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电视剧中的器物商贾文化与民族国家形象

彭苗 田晨

新世纪电视剧中的器物商贾文化与民族国家形象

彭苗 田晨

新世纪以中华器物商贾为叙事对象的中国电视剧，突出表现了中华器物积淀的艺术美、技艺的传承发展，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商业者自强不息、信誉仁德、心怀天下的精神特质，展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精神。在重塑中国的传统国家形象的同时，也承载了电视剧创作者特定的民族国家想象。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器物；商贾；民族国家形象

新世纪以来，中国制播了不少以中华器物、商贾为主要叙述对象的电视剧，如《大宅门》（郭宝昌导演）、《乔家大院》（胡玫导演）、《大清徽商》（李小龙导演）、《大瓷商》（吴子牛导演）、《大河儿女》（安建导演）、《经纬天地》（黄健中导演）等。这里的所谓中华器物，特指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专门予以叙事表现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瓷器、丝绸、中医药、酒、醋、盐、茶等，如《大瓷商》中的景德镇陶瓷、《经纬天地》中的南阳柞绸、《血色沉香》（杨小雄导演）中的镇江醋等；这里的所谓商贾，特指新世纪电视剧专门予以叙事表现的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工商业者及其行业奋斗经历，如电视剧《乔家大院》所叙述的清朝山西商人乔致庸及其创建乔家商业帝国的人生传奇、《红顶商人胡雪岩》（闫建刚导演）中的清朝皖南籍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传奇人生。中华器物与商贾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新世纪制播的不少电视剧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剧中主人公既是某一中华器物的制造者，同时又是这一器物的经销商，电视剧一方面表现中华器物的制造者对制造技艺的传承与革新，一方面表现中华器物作为一种民族产业的历史兴衰。

中华器物与商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体现的是中国的传统国家形象，就如英文以China（瓷器）代指中国一样。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中华器物、商贾题材的热衷及其对中华器物、商贾蕴含的中华智慧与文化魅力的不同角度的展示与呈现，在重现中国的传统国家形象的同时，也承载了电视剧创作者特定的民族国家想象。分析新世纪中国电视剧藉中华器物商贾叙事重现中国传统国家形象，揭示其隐含的民族国家想象，正是本文的中心议题。

一、中华器物积淀的艺术美

中华器物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依据实际需要创造的，又经历一代代地传承发展，从其沉淀的艺术美中不难发现中华文化的魅力，而它们中的陶瓷、丝绸等，也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李泽厚在分析陶器纹饰演化时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正在于其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份在内。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1]而中华器物之所以独具魅力，不仅仅因为制作工艺的精美，还在于其造型、图案、色彩等等都带有我国社会文化观念积淀的痕迹。“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2]因此，中华器物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所承载的内在观念，都有其沉淀的艺术美。器物沉淀的艺术美，是新世纪中国有关器物的电视剧作品都突出表现的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器物本身艺术魅力的表现，二是对器物制作工艺和具体制作流程的介绍。

（一）中华器物本身的艺术魅力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中华器物的展示与呈现，自然首先都少不了对器物本身艺术魅力的展现，或是将对某种器物各具特色的具体作品的介绍融入到剧情中，借剧中人物之口讲述中华器物本身的魅力所在，或是将相关器物作为道具、布景出现，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中华器物之美。

如电视剧《大瓷商》主要讲述的是景德镇陶瓷业的兴衰。女主角卫秋禾是当地县长的女儿，也是留洋归来的“新女性”，她熟悉西方文化，穿洋装、懂西医，在别人新奇的目光下骑着自行车满街跑。在剧中，景德镇的文化对她来说，反而是新鲜又陌生的。在她刚到景德镇之初，卫县长曾向她一件件展示自己的收藏：明代的青花、前清的郎红、豆彩和釉下五彩……引得这位熟稔西洋文化的小姐不住赞叹，中国的瓷器“一点也不输给西方艺术品”。卫县长向女儿介绍展示各色瓷器的过程，也是电视剧《大瓷商》向观众展现各种瓷器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的过程。在剧中人物卫秋禾惊叹景德镇瓷器之美的同时，观众也看到并认识到中国瓷器种类繁多、做工精良的特点。

