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一曲“侠义”终结的悲歌

时间：2024-05-20

董首一

《老炮儿》：一曲“侠义”终结的悲歌

董首一

摘要：电影《老炮儿》反映了侠义精神在当下社会的生存困境。有法制进步迫使游侠群体不得不结束自己以江湖规矩作为“法外之法”的特权，又有经济社会带来的观念变化对侠士义气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有信仰坚守的游侠群体面对信仰失落的平庸现实时遭遇的困惑和无奈。《老炮儿》虽然是一曲侠义精神的挽歌，但同时也是侠义精神涅槃的序曲，这种新的侠义精神必将出现，必将以新的方式继续提振着中华民族无限崇高的正义精魂。

关键词：侠义精神；当代法律；经济诉求；平庸人格

“游侠”是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群具有特殊气质的人群，他们在“义”的驱使下去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具有“慕义”、“重气”、“轻死”、“修名”等人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自由”和“正义”的化身。①他们是一群游离于主流价值观念之外的一群自由人，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一套不成文的处事规则。他们“慕义不苟”、“重气轻死”和“修名自励”的人格特征，与传统儒家思想价值观相比，具有一种阳刚凌厉之气，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一朵激昂的浪花。虽然历史上游侠的这种凌厉之气激励了无数后世之人，但不能否认，随着时代的变迁，游侠精神处于生存的困顿之中。电影《老炮儿》正是一曲关于这种困惑中的侠义精神的挽歌。剧中的“侠义”行为、江湖规矩在新一代的年轻人看来就如一位可笑的“大众表演者”，只会招来不屑一顾的嘲笑。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仅凭双拳打抱不平，在时代变迁面前，侠义精神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老炮儿们也只能空守以往的信仰，并感到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侠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困顿的原因可作以下分析：

一、江湖规矩与当代法律之龃龉

历史上，侠有着自己的行事规则。最早可以上溯至战国时期的“墨侠”。按照墨家的规定，墨者必须服从钜子的领导，并将自己的组织纪律置于国家法律之上。比如，钜子腹朜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须坚持按照“杀人者死，伤人者刑”②（《吕氏春秋·去私》）的“墨者之法”判处其以死刑。同时，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也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若行不通时宁可辞职也不苟且。虽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及游侠受到严厉打压，但后世游侠仍像墨家一样在自己的群体中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或者“江湖规矩”。

《老炮儿》中作为江湖侠客的“六爷”自然遵循着这些江湖侠规，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一码归一码”“合情合理”“讲规矩”等。他不仅以江湖规矩约束自己，而且还要求别人。当小偷把别人的钱包偷走后，他要求小偷要把别人身份证寄回去；当别人问路不礼貌时，他也会用江湖的口气来教训他们。同时也像战国时的墨侠一样，在“六爷”心中，江湖规矩也是大于一切，甚至大于法律的。灯罩无照摆摊，与民警发生争执，并砸了民警车灯后，虽然“六爷”运用江湖规矩谴责了灯罩的过失，但同时也将江湖规矩用在执法的张队长身上（要张队长对其扇灯罩一耳光的行为给个说法——且不说张队长做的正确与否），最后他替灯照在张队长脸上狠狠地拍了两个响亮的巴掌，按他的说法这是“一码归一码”“合理合法”。最典型的是“六爷”在处理自己儿子被绑架的事上。“六爷”的儿子张晓波嗅谭小飞的蜜（追谭小飞的女朋友），被谭小飞打了一顿，之后张晓波就划了谭小飞的车，最后被谭小飞扣押。“六爷”认为儿子追别人的老婆是“不仁”，而之后又划了别人的车是“不义”，并找按照江湖规矩讲道：“自己惹的事自己圆，自己圆不了的他爹给他圆。”而不接受话匣子报警的建议。（话匣子讲道：“划车至多拘留15天，而私自扣押要最低判三年。”）在他看来，江湖规矩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求助法律是无能的表现。

