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台湾报纸文艺副刊转型的媒介生态学分析

刘晓慧

20世纪70年代台湾报纸文艺副刊转型的媒介生态学分析

刘晓慧

文艺副刊在不同的年代中扮演它们反映社会变迁、政经结构以及社会集体意识的角色，同时又受到后者的影响而调适或改变其自身的形态。20世纪70年代台湾报纸文艺副刊受到报纸源自发行竞争、资本转换的重视，逐渐以带动社会风潮为己任，开放论坛，从文学创作上升为文化探讨。文艺副刊的改革引来四面八方的争议与追随。编者并不在意读者在哪里，读者总是主动而热忱地追随文艺副刊的点滴。转型后的文艺副刊凸显为读者建构一种社会价值和世界观的使命，读者根据集合性的、有历史纵深性的内容，认知或解释人生百态、社会现实。时至今日，副刊编辑即便刻意讨好特定读者，也难以达成，或许今日的编者能从深入探讨70年代文艺副刊的成功转型中获得些许历史的借鉴。

20世纪70年代；台湾；文艺副刊；媒介生态

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一方面出现了一连串政治局势的变动及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工商业持续蓬勃发展，文化仍受律令禁锢。诚如《联合报》前副刊主任陈义芝所言，那是一个一切都在萌发滋扬，企图突破压制的年代，然而在向前冲中似乎又露出很多张顾、抵制的姿态，那样的年代充满了新生的阵痛、喜悦，也充满可供奋力一搏的议题，是一个激发青年理想与使命的年代。一般做新闻研究的人每好以解严前、解严后为区隔，其实70年代末交织鼓涌的张力绝对高过于后来。一方面国民党已无法全盘掌控舆论走向，另一方面社会力量不断积聚且日益壮大。70年代台湾特有的媒介生态，带来报纸文艺副刊发展的特殊形态。所谓媒介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媒介各构成要素之间、媒介之间、媒介与外部环境之间关联互动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媒介生态所关注的是环境，是全局和整体，是关联互动的关系。文中借鉴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和理论，重点探讨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环境因素与文艺副刊之间的关联互动。

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指出，社会环境是指存在于传播活动中的由人类主体聚集、汇合后形成的社会状况和条件。[1]社会环境涉及的生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四个方面。[2]文艺副刊便在这四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存在并发展，与之共同构成社会生态系统。政治因素包括政治制度及政治状况，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在论及政治因素对文艺副刊的影响时，将重点放在对文艺副刊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新闻政策与文艺政策两个方面。经济生态因素由经济模式和发展态势所构成，决定文艺副刊的物质生存条件。文艺副刊的文化生态因素，指与文艺副刊运作相关联的文化背景，它是构成文艺副刊内容和形式的精神层面，对文艺副刊具有形而上的规范性和约束性。技术生态因素则不断强化媒介的优势和传播力。关于文艺副刊外部生态因素论述的依据为：是否对文艺副刊的生存发展具备某一方面的主导影响效力，由此拨繁去冗，主干分明。

一、政治影响在文艺副刊中的变与不变

（一）政治变动拓展文艺副刊关怀层面

70年代初期的钓鱼岛事件及被驱逐出联合国，对台湾造成极大冲击，打破了戒严体制下台湾学界与社会多年的沉寂。台湾在国际上日趋孤立的同时，“中国意识”开始受到挑战，“台湾意识”开始化暗为明，继之而起的形势变化，为80年代意识形态的强烈对峙谱下前奏。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积极回应台湾社会的剧烈变迁。当“本土意识”因形势变化而逐步抬头时，大量知识分子投入文艺副刊，共同为台湾前途，尤其是文化出路，表示关怀之意。云门舞集、艺术家洪通、朱铭的推介，雅音小集以及报导文学的兴盛等，均是副刊主编拓展文艺副刊关怀层面的表现。文艺副刊开始涉及多方面的文化议题，开始聚焦台湾当地的人事物，《中国时报·人间》《联合报·联合副刊》的表现尤为突出，更有《自立晚报·自立副刊》《民众日报·民众副刊》等文艺副刊开始集中关注台湾当地文学的发展。

