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新闻叙事模式的优势及局限浅析

江宇 方舢

数据新闻叙事模式的优势及局限浅析

江宇 方舢

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如今的数据新闻无论在数据量级还是可视化技术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本文从数据新闻的叙事方式和叙事逻辑两个方面切入，分析其报道模式对传统新闻叙事的延展，并对数据新闻的适用和局限提出了一些辩证思考。

数据新闻；叙事模式；优势；局限

数据新闻作为一种植根于精确数字报道的新闻报道类型，在国外已有百年余的历史。1821年5月5日，英国《卫报》以数据新闻的方式呈现了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在校小学生人数及其平均消费水平的报道，被认为是第一个利用数据进行写作的新闻作品。①在此之后，虽然数据新闻并未作为一种主流报道模式被国外媒体采用，但时常会作为必不可少的事实依据，以数据图表辅助等方式出现在一些深度报道作品中。

为应对汹涌而至的互联网大潮，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卫报》紧贴以“大数据”为核心的时代主题，2009年创造性地开设了名为“数字博客”（Data blog）的纯数据报道栏目，开始把“数据”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主线，无论是在数据量级还是可视化技术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开创了全球数据新闻报道的“黄金时代”。

在此浪潮的影响下，近年来，数据新闻在我国各大媒体的新闻实践中也呈现着蓬勃发展的生长态势，无论新、老媒体，都在积极拓展数据新闻板块。诸如《南方都市报》的“数据版”、搜狐“数字之道”等数据新闻专版、专栏层出不穷。财新传媒集团更是专门成立了“财新数据可视化实验室”，专注于数据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数据新闻在呈现方式上与一般的新闻报道有着较为不同的生产特质，但要用数据讲好新闻故事，其“怎么说”的新闻叙事方式依然是新闻工作者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本文以新闻叙事作为研究落点，探究数据新闻在新闻叙事方式和叙事逻辑两个维度上的拓展空间，以进一步挖掘数据新闻的叙事特质对微观新闻研究的理论价值，对新闻媒体如何在巨变的传媒环境下创新内容生产样式，同样具有实践层面的借鉴意义。

一、“可视化”叙事满足“通俗化”需求

在传统新闻叙事中，记者对新闻素材的“编码”更多是一种文字表征。公众在阅读新闻时，对一些抽象语言表达的“意义转码”实际上是依靠自身的“想象力”完成的，其传播效果难免会产生因人而异的偏差。这不仅会削弱新闻作为社会公共利益对公众生活的参考价值，还有可能由于“意义转码失败”而引发一些与新闻生产者表达意图毫不相干的“意义”解读，在无形中增加信息传受的成本。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传播技术的普及，公众逐渐告别“仪式化阅读”行为，获取新闻信息的时间变得随时、空间变得随意。这在客观上“倒逼”了新闻叙事朝“通俗化”趋向发展。数据新闻在保留常规叙事文字的前提下，数据“语言”通过图表、色块、交互性设计等更为直观的叙事方式成为了新闻“文本”呈现过程中或主或辅的叙事素材。其依靠“数据”表意固定的量化特征和可视、交互等技术特征，降低了新闻的接受门槛，符合了“通俗化”的叙事需要。

以央视2015年国庆期间广受好评的大型数据新闻节目《“数”说命运共同体》为例，在解释“一带一路”这样一个宏大的叙事命题时，《“数”说命运共同体》将数据的可视化效果与电视艺术的表现手法有机融合，实现了“用数据说话”的叙事模式。如在第一集《远方的包裹》中，当电视配音正在解释“中国这个新兴的巨大消费市场正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机会”时，电视画面中，用以展现中国物流行业实时概况的数据信息，通过世界地图上闪动的GPS移动轨迹图像实现了可视化展示，打破了观众在地理“想象”中对于国家地理距离的模糊认知。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信息浪潮之中，需要更加频繁地与社会和他人交换信息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要求人们在交换、取舍信息的过程中尽量减少时间和思考成本，以求信息效益的最大化。①这种以数据为基点，运用相关可视化软件技术将“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联系图景清晰呈现取得的“通俗化”易“读”效果是单纯的文字描述难以达到的。

