文学文本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文艺传播从电视所代表的大众文化，发展到计算机网络所呈现的小众或分众传播趋势。

（二）文艺副刊的“后现代状况”

后现代社会带来了传播学者所谓的“知识多元主义和对传播的个人化控制”[20]时代。网络的虚拟对于台湾社会真实所产生的影响，一如卡斯特的分析，台湾的当代文化，从最坏的到最好的、从最菁英的到最流行的，都被表现到“超级链接”的链接之中，形成一个巨大的、非历史的超文本。在这样的时刻，“后现代状况”方才诞生。

须文蔚曾将网络对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影响归纳如下：其一，个人化媒介的出现预示了“后信息时代”的来临。其二，文学社群的重组导致两大变化趋势——网络去中心的作用力将进一步挑战文艺副刊的文化主导权；随著作者发表空间的大幅扩张，被副刊守门人企划编辑所排挤的作品不用再单一地向文艺副刊靠拢。其三，新文类的出现——来自网络世界的多媒体文本整合了文字、图片、动画、声音等元素，不再仅止于纯文字的表现，还包括了互动的叙事结构。其四，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加上新兴媒体的夹击，传统文艺副刊的读者正在消退，尤其是年轻族群。这四个方面即“个人化、去中心、新文类以及受众诠释力的增强”[21]，都具有“后现代状况”的强烈特质。事实上，卡斯特一再强调，网络已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面向、空间与时间。地域性从它们的文化、历史、地理意义中解体，并重新整合进一个功能性的网络，或意象的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了地域性的空间。而当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可以在同一个讯息中被设定与其他人互动时，时间在这个新传播体系中也就被抹掉了。空间的流动性和时间的无时性，对文学社群与书写者而言意味着更大的失落与更多的流离。网络在使用者鼠标的点选之间，驰骋古今中外，当代与当地的文学社群及其书写文本因而不再具备强烈的文化、历史与地理意涵，当托尔斯泰和匿名的文字写手只在鼠标点选的前后、当林海音的网页在浏览器中与下一页的色情网页相并时，文学书写的时空意义便产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网络将大多数的文化表现纳入到以数字生产、分配与交换讯息为基础的传播体系之中，削弱了文艺在副刊上的文本象征权力；除非传统文艺社群有能力进入新媒介体系中重新为自己制码，否则他们的衰败与没落便难以避免。

文艺副刊的网络化在台湾以商业网站、色情网站为主流的情境中，企图通过文学的虚拟对抗虚拟的网络世界，这样的传播过程被视为一种“后现代状况”的悲壮游戏——网络兴起后，台湾许多知名作家、诗人都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放上网，甚至制作自己的专属网页，如台湾著名诗人、前《自立晚报》副刊主任向阳，以“向阳工坊”为名，成立自己的网站，将其文学作品放上网，但依照计数器显示，“一个月的上网浏览者只达两千人”，众多作家或作品上网都遇到这样的尴尬处境。这表示台湾的文学上网以及文艺副刊上网在整个网络的“虚拟之城”中仍处于偏僻的角落。网络的兴起，固然给文艺副刊传播带来了踏出平面媒介的途径，然而受众实际的接近使用非常有限，似乎也无法更改文学社群在现实社会中日趋稀微的现象。

网络的开放性和不被检肃的“野火”性格，表面上似乎昭示着一个不被政治、权力或文化霸权控制的“美丽新世界”的来临；实质上，从深层结构来看，则正如卡斯特所洞见的，这样的网络社会所产生的“新秩序”乃是一个“价值被生产、文化符码被创造、而权力被决定”的“网络社会新秩序”，此一新秩序“对大多数人来说则越来越像后设的社会失序”，它的迷幻与虚拟，缘自不可控制的市场逻辑、技术、地缘政治秩序或生物决定论的自动化随机序列。文艺副刊与网络的连结也就陷入一个更加吊诡的困局之中：加入这个迷幻的虚拟游戏，或者进入其中抵抗这种被市场逻辑操纵的戏局？《联合报》副刊主任宇文正曾表示：“守门机制是网络所不及的。文艺副刊有严格的守门机制，被读者所信赖。至于网络、数字的发达，文艺副刊是一定要与之和解共生的……达到文艺副刊与数位的和谐。”如何和谐值得深思，台湾媒体文化的整体现状更令人担忧。