其实，对“江湖规矩”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历来都充满争议。韩非认为“侠以武犯禁”③，对侠进行贬损；然司马迁却认为“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④，对其充满赞美。但对侠“犯禁”的对与否，我们必须辩证来看。明人陈子龙说：“人心平，雷不鸣；吏得职，侠不出。”认为吏治的昏暗，是导致社会黑暗和不公的主要原因，而游侠正是在面对这种以强凌弱、贪赃枉法公行的黑暗现实时，才郁起心中不平之气，继而擎起掌中之剑，代削天下之不公。陈继儒很赞同这个观点，在为洪世恬《侠林》一书作的序中特为引用，并进一步讲道：“贫贱非侠不振，患难非侠不脱，辟斗非侠不解，怨非侠不报，恩非侠不酬，冤非侠不伸，情非侠不合，祸乱非侠不克。”⑤在他看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官府所不愿或不能解决的，甚至官府还会造成上述种种不平现象的不断出现及进一步恶化。因此，他认为世道需要游侠存在，需要这种发外之法的“私力救济”。“六爷”这批“老炮儿”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在其一生中，先后经历过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混乱时期。当时治安较乱，法制松弛，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这种“法外之法”的存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完善，侠士们的这种特权也必须被“没收”。“侠义与否取决于主观上的判断，这种主观性因人而异，表现出来的行为也不大相同，因而破坏法律的往往是实现侠义精神而实施的行为。”⑥从法律逻辑上来讲，游侠的“江湖规矩”与现代法律毕竟道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其在本质上是与现代法律的价值相抵触的。法制健全的社会是不允许法律之外的力量随意插手，特别是不允许“法外施行”的行为方式。江湖规矩与现代法律的关系在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悖论，这种悖论就是：侠为了维护“正义”，实际在破坏正义。最后“六爷”也明显感到自己江湖规矩的局限性，他在扳倒贪官谭耀军时也不得不采用法律的武器。

二、侠士义气与当今经济诉求之矛盾

中唐时，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讲道：“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以然诺许人，必以节气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⑦这里指出了游侠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慕义”。然而，游侠所认为并执守的“义”并不完全等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义”，而是截取其见宜当行、无所规避的一面，并将之推到极致。墨家的钜子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当楚国阳城君国被楚肃王收没，为其守国的孟胜认为其受阳城君托付，却无法守其属地，责任在已，必须一死。弟子徐弱劝他，说如此死法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还有可能使墨家损失惨重，甚至酿成“绝墨者于世”的悲惨后果。但孟胜认为，他与阳城君交情深厚，如果不死，那么恐怕将来会没人再信任墨者。为维护墨家信义，他毅然赴死。徐弱受其感召，先以死除路，其他一百八十三个弟子，也在此后相继自杀。以通常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显然不可思议，但在侠者看来，这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在侠客看来，为了“义”，死都不避，何况钱财。虽然，后世游侠没有这么极端，但他们仍然看重朋友义气，轻视金钱，有着李白“千金散尽”的豪气。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近现代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大改变了人们既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经济社会的到来，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加强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联系；但另一方面也侵蚀着人们既有的信仰观念。在经济社会中，物质成为新形势下人们的主要追求对象，同时也成为衡量人们成功的重要尺度。在这样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传统的伦理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而逐渐被新的经济利益关系所取代。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一下子失去了既有的精神归宿（尽管这种既有的精神归宿是一种畸形的政治性精神归宿）而快速地投进经济利益的怀抱。经济对人的这种异化使人唯物质是从，金钱至上成为人们主要的价值观念，由此衍生出享乐、腐败等社会现象，“江湖义气”作为传统伦理观念的一部分，也显然被新时期“异化”的人们丢进历史的长河中。在时代面前，“六爷”显然是落伍了。他只沉湎于往日的侠义伦理而毫不关注当下社会，特别是不关注经济引起的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这是他被经济时代所抛弃的根本原因。面对他的侠士义气，甚至自己儿子也不能忍受，说他整天晃荡不务正业，对他“打架”深表不满。当他找到儿子被拘的地方，面对一帮官二代富二代，也即所谓的“三环十二少”这些年轻人，“六爷”的“义”更是受到极度的嘲讽。他们虽然也像“六爷”年轻时那样天不怕地不怕，但他们没有老一代的江湖义气，更没基本的人伦道德，他们眼中只有钱，只有名车，只有女人。黑脸儿作为官二代谭小飞的走狗竟然向作为长辈的“六爷”拳脚相加，可以看出“六爷”当时尊严受损时的愤怒、尴尬和无奈。他们是一批在新经济形势下催生出来的“玩世者”，只有“利益”的结合，不懂何为“义气”，是“遇到事都躲掉”的纨绔子弟，与他们谈“规矩”谈“义气”只能是对牛弹琴。