中华器物的艺术魅力，除了在故事情节中展示以外，更多的是在以相关器物作为道具、布景的各个场景中来呈现。《大瓷商》中，从几个主要人物家中的各种陈设，到窑厂中盛放颜料的用具，再到陶盛仁制作祭红大龙缸前与众人喝酒时用的酒坛酒碗……都可以看到不同瓷器的使用。一方面，《大瓷商》的故事发生在有“瓷都”之称的景德镇，剧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大多出身陶瓷世家，用具摆设多为瓷器，符合剧情需要；另一方面，即使不去特别强调，这些带有精美瓷器的场景的频繁出现，通过耳濡目染，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对瓷器魅力的感受和对景德镇整体的陶瓷文化的认识。电视剧是传播文化的承载体，正如美国学者约翰·菲斯特所言：“电视是一种文化，是社会结构在一个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得以维系的社会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义、大众娱乐和传播就是这一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3]，器物电视剧的社会传播意义则主要由器物文化和剧情娱乐来组成。《大瓷商》片头曲部分的最后一个镜头，是赵家写有“国之器”三字的匾额的特写。在电视剧中，“国之器”或许意味着赵家经营着为皇帝烧制瓷器的官窑，但《大瓷商》对瓷器文化艺术魅力的展现，恰可以令观众感觉到，承载着中华文化底蕴、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代表的陶瓷，正是中华民族的“国之器”。

（二）中华器物制作工艺的展示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中华器物积淀的艺术美的表现，还在于对相关器物制作工艺的展示。部分器物具体的制作流程、制作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面貌以及这个过程中整体所呈现出的文化风气，都在这里得到展现。

如《大瓷商》中就多次出现有关窑厂的段落，在烧制祭红大龙缸等情节中，对瓷器制作过程中的制坯、封窑、点火等具体细节都有所展示。该剧的导演吴子牛曾说：“要把陶瓷拍得让人着迷，让观众渐入陶瓷的艺术佳境，这些都必须通过‘窑’来体现”[4]。有时还借主要人物之口评说制瓷要点和回顾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历史。如民窑窑主陶盛仁曾在和伙计们闲谈时说：“材料只是一方面，瓷器的品相，主要还在于制坯上釉、彩绘和烧制”，并介绍“通体高温铜红釉器的制作，始于元代景德镇，可一直到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窑厂才真正掌握了鲜红釉的烧制技术”。电视剧通过这类细节，进一步向观众展示了中华器物精湛高深的工艺及其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再如，《经纬天地》中也有经营柞绸的尚达志带日本商人细川到柞树茂盛的山上参观女工放蚕的场景，令细川感叹南阳柞绸生产的得天独厚。

值得注意的是，《大瓷商》中老一辈制陶人在烧制陶瓷的过程中注重检查每一个细节，在完成点火、开窑等重要环节时往往带有仪式性的庄重；《经纬天地》中女工们唱着歌曲一起忙碌在郁郁葱葱的柞树间，整个场景洋溢着热火朝天的蓬勃气息。这两部电视剧对器物制作过程的展示，营造的氛围不同，这其中表现出的工匠们的精神风貌也有差异，却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丝绸的艺术之美除沉淀于绸缎本体以外，丝绸上各种装饰图案的刺绣工艺也是丝绸艺术锦上添花的一部分。例如《凤穿牡丹》（曾丽珍导演）里郁家老爷向合作伙伴亲自展示的刺绣场景，虽有用后期制作夸张于真实蜻蜓立于画上枝头的嫌疑，但整幅荷花绣得惟妙惟肖，的确让人折服；郁家小姐助霍家老爷稳定商会会长职位时，在会上现场表演龙凤绣，巧夺天工的技法在点睛于龙、定冠于凤等环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商会会员们无不对这柔弱女子别具一格的大师风范目瞪口呆。

同瓷器、丝绸、刺绣等一样，中国的制酒也源远流长。电视剧《十里香大酒坊》（刘家成导演）讲述的既是清末民初“十里香”酒的酿制与经销的历史。“十里香”酒的选料、曲饼制作、发酵、配方、摘酒等酿造环节，都隐性穿插于剧情之中，例如易九妹在“十里香”酒坊谋求摘酒师一职时展现的摘酒片段：出酒看酒花，头一斤为掐头；酒身浪花大，花大且均匀为一等酒；接下来为铺花，花小且散得慢为二等酒；最后为尾酒一般做养窖池或窖泥用……这一段摘酒技术由剧中人声画同步的展现出来，实为观众酿酒知识的科普过程。

概言之，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展示中华器物的制作工艺时，不仅有对具体制作流程的描述，还注重这个过程中特定器物各自文化的底蕴的揭示。如果说对器物本身艺术美的描摹可以让观众从最直观的感受上体验中华器物兼具生活性与观赏性的艺术魅力，那么对器物制作工艺的展示则加深了观众对中华器物工艺的认识，并从其体现出的文化底蕴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技艺的传承创新与家业的继承发展

