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民族视角下民族乡村公共媒体与公共文化建设

黄柳菱

文化民族视角下民族乡村公共媒体与公共文化建设

黄柳菱

发展与民族乡村当地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公共媒介，同时大力扶持当地民众深度参与民族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活动，包括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经营活动，此即在文化民族的视角下提出民族乡村公共媒体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新对策。

文化民族；少数民族；乡村治理；公共文化建设

一、现代文化民族的理论解析与乡村实践

陈明明《政治发展视角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认为民族的历史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种:部族民族、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部族民族是个血缘性概念，最早是指一个由共同祖先传下来的血亲组成的团体，团体的成员有直接的共同世系，它的进化形式是种族民族；文化民族则是民族发展的更高阶段，它有以文化整合、文化标识而显形，是一种非暴力、非军事扩张的民族，具有“推崇文化”的内涵等三个特征。而所谓的政治民族，即是组成近代意义国家的民族。西方学者把现代国家称为民族国家，把现代民族称为政治民族。[1]63-70从这几个概念来看，文化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认为本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精神高于优于别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2]117既然具备了“推崇文化”的内涵，便要求其社会成员的任何行为模式均须合于传统的既成的礼俗礼规，即合于本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从而实现民族社会的一体化。

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有些学者把经济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愚昧落后。对于一个民族的成长来说，“文化民族”是其成长为“政治民族”的基础。国家整合深化着包括国家主权、领土、法律与制度、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核心价值等多重统一性。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整合的出发点，不是单一化，而是一体化，即多元一体，要对抗和克服的是分离、分散、无序和冲突。基于民族发展而形成的国家整合，民族的文化性和国家的政治性是相互依存，有机互动的，所以，对现代民族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强调，都不能否定其中一方的价值与意义。

扶贫作为中国当前从经济方面整合少数民族乡村的重要手段，在文化方面也具有很强的整合作用，比如市场经济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城镇化使乡村文化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越来越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也以扶贫为名义在中国的乡村组织开展诸如“参与式影像”的实践活动。比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亚洲开发银行、福特基金会等在我国所资助的农业项目、林业项目、环保项目、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通过参与式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参与式影像作为一种工作方法也随之进入中国。1991年，福特基金会在云南资助了一个“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诉求，以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2001年，欧盟某组织在陕西姜家寨、河北北苏闸、云南三元村三个试点村挑选了一批男女村民进行DV 拍摄技巧培训，他们分别以妇女权益、老人赡养、农民增收、环境保护、村民价值体系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现代化等为主题，记录村民的想法，村民自编、自导的社区影像在公共场所给村民们放映，反响强烈。[3]40-49

二、发展与民族乡村当地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公共媒介

公共文化可分为外在的公共文化和内在的公共文化。外在的公共文化主要是指公共文化活动、公共文化资源、公共文化组织等外在可视的公共文化。内在的公共文化主要是指共享的核心的价值观、文化认同、公共舆论、公共规则等无形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公共文化。

1.少数民族乡村公共文化衰弱的外在表现是公共文化资源的不足，公共文化活动的减少，公共文化组织的缺位。

（1）公共文化资源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设施的不足、公共文化的投入不到位以及公共文化人才的缺乏。目前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主要是有线电视、有线广播和寺庙，基层政府为农村提供的公共文化资源数量有限，而且一般都集中在乡镇一层，真正下沉到村庄的很少，村一级并没有建立起文化活动中心;并且，公共文化的投入机制单一，既没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作用，也没有激发社会中的积极因素;最重要的是由于农村“空心化”的出现，使得农村公共文化缺乏建设者。

（2）近几年农村的公共文化活动日益减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的个体意识与理性算计日益增强，农民之间经济上的合作与联系越来越少，农民整体呈现出原子化、疏离化的状态。这种清况在文化上的折射就是公共文化活动的日益减少，农民逐渐把自己的活动空间缩小到自己的家庭私人空间之中。

（3）公共文化组织缺位。公共文化的发展需要民间的文化组织，唯有如此，它才能有效地组织和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才能动员更多的群众参与。但是，近年来，由于中青年农民外出打工人数增多，民间的公共文化组织（尤其是针对中青年）数量急剧减少。

2.少数民族乡村公共文化衰弱的内在表现是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的丧失，公共舆论对村民的约束力弱化，公共规则和是非标准日益模糊，村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逐渐衰弱。乡村社会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因素，呈现出了新的乡村治理危机。

