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宽还是挖深？——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选修课《曹禺研究》启示

杨 智

拓宽还是挖深？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选修课《曹禺研究》启示

杨 智

对于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其选修课调整一直是专业课程改革的风向标。如何调整？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专业课上“拓宽”，完善和补充专业课程体系，搭建完整的专业知识框架；二是在专业课上“挖深”，立足“人的戏剧”理念，以理性启蒙开启学生心智。

曹禺研究；“人的戏剧”；理性启蒙；开启心智

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专业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方式以及其主干学科均有较大变化。这其中，带来显著变化的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中专业主干课程虽有改变，但改变最大的是专业选修课程，且这种改变在综合性大学中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而专业选修课程变化带来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值得肯定的地方与需要商榷的问题，都是值得业界关注和探讨研究的。因此，对其可行性、合理性进行论证，对其在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探讨研究，应是当务之急且十分必要的事。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改为艺术类招生后，该专业在各大院校纷纷涌现，总的说来主要有两类院校开设这个专业，一类是艺术类院校，一类是综合性大学。艺术类院校的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侧重培养技能型人才；而综合性大学因为大都在文学院开设，该专业在强化学生文化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注重对综合素质的培养。这就使得二者在选修课改革的方向上有所区别，笔者拟以后者为基础，结合选修课《曹禺研究》开设教学，对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选修课改革做出讨论。

一、“人的戏剧”：《曹禺研究》作出最好诠释

《曹禺研究》是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本科阶段开设较早且相对成熟的一门课程。南京大学甚至将这门课作为戏剧戏曲学硕士生入学后，为强化学生的本科阶段学习作为”恶补”专业知识增进的必修课程。这个做法很明白，一是同一门课，硕士生阶段跟进的内容要比本科段深；二是学生来自戏剧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甚至法律学等不同的专业。即便都来自戏剧影视戏剧文学专业，但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自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还没有一届戏剧戏曲学硕士生均来自本校），他们在本科段并不一定都上有《曹禺研究》这门课程。

南京大学的这种做法，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曹禺研究》这门课在专业课程中的重要性及不可替代性。笔者在此并非就其重要性展开讨论，因它已成公认的事实，不需要讨论。笔者要探讨的是这门课自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如何开设及跟进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有关“人的戏剧”一直是业界重视且认真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曹禺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是这门课能以曹禺的戏剧作品作为研究样本，以“人的戏剧”为标杆，采用中西比较的方式，理论与史实跟进相结合，横向打通中西方戏剧，纵向拉直中国古典戏曲与现当代话剧。

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戏剧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以及戏剧文化的“文”与“用”这三个问题最为关键。而对这三个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历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非为其他，而是研究者站的角度、依据对象、看待问题态度存在差异。曹禺以“《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划时代的、经典性的戏剧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造成的巨大影响，非常有力地、无可辩驳地回答了上述三个问题”[1]。曹禺戏剧能够回答这三个问题，最核心之处莫过于其作品属于“人的戏剧”。

在《现代戏剧与现代性》一书中，胡星亮对何谓“人的戏剧”这样解释，“它是一种作为精神主体的人所创作的戏剧，是一种用来表现人、体现人文关怀的戏剧，也是一种与人进行情感交流、精神对话的戏剧”，“人的戏剧”在关注和描写人上可分作“现实生存、价值原则、终极关怀”三个层面[2]。“现代戏剧是‘人的戏剧’，它站在人道主义和人的全面解放的立场，更重视人的生存、生命和命运，更重视人的情感本体和人性深度”[3]。以“人的戏剧”审视我国现当代戏剧，曹禺戏剧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作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作品和人生经历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审视他的作品，追溯其创作的影响源，可以清晰看到我国现代戏剧艰难的探索之路。

显然，南京大学等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之所以开设《曹禺研究》这门课程，或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笔者任教的广西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自2011年改艺术类招生以来，增进这门选修课程，主要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在五届学生已上《曹禺研究》这门课反响来看，学生反响良好，也成为每届学生必选且最受欢迎的选修课之一。《曹禺研究》在广西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作为艺术类招生后选修课课程改革的切入口与突破点，该课程最大亮点何在呢？