（二）文艺政策在文艺副刊中的式微

1970年、1971年、1974年，蒋介石均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他对当时文艺发展的看法，但内容不脱50、60年代的范畴。整个70年代是台湾“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蒋经国在蒋介石晚年已掌握实权，他更注重经济发展和笼络台籍同胞的向心力，他认为“十项经济建设”比空洞的“文化复兴运动”更为重要，因此他对文化思想界采取消极防杜而非积极领导。这一时期主管文宣事务的人员多半对文艺浑然不通，文艺副刊多元化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压抑与整顿。

50、60年代文坛一片寂静，所谓的现代主义者虽然隐藏不安和动摇的情绪，但他们所盘踞的媒体如《现代文学》及各诗刊，却是半地下化的同仁刊物、小众传播，而且他们的文体并不受大众欢迎；而70年代初期萌发，中后期大炽的乡土文学与相关的论争风潮却已扩散到大型媒体——报纸文艺副刊上。鉴于此，台湾当局指示报纸文艺副刊发动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作家也纷纷在媒体上陈述他们的现实主义观念，并发表了许多颇具批判性与抗争性的创作。令王升及其幕僚备感意外的是，“这场利用文艺副刊将文坛分裂为左、右两翼的论战，反而使得发动论战的右翼亲当局文人受到声望上的打击”[3]。

王升固然洞悉了这种新思潮，但他将报纸文艺副刊和杂志上的文学及文化传播现象一并归诸于“阴谋论”的泛政治观点，无法说服作家及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势下，文艺政策自然已是强弩之末。

二、文艺副刊成为报社资本转化的重要途径

台湾经济在70年代快速增长，自1971年起，台湾对外贸易由长期入超转为长期出超，转入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并快速转变为工业化资本主义体制，逐步迈向现代化。经济的蓬勃发展使报业蒙获暴利。从表1中可知，企业界投入报纸的广告金额显著增长。

表1：1970年—1979年台湾报纸广告金额单位：新台币万元

由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改变，除了台湾当局所控制的文化企业外，传播媒体主要服膺的不再只是政权利益，更加趋向商业现实，媒体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尤其是《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大报在不得增张的规定下，为求容纳更多的广告，以缩版、分版、换版等不顾消费者阅读习惯的方式增加广告以求取更多的收益。特别是1972年至1973年，台湾房地产市场交易热络，导致各报广告满档，“尽管两大报两度联手提高广告价格，依旧挡不住蜂拥而来的广告刊登需求”[4]。若仅从报社利益与市场需求来看，倘若在70年代两大报即设置如今的《房地产》专版应该也是大有所为，但为何两大报舍此不为，反而牺牲了很大的广告篇幅与财务收入，扩充文艺副刊版面，且加大投入呢？时任《联合副刊》主编的痖弦曾说过：“报社重视（文艺）副刊的程度不亚于新闻版，甚至认定（文艺）副刊的内容与方向攸关订报率。”[5]可见经营文艺副刊与扩大报纸发行量相关，但相比于刊登广告所带来的收入显然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差距，为何报社要做出违背经济利益的决定？这当中的关键在于，“经济资本唯有以象征资本的形式才有办法积累”，“透过经济资本向象征资本的转化，资本集团得以确保公众对其行为的尊重”[6]。

以此观照报社之所以愿意加大文艺副刊领域的投入，乃至资助青年作家创作、担当公益活动的主要赞助者，正是从事资本转化的工作以维系其持有资本的价值。但为何独尊文艺副刊？这就必须从文艺副刊在中国报纸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来理解。自五四以来，文艺副刊在读者心目中不只是休闲娱乐的读物，同时也是传播现代新知的社会公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量利用报纸文艺副刊作为意识形态教化工具，进一步强化了文艺副刊的正统形象。也就是说“文艺副刊此一版面具有传递新知、鼓励文艺创作的非世俗性特征，如此更符合报纸作为‘文化事业’的特殊性”[7]。

