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城市——谈齐美尔、帕克、沃斯的城市交往思想

时间：2024-05-20

汪苑菁

“交往”的城市
——谈齐美尔、帕克、沃斯的城市交往思想

汪苑菁

“城市交往”这一概念属于城市传播学的范畴，城市传播学研究在我国传播学领域刚刚兴起，但其理论根源要回溯到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中去。城市交往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西方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教训就是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范围却日益缩小，从而导致很多城市问题的出现，因此对“城市交往”理论的考察，在当下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本文以“城市交往”理论为考察对象，将其放在西方城市社会学发展的脉络里，对齐美尔、帕克、沃斯三位有代表性城市社会学者的城市交往理论进行梳理，从而为城市传播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重要理论维度，同时也为如何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提供一些理论观照。

城市;城市交往;城市传播

城市交往，是齐美尔、帕克和沃斯三位早期都市研究社会学者关于城市理论阐述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城市交往，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往；另一层指的是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本文中的“城市交往”概念取第二层涵义。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步伐速度日趋加快，人类在享受城市化带来的较高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的交往空间为何却在逐步缩小，城市交往对城市发展的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根溯源，回到早期都市社会学学者的城市理论阐述中去，并结合他们各自的社会历史背景，详加考察。

在西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中，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1864－1944）和路易·沃斯（Louis Wirth，1897－1952）是经常被放在一起研究的社会学学者，这其中不仅有师承的关系①帕克在德国求学时，选过齐美尔的课，深受齐美尔社会学思想的影响；而沃斯则是帕克的学生，直接继承了帕克的城市社会学思想。，而且在研究旨趣方面，齐美尔、帕克和沃斯也颇为相近②齐美尔、帕克和沃斯在城市研究方面都发表过具有深远影响的论文：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Georg Simmel,1903），The City: Suggestions for the Stud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Park,R.E.,1925），Urbanism as s Way of Life（Louis Wirth,1938）。。虽然齐美尔、帕克和沃斯本人没有直接提出“城市交往”这个概念，但是在三位早期都市社会学学者关于城市研究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们对“城市交往”问题的关注，城市交往思想已成为齐美尔、帕克和沃斯整个城市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回顾三位早期都市研究学者的城市交往思想，汲取西方城市发展过程的经验和教训，无疑在当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为城市传播研究的开展提供一个重要的理论维度。

一、交往的面孔：“城市交往”思想的阐释

齐美尔一直被认为是都市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之一，他于1903年发表的《大都市和精神生活》是都市理论研究的经典论文之一。对于城市中的人际交往现实，齐美尔并不乐观，他在文章中写道，“在小镇上，一个人认识他遇到的所有人，而且与他们都保持积极的联系。都市人则会和无数人打交道，如果他们都像小镇里的人那样与人交往，他们的内心将会完全分裂并处于一种不可想象的精神状态”，由此齐美尔得出结论，“与小镇中的社会交往相比，大城市里的人际交往既简短又稀少”[1]。

在齐美尔看来，城市中人与人的交往充满着理性，这种都市人性格的特征渊源于都市生活中“强烈、持续不断地刺激”，和“生活的节奏与感性的精神形象缓慢地、惯常性地、平坦地流溢而出”的乡村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适应都市持续而长久的刺激，都市人“用头脑代替心灵做出反应”，理性能力得到锻炼。与此同时，齐美尔敏锐地发现了都市经济（货币经济）和理性两者间的关系，“货币经济与理性操控被内在地联结在一起”[2]，由于货币经济对都市世界的操控，都市人变得准时、精确和斤斤计较，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不涉及到内心丰富情感的理性交往。

