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美学：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维度——评董迎春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孙德喜



身体美学：九十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维度
——评董迎春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

孙德喜

摘 要：以语言为本体的诗性写作成为当代诗歌的重点所在，“身体”符号构成1990年代诗歌研究的一个视角，探讨身体背后的文化意识与诗歌书写问题，为新世纪诗歌写作与文化建构提供了有效的经验。

关键词：身体美学；符号；文化意识；书写

作为文学史存在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早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且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对象。文学史的存在需要阐述和判断，而阐述和判断又是与具体的观察与研究方法和维度密不可分。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维度介入文学史呢？每个研究者都会根据文学史存在的特点与自己所掌握的理论以及自身的知识结构作出自己的选择。青年学者董迎春新近出版的《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版）则以身体美学对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创作展开探讨，并且辅以符号学理论进一步阐述这一时段的文学史现象，从而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开拓的视野。

身体美学在西方出现比较早，但是在我国则是新世纪以来刚刚兴起的一种思想理论。进入21世纪，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以身体美学理论研究文学现象和问题，在学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身体美学，虽然也被理解研究文学艺术中的身体问题，但是从根本上讲就是从身体出发研究文学艺术的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指出：“伴随着后现代社会的来临，身体问题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理所当然地关涉到作为感性美学或者感觉学的美学，因为身体不仅是感性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而且还具有感觉机能。”［1］就中国当代文学来看，身体既是文学书写的重要对象，同时又是文学书写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作家观察和感受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说在1980年以前，当代文学的身体书写突出的是工具化的身体──意识形态视域中的身体，那么到了1980年代，当代文学基本上以身体的控诉为主导（当然也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身体意识在觉醒，身体在恢复其主体性，基本上摆脱了工具的地位），到了19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建立、文化消费时代的到来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身体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中的境遇比较复杂，因而，从身体美学的角度探讨1990年代的文学，特别是诗歌文体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能够有效地揭示这一时段诗歌的写作运行状况，而且能够“最终呈现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的文化事实以及话语背后的权力运作关系。”［2］因此，身体美学是研究和探讨1990年代文学，特别是这个时段诗歌的一个重要维度。

董迎春首先讨论的是“20世纪90年代诗歌书写中的问题”问题，在他看来，1990年代的中国诗歌主要包括“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神性写作”和“大诗写作”。他在阐述了这些概念之后便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诗歌写作中的身体问题分别进行了探讨。这些诗歌类型确实存在着某些交叉关系，如果说“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侧重于诗人的身份确认，“神性写作”突出的是诗人创作浸润着宗教信仰，那么“大诗写作”则偏重于诗歌的体制与精神境界的宏阔，不过，这样的分类基本上厘清了90年代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针对90年代的诗歌创作实际状况，董迎春以不同的方式介入身体问题的讨论，对于“民间写作”，他论述的是其中的身体政治学问题，他根据韩东等人的诗歌文本分析，进而指出他们诗歌写作的基本策略：“回到民间，回到身体的私人话语，从而对抗主流化、中心化、官方化的集体话语，通过自我身体的呈现，切近自我身体的在场，让诗歌成为表达自我、对抗政治的文化样式。”［3］同时，董迎春也就“民间写作”的诗歌中存在的“琐屑化、庸俗化、粗俗话、色情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于“知识分子写作”，董迎春讨论的是诗人们对于身体的精神性特别关注的问题。他以西川的写作为案例阐述了诗人身体写作的精神性特征及其价值和意义。在这里，董迎春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揭示了诗与宗教和信仰的深刻关系以及由身体感官走向超验的可能，进而指出诗人创作中的哲学关怀。与“知识分子写作”比较接近的是“神性写作”，两者都与宗教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在其诗歌与身体的关系问题上却有巨大的差异，如果说“知识分子写作”偏重于形而上的哲学层面和精神关怀，那么“神性写作”则深受宗教的影响而走向神秘，突出的是宗教信仰视域中的超验性。董迎春借用亚伯拉罕·蝼冢与荷尔德林等人的“神性写作”理论对1990年代诗歌中的“神性写作”进行讨论，并且以谭延桐的诗歌文本为范例进行语言分析，揭示出此类诗歌的超验主义特性。根据谭延桐的诗歌文本，董迎春明晰地划出了从身体直觉到形而上玄思的精神路径图。“大诗写作”在1990年代也是不少诗人的重要创作。董迎春通过对“大诗写作”的考察，论述了其中的“身体在场与诗、真理合一”的问题。由此可见，身体美学的维度对于考察1990年代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1990年代的诗歌史上，翟永明、唐亚平、安琪、海男等人的创作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感性和直觉更敏锐，更丰富，她们的诗歌更与身体有缘，而且当她们以身体介入诗歌的时候，她们的性别意识更加鲜明。因而，董迎春列出专章讨论1990年代女性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和文化声音。值得注意的是，董迎春在这一章中，并没有单纯地讨论这一时段的女性诗歌，而是将其与前一时段的1980年代的同为女性诗歌进行比较。真正意义的女性诗歌产生于1980年代中期，如果说1980年代的女性诗歌既体现为性别意识和文化身份的觉醒，又表现为女性经验的强调，而且在于男性的对立乃至对抗中突出其比较强烈的女权观念，那么到了1990年代，女性诗人们则在淡化了“被看”的时候现象而更自觉地继续在语言和思想的意识上的探索，前一阶段的那种性别对抗意识也明显弱化了。从这一比较中，人们可以看到当代诗歌发展演变的某种轨迹。同时，由于女性诗歌书写的性别意识浓厚，诗歌话语也显示出1990年代的基本特征──历史、时代、文化语境对于女性自我的内心挤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某种精神焦虑。