中华器物文化，从产生之初历经长时间的传承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丰富样貌。有学者称，“器物美学的丰富性、完整性、历史延续性，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有的状况。迄今为止的世界文明史表明，很多的文明传统像伟大的古希腊传统、古埃及传统、古巴比伦传统等，都在历史的某一时刻中断了，只有中国的华夏文明，那么连续有机地沿袭了下来。这部历史沿袭下来的可靠证据，就是丰富无比的器物的存在。”[5]而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对中华器物商贾的叙述，也都强调了这种传承性。在相关作品里，无论是器物技艺还是商贾家业，大多具有家族传承性。技艺或家业经过几代人的历史传承，传到剧中主角手中，往往正处在可能衰落的关键时期，若没有人能够力挽狂澜，则这一家的技艺、产业或许就此湮灭不闻，这时就需要剧中主人公担负起继承家业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责任。有的电视剧作品，从家族技艺、产业的传承，升华到一个地区的特色产业乃至整个器物文化的传承。因此，技艺的传承创新和家业的继承发展，是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叙述中华器物商贾的重要内容。

（一）技艺、家业传承的使命感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讲述中华器物商贾故事时，其剧中主人公多具有传承技艺、家业的使命感。这种传承，首先体现在对自己家族技艺、家业的继承。如《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其最初的理想是专心读书、参加科举，从未想过经商。然而大哥的突然病逝、乔家高粱霸盘生意的危机，令他不得不放弃自己从前的打算而接管家业，挑起家族的重担。并且，为了从富商陆大可处借到钱财使乔家度过难关，他只得离开青梅竹马的恋人江雪瑛，娶陆家小姐陆玉菡为妻。再如《大瓷商》中的陶昌南，原本在学校学习绘画专业，不懂陶瓷工艺。因其父陶盛仁与鲁公公立下了烧制祭红大龙缸不成便要穿铁靴戴铁帽而死的生死状，才被父亲派人接回家继承家业。乔致庸和陶昌南都因为继承家业或技艺的需要，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乔致庸甚至在爱情上也有所牺牲，他们痛苦矛盾中的最终取舍，体现了其传承家业、技艺的使命感。

其次，从器物文化的整体角度来说，这种传承的使命感还体现在超越于小家族之上的对中华特定器物文化与技艺的传承。还是以《大瓷商》中烧制祭红龙缸一事为例。官窑窑主赵孚生为皇帝烧制祭天用的祭红大龙缸，三次烧制三次失败，险些因此被逼用镇中未出嫁的姑娘祭窑。民窑窑主陶昌南就在此时挺身而出，替赵家烧制祭红龙缸，并立下生死状。不止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接下这本与自己无关又如此棘手的差事，而陶盛仁心里想的一方面是重现自己家祖上曾经完美使用的烧制祭红的技术，一方面是为景德镇的民窑争气，为景德镇陶瓷度过这个“节骨眼儿”。赵孚生也全力支持陶盛仁的尝试，不仅将自己前三次失败的经验总结告诉陶盛仁，在陶盛仁将被处死时，又到县长那里为他求情，称他是“无可替代的中国制陶人的精华”。《大瓷商》中的陶盛仁和赵孚生，并未因为官窑民窑的差别而互相攻讦，也没有因为同行间可能存在的竞争落井下石，而是都站在整个景德镇陶瓷文化、中国陶瓷业的角度，希望“老祖宗所传承下来的光荣”可以“相承不替”。再如，《酒巷深深》（郭宝昌导演）中主人公卢运强直至成年后回到家乡，发现家道中落，祖传的酿酒产业也为他人所有。他为了重振家业，隐姓埋名来到当时江阳城内的两大酿酒作坊“天一坊”和“千古泉坊”打小工，最后承传的也是中国独特的酒文化。

在这些电视剧中，主人翁无不承载着一种比小家族自身技艺和家业继承更高的传承使命感，中华器物文化正是有了这样的传承使命感才得以代代相传、发展至今。家国观念往往在这类电视剧中传达得铿锵有力，家族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体现了电视剧创作者对于中华文化能够凭借这种使命感继续传承发展的民族国家想象。

（二）改造技艺的民族创新精神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讲述中华器物商贾故事时，不仅表现了主人公传承技艺、家业的使命感，还突出展现了在此基础之上，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接受，和对技艺的改造创新精神。如《大染坊》中来自乡下的陈寿亭最初熟谙的是传统的染布手艺，当他受邀与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卢家少爷卢家驹共同在青岛开办染厂时，他没有固守原先的套路，而是很快转变了思想，学习机器印染的方法。他对于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接受，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依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对新鲜事物的快速接受能力与开拓创新精神。