不仅“六爷”的敌对方不讲“义”，就连“六爷”兄弟们的“义”也逐渐被经济利益所腐蚀。为了赎回小波，凑够修车的十万块钱，“六爷”不得已向以前的“兄弟”们借，但几乎都以各种借口回绝了。这里面当然有各自生活的困苦和无奈，但主要是社会风气变了，大家已经主要向“钱”看了，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有难同当，有钱同使”的袍哥意气了，最起码说大家对袍哥意气看得轻了，而转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了。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六爷”向洋火借钱的一幕。“六爷”去借钱，却嘴上否认，不明说借钱（这也可理解为北京老炮儿们的“江湖规则”）。洋火儿料定他遇到什么难处了，但他作为商人，忙于应酬，不想为在这为“兄弟情义”浪费太多时间，于是就直接拿出钱让他“救急”，并说自己生意忙，下次有什么事提前向秘书那预约，以防扑空。“六爷”认为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尊严，把自己当成要饭的了。从整个剧情来看，洋火儿其实不坏，具有为兄弟两胁插刀的“义气”，但是时代变了，洋火儿的身份也变了，他现在是商人，他的主要事业和目标是“赚钱”，而不再是和兄弟们喝酒、扛大刀“茬架”，不再是仅仅追求一个江湖的“义”。

经济社会是一个讲求效率的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相对简单的社会，它使人与人之间的组织结构变得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人情味，而是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人际社会，并同时并促使人们对成功观念进行改变。“六爷“仍秉着江湖义气，“特立独行”，与众不同，怀念和赞美过去的辉煌，慨叹人心的不古，这种行为就连自己的儿子、“兄弟”们都接受不了，何况是比自己晚一代的对手呢？在经济社会中，这种“义”只能被当作一个另类被边缘化。

三、信仰追求与平庸现实之冲突

造成“六爷”悲剧的最深层原因是现代社会的平庸现实造就的平庸人格对以往信仰的冲击。游侠行为是侠客们的一种理想追求，甚至是信仰。罗宗强先生在谈到唐代社会时讲道：“（唐代）处于历史上又一个繁荣时期的地主阶级，精力充沛，充满自信。它的一部分成员，须要借助各种方式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慨，建功立业是一种适宜的方式，任侠也是一种适宜的方式，而且是一种更容易做到的方式。诚然，勇决任气、挥金如土、扬眉吐纳、激昂青云的非同凡响的行为与气慨，在初盛唐之前和之后都有，但被当作高尚的行为，光荣的标志、时髦生活方式而受到皇室、将相、权贵、士族、豪富子弟如此普遍的崇尚，则是罕见的。它是处于繁荣时期的地主阶级的理想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⑧岂止盛唐如此，历朝历代都有这么一类人，他们把行侠看作一种“高尚的行为”，是他们在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追求。侠士助人，仗义疏财，一般不重金银，他们渴望以修洁高尚的志节，自立于人世。历史上很多侠客在忠信不可两全的情况下选择自刎，以保名节（如鉏麑刺赵盾事），实在可歌可泣！从侠客自身来讲，他们这种侠义行为是践行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获得“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的心理满足的重要方式。

“六爷”作为一位侠者，他有侠者共同的信仰，即“立节操，以显其名”或“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六爷”的仗义行侠不带任何利益目的。城管要拖走小贩的车，小贩不肯，城管打了小贩，六爷来救场，花了自己三百块钱了事儿，最后还帮小贩还了城管耳光。他见到乞讨的女大学生，虽然自己为了儿子晓波的问题正愁着呢，却仍拿出200块钱给了她，并说：“如果你是真的，我就当给自己积德了，如果是假的，那我也认了！”甚至到后来，这女孩给他写信表示感谢，他竟然不知道这信是谁来的。支撑他有这种行为的内在动力就是侠士们的信仰追求，即“立节操，以显其名”，“不患年寿之不永，患名之不立”。

但“六爷”的悲剧在于他面对的是没有信仰的平庸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凡是带有信仰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当作“疯子”，受到嘲笑。他的侠义理想在现实中同样如此。当他以自己的理想作为行事规则，向官二代小飞“宣战”时，一群年轻人挖苦他说：“大叔，你太搞了吧！”，一句话便解构了他的信仰大厦，而见不到他理想中侠士之间的“惺惺相惜”。在现代社会中，有多少有信仰的特立独行的人都被“你太搞了吧”这句话给轻松瓦解。他类似于堂·吉诃德的悲剧，用周作人的话讲，就是“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际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⑨“六爷”的这种怀抱信仰、壮怀激烈的精进之心面对现实也只能像与话匣子亲热时那样“力不从心”。