布尔迪厄曾指出“象征财货乃是一种双重面相的实体，一方面它是一个商品，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象征性事物，而象征财货在经济上的限制往往会增加其文化上的神圣性”[8]。这种两面性反映在报纸上，即作为一种商业体，报纸免不了锱铢必较，报纸的商业本质就在售价、广告、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等方面反映出来；但作为一个文化体，又必须有超然脱俗的气质，以及重视道德教化的特征，这种精神上的纯粹性便通过文艺副刊来传达。换句话说，报纸在媒介领域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商业市场上的成功，还必须同时将文化上的贡献与评价一并纳入。耗费心力于文艺副刊版面的经营，固然必须牺牲一时可观的广告收益，但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文化资本乃至转化为象征资本，则可确立报社在媒介领域乃至社会上的正当性地位，甚至当象征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报社可成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与裁判者。

70年代高信疆主编的《人间》，其中的“海外专栏”网罗了诸多海外华人，更成为海外华人向台湾传递讯息的重要管道。后续的发展就如许多研究与评述所指出的，70年代台湾的媒体焦点，就聚集在痖弦与高信疆这两位媒体英雄身上，两大文艺副刊旗下汇聚了众多文人及知识分子。著名作家隐地曾如此描述当年两大报文艺副刊彼此竞争时的文坛盛况：“读者订报，都将重点放在（文艺）副刊上面，高信疆和痖弦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成为台北文化的风向球，作家与学人，飞机来飞机去，好不意气风发，随便举办一场演讲，都是万人空巷，喔，那真是文学的年代，文化的年代。林怀民、朱铭、洪通、陈若曦、三毛……两大报（文艺）副刊，不知炒红了多少人。[9]”70年代后期报纸文艺副刊，尤其是两大报文艺副刊已经有能力主导若干超越台湾当局主办机构和文艺组织动员能力所及的文学活动甚至文化运动，如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的成功举办。报导文学、乡土文学的急遽崛起，也是当时文艺副刊影响甚至主宰文坛的结果。虽然乡土文学论战在台湾当局的主导下，许多报纸文艺副刊以反对派立场出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当局决定了开始，却已无法左右结局。

此次观摩会召开得非常成功，正如青岛市和平度市两级土肥站负责人在会上讲话时所说，有了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和澳特尔化工技术推广部的合力支持，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必将落实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定会为广大种植户带来良好收益，为大泽山的葡萄增产增收再创新高。

三、思想文化的回归指向对文艺副刊的影响

经历了戒严体制和西方思潮的台湾民众，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开始反省自身的境遇与前途，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激活与觉醒，使得关怀社会、改革社会的时代呐喊蔚为风潮，台湾向着回归民族、回归乡土方向转舵。

（一）报导文学在文艺副刊上异军突起

70年代台湾的动荡与变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貌，以及现实的矛盾与禁忌，迫切需要一种更主动、更直接、更有冲击力的文学及文化传播形式，去反映生活的面貌和民众的心声。报导文学在文艺副刊上的兴起就是在这种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的。1975年，高信疆以“文学的笔、新闻的眼，来从事人生探访以及现实生活真实报导的生动写作方式”[10]，在当时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文艺副刊版面上，大力推动报导文学。之后，《联合副刊》《台湾新生报·新生副刊》《民生报·民生副刊》等纷纷响应，高信疆还设立报导文学奖来推动创作，以文艺副刊为中心很快聚集了一支以青年作家为主的报导文学队伍，陈铭磻、古蒙仁、心岱、林清玄、韩韩、马以工、曾心仪、吴念真、蓝博洲、李利国、翁台生等即其中的佼佼者。此外，陈映真、黄春明、张晓风等著名作家也涉猎其中。