齐美尔的城市交往思想是其社会交往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任何一定数目的人成为社会，不是因为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种由物所决定的或者推动的他个人的生活内容，而是只有这些内容的活力赢得相互影响的形式时，当一个个人对另一个个人——直接地或者通过第三者的媒介——产生影响时，才从人的单纯空间的并存或者也包括时间的先后，变成一个社会”[2]，“相互影响”被齐美尔认为是构成社会的方式。城市也是一个社会，它“并非仅仅是社会大概念之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作为社会的一切复杂性”[3]，因此，城市中人与人的相互影响、相互交往也型构着城市本身的存在方式。齐美尔认为社会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社会中“所有这些成百上千种的、由人对人都在进行着的、短暂的或者持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转瞬即逝的或者后果累累的关系”[4]，将社会不停地连结在一起，而城市之所以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些关系将城市连结在一起。

齐美尔的城市交往思想在帕克的城市研究中得到了延续，帕克在他的《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意见》中提及“在城市中，尤其是大城市中，人类联系较之在其他任何环境中都更不重人情，而重理性，人际关系趋向以利益和金钱为转移”，帕克认为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的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已经取代了乡村生活中的面对面的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特别是由于城市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流动速度加快，“这种流动使得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又使这种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

帕克作为一个曾经从事过十年新闻记者职业的芝加哥学派学者，对城市交往的思考不会不和都市职业相互勾连，因此，他的“理性交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更偏重于一种“职业交往”思想。都市里的劳动分工出现以后，帕克注意到“原来基于家族纽带、地方情感的社会组织，以及基于文化、种姓团体、社会阶层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日益瓦解，代之而起的是基于职业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新型组织”，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职业在人际交往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个人联系渐居次要地位，相处态度以及道义倾向皆以对方的职业为转移”[5]，这种以“职业”为中心的社会交往在帕克看来无疑是城市人与人之间理性交往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

同时，帕克的城市交往思想和其对城市态度是密切相关的，由于帕克的乡村背景以及对城市问题的深切关注，帕克对城市人际交往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这点与保持中立、不动感情的齐美尔和对城市交往持悲观态度的沃斯有所区别。帕克乐观的城市交往思想，受到他的导师兼密友、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影响，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为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6]，杜威认为乡村民主共同体的重建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这点给帕克的城市传播研究以较大的启发，城市交往本质上就是城市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一种传播，城市因为传播而存在，并且存在于传播中。

沃斯作为帕克“最有天赋的追随者”，也是齐美尔、帕克纯粹都市理论的最后继承者，对齐美尔、帕克的城市交往思想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1938年沃斯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这篇论文在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具有深远影响，被看作是“对齐美尔和帕克的都市社会学理论的整合与发展”[7]。在他的论文中，沃斯认为城市人之间的交往“可能是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但是归根结底，这些接触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因此也是部分的”，在他看来，齐美尔关于都市人的“理性交往”随着高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日趋复杂精致的通讯技术变得愈来愈原子化、碎片化，“都市人没有家，居无定所使他们缺乏传统和情感，几乎没有真正的邻居。个体很少有机会完全了解城市或确定自己在整个城市中的定位”，结果，“他很难判定什么是自己的‘根本利益’，被大众舆论左右，无法分清事物的主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精神崩溃、自杀、行为不良、犯罪、腐败堕落和混乱”等属于都市特有的现象随之而出现。沃斯对此悲观地认为，都市人的“理性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交往”，“随着以这种生产制度为背景的城市向前发展，以服务和物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以联结基础为核心的个人关系”[8]，这种“以服务和物的交换为基础的金钱关系”正是“利益交往”的最凸出的呈现。

都市人之间的“利益交往”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培养起类似于乡村生活所具有的亲密关系，城市中缺乏情感纽带的个体“彼此只是紧密地生活、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一种竞争、扩张和自利精神……高频度的近距离身体接触，加上巨大的社交距离，加重了不同个体相互排斥的程度。人们如果没有其他机会摆脱这种困境，就会倍感孤独。在拥挤的生活环境中，许多个体无法避免的经常活动引起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使他们情绪愤怒。高节奏的生活和复杂的技术加剧了个体的沮丧感并导致精神紧张”[9]，大城市虽然表面上一片平静，但紧张的人际关系随时会引发城市的矛盾和冲突，正如美国著名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所评价的那样：“大都市表面上是一片和平景象，一切运转得井井有序，但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随着这些力量的发展，大都市越来越变成了增加各种各样暴力经验的温床。”[10]