在器物制造技艺的改造创新方面，典型的例子有很多，例如《经纬天地》里尚达志和顺儿从孩子无意中织出的带有暗纹的绸中得到启发，研制出花旗的制作工艺并在美国获奖。他们凭借云织等原有织绸工艺，已经和颜老板等确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即便不再研制新的工艺，也能保证产品销路。但他们潜心研制花旗，并最终开发出广受好评、远销海外的新品种，展现了改造技艺的民族创新精神。再如《凤穿牡丹》中苏绣艺术结合西方油画色彩的改良创新最为精彩。面对政府军事与霍家家族命运的压力，霍冬青与郁无暇承接了制作万国博览会上比利时女皇像的刺绣任务。在研究出中西画理一者以意写实一者透视逼真的根本不同后，想要像绣传统的工笔与水墨画一样绣出西洋油画中的凹凸感及女皇眼中神韵实为不易……在刺绣施针的技法、中西染料的区别等探索后，最终开创了用提高丝线透明度的方法绣出神形兼备的人物画的新技术。

在上述印染、丝绸、刺绣等工艺技术之外，其它各种器物制造工艺的创新也得到了表现，如《晋阳老醋坊》（胡玫导演）结尾中竭力维护老醋招牌的彦君，最终改良了制醋工艺，制造出了好评如潮的佳醋；《第一茶庄》（袁英明导演）中远赴上海参加江南茶艺大赛的玉琦，在食材被人破坏的情况下创造性地用最简单的食材——金桔制作的茶点让人不禁拍手叫绝。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所述中华器物商贾故事中的主人公，在传承传统制造技艺的同时，又积极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不断对传统技艺进行改造创新，努力使其在自己手上发扬光大，而非一味固执地墨守成规、固步自封。换言之，剧中的民族工商业者既看重传统技艺、文化的传承，又能根据现实的具体需要吸收新鲜事物中的积极成分并进行大胆创新。这种形象的塑造，为正处于激烈转型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面借鉴和反思的历史之镜。

三、自强不息、信誉仁德与心怀天下

新世纪中国电视剧在讲述中华器物商贾故事时，一方面突出表现中华器物的文化艺术魅力和技艺的传承发展，另一个方面深入揭示民族传统工商业者在中国儒家文化熏陶下形成的商业精神和民族精神。电视剧中的民族传统工商业者，他们骨子里都有着中华传统美德，“他们认为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6]。新世纪电视剧所揭示的民族传统工商业者的商业精神与民族精神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是器物商贾类电视剧中主人公身上的鲜明特点之一，这种自强不息首先体现在主人公身处逆境、甚至困窘至极时倚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的顽强，如《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儿时的他以流浪要饭为生，如果不是周掌柜的救助收留，他或许已冻死在雪夜中。但这样的他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明朝皇帝朱元璋也曾是乞丐的故事激励自己，相信只要努力，一定可以改变困境。在周掌柜的染坊，他从主动帮客人送货做起，帮周家染坊增加了好口碑，同时想方设法从刘师傅处学习染布的手艺，终于将染坊的生意越做越大。如果不是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始终努力，昔日流浪的小乞丐也不会成为日后大华染厂的创办者。

其次也体现在他们面对社会对商人群体、对自己的技艺表露蔑视时的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如《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他在参加科考途中所坐马车出了问题，以致迟到，在场考官因此非议“山西的民风全是重商之风给败坏了”。乔致庸则大胆反驳，从圣人曾言“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商人可以沟通南北货物且缴纳税款等几个方面，说明重商之风大兴是“富国强民的重要一环”，在督查学政的钦差面前为山西商人争了口气。也正是拥有这份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勇气与智慧，每次在遇到商业困难时，乔致庸都有魄力去抵押乔家店铺来力挽狂澜并开拓新的商业渠道，最终实现了他“汇通天下”的宏图大志。

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器物商贾类电视剧中主人公在困境中发奋图强，在面对权贵的指责时不卑不亢，正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写照。