报导文学的创作宗旨与乡土文学的回归指向完全一致。高信疆在一次名为《永恒与博大》的演讲中提及：报导文学兴盛的“背景往往源自一场挑战、一次变动、一个秩序的毁坏或再生……把文学与报导结合起来，是这个时代的共同需要，并不是新闻界的不安份，也不是文学界的偏锋。时代需要它，读者也需要它”[11]。无论是寻访台湾历史足迹，揭露帝国主义掠夺本质，如马以工的《几番踏出阡陌路》、王拓的《跟我来访恒春》、古蒙仁的《破碎了的淘金梦》等等，还是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表现劳工的艰苦生涯，如古蒙仁的《鸡鸣早看天》、薛不全的《矿工泪》、陈铭磻的《鹰架上的夕阳》等等；无论是揭露色情泛滥、青少年犯罪的《无烟囱工业的社会污染》（王孝廉），《失群的羔羊》（古蒙仁），还是直面环境污染、呼唤保护大自然的《大地反扑》（心岱）、《君见南枝巢，应思北风路》（韩韩）等作品；特别是蓝博洲追溯与反思战后台湾社会以及50年代“清肃运动”的一系列报导文学作品，如《幌马车之歌》、《天未亮》等，都以浓重的忧患意识和现实精神的注入，成为文艺副刊全面性现实反省的依据和见证。

在不安的政治背景之下，遇上工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台湾威权体制堵住了发泄渠道，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对未来产生不稳定心理，报导文学在文艺副刊上的传播为社会抒发了集体的怨愤意识，成为一种形式外的寄托。正如高信疆所言：“报导文学，作为一个人生参与者、见证人的身份，从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缤纷灿烂的，充满一切希望的，走在时代的前面，被文学界与新闻界所共同肯定，共同拥有，共同开发着它那无穷的热力与光华”[12]的深度境域。文艺副刊所推动的报导文学见证了变革中的台湾社会。

（二）乡土文学的战火在文艺副刊上点燃

台湾乡土文学的崛起，就是这股回归大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年至1973年的现代诗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的先导。1972年2月，关杰明在《人间》先后发表了《中国现代诗的幻境》《中国现代诗的困境》《再谈中国现代诗：一个身份与焦距共同丧失的例证》三篇文章，对叶维廉、张默、洛夫主编的三部诗论及诗选表示失望，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诗充斥着“做作的、对生命的逃避”和“玩票式的语言技法”，作家这种“忽视传统的中国的文学，只注意欧美文学的行为，就是一件愚不可及而且毫无意义的事”[13]。70年代初期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论争之后，以回归乡土、面向现实为旗帜的乡土文学创作思潮，逐渐在台湾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这很快引起了台湾当局相关人士的警觉与注意。由于文学的、政治的多种原因，一场不可避免的乡土文学论战于1977年秋天正式爆发，并迅速席卷台湾文化界，影响至海内外。参与这场乡土文学论战的人们，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体聚焦下，形成不同思想倾向的作者群。论战中，70年代的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刊物成为重要阵地。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传播者与媒体渠道呈现出对立的立场。反对、攻击乡土文学的评论多数发表在报纸文艺副刊上，诸如《中央日报·中央副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联合副刊》《青年战士报·青年副刊》《新生副刊》等等，《联合副刊》更成为乡土文学论战白热化的主战场；支持乡土文学的文章则主要发表在文学杂志上。乡土文学的论战更带动了文学奖项的设立。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的设立，扩大了文艺副刊对整个文坛的影响。第五届联合报小说奖的得主是萧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它呈现了中国人爱的哲学，代表了乡土文学成熟的提升。痖弦认为“乡土文学一定要提升到民族的层次，才有它的意义，方言不方言还是次要的问题。如果说写写乡下老农，带几句闽南话和客家话就算是乡土了，那未免是太皮相的看法。”[14]此一说法虽然未必能获得所有人的赞同，但确有世界文学史的根据，亦可移为乡土文学论战的结语。“自古以来，中国作家的目光，最后总是回到乡土，这是一个可贵的传统，台湾作家还有一个可贵的传统，就是从未自外于中华文化。”[15]

