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图籍目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

时间：2024-05-20

庆振轩

五代十国图籍目录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读《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

庆振轩

五代十国群雄割据，向称乱世，欧阳修尝谓其时“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1]且曰：“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2]但从另一角度看，正在这旷日持久的战火激荡下，华夏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各方面均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所谓“唐宋变革”的重要契机也由此形成。不过，从文史研究的角度看，五代十国恰好处在唐、宋两大经济、文化发展高峰之间，值得总结的成就与亮点并不很多，故而潜心研究者寥寥无几。史学方面，除陈尚君教授等勘校修订新、旧《五代史》以外，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一书亦颇重五代，其梳理唐末五代乃至赵宋初期政治制度的演变轨迹，抉幽探微，发明至多。在文学及文献方面，张兴武教授近二十年取得的成绩颇为学界所瞩目。除了已经出版的《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唐宋诗文艺术的渐变与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重要著作外，2016年5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面世的《补五代史艺文志辑考》（下称《辑考》），更是一部嘉惠学林的实学之作，其学术价值不仅关乎五代十国，更广涉唐、宋两代。兴武教授从事五代艺文志的专题研究长达二十余年，其初始成果《五代艺文考》（巴蜀书社2003年版）一经面世，便受到学界同仁的广泛重视和赞誉。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便足以让作者引以为豪，可兴武教授却谓其“宛如草创”，重读过程中“总能发现各种难以掩饰的疏漏和不足”，故心存愧疚，决意重修。（《辑考·后记》，646页）在《五代艺文考》出版之后的十余年间，他继续博览群书，不断搜集新的资料，以求补充和完善。从这个角度看，《辑考》的出版，不仅意味着五代艺文条目的增益和补充，更体现着一种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概而言之，《辑考》一书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数端。

首先，《辑考》的面世毋庸置疑具有学术史意义。兴武教授在2009年出版的《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图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在五代乱世遭受了毁灭性的摧残，而在北宋建国之初的几十年间，图书的匮乏始终制约着文化重建的进程，而宋初“三馆”图书的逐步充盈，首先有赖于南唐、西蜀、荆南及吴越等南方列国的旧有库存，这一判断无疑是客观而公允的。如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后蜀灭国之后，宋太祖“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3]。同书卷一七载，金陵城将破，太祖先已“令太子洗马河东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4]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下复云：“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5]另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五载：“太祖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国初，三馆书裁数柜，计万三千余卷。”[6]除此而外，吴越国的藏书也非常丰富。如《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称惟演“家储文籍侔秘府”；[7]同书卷四八○《钱惟治传》亦曰：“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8]事实上，钱俶子侄所藏书籍，多数应系吴越国旧物。[9]既然如此，那么在新、旧《五代史》均不列《艺文志》的情况下，对五代艺文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辑录和考察就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可以说不可或缺。

《辑考》一书以具体详实的征引考订，不仅完成了对五代图书文献的全面检讨，更拓展了艺文志研究的学术空间，使之呈现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和价值。该书以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下称顾《志》）为考察底本，旁参清代学者宋祖骏《补五代史艺文志》、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陈鳝《续唐书·经籍志》及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等所述，并广涉宋、元以来公私书目以及相关史籍比照参考，相互发明，对五代艺文志所涉撰人名、书名、卷数等详加考核，去伪存真，搜阙补遗，用力颇勤。据粗略统计，顾《志》所辑书目凡六百三十一条，其作者姓名、书名、卷数等为《辑考》所驳正者多达二百二十八条。如顾《志》载“《易轨》□卷，蒲虔轨撰”，《辑考》据《郡斋读书志》卷一、《四库阙书目》卷二之记载，改订为“《易轨》一卷蒲干贯撰”。（《辑考》p.16。下同）顾《志》载“《经典释文》十卷，张昭远撰”，《辑考》引《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刊校”条，校订该书应为“三十卷，尹拙、张昭、田敏等校勘”。（p.25）顾《志》载“《闽王事迹》一卷，不著作者”，《辑考》引钟渊映《历代建元考》卷七“余公绰《闽王事迹》云云”，及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九《吴越文穆王世家》卷末“间读余公绰《闽王事迹》”之语，考订《闽王事迹》并非不明作者，而是余公绰所撰。（p.69）再如顾、宋两《志》及汪之昌、杜文玉所撰《南唐艺文志》均载“《金字心经》一卷，李后主妃黄保仪施”。《辑考》则征引《宣和书谱》卷一二《行书六》、王铚《默记》卷中及《十国春秋》卷一八《乔氏传》等多家史书的记载，确认此《经》并非黄保仪施，而是李后主宫人乔氏所舍。（p.172）像这样旁征博引以求事实真相的严谨作法，无疑彰显着《辑考》有别于其他目录类著作的学术价值与特点。