以曹禺的“四大名剧”讲授为例。从《雷雨》《日出》《原野》到《北京人》，尽管《雷雨》被誉为中国现当代戏剧的一座丰碑，但从戏剧创作及类型来审视，曹禺早期这四部戏剧不仅实现了从悲剧到悲喜剧的进阶，而且可以看出曹禺戏剧创作的不断成熟过程。诸如这四部戏剧的女性人物形象，对于曹禺本身来说，从繁漪、陈白露、金子到愫芳，可看出其对“人的戏剧”之理解逐渐清晰与深刻。自2011年起，笔者有幸在广西大学主讲这门课程，并将这四部戏剧分两讲展开。第一讲比较分析《雷雨》《日出》在主题意蕴、戏剧结构上的区别，并引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以西方悲剧的视角来衡量曹禺戏剧作品，从中可以窥见其对西方戏剧作品的学习和融入。还有梳趴剔除，对曹禺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剧作家如易卜生、契诃夫、尤金·奥尼尔等人一一进入讲授课程的视野。在讲授易卜生等人对曹禺所产生的影响之前，笔者先重点介绍这几位剧作家的创作特点、在戏剧史上的地位等内容。

这种讲授在课堂产生了较好的效果。通过这类“引出”与“联想”，不同程度激发了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与求知欲。通过对西方现代戏剧史上重量级戏剧家的分析，学生可以进一步强化对西方戏剧史的认识，进一步掌握西方现代戏剧的创作情况和戏剧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戏剧”美学特征。与此同时，学生能进一步追问，西方戏剧是如何能对青年时代的曹禺产生影响，以及“一度西潮”对年轻的剧作家曹禺有怎样的影响。

在“一度西潮”中，西方现代戏剧理念因“五四运动”得以彰显与传播，使得“在西化的大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引进了西方的现代剧场，特别是当日在西方尚在盛行的‘写实剧场’，更成为中国的现代剧模仿和学习的对象，于是产生了以貌似写实为主流的中国的话剧运动”[4]。既有“一度西潮”，课堂讲授就不可忽视“二度西潮”，即八十年代以现代剧为主流的话剧运动。将这两股思潮比较，则需要针对这两个时期戏剧史上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包括比较分析田汉的戏剧创作，80年代高行健的戏剧探索等关键时段剧作家的主要创作现象，以及这两股戏剧创作思潮其实也是两股文艺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之争及其现象，以及“现代主义”中“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名词等等，需要深入浅出地一一将这些内容讲授开来。对于现代戏剧理论及中外现当代戏剧史，这些内容也是应该了解掌握的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尽管有关戏剧理论问题之前已在文学理论课上有所讲授，但如今放在《曹禺研究》这门课上重新作出讲解，学生普遍反映有了“鲜活”认识和重新理解。

实际上，曹禺的戏剧作品还不止受到西方戏剧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些影响源中戏曲尤甚。这又涉及到曹禺戏剧作品中哪些方面受到传统戏曲的深刻涵养，而现当代话剧与中国古典戏曲之间的关系，话剧发展之渊源、古典戏曲发展之脉络以及二者之间复杂的关系等等，就从另一层面进入授课当中一一进行评判。从中国现当代话剧的发展情况来看，戏曲能否从中获得启示并用于自身的现代化探索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这些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学生“纵向拉直”中国戏剧史的脉络，把《中国戏曲史》《中国话剧史》所学知识加以消化与运用。这样一来，《曹禺研究》这门课也就拓宽与加深了，其内容的延展与主题开掘显而易见。至此，《曹禺研究》等戏剧学选修课在将戏剧作品、戏剧史、戏剧理论“串”在一起作出讲授的同时，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冀以通过选修课改革达到专业的“纵向拉直”与“横向打通”的教学目的就基本达到。

对于广西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曹禺研究》放在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应该来讲供大学三年级学生选修这门课比较合适。这门课整合了《戏剧名作导读》《影视名作导读》《中国戏曲史》《中国话剧史》《外国戏剧史》等多门课程的知识，将学生前两年所学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使学生所学知识成体系化。这种整合过程，在对学生进行戏剧启蒙的同时，一定程度又在最大限度地让授课不流于单纯的知识讲授及常识性的知识点介绍。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也是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改革选修课试图达到的效果之一。其目的是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增强他们的思辨能力，对他们今后的人生有所启迪。这也是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教学改革的题中之义。