（三）文艺副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

文艺副刊在这一回归乡土、面向现实的文化思潮的影响下，观照社会的层面开始从单纯的文艺创作延伸至社会现实的探讨。70年代《人间》点燃的现代诗论战是西化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第一次较劲，而《联合副刊》点燃的乡土文学论战则是西化意识与本土意识的第二度交锋。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凡涉及中西文化问题，均以中国及西洋二分的立场辩论，乡土文学论战却衍生出第三种意识——“台湾意识”。鉴于乡土文学论战如火如荼地蔓烧，1977年8月29日，暌违九年的“第二次文艺会谈”因时召开。会议第一天，《联合报》发表社论《当前的文艺路线》指出，“籍贯虽有省别，但写的都是中国乡土，中华民族的文学”[16]。事实上，乡土文学思潮是3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的复归，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但一小撮人却借此滋生分离主义情绪。当然，国民党党营、公营及军营报纸文艺副刊以及大部分民营报纸文艺副刊一如既往的高扬“台湾为中国之一部分”的民族旗帜，坚守传统文化，如1979年4月起，《联合副刊》即推出“五四特辑”，同年7月6日，推出《抗战文学》专题系列。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70年代末国民党党外新生力量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发展下的部分民营报纸“台湾意识”的滋长。1979年5月4日前后，《联合副刊》与《人间》均以专辑形式大肆纪念“五四”，再度探讨“五四”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时，《自立副刊》则制作“盐分地带文学展”专辑，介绍台湾文学，更自此大张台湾当地文化的旗鼓，作为“台湾意识”浓厚的作家粉墨登场之舞台。但正如刘绍铭所说：“只要是用中文写作的文学，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都应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分。”[17]即便是用外文创作，也一如吴瀛涛写给痖弦的信中所言：“我们当时（光复前）虽然是用日文写作，但是我们写的却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要以异族的语言跟他们（日本）在文学上分庭抗礼。”[18]中国人之立场，由此获得经验，前辈作家的风范，已成为文学史、副刊史的指标。

四、平板印刷与照相打字使文艺副刊版面更具吸引力

报社用平板印刷机来印文艺副刊，是70年代的普遍现象。自《中国时报》1968年首先使用彩印机以来，其他报纸都急起直追，早期的彩印主要用于广告和新闻图片。彩印报纸更受欢迎，毋庸置疑。漆敬尧在《十年来报业发展》中提到，70年代已有14家报纸更新设备，添购彩印机，开始出现文艺副刊彩色印刷，用4种颜色处理副刊资料。[19]70年代末，由于版面分配、彩印成本较高等原因，许多文艺副刊又回归黑白印刷，如《联合副刊》与《人间》就先后于1979年改回黑白印刷。但印刷及排版技术的进步使文艺副刊版面在视觉上更具吸引力和冲击力，插画地位不断提升，美术编辑的功能不断凸显。

大部分报纸文艺副刊在70年代均已有刊头设计。在非电脑排版的年代，一切讲求人力的手工捡字，无法随便抽行或加行，深受分割版面的铅字排版设备的限制。在印刷及版面的限制下，刊头设计是主编们唯一想出来的办法，既可填补剩下的空白之处，又可达到装饰版面的效果，在拥挤的文字中赋予视觉舒缓的空间，更为文艺副刊建立起独有的特色。其中《联合副刊》的刊头设计以手绘为主，常以几何、抽象等形式呈现；《人间》的刊头则以浪漫唯美的摄影体裁为主。此刊头设计的插画方式，一直到1978年末期，才由主插画取代成为版面视觉的重点。