当前少数民族乡村，市场经济及外来或现代价值观的侵入，使农民传统生存价值日益边缘化。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普遍出现了本土居民对优良的传统价值观和环保的生活方式的盲目否定和摒弃，进而出现了诸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诸如邪教组织的泛滥、地下六合彩的盛行等。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逐步破碎，而新的生活意义系统尚未重新确立时，他们作为自己生活的主体地位，被一种强有力的外来力量所压抑和排斥。而当他们对自身的意义需求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和宣泄时，便很有可能转而求向各种地下宗教和赌博活动。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确实是少数民族乡村的农民所需要的，尤其是现阶段的农民已经满足了温饱需要，他们渴望更多的是感情需要和自我展现的需要，需要得到群体的认同，而公共文化活动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但是，国家在现代化的经济文化整合过程中，“饭市”“议话坪”“火塘”“歌圩”等乡村公共空间的失落以及干群交流的困境，逐渐造成村庄共同体的解体。一方面，由于缺乏相对可靠的本土大众信息传播渠道与乡、村、组的三级基层组织传播进行配合和印证，导致对抗性的流言较多，怀疑和猜忌蔓延，对组织传播的效果进行剥蚀和抵消，加剧了某些村民的相对剥离感。而另一方面，缺乏本土化、有针对性的农业生产技术指导和有用信息，制约了当地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本土信息传播系统的缺失成为公共文化重建中一个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媒介构成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少数民族乡村地区发展传播的要求。一项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实证研究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现状颇为严峻，“一是大众传播媒介未能有效地承担起知识启蒙的重任；二是大众传媒未能在欠发达地区有效担负起观念引导的作用；三是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地区受众行为的影响微弱；四是大众传媒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4]74-80类似结果也在其他地区的调查中一再得到验证。即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系统在政治与市场的共同作用下，一方面对广大农村关注不足，另一方面这种单向的传播系统因为缺乏针对性而难以发挥效用。

本世纪初，“扶贫到户制度”的起点是“制定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按照新的发展观，“在扶贫开发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组织管理的全过程中，贫困农户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策权和监督权。”[4]74-80然而要真正落实这种权利，除了相应制度上的配套措施外，能否在信息传播系统上得到充分保障成为关键问题。落后地区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包括乡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村的社会经济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贫困农民要参与发展项目的全部循环过程中，应充分参与对社区问题的分析、对社区发展目标的确定以及对发展方案的决策等。但是上述农民参与的实现和公众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决策权、监督权的实施，其前提是获得相应的信息和参与渠道。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信息流量越大，公众获得的信息就越多，农民才能获得在发展决策、发展计划及发展实施中的权力份额。如何来保障上述理想的实现，对农村的信息传播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功能结构性缺失的情况下，必须寻找适合广大分散的乡村地区适宜的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

少数民族乡村的发展是个系统工程，村民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政治参与，对扶贫开发计划的社会经济参与，贫困农户和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建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参与式传播理论对我们的启示，就是在乡村传播的总体思路上有必要进行调整，从大众媒体的信息前端和终端来找到解决乡村传播问题的突破口。在乡村传播理念上，有必要把重心从告之、劝服转向促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交流，通过共同讨论、参与、行动来解决问题；在乡村媒介的发展思路上，应重视各种乡土媒介和“适宜技术”的重要性。

比如四川古蔺县桂香村村民自建的“夫妻广播”，在没有国家资金扶持和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这个农民自己创建的具有参与式传播特征的乡村广播已经开办了14年，在树立村“两委”公信、公共事务参与、移风易俗、公共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该村农民人均收入增加8 倍的重要“助推器”。[5]93-95农村的这种草根传播和乡村内部的横向教育、对话与沟通， 有助于抵消乡村日渐加剧的疏离感，提高“社会关联度”，构建乡土“熟人社会”，加强乡村的道德引导和社会关怀，促进乡村有用信息流通，构建社区认同，为新农村建设奠定较好的媒介基础。[6]31-33

因此，鼓励民间媒介创新，倡导社区广播、戏剧、舞蹈、绘画、流动电影、民歌等媒介的使用，通过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高技术与低技术媒体的结合，进行以乡村为本位，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望突破大众媒体内容与农民生活的疏离，填补农村草根媒介发育不足的空缺，对于完善农村信息公共服务体系有较大裨益。

三、扶持当地农民深度参与民族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活动

不同的民族文化都能绝好的服务于相关民族，而且这样的民族文化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规范整合，外力破坏了它的结构，必然导致其社会功能的丧失。让他们以自己的文化逻辑为基础而逐步现代化，就比较不会受到现代化过程的折磨。因为民间自有一套与其相应的新陈代谢机制。民族文化只有保持其整体性，才能实现其合理的功能。

少数民族乡村的本土文化对改变当前转型期乡村社区的边缘状态和实现现代化转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构建乡村社区文化的过程中忽视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单靠现代工业文明的输入并不能解决当下农村社区的文化现状。应在尊重当地本土文化的基础上重塑符合当地人民发展需要的文化系统，促进民族乡村公共文化的健康良性运行。