二、“拓宽”：搭建完整的知识框架

当下，业界普遍认为，作为专业必修课的延展，专业选修课要起到搭建知识框架的桥梁作用。对于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这种知识框架的搭建不同以往，看似多实则杂，这种知识框架应当是纵横交错，却又是开放包容的。具备这样的知识体系的学生，他的可塑性很强，在适应市场需求、灵活运用综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等方面的能力有很大潜力。这正是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所期待培养出来的学生。反过来讲，人才培养模式转型也为从深层次构建学生的知识框架提供契机。

近6年来，广西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从整体来看，知识框架的搭建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精读剧本。作为文本解读的基础，大量阅读剧本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阅读剧本学生可以理解剧中的精神要义，从点滴处积累人文素养。《曹禺研究》作为给大二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剧本的阅读应当是学生在大一就已经完成的基本功课。大二阶段开设这门课程，能够激活他们原有的知识储备和人文素养。《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剧作在这个阶段对学生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特别是《雷雨》，在大一的专业必修课《中国话剧史》上，已对学生提出精读的要求，每个学生必须针对剧作逐字逐句地解读并撰写读书笔记，故而对这些经典剧本的内容学生基本能够做到掌握剧情、把握细节、体会内在意蕴。而在《曹禺研究》这门课中，对剧本的解读不再停留在具体情节分析层面，而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解读。具体说来，对曹禺剧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无论是繁漪、陈白露亦或是金子、愫芳，在授课过程中，她们已经不再是单个的女性形象分析，而是彼此之间串联起来讲解。在这个串讲过程中，曹禺的女性观逐渐浮现，这种肯定女性由蒙昧中醒来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观是与上文提到的“人的戏剧”相契合的。也正是通过这种解读，让学生对曹禺戏剧的理解不再仅仅停留于表层的人物性格分析和情节结构解读，而能够深入把握住戏剧精神的核心，这对于让他们深层次理解戏剧明显具有启发意义。此外，对戏剧结构的分析上，在授课过程中也不同以往的“单打一”，而是更加注重通过比较来判断每个剧本的价值。比如在《雷雨》《日出》两部戏中，注重引导学生去比较分析这二者在戏剧结构上的区别，从而让学生明白，不同戏剧结构的文本所传达出的戏剧效果是不同的。

第二，以史为轴。对史的学习历来是学生不太感兴趣的地方，而很多史学课程的教学更侧重对典型作品的分析而不注重对史学脉络的梳理。仍以《曹禺研究》为例。《曹禺研究》这门课程虽然是有关曹禺的个案分析，但是其立足点在于搭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授课过程中，通过对曹禺其人和作品的分析，可以让学生把握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发展走向，以点及面加深对中国现当代戏剧史的理解。这比之以往的纯粹的史学教学，就多了一份灵动与联想。比如，在对曹禺建国后的戏剧走向分析时，笔者在把握他的戏剧精神消褪这一特点，结合“十七年”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状况，从“主动改造”与“积极跟进”双重思想诉求下导致其“人的戏剧”力量的弱化，进一步讲到“社会主义教育剧”的产生与时代背景，以及这一戏剧背景下造就出的八个“样板戏”，阐述这八个“样板戏”是“社会主义教育剧”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史为轴，通过对比曹禺建国前后的作品，以及曹禺的作品跟“样板戏”之间的区别，学生能够相对清晰地感受到曹禺建国之前作品所具有的生命力，以及“社会主义教育剧”和“样板戏”的历史局限性及其“非人化”戏剧特征。这样，通过具体戏剧作品与社会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授课，就“串”出学生对课堂教学涉及内容更为明晰与深刻的认识。这种认知与《中国话剧史》重戏剧史实的阐述不同，它能够以历史为轴线融入到具体的作品中，以作品的解读来还原和深入理解历史的深层内核。