（三）台湾媒体的整体文化贫血症

台湾虽然有《印刻》、《联合文学》等重要文学杂志，却没有文化评论性质的刊物，大量年轻化的文化刊物重视设计、潮流及生活趋势，全然忽略背后的哲学及美学意涵。在台湾的几份主流报纸上虽大多维持着传统文艺副刊，但周末增刊都是休闲娱乐型，严肃性与思考性每况愈下。这是一个日益轻薄媚俗的时代，曾经文艺副刊上的评论在文化及社会改革中扮演着重要的批判武器，但过去十几年这种文类日益减少或锋芒不再，究其原因：一方面，网络的兴起让许多写作者转向博客、微博；另一方面，文艺副刊因应社会变迁，不再刊载字数稍多、颇具思想深度的文字。当然作者本身也有许多需要检讨之处。总体而言，台湾媒体出现整体文化贫血症。在台湾的不同角落，从大城到小镇，从北到南，仍然有许多人在创造、推动各种文化与艺术实践，但他们却很少出现在主流媒体的视野中。事实上，通过台湾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所呈现的台湾，只是一个庸俗化、琐碎化、反智的社会。他们更喜欢短小轻薄的文化产品，而非能激发深入思考的作品；更热衷于意义的解构，而非价值的建构；更关注“政客”的“废话”、明星的八卦、教人赚钱的计划，而非发人深省的思辨……于是，“政治新闻追求的不是事实真相，而是‘政治正确’，记者成为政争的工具。社会新闻追求刺激，好莱坞老鸨名妓也能当成头条。至于文艺副刊，能要求轻薄短小的就尽量要求，做不到的就索性停刊”。没有好的文艺传播平台，那些弱势的、没有资本可以在商业市场中搏斗的书写、电影、音乐、艺术，就很难有被更多人看到和认识的可能，“社会也难以建立更多元的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的力量”[22]。这是台湾文化的悲哀：人们不要不同，只要共识；不要文化，只要娱乐。当政治和社会已经有百分之百的娱乐效果，人们就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你又能期待文艺副刊与网络怎样的和谐呢？亏损连连使报纸相继停掉文艺副刊。文艺副刊的结束，结束的不只是一个副刊。没有文化的报纸，还有什么保存的价值？台湾知识分子自己都承认，“台湾从来就不是个文化土壤深厚的地方，也不是个企图寻找意义的社会。那薄薄的文化土壤依靠文艺副刊勉强维持”[23]，如今，那残存的一点点门面也在日益减少。南方朔说，或许到文艺副刊消失的那一天，“我们会说，没有文艺副刊也很好啊！人生一场，吃饭穿衣兼娱乐，没有文艺副刊大家还不是活得好好的！甚至没有报纸，大家也还不是一样的活着！”[24]言辞中无不透着知识分子的叹息与无奈。

结 语

《青年日报·青年副刊》主编李宜涯感叹，“现今社会大众对文艺副刊着迷的程度大不如前，仔细归因，可以说是时代变迁、政经环境迅速变化和电子网络的崛起，新进作家不需再靠文艺副刊和文学奖来取得权力位阶以及票房保证。”[25]当平面媒体的优势不再，成为一种夕阳工业，文学市场也日益萧条；当文艺副刊不再是文学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不再是文坛的同义词时，文艺副刊对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的影响力势必降低，文艺副刊固然风光不再，但如何继续延伸发展值得探究。

文艺副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体质。台湾解严后，文艺副刊卸下原先被“超载”的社会责任，一时之间台湾民众的声音“凶猛多样”到一个地步，知识分子反而四顾茫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众声喧哗里，英雄的时代褪去，知识分子和副刊退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变成多元社会的一元。台湾报纸文艺副刊随着社会的开放多元，本应从一石千浪转为静水流深，但政治强权撤走时，商业强权取而代之。90年代以来“市场至上”的编辑取向，创造出文化与娱乐混合的文艺副刊经营模式。世纪之交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转型，并非仅仅只是退居边缘，而是如何把边缘作为新的起点，再次出发。我们深知，一石千浪转为静水流深并非易事，文艺副刊的转型仍在继续。

90年代因大众市场趋势逐渐消声的传统副刊，在媒介生态再次面临结构转型的今天，或许可以趁机找到新的模式和定位，找回失落已久的阅读市场，创造另一个副刊时代。过去，台湾报纸两大报文艺副刊所成就的纸上风云，在21世纪的今天，知识分子也期待文艺副刊在新媒介生态，尤其是新科技的带动下，造就出新的典范，带领台湾报业披荆斩棘。“新闻招客，副刊留客”，这句名言告诉我们，如果报上有好新闻，读者就会购买这张报纸，而要培养读者对于报纸的持久兴趣，仍需借助文艺副刊对读者的吸引力。

[1]张英.“民主政治的功效差，但不会闯祸”——专访历史学家许倬云[N].南方周末，2009—1—14.

[2]江晓奕.90年代以来台湾报纸副刊[D].厦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1：26—29.

[3]唐海江.知识分子的媒体责任[J].新闻学研究，2007，（93）：187.

[4]夏瑞红.一个副刊编辑的真实处境[EB/OL]. http://mdh.blogchina.com/369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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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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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0

刘晓慧，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系广西大学“211四期”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学科群研究项目《社会的变迁•资本的转换•文化的传承：台湾报纸副刊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1QYWH13Z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