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其文本，观其“自我”与“他者”——评《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庞希云

以其文本，观其“自我”与“他者”
——评《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庞希云

打开新德的专著《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①，忆起他当年读博时期啃着馒头在徐家汇藏书楼里查阅资料，一待就是几天甚至一星期的情景，真是很感慨。历经十多年，如今他的研究终于汇成了这本厚重的成果。

新德一直专注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中国经典的翻译研究。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我们都知道，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的欧洲，孔子学说及中国形象曾经历了由被认同、美化、颂扬到被排斥、丑化、鄙视，又由鄙视到理性认识与尊重的嬗变；我们也知道，中国形象在欧洲所经历的这些变化，与明清时期入华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些传教士们如何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他们西传的文本传递了什么信息、是怎样塑造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的？我们所知却只是皮毛，或者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所研究的，正是这所以然的问题。作者透过传教士西传的各种文本，揭示了不同的中国形象被塑造的背景及缘由，及其背后“自我”与“他者”的实质。

所谓透过传教士西传的各种文本，也就是说，本书以入华传教士们留下的对中国儒释道经典的翻译文本，以及他们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各类书籍、信件、报告等文本作为立足点，逐一辨析他们对中国的不同言说与诠释。在此，我不得不佩服新德兄的研究热情与毅力，以及他治学的严谨。

新德专著最令人惊叹也是最具贡献的，即是其丰厚的第一手源语文献。从十六世纪明末清初以罗明坚、利玛窦为代表的第一批入华传教士，到十九世纪晚清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历经三百余年，他们留下的中国经典西译文本不计其数，且语言不一，散落各方，后世的研究者囿于文本难以收集，或者言语不通，常常望而却步。因此，学界对于传教士的研究，更集中的是从史的方面梳理或对其宗教文化观念的研究，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至今尚不多见。而本书却是以中外文本为核心，通过中国经典原文与西文译本相对照，辨析译本对原典理解、翻译、诠释的正误，系统研究不同时期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儒释道宗教形象及其嬗变，其难度可谓不一般。在十多年的研究道路上，为了收集第一手文本资料，新德奔走于国内国外，北京、上海、香港、英国、美国等地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足迹。他因而也掌握了许多别人不曾掌握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翻开书页读着每一页页脚缜密详细的中外文注释，还有书后所列长达42页的中外文献——许多文献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出现，许多西文译本，如耶稣会士所译的 “四书”、新教传教士马士曼所译的《论语》、马礼逊所译的《大学》、理雅各所译的《诗经》《道德经》、苏慧廉所译的《论语》《妙法莲华经》等，学界也还未曾评论过——我们不得不感叹其材料之丰富，非一般研究者所能及。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明清传教士研究领域，新德专著这一贡献可谓珍贵。

而值得称道的是，在处理这众多的中外文献材料上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阅读本书我们会注意到，作者的研究涉及众多传教士们的各种游记、回忆录、书信报告等等文本资料。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大多是源文献。有些外文文本即使已有中文译本，但作者使用的仍然是第一手源语文献。这不仅体现了作者治学的严谨，正如杨乃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言：“作者尽可能使用第一手源语文献，回避使用或尽量少用译入语文献，以避免源语文献向译入语文献转码时所带来的误读与过渡诠释。苛求第一手源语文献的意义真值性，可以说是这部专著立论与写作过程中所坚守的立场。”①而且，这其实也是比较文学传统研究所坚守的立场。作者以其丰富的文本实证分析，为比较文学传统研究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研究范例。

值得称道的还有作者的语言功底。书中对传教士译本与汉语经典文本的对译、分析、考辨，皆显示了作者娴熟的中外语言功底。虽然对于一个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熟练掌握中外语言是其基本的技能与要求。但作者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英语与汉语文本，本书涉及的文献还有法语、拉丁语，所涉中文文献也并非现代汉语，而是颇具挑战的《论语》《尚书》《易经》《诗经》《道德经》《妙法莲华经》等。在此，我们可从书中辨析早期新教传教士马士曼对《论语》翻译与诠释的两个事例，感受作者对译文的辨析：

《论语·八佾第三》“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句，马士曼是这样翻译的：Chee says, The Quan-chee rejoices without extravagance; mourns without excess. (184)这里马士曼并不知道“关雎”是《诗经》的开篇，他的直译处理方式确实有些让人对他的译文不知所云。更有趣的是他自作聪明对“关雎”的注释：The Quan-chee. Quan is properly the gate of a city; and chee the name of a bird: this therefore, probably denotes some bird accustomed to frequent the gates of the city. (184) 他的理解是：关雎，“关”严格说来是指“城门”；“雎”是一种鸟的名字，这里的意思可能是指某个鸟经常光顾城门。

《论语·八佾第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中的“神”字，马士曼的翻译耐人寻味：Worship as though the deity were (present); worship the deity, as though He were present. (167)朱熹在《集注》里引程子的话说：“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祖主于孝，祭神主于敬。” 马士曼在此非但未能区别先祖与外神，反倒将二者混淆，统一翻译成the deity，而将第二个“神”字完全等同于基督教的He (上帝)了。②