二、“数据”理性叙事规避“感性”误判

传播学者阿耶尔曾明确指出，传播在广义上指的是信息的传递，它不仅包括接触新闻，而且包括表达情感、期待、命令、愿望或其他任何什么。②在作为传播实践的新闻报道中，作为新闻叙事主体的记者对一篇新闻报道的影响往往是具体而深刻的，其潜在的主观认知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一篇新闻的大致走向。

尤其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受认知惰性的影响，媒体舆论极易产生“话语生成中自动激活的刻板印象”。③特别是在突发性的新闻事件中，作为叙事主体的记者为了追求新闻的时效性，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抢先发布新闻稿件，往往会“默许”以“新闻敏感”“经验嗅觉”等为“糖衣”的刻板印象在头脑中先于客观事实形成价值判断，然后再用事实去“点拨”价值判断的正确性。从此角度说，这是一种先有结论、后有论证的新闻报道逻辑。此种叙事逻辑一旦形成并成为常态，媒体的议程设置又会加剧这种刻板印象被无限放大的可能，很容易使认知偏见陷入一个难以检证的闭合循环之中，新闻的理性、中立、客观等专业主义要求无疑会大打折扣。

与传统新闻叙事中记者相对主观筛选新闻事实的生产规则不同，数据新闻能够以其量级优势更加关照每一个细小的“个体”在新闻事实中发挥的价值，更有利于人们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清晰地“把脉”复杂新闻事实中的相互联系。2011年面对伦敦骚乱事件，当许多政客都叫嚣着社交媒体上的煽动性言论是引起骚乱的“罪魁祸首”之时，《卫报》在对260万条有关骚乱的推特信息进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事件进行了报道。最终不仅为社交媒体洗脱了莫须有的罪名，还探索出社交媒体在公共事件中可能发挥的积极价值。这个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英国政府对于社交网络管理的“偏见”政策。

不同于传统新闻叙事以记者采写为主导的认知“感性”，数据新闻以数据抓取和数据分析为主导的数据“理性”，采用数据先行的报道方式，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融入新闻报道的实践，基于数据对事件进行先定量、再定性的分析。这样较为科学的叙事逻辑，对报道者头脑中的先验偏见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理性的规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传统新闻叙事“理性”不足的弊端。

三、数据新闻不是万能的

但即使数据新闻对一般新闻而言在叙事层面上有着通俗化、相对理性等特质，其始终只是多种报道类型中的一种，也存在潜在的局限和风险。

首先，在繁复的新闻报道实践中，以社会统计学为基础的数据新闻使用范围相对有限。正如数据新闻的概念所强调，数据新闻的素材需具有“数据”属性，如果新闻事实中鲜有或没有一定量级的数据参与，也就无法通过数据表征的方式直观呈现。而对于一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件的描写式报道，冷冰冰的数字可能就没有一幅用文字勾勒出的新闻图景来得真实、可感。

其次，数据新闻的通俗化倾向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消磨人类思考的智识能动。新闻的“想象力”牵连着“理解力”，过分强调“通俗”的新闻内容在降低了“阅读”门槛的同时也可能会降低阅读者的认知水平。这与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对电视时代的悲观论述相似。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公众通过通俗化的“阅读”究竟是变“聪明”了还是变“笨”了，至今都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最后，数据新闻依旧无法摆脱实际操作中可能干扰新闻客观性的“人为”因素。即使数据新闻在制作逻辑上有着优于传统新闻叙事的理论优势，在数据来源权威、定义范围清晰、逻辑推证合理等前提下可以降低新闻叙事的风险，但不意味着它可以绝对消除新闻叙事主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的“价值选择”。

解读数据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新闻制作者手中。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将数据新闻的叙事功效最大化，是每一个致力于数据新闻报道和研究的尝“鲜”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

[1]章戈浩.作为开放新闻的数据新闻——英国《卫报》的数据新闻实践[J].新闻记者,2013,06:7-13。

[2]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第二版），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曾庆香：《新闻叙事学》[M]，93—10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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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0

江宇，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方舢，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