比如，天琴是壮族支系布傣族群进行祭祀、说唱及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必不可少的传统乐器，民间亲切地称它为“鼎叮”或“马铃马琅”。作为壮族三大乐器中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蕴涵着丰富的壮族古人类文化内涵。据考证，2000多年前，骆越先民在左江流域狩猎耕耘、栖息繁衍。当时，由于人们耕作方式原始，生产力水平低，人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无法理解，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崇拜思想。人们借助“巫术”，开展祭祀活动，向天求灵，保佑苍生。

天琴自古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在十年浩劫中，天琴被当作“四旧”对象砸烂，不少民间宗教从业者因“私藏”天琴而被划为“牛鬼蛇神”挨批挨斗。尽管如此，天琴始终没有因此而在民间消踪灭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协会副会长、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民族音乐家范西姆教授到龙州县金龙镇采风时发现了天琴，在龙州县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把天琴艺术挖掘整理了出来。

天琴流行区域的受众面比较广泛，群众文化活动比较活跃。在节日、庆丰收或婚娶喜庆等场合，天琴演奏者常边弹琴、边唱歌、边跳舞，这种形式多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人数众多，场面浩大，个个情绪激动，人人欢畅快乐。天琴乐器已经成为龙州当地壮民进行祭祀、说唱及日常文化娱乐活动必不可少的乐器。其中，龙州县金龙镇板池村（即美女村）就是古老天琴的发源地之一。

在村里，很多人爱弹奏天琴。其中以李金政、李绍伟等人为代表的民间老艺人，更是活跃在山野田间，通过弹奏天琴，为村民做“求花保花”“添粮祝寿”等民间法事。每年的正月十一，是美女村传统的侬侗节，每逢这一节日，四里八乡的青年男女、新朋旧友欢聚一堂，参加抛绣球、唱山歌、拔河、篮球赛等活动。五彩的绣球寓示着农民生活水平节节攀高，嘹亮的山歌唱出了建设新农村的坚定信念。

为了使天琴艺术能够更好地流传下来，龙州县委县政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通过以民间传承为主，学校传承为辅的形式，努力推进对天琴艺术的整理和挖掘。通过采取具体措施，从而形成人人参与、全民保护的良好氛围。村民中自制的关于天琴的歌碟和各种土MV在民间中广受欢迎。

以上事实说明了在一个个民间小活动、小叙事的过程中，舞蹈、歌曲、摄影、绘画、录像等传统和现代媒介都可以成为整合社会共同体的手段和社会连接的纽带，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群体需要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资本， 增强文化自信。村戏、舞蹈、电视剧的拍摄和观看等成了集体的仪式和公众狂欢。在热闹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在认祖归宗的文化传承中，通过自娱自乐的乡村文化活动，广大村民重新走出家门，由陌生到熟悉，由疏远到亲近，从而逐渐恢复和建立守望相助、自然和谐的邻里关系，找寻到一种新的群体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与送戏、送书、送演出、送电影、送科技等“送文化下乡”的“喂食”式的帮助有根本区别，它是以“种”文化为特征的内生性文化的生产。

广西的基层政府经常聘请当地的民间艺人把国家政策编成民歌，在当地圩日时搭台表演，能达到家喻户晓的宣传效果。当地还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比如利用会展产业模式建设天琴文化传习馆，利用演艺产业模式打造民族演艺明星——天琴女子组合，抢占国内外的演出市场，利用民族文化提升传统民族产业，打造民族经济品牌，逐步实现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这种对乡村生活的满足感，乡村社区的归宿感，乡村社会的凝聚力，一方面在参与式的文化生产过程中建立，另一方面也在参与式文化传播中得到放大、播撒和强化。这些乡土文化的生产和传播可以形塑村民的地位和自我认同，重建村庄生活的意义，促进国家对民族乡村的经济文化整合。

四、结语

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如何对待国家内部的民族权利，不仅关系到国家整合的效果，而且关系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对任何民族来说，其基本权利都可以概括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自然会涉及到民族的精神、物质、文化以及自我延续等方方面面。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包括民族乡村治理在内的政治行为都会受到国际的监督和挑战，中国政府应注意在扶贫的时候也必须扶持当地民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尤其是民族文化产业经营活动，发展满足乡村信息传播需求的渠道并使之有利于中央政权有效管理，重建已经衰弱的少数民族公共文化。

[1]陈明明.政治发展视角中的民族与民族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6（2）.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

[4]韩鸿.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J]新闻大学，2007(4）．

[5]韩鸿.参与式传播对中国乡村广播发展的启示——基于四川古蔺县桂香村“夫妻广播”的调查[J]当代传播,2009（2）.

[6]张良.浅析农村公共文化的衰弱与重建[J].调研世界,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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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5

黄柳菱，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