再如书中对德•拉•布吕内《孔子的道德》与柏应理《中国哲学家孔子》两个文本的考辨：1687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在巴黎共同编辑出版了拉丁文《中国哲 学 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8年法国出版了德•拉•布吕内（J. de La Brune）的法文本《孔子的道德》（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这两部著作在欧洲影响都很大。德•拉•布吕内的《孔子的道德》在法国被多次重印出版后，1691年根据法文版转译的英文译本《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也在伦敦出版，之后还有多个不同的印本。这些译本使得西方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哲学思想与文化，同时也震动了基督教思想一统天下的欧洲思想界。

作者在考察德•拉•布吕内的《孔子的道德》时，将英文译文、法文译文和拉丁文译文与中文《论语》原文相比较进行辨析，论证了德•拉•布吕内的《孔子的道德》为拉丁文《中国哲学家孔子》的法文编译本，并举例证阐明英文版《孔子的道德》从法文版转译，而法文版又是从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编译而来。因此，“从中文原文到英文文本，已经经历了三次转译，较之于中文《论语》原文，有的已经加上解释性说明文字，有的表述不到位或与原文差别很大，孔子的言语受到极大的扭曲就不足为怪了。”①

娴熟自如地运用不同的语言，对各种译本做出如此细致的分析考辨，不仅体现了作者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具备的语言能力及其对研究文献透彻的理解，也体现了其深厚的学养。

新德专著的深刻性，也是其研究的主旨，即在梳理大量文本的基础上，从对传教士们各种西译文本的分析考辨中，揭示出不同时期的这些传教士们怎样塑造了不同的中国形象的缘由，及其背后“自我”与“他者”的本质。作者认为：这些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中国典籍西译的最初和最主要的译者，他们“有着多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第三，他们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不管是‘西学东渐’，抑或是‘中学西传’，作为‘摆渡者’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或通过书信、报告，或通过游记作品、汉学著作，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和多重渠道向西方世界言说着中国，他们是数个世纪以来西方之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塑造者。这些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不仅为中西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而且从广义上说，它们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西方普罗大众认知中国的重要知识来源。”②他们的每一封信件、每一个报告、每一本游记，以及对中国经典的每一个译本，言说了他们遭遇异质文化碰撞时，对中国文化、宗教的或是认同或是质疑或是鄙视或是尊重沟通的不同认识与心态，以及他们对中国经典的不同理解与诠释，由此而塑造出不同的中国形象，直接影响着欧洲及至整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因此，书中着力考察了不同时期耶稣会士、新教传教士西传的各种文本及西译儒、道、释各家经典的缘起、他们翻译的体例与策略，探究基督教意识形态如何影响这些传教士译者。揭示出他们身为基督教传教士，虽说并无明显的殖民者心态，但是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意识形态有意无意间对他们的中国宗教文化观以及中国经典的翻译策略都产生了影响。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基督教自我中心思想的作祟，加之语言文化的限制，使这些传教士们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诠释混杂着各种误读误解与误译。本书的很大篇幅，便是将各时期传教士们西传的不同译本与中国原典籍逐句逐字的分析考辨，由此而呈现出一种“原生态”式的解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和学说以至整个中国形象在西方如何演变的轨迹。透过这些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不同诠释，作者进而深刻地剖析了各种中国形象得以塑造的实质。

作者将利玛窦、艾儒略等入华耶稣会士以及马士曼、马礼逊、理雅各、苏慧廉等新教传教士们作为中国儒释道文化的注视者和形象塑造者，对他们加以深刻的剖析，称他们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身份，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本位的思想。“他们对中国儒道释宗教文化的研究与汉语经典的翻译，或是为了区别基督教的‘自我’与中国宗教文化的‘他者’，以彰显二者之异；他们或是从佛教等流传中国千百年的历程中汲取有益的启示，认为儒、道、释在不同的层面为基督教入华预备了道，以寻求二者之同。”③“西方人笔下的中国形象之塑造，包括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宗教文化形象，关键不在于中国怎样变化，不在于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而在于西方人如何借助‘他者’中国之镜，按其自我需要为之。”④这一认识将形象学的研究理念融入其中，已经超越了一般传教士的史学、宗教学、汉学研究和翻译学的研究，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和学术境界。

实际上，新德专著的研究领域已经将比较文学传统的影响研究、形象学研究与翻译学研究、汉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交集融合在一起，同时还涉及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学科领域，由此也体现了作者开阔的学科视野及渊博的知识储备。本书不仅为比较文学传统研究提供了优秀的研究范例，同时也为形象学、翻译学、西方汉学、宗教学研究以及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范例。因此，这本专著也是比较文学研究者及爱好者，还有翻译学、西方汉学、宗教学和传播学研究者及爱好者们值得用心研读的一本专业著作。

[1]李新德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12月出版。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杨乃桥《关于从容探索的学术心镜》，《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

[3]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48，249.

[4] 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9,130.

[5]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2.

[6]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9,3.

[7]李新德《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29,446.

2016-09-05

庞希云，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