二、城市“体验者”：“城市交往”思想的源流

作为城市研究的早期社会学学者，齐美尔、帕克和沃斯的城市交往思想不仅是他们对所处时代城市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同时也是他们个人城市生活体验的理论性总结。可以说，正是因为他们较之于一般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城市体验”，才形成了他们丰富而卓越的城市交往思想。

齐美尔，出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柏林，而此时的德国正悄悄经历着并迎接着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都市化程度迅速提高的鼎盛时期的到来。刘易斯·科塞是这么描述当时的德国的，“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工业产值超过法国，而到了1900年又赶上英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德国的工业产值仅落后于美国了。1875年，德国的煤产量仅3400万吨，20年后增加到7400万吨。而到1910年，产量又翻了一番，达到1亿5千万吨。在短短的时间里，德国已经成了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11]齐美尔的出生地柏林，从一个相当偏狭、死气沉沉的市镇一下变为世界性的城市，城市人口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一战前夕的柏林已经是一个有着400多万人口的城市。齐美尔虽然一直生活在柏林，没有乡村生活经验，但柏林从“市镇”到“世界性城市”的快速变迁让视觉敏锐的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类交往形式，由此，“交往形式”不仅成为齐美尔社会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成为他城市理论的重要内容。

帕克1864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庄，后来迁移到明尼苏达州雷德温小镇，这一点和“充满了都市味道”的齐美尔不一样，帕克的出生和成长背景决定了他身上浓郁的乡村味道，虽然成年后的他游走于国内的多个城市，但他对于城市生活的研究还是抹不去与乡村生活比较的情结，在帕克的文章中，会发现帕克的城市论述总是以乡村为参照物展开，例如帕克对城市下的定义：“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12]，在帕克眼里，城市不是齐美尔所描述的那样冷漠和千篇一律，而是带有一种感情的、在乡村生活基础上升华的一个共同体。

帕克大部分时间生活和工作的芝加哥，19世纪后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只拥有4000多居民的西部边境小镇，到20世纪初期一跃而成为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大城市，仅仅只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给芝加哥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如犯罪、居住环境恶劣问题，据1884年关于芝加哥贫民窟的一份调查报告反映，“贫民窟完全违反了排水设备、管道装设、照明、通风、防备火灾或意外事故等安全设施的所有规定；无视一切卫生法规；阴沟和厕所均令人作呕；挤得水泄不通的房屋又脏又暗，导致他们的食物易于腐烂；周围的街巷以及堆满腐烂东西和遍地臭水坑的后面空地也同样肮脏不堪”[13]。这些城市问题对无论是在实践经验上（帕克曾从事过十年的新闻记者职业），还是理论储备上（帕克的城市兴趣受齐美尔启发，并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以及研究力量上（帕克领导的芝加哥学派）都做好充分准备的帕克来说，是他大显身手的一块新领域。帕克将城市视为一个巨大的、充满诱惑的实验室，认为城市生活“需要更深入、更公正的研究”。

沃斯1897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名为Gumenden的小镇，在他14岁的时候被父母送到美国求学。1919年沃斯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学习，遇到了对他影响深远的帕克、伯吉斯、托马斯、斯莫尔等人，从而对城市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沃斯在大学期间一直和社会保持密切联系，担任了个人服务处不良少年科的主管，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深入接触许多城市犯罪问题。经过一百年的发展，沃斯所在时期的芝加哥已经从1830年的微不足道的小聚落一跃成为拥有330万人口的大都市，帕克时期突出的移民问题在沃斯这个时候更加凸显，一战以后，出现了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黑人大迁徙运动，芝加哥当时是黑人迁移最多的城市之一，1930年，芝加哥市的黑人达到了23.4万人，仅次于当时拥有32.8万人口的纽约。大量黑人迁移到城市带来了一些显著的社会问题，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显，隔离现象日益严重，伴随着居住区隔离现象严重的同时，种族骚乱问题日益严重。1919年发生在芝加哥的种族骚乱，持续了4天，死亡人数达到38人。[14]