第三，理论学习具象化。文艺理论的学习对不少学生来说常常具有乏味性。在教学改革之前，该专业曾开设《中国电影理论专题》等选修课程，如同国内综合性大学开设这门课一样，《中国电影理论专题》以“百年中国电影理论”为主要传授内容，节选中国电影史上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包括郑正秋、黄佐临、谢飞等等一系列电影人的观点，加以讲解与教授。笔者曾在其他高校讲授这门课程，在具体授课时，学生或接受老师讲解，或直接阅读第一手文献资料，通过阅读来总结归纳各家之言。这也是在这门课教学中，国内同行普遍推崇的一种教学方法。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果学生没有联系电影史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来阅读的话，对文献的解读会存在偏颇现象，也或多或少存在困惑。当然，对本科生来说，专业理论学习是必要的，训练原始文献阅读的能力也是可行的。但是，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时，如何让学生能够从宏观上对所学内容有所把握是首选。也就是说，《中国电影理论专题》在让学生阅读原始文献之前，应当先理清中国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树立学生对理论的基本观点，而深层次的文献阅读可以是少部分感兴趣的同学自主学习，也可以留到研究生阶段去培养。否则，学生至少会因兴趣不足等问题，对这门课学习有所抵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活他们的学习热情，让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获”，是选修课调整与改革的重要环节。这方面，《曹禺研究》这门课程的开设提供了借鉴与帮助。《曹禺研究》整门课程所传导的是将“人的戏剧”作为戏剧最重要的评判标准之一，这与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的知识讲授密切相关。而提到现代化进程，课堂还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就是“现代性”。

何谓“现代性”，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所谓“态度”，福柯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举止的方式……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5]。按照福柯的这种解释，“现代性”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审视文明变迁的现代结果，着眼于从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属性，把握“现代”应有的时代意识与精神。具体到当代戏剧，董健与福柯的观念是相一致的，董健将戏剧“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概括成三点，一是它的核心精神必须是充分现代性的，二是它的话语系统必须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相一致，三是它的艺术表现的物质外壳和符号系统及其升华出来的“神韵”必须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追求[6]。以此解释现代性，对于本科生来说，如果单纯从理论切入显然超出了其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在课堂上把它与具体的戏剧作品结合分析，就可能达到深入浅出、学生也喜闻乐见的教学效果。

仍以《曹禺研究》这门课为例。《曹禺研究》以戏剧比较学方法将西方戏剧纳入视野。就戏剧类型而言，曹禺的《原野》是最接近西方悲剧的作品。这就涉及到什么是西方的悲剧，《原野》是如何体现西方悲剧的等问题。笔者结合《原野》《俄狄浦斯王》等剧本展开讲授，引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比较《原野》《俄狄浦斯王》这两个剧本在阐述“悲剧”概念上的相似点和共性，使“悲剧”这一概念由抽象理论转化为具象作品分析。同时，在课堂将这一做法延伸，比较分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与鲁迅的悲剧观在学理上的联系与区别，并分别比较分析《赵氏孤儿》《原野》《俄狄浦斯王》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课堂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后，学生能够通过作品去理解把握相应的理论，这样课堂教学便“生动”起来，枯燥乏味的理论知识可能成为强化具体戏剧文本学习的拿捏“抓手”。

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后，其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研究型改为研究型、复合型二元并举。其实，这在教学中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生综合能力的体现不仅是具备多方面的技能，更是具备复合型思考能力。这就要求课程改革体系不能仅靠单纯搭建知识框架、增删教程科目解决问题，而应注重知识思辩与学理思考，注重触类旁通与整体能力的提升。

三、“挖深”：以理性启蒙开启心智

在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选修课改革如果仅仅依靠知识框架的完整搭建，显然是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搭建完整知识框架只是选修课程改革的浅层意义，深层的意义在于以理性启蒙开启学生心智。

所谓理性启蒙，是指“将人的精神从非理性的愚昧、黑暗中解放出来，使之融入现代文明，做一个独立自主、个性健全的现代人”[7]。“理性启蒙”具体到戏剧教学与创作，“人的戏剧”可作为其标尺及主要评判标准。在选修课的教学过程中，诱导学生站在理性启蒙立场审视戏剧作品，学生能够站高望远，能够在课堂掌握完整知识体系的同时，从心智上受到启发而摆脱蒙昧。前者是选修课调整的前提，后者则是选修课改革的目的。

在选修课教学过程中，如何以理性启蒙开启学生心智，是笔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本文结合《曹禺研究》中的具体教学谈几点感想，冀以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勉。

其一，感性体验，激活学生的兴趣。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本科专业改艺术类招生之后，学生对专业的兴趣整体增强，但是文化底蕴则相对薄弱。要达到选修课改革的目的，主要在于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前提是要不断加强对既有教学方法的提升与改进。既往学生对课堂需求无外乎两点，一是教师讲授的内容是有趣的，二是教师讲授的内容是自己需要的。对于前者，不能依靠插科打诨式的教学吸引学生，这样实际起到的效果较为短暂，因为它不能成为持续吸引学生的内在动力；对于后者，教师授课的内容十分关键。在选修课教学过程中，如何持续激发学生对专业的浓厚兴趣，是实现教学目的关键环节。