其次，严格遵守时间“断限”，确保五代艺文条目考察取舍的科学与规范，是《辑考》作者始终坚守的撰述原则。据《辑考》卷首所载傅璇琮《序》及张氏《前言》所述，新、旧《五代史》及清人诸《志》有关“五代”概念的理解，均以唐昭宗一代为上限。“五代”下限虽无统一明确的界定，但综合各家做法，大抵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出仕的文臣武将，无论其仕宋早晚，都被纳入五代范畴。至于部分由唐入五代，或由五代入宋的人物，其著述能否归入“五代”，则需要具体分析，据实处理。基于这种被学界认可的“断限”原则，《辑考》对顾、宋、徐、陈、汪五《志》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考察，剔除了各家阑入“五代”的唐、宋及其他朝代的艺文资料，搜辑补充了清人各《志》阙收的五代艺文条目。这样的研究客观严谨，值得尊重。

《辑考》对清人诸《志》中因失察误收、连带抄录等原因而阑入五代的艺文条目进行了具体详实的考辨与剔除。其中有些书籍为唐人所撰，如“唐以前解《易》之书”的《周易口诀义》六卷，（p.336）“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春秋指掌》十五卷，（p.338）唐李商隐撰《蜀尔雅》三卷，（p.339）以及唐开元中隐士赵蕤所著《长短经》十卷（p.365）等，清人对作者生平未作详察，以致误收。部分书籍乃宋人著述，如吴淑撰成于宋太宗淳化年间的《事类赋》三十卷，（p.370）真宗朝进士许洞撰《演元》十卷，（p.364）蜀人税安礼于宋哲宗元符中撰《地理指掌图》一卷，（p.359）宋神宗熙宁中出为江淮发运使的沈立撰《奉使二浙杂记》一卷（p.359）等，均不涉五代。将此类著述阑入五代艺文志中，显然有违断限。据笔者统计，《辑考》考订和改正的清人误收条目多达56条。加上该书第376页已经确考剔除的《续笔阵图》一条、《张司业诗集》一条，其辨误总数多达七十余条。毫无疑问，只有通过细致严谨的考察与订正，重新确定清人各《志》所辑五代艺文资料的真伪，明确相关条目选择取舍的史实依据，才能为重编《补五代史艺文志》打下坚实的基础。

相对于误收条目的考订和剔除，《辑考》第三章对顾瓌三、宋祖骏所撰《补五代史艺文志》未收条目所作的辑录和补充更显重要。兴武教授反复比对顾、宋、徐、陈、汪诸《志》，遍览宋、元以来各家书目，搜讨五代人物传记资料，以务求穷尽的严谨姿态完成了对五代艺文志散佚条目的辑录和补编，其增补五代图书的数量多达四百二十余种。

《辑考》辑补条目的文献来源，既有《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阙书目》以及《国史经籍志》等目录类书籍，也包括与作者相关的传记资料。如据赵希弁《读书附志》补入徐锴《篆韵》五卷，（p.385）据《宋高僧传》卷七《后唐会稽郡大善寺虚受传》补入释虚受《义评钞》十四卷、《虚受文集》若干卷、《述义章》三十余卷，（p.425）据《册府元龟》卷八五九“医术第二”及《宋史》卷四六一《刘翰传》补刘翰《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三十卷，（p.439）据王应麟《玉海》卷六三“艺术类·唐本草图”、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四补入张文懿《本草括要诗》三卷，（p.441）据《通志》卷六九《艺文略七》“医方上”、《四库阙书目》卷二“医书类”补入李珣《海药本草》六卷，（p.442）据陶岳《五代史补》卷三“戴偃摈弃”条、《资治通鉴》卷二八五及周羽翀《三楚新录》卷一补戴偃《渔父诗》百篇（p.468）等。有部分条目则是依据传世抄本直接补入，如据明嘉庆二年代藩刻本补释延寿《禅宗永明集》一卷，（p.430）据明谈剑山居抄本补陈抟《太乙金钥匙》一卷，（p.433）据清康熙野香堂刻《唐代刘氏诗集》（清刘云份编）补《刘山甫诗》一卷，（p.492）据明万历九年金陵书坊王洛川刻本补陈抟《新刻纂集紫微斗数捷览》四卷。（p.424）凡此种种，已经完全超越了传统目录书籍的搜讨范围，其琐碎繁杂的考索过程，正隐含着《辑考》作者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那种视二十载如一日的探索毅力与盈盈心血，令人钦佩和景仰。

客观说来，《辑考》一书通过对清人各《志》所列条目的重核确认和考订清理，以及着眼于详尽历史资料的全面细致的搜讨和补遗，最终使其对五代艺文资料的整体把握和细节考察均能超越前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和水平。与历代学人有关前代《艺文志》研究和补考的许多著作相比，该书以严谨科学、旁征博引的学术内涵，为同类研究树立了新的楷模。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深信作者以此为基础而编撰的《新编补五代史艺文志》，必能嘉惠后学，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