在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下，沃斯对城市交往反映出来的态度是悲观的，认为城市人际之间的交往是肤浅、淡薄和短暂的，他在文章中写道：“尽管居住在同一个紧凑的居住区，不同个体却彼此隔离。他们彼此相互敌视，在需要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别越大，隔离程度就越严重”[15]，可以说，沃斯对城市交往的“偏见”和美国大城市日益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三、一种视角和方法：“城市交往”思想的评价

齐美尔、帕克和沃斯的城市交往思想是三人城市研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城市交往思想的评价应该要放在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脉络中来进行。齐美尔的都市研究以及他为之提供理论基础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以帕克、伯吉斯、沃斯为核心），可以说是城市研究的早期代表，从他们开始，城市社会学成为一门现代的有学术性的学科，对后期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来说意义重大。

齐美尔、帕克和沃斯开启了城市研究的一种视角，齐美尔作为这种视角的理论开创者，即从交往互动的微观社会学角度来观察和体验城市，他的理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人出版了齐美尔的译本，并对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齐美尔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16]，以至于后来帕克、伯吉斯所创立的人文生态学理论都能见到齐美尔的影子。

帕克所创立的人文生态学理论，以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和交往为基础，将城市看成是一个类似于自然界的有机体，它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理论，而是帕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其他学者看待城市的一种方法、一种视角，正如沃斯所评价的：“帕克认为人类生态学并不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观点和视角、一种方法，从本质上讲是科学研究社会生活的知识载体，像社会心理一样，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基础”[17]。

沃斯汲取了齐美尔、帕克的城市研究思想，但相比较于二人，沃斯更加试图寻找一种能包括所有关于城市社会知识的理论，正如沃斯本人对他之前的社会学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我们发现，马克斯·韦伯见解精辟的论文《论城市》和罗伯特·E·帕克有纪念意义的论文《城市：关于在城市环境中探求人的行为的建议》中的观点非常接近城市生活系统理论。但是这些精辟的论述远不能形成我们可以借鉴的整齐、连贯的理论构架”[18]，最后沃斯抽离出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异质性三个社会学元素来构建他的纯粹都市社会学理论。

齐美尔、帕克和沃斯在城市研究上，旨趣相同，都希望从个体与个体交往的形式中建立一种纯粹的都市社会学理论，但是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开创的理论（齐美尔的都市精神生活理论、帕克的人文生态学理论、沃斯的生活方式理论）都是自己观察城市、体验城市的一种视角、一种方法，是他们面对“起源于工业化后快速都市化所衍生的各种议题，以及面对数千年来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乡村生活的衰颓”[19]的思考，虽然后来随着工业化社会愈来愈走向成熟，齐美尔、帕克和沃斯的纯粹都市社会学理论因为缺乏意识形态的维度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受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社会学的挑战。①新城市社会学派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该学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侧重对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是亨利·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索亚（Edward W.Soja）。

齐美尔、帕克和沃斯三位早期的城市研究者对城市的观察和体验是如此的细腻，他们中虽然有人对城市交往持悲观态度，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抓住了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城市交往，城市因为交往而存在，也因为交往而继续发展，如果缺少了交往，城市将犹如一座空洞的城堡，最终的结局是人们会离开它。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最后一句话写道：“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责职。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20]

[1]Trans.Kurt Wolff.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M]. New York：Free Press,1950.

[2]林荣远.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3]殷晓蓉.芝加哥学派的城市交往思想——现代城市人际传播研究的开端[A].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交往与沟通：变迁中的城市[C].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1.

[4]同[2],第46页。

[5]宋俊岭、吴建华、王登斌.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7]叶中强.齐美尔、沃斯的都市社会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3).

[8]路易·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A].汪民安.城市文化读本[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同[8],第150页。

[10]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11]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的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2]同[5],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