以曹禺戏剧《雷雨》为例。一般看来，曹禺创作《雷雨》这样的经典剧目已有大半个世纪。对于综合性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绝大多数本科生来说，在上《曹禺研究》这门课时，《中国戏剧史》已经上完，再在课堂进行讲解，内容再新，无异于“旧瓶装新酒”，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广西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在选修课改革的过程中，将《雷雨》作为专业学生每年上演的保留剧目呈现舞台。这样，《曹禺研究》课在课堂讲授之前，学生均观看或上演过《雷雨》剧。这对学生来说，无论是同窗上演或自己亲身参加这部戏的排练与演出，都是一次很好的“感性体验”。这种“感性体验”心得能够强化他们对作品的感性认识，及其对作品的内在品质深入把握。与此同时，《曹禺研究》在讲授曹禺建国后的戏剧创作时，涉及到“样板戏”这一部分的内容。笔者曾将彭德怀与浦安修在文革期间的遭遇这段史料摆出来，通过讲述二人在“文革”的遭遇，引发学生对“文革”期间人们遭际的命运的深层认识。事后看来，这多少也是一种感悟式的审美体验，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文革”戏剧及“十七年”戏剧，以及这些戏剧创作模式化及政治理念化。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常常被激发出来。

其二，理性分析，启发学生心智。在《曹禺研究》课的具体教学中，笔者认为，仅有“感性体验”远远不够，还必须激活他们的“理性分析”，即让他们充分认识戏剧作品、戏剧史和戏剧理论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启发心智的效果。“理性分析”如果从理性启蒙和现代性入手，对作品、史实和理论进行把握，注重强调戏剧的本体价值和人文关怀，那样，可能会整体提升学生的理性认识。仍以《曹禺研究》为例，这门课中涉及到的戏剧作品大都经典，课程探讨的剧作包括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四大名剧”，易卜生的《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四大名剧”，以及契诃夫、尤金·奥尼尔等戏剧名家的代表作，同时涉及到包括《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文革”样板戏在内的表现形式上的经典剧作。它们都有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其他戏剧无可替代的存在价值。《曹禺研究》将它们捏合在一起，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和主题分析，同时站在理性启蒙和现代意识立场予以观照。这对学生来说，在让他们获得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也是一个对他们有关人性观照、人文关怀精神树立与培养的过程，是对他们精神层面的启蒙。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专业选修课的学习。在我国现当代戏剧史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一直推进着整个戏剧现代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出现了欧阳予倩、田汉、曹禺等一代戏剧名家。青年时代推崇唯美主义戏剧创作的田汉、欧阳予倩，后来一个成为“文坛斗士”，一个走上“学院派”戏剧创作道路，二人后来均成为现实主义戏剧创作大师。年轻时的曹禺一直立足于“人的戏剧”创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铸就了中国现代话剧史四座丰碑。三人创作道路不同，创作理念也存在差异，但戏剧“启人心智”的创作目的相同，结果可谓殊途同归。对于这些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上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站在理性启蒙立场进行课堂分析，学生在深切体会到一代名家的创作不易，以及准确把握戏剧思潮走向与流变的同时，自身的心智也在启蒙。这种“启蒙”，也是一种理性启蒙。

综合性大学选修课的调整与改革，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能与否，无论是强力推进教学模式的变革，还是通过完善教学体系、搭建教学平台，达到以理性启蒙开启学生心智的教学目的，结果最终都要落实到教学培养目标能否实现这一环节上。条条道路通罗马，从这一点上看，改革教学方式不是目的，能否实现教学目标才是要义。

[1]董健. 《董健文集卷一·戏剧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439页。

[2]胡星亮．现代戏剧与现代性[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1-3页。

[3]胡星亮. 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1949-2000）[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1页。

[4]马森. 中国现代戏剧的两度西潮[M]. 北京：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初版，第19页。

[5]转引自：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89页。

[6]董健．戏剧与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8页。

[7]董健 、胡星亮.中国当代戏剧史稿[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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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

杨智，广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戏剧戏曲学博士。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2015JGA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