第三，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言，兴武教授有关五代艺文资料的研究，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目录类学术著作的突出特点，即编撰了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完备的五代金石目录。按照作者的说法，《辑考》是受到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的启发，在《补五代史艺文志》之外，另撰《五代金石辑录》，其目的是为五代艺文研究提供参照和补充。《辑考》对五代十国时期金石数据的搜检范围，包括历代金石书目及金石考正书籍，凡该专题所应涉及者均已网罗无余。此项研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艺文志研究的传统意义，从而呈现出更加深广的文史资料价值。

据笔者统计，《辑考》第四章《五代金石辑录》所收金石碑志目录，后梁为50条，后唐66条，后晋52条，后汉24条，后周63条，五朝总数也不过255条。从金石碑刻数量的多少，也能窥视到一个时代的兴衰；梁、唐、晋、汉、周各朝政权维持时间均不长，后汉仅四年而已。与此同时，武夫称雄、战祸连绵的政局也从客观上制约着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如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所云：“唐末大乱，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而桥门璧水，鞠为茂草。一时称王称帝者，狗偷鼠窃，负乘致戎，何暇驰驱艺文之林，揽髻道德之府，彬彬郁郁，久道化成乎。盖图书之厄，至此极矣！”[10]换言之，五代金石碑刻的稀少，正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战乱时代文化领域的贫瘠与悲哀。

相比之下，南方诸国，尤其是西蜀与南唐的情形则要好很多。《五代金石辑录》录存前、后蜀石刻铭文131条，吴越石刻130余条，而杨吴及南唐则多达241条。这些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作者在《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唐宋诗歌艺术的渐变与转型》等著作中反复陈述的“北人南迁与多元文化中心的形成”以及唐末五代“文学重心的南移”等重要论点。譬如，南唐碑刻的数量远多于同时诸国，首先即得益于北人南迁。兴武教授早就指出，“沙陀三王朝”时期，南迁作家主要流向吴及南唐，[11]而南唐碑刻作者如常梦锡、韩熙载、高越、殷崇义、王元、张翊、孟拱辰、王文秉、孙晟、潘佑等，即为避乱南迁的文学名臣。当然，在烽火连天的割据岁月中，江南文臣在政治、经济待遇方面相对优越，他们在偏居一隅的状态下醉心金石，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三《集古录跋尾·徐铉双溪院记》尝曰：“右《双溪院记》，徐铉书。铉与其弟锴皆能八分、小篆，而笔法颇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盖五代干戈之乱，儒学道丧，而二君能自奋然为当时名臣。而中国既苦于兵，四方僭伪割裂，皆褊迫扰攘不暇，独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优游其间。及宋兴，违命侯来朝，二徐得为王臣，中朝人士皆倾慕其风采。盖亦有以过人者，故特録其书尔。”[12]按：徐锴以开宝七年（974）七月卒，次年十一月南唐国灭，欧阳公所记偶误。然徐氏兄弟作为南唐文人的杰出代表，其博雅超迈的人格风采的确为当时所少见。

南宋时期，南唐碑铭极易触发士大夫偏居一隅的悲凉心态，时人借观览之机睹物伤情者往往有之。如陆游《入蜀记》卷四载，乾道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游鄂州头陀寺，见殿后藏有南齐《王简栖碑》，韩熈载撰碑阴，徐锴题额。乃感叹道：“此碑立于己巳岁，当皇朝之开宝二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尔。熙载大臣，不以覆亡为惧，方且言其主鼎新文物，敎被华夷，固已可怪。又以穷佛旨、举遗文及兴是碑为盛，夸诞妄谬，真可为后世发笑。”（p.556）类似的文字，可以被理解为偏居一隅的文人士大夫远隔数百年的心灵对话。金石文字的沧桑感和历史底蕴，正是以这种不期而遇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它不易觉察的独特魅力。我想，《金石辑录》之于五代文史研究，其本该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亦在于此。

近些年来，很少有学者用心于前代艺文志的考补与研究，这项工作涉及历史学、文学、目录学、训诂学等多种学科，其琐碎繁杂往往令人望而却步。兴武教授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历二十余年始成《辑考》。该书乃实学之作，博赡厚重，极有裨于学林，其创获之丰富，绝非仓促间所能尽述。以上所述难称书评，或有一管之见，亦仅示开卷之益而已。

[1]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188页。

[2]《新五代史》卷五八卷首语，669页。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171页。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354页。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422页。

[6]《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册，2237页。

[7]《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10342页。

[8]《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13912页。

[9]《宋初百年文学复兴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7-8页。

[10]《二十五史补编》（6），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7753页上。

[11]《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62页。

[12]《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2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