信仰的失落使一帮年轻人成为一群玩世者，成为没有是非概念的冷漠主义者。传统江湖义气和修名自励被这一批年轻人很轻松地解构掉了。“你说你们这帮孩子成天都想什么呢？除了图钱，图女人，还图什么？”再也没有老辈江湖人那种以行侠作为人生最高理想的追求了。当他找到小波的室友，问他“你们不朋友吗？人都弄走了，你还在这玩游戏，你们这帮孩子真仗义！”但他室友却以他们关系并不熟便轻松地推卸了责任。这反映了现在大多数人年轻人别说“仗义”了，就连基本的正义观都没有。岂止是这帮年轻人，即使是老一辈的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失去了往昔的“侠义”理想，而沦为生活的奴隶。“六爷”为找小波，先找到小飞的朋友，用锁链捆住他的脖子锁到座位上。他大喊救命，这时来了一个人问了几句便赶快就跑了，这不仅让三爷感慨：“现在这人见事都躲。”“六爷”向老朋友借钱时大家也都躲着，以至于最后要和谭小飞“茬架”了，他不得不借“得癌症”来召集其以前的兄弟们。

可以说，“六爷”是自己侠义信仰的忠实护卫者，甚至是固执地坚守者。他和儿子谈心的时候问他将来想干点什么正事儿啊，儿子说想开酒吧。老炮儿后来建议，自家胡同的院子可以利用，别人的一杯酒卖30，咱卖20。咱跟别人的不一样，太师椅上铺一张虎皮，门口挂一个旗子，就叫“聚义厅”。虽然，这种英雄侠义信仰让人感觉不合时宜，但我们要清楚，一个民族不能缺失信仰，不能失去约束自己行为的规则，且不说“六爷”这种侠义理想是否妥当，但当面对连这种有缺陷的信仰也不存在的现实生活时，我们怎能不对老炮儿这种有缺陷的信仰报以崇高的致敬呢？这是这部电影打动人心的最根本原因。

时代的变迁使人的价值观念处于多元，甚至沦为失落。“老炮儿”的悲剧之所以产生，虽然有游侠思想的不合时宜，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们信仰的失落，在于他的信仰追求与平庸时代发生了冲突。六爷思想的不合时宜性，使他的价值观被世俗彻底地拒绝了，同时世俗也拒绝了六爷梦想中人类应当具有的天性的美好品德，从而加深了悲剧的色彩。最后他被迫重新穿上当年的将校呢，拿出自己当年的军刀，为自己的精神家园挥刀而战。《老炮儿》的深层悲剧正是被这一幕幕闹剧所掩盖，它揭示的是整个时代信仰失落的悲剧。

结语

通过《老炮儿》这部电影，我们分析了“侠义”精神在当下社会面临困境的原因。有社会进步迫使游侠群体不得不结束自己“法外之法”的特权，又有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观念变化对侠士义气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有信仰坚守的游侠群体面对信仰失落的平庸现实时的困惑和无奈。对此，我们不能一味慨叹侠义精神的逝去，也不能一味抨击这种“不轨于正义”的行为，我们应清醒地看到，游侠精神有其不合时宜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具有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的精华。特别是在今天，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物”的奴隶，为了逐利，人们不惜或竞进冒险，或诡诈欺骗，或沉沦颓废，或麻木不仁，我们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沙漠般荒凉的气息，更没了对高尚理想的追求。此时，我们是否需要游侠那种慕义、重气、修名、自励的品性来对之进行改造呢？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游侠那种任性放诞的行为来对这个异化了的世界进行拨正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以执守这些原则为务的游侠及游侠精神，是否还不应过早被我们抛进尘封的历史而应为我们好好汲取呢？由此可见，《老炮儿》虽然是一曲侠义精神的挽歌，但同时也是涅槃的序曲，这种新的侠义精神必将出现，必将以新的方式继续提振着中华民族无限崇高的正义精魂。

注释：

①曹顺庆主编：《中华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15页。

②许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1页。

③（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3年4月版，第449页。

④（西汉）司马迁撰，裴骃注，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81页。

⑤陈继儒：《侠林序》，见施蛰存校勘：《晚香堂小品》，贝叶山房张氏藏版，上海杂志公司民国25年版，第184—185页。

⑥潘琦：《中国侠义精神与法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8月（第23卷）。

⑦（唐）李德裕撰：《李卫公会昌一品集》（四册），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5年6月版，第264页。

⑧罗宗强：《李杜论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⑨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31页。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