在研究1990年代的诗歌时，一个回避不了的与身体问题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下半身写作”。对于“下半身写作”，不少人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主要原因在于：“下半身写作”一是注视与形而下的肉体感官，二是赤裸裸地展示肉欲，三是着重书写性器官与性行为，四是缺乏美感和精神的提升。固然“下半身写作”不宜过分拔高，但也不能一笔抹杀，进而对其视而不见，完全忽视其存在。董迎春从“下半身写作”的倡导者沈浩波、朵渔、尹丽川、李师江等人所提出的写作理念开始讨论，指出他们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的对抗（知识化）性和颠覆性的姿态与其诗作的解构性和批判性的意义。当然，“下半身写作”还有比较偏激的一面，有时表现出极端，它对于打破当时诗坛的沉闷局面也具有一定的意义。与此同时，董迎春将这一诗歌写作与开始涌进国门的西方身体哲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就“下半身写作”的诗歌文本来看，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审丑/文化去蔽”［4］，这就使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粗鄙与低俗，以致诗作在身体的滥用中缺乏诗意。因而，董迎春通过对其话语形态的深入分析对它做出深刻的反思，指出其在存在4个方面的误区与写作策略的失误。

对于海子的论述是董迎春这部论著的重要一章。海子是1980年代成就非常突出的一位诗人，但是他在1989年春天自杀身亡。通常情况下，在论述1990年代的诗歌时，一般人是不会将海子列为探讨对象的。然而，董迎春以专章论述了海子。这看似超越了论著的论述范围，可能会引起争议，但是阅读了《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之后就会解开这一疑惑。海子虽然只是1980年代的诗人，但是他的神话写作与大诗写作都深刻地影响着他去世后的10年的诗歌，换句话说，海子的诗歌在1990年代的诗人眼里已经演化为一个时代神话的符号，是通向1990年代“大诗写作”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诠释和研究1990年代某些诗歌的不可或缺的钥匙。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文学史的时段上的划分决不是根据公元纪年作机械性的分割，海子虽然在公元纪年来算与1990年代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诗歌质素与创作思维与运思方式都与1990年代诗歌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此外，文学史的观念与文学史的形态密切相关。如果说1980年代的诗歌以朦胧诗为代表，突出的理想信念追求下的某种高蹈姿态，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那么1990年代的诗歌则是文化消费时代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回归日常生活与平民姿态下的言说。而海子虽然并不具有显著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但是他与以朦胧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也有一定的区别，他的大诗写作所呈现的神话世界则延续到了1990年代。董迎春在书中着重研究的是海子的神话思维对1990年代诗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海子自杀身亡以后的1990年代，“海子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学术研究的‘显学’。”［5］当海子成为研究显学的时候，海子就不再仅仅为专家学者所强烈的关注，而且还会为不少诗人所钟爱，于是诗人就会在广泛阅读海子的过程中接受其中的神话思维的影响。那么，海子诗歌的神话思维究竟是如何影响1990年代的诗人呢？董迎春从传播学理论，并且结合海登·怀特的符号学理论对这种影响和接受进行研究，而且海子的影响根本还在于他大诗中的身体在场的景观式的展示，并且通过海子的七部书的文本剖析，揭示出海子身体书写的精神内涵。海子对于1990年代诗歌的影响在“犬儒之风盛行”的背景之下，不仅“构成一个重要的文化所指”［6］，而且具有深刻的启示和引导意义，从而引领1990年代的诗歌走向引人注目的思想与精神的高度。

在分开论述之后，董迎春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1990年代的诗歌作了全面把握和宏观的阐述。他将这一时段的诗歌概括为“追求‘隐喻’的‘神话写作’”与“以‘转喻’为特征的‘反神话写作’”［7］两条基本写作路径，而这两者的齐头并进、相互交映，构成了1990年代诗歌运行的总的脉络。这样的概括是为了在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透视，进而从符号学角度加深对1990年代诗歌的认识，与此同时，也对这一时段的诗歌在语言和精神的高度作了深刻的反思。

通过对1990年代诗歌的身体美学的观照和符号学论述，董迎春得出了一个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写作颇具启示性的结论：“回归汉语经验的语言表现，回归诗学经验上的身体认同，回归文本经验上的诗体意识，回归人类经验的文化意识，这也许是新世纪诗歌共同面对的诗学命题。”［8］

两年前，董迎春出版了《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9］，那是他研究1980年代诗歌的专著，而最近出版的这本《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则是以1990年代诗歌为研究对象，这两本学术著作构成了20世纪后20年诗歌研究的姐妹篇，而且两者既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两著又各具特色，它们都运用符号学理论研究当代诗歌，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要运用的是符号学理论，而后者主要从身体美学的维度论述，同时辅以符号学理论。这两者构成了20世纪后20年诗歌的文学史叙述，并为我们的新世纪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注释：

［1］彭富春：《身体美学的基本问题》，《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2］［3］［4］［5］［6］［7］［8］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诗歌身体书写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 年9月版，第14、18、104、115、123、167、207页。

［9］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孙德喜，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