除了刊头设计，装饰性标题和小说插画也是70年代版面图像的主角。前者多半占据当天文艺副刊的主要篇幅，制作插画的同时设计标题文字，将标题与插画合形为一个主图的方式；后者是以小说中的建筑物、场景、道具、服饰、人物造型等，来展现小说中的情境，再提上文中句子，此种插画表现方式必须根据文本写实的情境来描述，从而限制了插画家表现其想法的方式。从这里可以看出，插画在70年代早期仍处于装饰性用途，还开发出许多不同形式的装饰类别，但长时间的使用已逐渐无法满足读者及编辑的要求，在印刷技术的进步与应用下，发展出为文配图的插画形式。

“技术发展是版面变革的物质基础，市场需求则是版面变革的内在动力[20]”。印刷出版技术在促进版面样式的演变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它的不成熟限制了版面在设计上的选择机会，而它的每一步发展又成为了版面设计大发展的契机。1976年以后，报纸开始在低温的状态下，采用照相打字、照相排版、纸上拼版、电子分色、晒制铝合金PX版，以高速彩色轮转机进行印刷。由于照相打字作业的推广，标题才以打字来代替，直到1978年之后，文艺副刊才将标题文字与插画分开，插画从此独立出来。另一方面，由于高信疆所引领的文艺副刊改革，导入美术编辑的观点，使插画获得重视，成为文艺副刊版面风格的特色。此时的文艺副刊插画脱离只是配角的功能，而将文字里的意象，予以发想后以个人插画形式将之表现出来，与文字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文配图成为版面的视觉重心。

结语

文艺副刊在不同的年代中扮演它们反映社会变迁、政经结构以及社会集体意识的角色，同时又受到后者的影响而调适或改变其自身的形态。50、60年代，文艺副刊从“报屁股”转向“文艺创作”，内容以吸引读者为能事；时值70年代，文艺副刊受到报纸源自发行竞争、资本转换的重视，逐渐以带动社会风潮为己任，开放论坛，从文学创作上升为文化探讨。

（一）文艺副刊：报社资本转换与竞争的关键

70年代的台湾社会内外局势接连受挫，也因此促进了社会文化大举觉醒的运动，“本土文化意识逐渐抬头，在民间社会中，政治、经济改革运动也慢慢开始酝酿和运作”[21]。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之下，政治局势逐渐松动，经济生活走向富裕，知识水准普遍提升，人们开始重视生活视野、知识层面的拓展，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参与，是以，文艺副刊在这一时期开始接续“五四”时期副刊的优良传统，走出狭隘的文艺领域，而广泛地与时代社会思潮相结合，成为传播新文化，实践新文学的平台，发挥文艺副刊的社会功能，成就文艺副刊的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是1973年高信疆接掌《人间》副刊后所掀起的文艺副刊的改革。《人间》对于文艺副刊的改革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主动性的策划编辑；二是多元化的副刊内容与版型设计。《人间》延续了“五四”时期副刊的文化取向，即在文化视野下，以文艺的形式来阐释多种议题，这是对文艺副刊的拓展。

70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时报》与《联合报》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为获得新闻场域内的“正当性”与“权威性”，两大报积极地投入到经济资本向文化及象征资本的转换当中，文艺副刊成为资本转换与竞争的关键。两大副刊主编高信疆与痖弦引领文艺副刊在激烈的竞争中互相激荡，成就台湾副刊史上风头一时无两的纸上风云时期。较之《人间》，《联合副刊》相对沉稳，它延续着五四时期文艺副刊的经典形态，“承继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学传统”[22]，既讲究文学的纯度，也不乏抗议的精神，张作锦先生的专栏即其显例。《联合副刊》在文艺推广方面不遗余力，也让它扎下设立“联合报小说奖”的稳固根基，同时也促使1978年“时报文学奖”的兴办。资本的转换一步步将文艺副刊的影响力推向最高点。这种影响力的重要正如《联合副刊》主编宇文正所言，在报纸只有三大张的时代，全版的（文艺）副刊占有极大比例的篇幅，成为知识分子试图冲撞言论钳制的最佳园地。包装在文学语言、形式里的文字，较诸当时的新闻更巧妙、有力而真实地反映舆论、民情，副刊作家、编辑、读者共同培养的默契，形成一股充沛的活力，冲撞了整个台湾社会的种种禁锢，也因此打造了副刊的“黄金时代”。