（二）信誉仁德

信誉乃商人立足之本，“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当中，只有信的含义古今没有大的出入，信就是诚信。儒家学说认为信是人之本，轻诺寡言历来为君子所不耻，所以才有一诺千金之说。”[7]新世纪中华器物商贾类电视剧所突出强调的是信誉仁德，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要“轻利重义”，与人们一般印象中的商人“重利轻义”有所不同。如《经纬天地》中，尚达志经营的尚吉利因小人作梗，没法如期完成按约应交付给颜老板的一千匹云织，可能因此失去辛苦建设起来的机房。手下的伙计从外面买来了廉价的菜叶绸，试图以次充好。菜叶绸和云织外观相似，连尚达志和他的父亲第一次见到时都没能分清，若是将三十匹菜叶绸混在九千多匹云织中，应是极难分辨。然而，尚达志还是选择向颜老板说明真相，他说，“机房没了可以再建，良心没了，找不回来”。颜老板为他的诚信打动，认为他是可靠的商业伙伴，非但没有责怪，反而愿意与他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而《经纬天地》中尚氏父子在世景街卖绸处处碰壁时，秦家少掌柜秦少杰对他们的热心帮助，也并非出于私利。

新世纪中华器物商贾类电视剧对信誉仁德经商理念的强调，与创作者特定的创作意图有关。《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在谈到这部戏时曾说：“我们的商业精神应该是儒商精神。我希望通过《乔家大院》能让经商的人找到一种精神归宿，把传统的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谦让、与人为善这种商业美德得以传承和弘扬”[8]。可见，此类电视剧作品中突出表现的信誉仁德、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还应“重义轻利”的经商理念，体现了创作者想要倡导的商业精神和商业道德。

（三）心怀天下

新世纪中华器物商贾类电视剧中的故事背景多为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恰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这就使得中华器物技艺的传承和民族工商业者的个人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在这类电视剧作品中，商人或技艺传承者的心怀天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对中华器物或自己生产的其他商品充满信心，敢于与外国产品一较高下。《经纬天地》中，尚达志在卓先生的帮助下将自己新研制的花旗送到美国参展，花旗在美国的获奖为他们出售这一本不为人知的新品种打开了销路。《大染坊》中，在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时期，陈寿亭拒绝与日本商人合作，并不惧怕与之竞争，抵制日货的倾销。尚达志和陈寿亭都没有在外国商品商人面前露怯，而是相信自己产品的质量或艺术文化魅力，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出了有利选择。

其二，在国家需要抵御外敌时慷慨解囊，提供物品或资金支持民族救亡图存的运动。如《乔家大院》中，正值清朝频频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时期，乔致庸曾几次向朝廷捐银。《大染坊》中，陈寿亭将窄幅布免费提供给“五四”运动中上街游行的学生做横幅使用，在支持“五四”运动的同时也给自己的“飞虎牌”打了广告。日本即将攻陷济南时，陈寿亭命人炸掉染厂，黯然神伤，也体现了他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心。

其三，致力于提高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恩泽天下。《大盐商》中致富后的吴冀鹏心怀所有盐商，把自流井最好的山匠师傅和画工召集起来，出了一本名叫《盐法志》的书，把易三师傅留下的所有图纸和工具包括偏肩都画了进去。他不仅不在意同行与其竞争，而且希望通过此书大家能够共同致富。作为一名商人，其胸怀之宽广实在令人钦佩。

虽然身处于民族国家的风雨飘摇之际，民族工商业者仍然对自己的产品和文化充满自信，对国家命运充满关心，反应了国民关心民族国家命运、拥有民族自信的民族国家形象。

由于中华器物本身的文化魅力，表现中华器物商贾题材的电视剧本就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展现。新世纪中华器物商贾类电视剧作品中所突出表现的中华器物积淀的艺术美、技艺的传承发展，和清末民初中国商人自强不息、信誉仁德、心怀天下的精神特质，在表现器物文化和民族工商业发展历史的同时，向观众展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精神，从器物商贾文化的角度，表达了中华文化必将传承不息的民族国家想象。

[1]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

[2]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页。

[3][美]约翰·菲斯特：《电视文化》，祁阿红、张鲲 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4]吕晓军：《〈大瓷商〉里的吴子牛》，《大江周刊（焦点纪实）》2008年第12期，第22页。

[5]许明：《从纯粹形而上的建构到对审美器物的重视——中国美学的突围》，《理论学刊》2012年第9期。

[6]彭浩：《晋商七大家族的博弈》，中国三峡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

[7]腾贞甫：《儒学笔记》，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8]马智：《胡玫：我在呼唤一种盛世情怀》，《大众电影》2005年第19期，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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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6-08-15

彭苗，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田晨，南京大学文学院艺术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新世纪中国电视剧与民族国家想象》文章，项目编号10BC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