（二）贴近社会：文艺副刊转型的方向

据陈义芝在《副刊转型之思考》中的回忆，20世纪70年代以前台湾报纸副刊主编，“只要有不错的知识背景、文学品味，靠着一颗与文人相重相惜的心，就可以拥有不错的口碑”[23]。因为当时的文艺副刊扮演着一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谓的“文人圈”的角色。“文人圈”是指“那些受过相当的智识培育及美学熏陶，既有闲暇从容阅读，手头又足够宽裕以经常购买书籍，因而有能力做出个人文学判断的人士们”[24]所形成的交流圈。搞文学的都是文人，其文学活动也都是在一个内部封闭的交流圈中流转运作。编辑的专业，体现在鉴赏品味上，而非新闻性、时效性等方面。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文艺副刊的编辑形式从静态转趋动态，文艺副刊的作者群由知名作家、文学青年扩延至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意见人，文艺副刊的内容也由纯心灵抒发，经验表述增加了现实的分析报道以及新知快讯的传播。

台湾文艺副刊的转型是整个70年代社会变迁的结果。在整个社会蕴蓄出较成熟的变革动力时，适时出现了痖弦、高信疆这两位媒体英雄，一举完成了颇具先见而影响几达二十年的副刊转型。具体而言即是文艺副刊内容的蜕变，一改过去纯文艺或杂烩式的内容，进而治文艺、学术与生活于一炉。题材也时常机动性地配合新闻的动向，作意义的诠释与评论。另外在编排上运用美术编辑技巧，发挥现实的美感与新鲜感，使文艺副刊成为报纸的主干。报导文学被认为是“文字工作者介入社会最有效的形式”，这和70年代内外冲击后所呈现的普遍关怀台湾社会现实的取向不谋而合。报导文学专栏“现实的边缘”被视为《人间》走向社会的第一步，进而掀起台湾报导文学的潮流。1978年时报文学奖的创立更是将报导文学推至最高点。高信疆指出“参与社会的时候，（文艺）副刊顺理成章的成了报纸这个媒体的公众焦点，而（文艺）副刊的作者，也大量注入了许多文学界以外的作者，这应是一种进步”，这种进步的另一意蕴便是“编辑人不仅只是一个策划者，也是一个行动者；不仅是一个文学人，也得是一个社会人。”报导文学在《人间》的刺激与推动下，由零到有的连锁反应在各报文艺副刊上。

70年代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改革引来四面八方的争议与追随。副刊编辑认定所有买报看报的人，都是翻阅文艺副刊的人，即使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大篇幅系列文章也不怕读者烦。编者并不在意读者在哪里，读者总是主动而热忱地追随文艺副刊的点滴。转型后的文艺副刊凸显为读者建构一种社会价值和世界观的使命，读者根据集合性的、有历史纵深性的内容认知或解释人生百态、社会现实。时至今日，副刊编辑即便刻意讨好特定读者，也难以达成，或许今日的编者能从深入探讨70年代文艺副刊的成功转型中获得些许历史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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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0

刘晓慧，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美国纽约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系广西大学“211四期”区域文化传承创新与交流研究学科群研究项目《社会的变迁·资本的转换·文化的传承：台湾报纸副刊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11QYWH13Z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