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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服装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刘光帅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改元武德,定国号为唐。九年以后,李世民即位,称唐太宗,定年号贞观,雄才大略的太宗皇帝励精图治,开始以他的大手笔启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贞观之治”,谱写大唐盛世。这一时期,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人民生活富足,经济迅速发展,文化艺术逐渐苏醒,与此同时,书法艺术也登上了唐初的艺术舞台,并很快成为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宗李世民不仅是身体力行的书法创作者,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堪称古今帝王书法之冠,更是大力的提倡书法,并制定了各种适合书法发展的政策,如以书取仕、书法教育、鉴藏、设置与书法有关的专门机构和职位等。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书法艺术在当时受到空前青睐,众多书法家,书学理论家脱颖而出,各领风骚,书法事业与大唐基业一样,蒸蒸日上。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时间首先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推上了唐初书法的大舞台上,书法史称他们为“初唐四家”。现在单讲薛稷。
东坡先生有云:“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研究薛稷书法,先论其生平。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万荣)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是隋时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祖父薛收,唐记室参军。父亲薛元超,唐中书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外公更是太宗时期名相魏征。薛稷早年入国子监太学,后登进士科,武则天时任彭山县令,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直学士。睿宗景云元年(710),升迁太常少卿,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历中书侍郎、参知政事、左散骑常侍、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官至太子少保,故后人称“薛少保”。《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记载:“窦怀贞诛,稷以知本谋,赐死万年狱,年六十五。”即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受窦怀贞一案之牵连,被视为窦怀贞的同党赐死于万年狱中,享年65岁。
《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记载:“稷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书,故锐精临仿,结体遒丽,遂以书名天下。”由于薛稷有着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具备了文学艺术的基础修养,这对其以后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就尤为重要。
薛稷初学欧阳询、虞世南,后又学褚遂良,最后在此基础之上,融会贯通,独创一格,成为唐初最具影响力的书家之一,跻身于“初唐四家”之列,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齐名。宋人董逌在《广川书跋》(卷七)中有云:“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遗墨备至,故于发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把薛稷的学书师承和独立成家及风格特点简单而又形象的表达了出来。
总的来看薛稷的书法风格,受褚遂良的影响最大。故张怀瓘直接说薛稷是褚遂良的学生:“书学褚公,尤尚绮丽美好,肌肤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世珍尚。”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气节”的说法。薛稷是褚遂良书法的忠实继承者,但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继承,而是在之前学习欧、虞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劲瘦的同时也兼顾圆润,被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伯”,充满了诗情画意,发展了初唐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书风。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载薛稷曾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每字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气势十足。唐代大诗人杜甫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一诗赞曰: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薛稷的传世书作极少,最著名的当是《信行禅师碑》。此外还有《升仙太子碑碑阴题名》《佛石迹图传》《中岳碑》等。
《信行禅师碑》全称《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越王李贞撰文,薛稷书,唐神龙二年(706)八月立石,碑文记载了隋代高僧信行禅师之兴佛教事迹,后佚失。仅有清人何绍基旧藏剪裱孤本传世,此拓为剪裱本,册尾残损,正文共25开,另外有后人题跋一半。正文125行,每半开5行,行7字。每半开纵19.8厘米,横13.5厘米,共1800余字。此本内有宋贾似道旧藏印记,后有王铎、何绍基、吴荣光等人的题跋。现此孤本已流入日本,为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所收藏。国内留有宣统三年(1911)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本和有正书局珂罗版影印本及石印本。
《信行禅师碑》为薛稷五十七岁时所作,书风妍丽瘦劲,骨气洞达,媚丽而势强,清丽奇艳之中又有劲挺之美感,充分体现出薛稷书法“如寒机夜织”的美学特征。正如王铎所跋曰:“《信行禅师碑》用笔浑融静逸,焕然古质,无后代习气。”通观此碑,与褚遂良《房玄龄碑》书法风格甚为相近,线条细劲而不失力度,绵里藏针;铁画银钩,法度森严,骨法开张,字形大多取横势而中宫紧收,这与褚书的字势是相吻合的;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褚遂良的用笔,一些笔画也是融隶入楷,相当一部分横划带有一定的隶意,可以说是薛稷成功的继承了褚遂良的衣钵。故解缙在《春雨杂述》中《书学传授》一节指出:“智永传唐永兴世南伯施。伯施传欧阳率更询,本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传薛少保稷嗣通。是为贞观四家。”然薛稷在继承中也有所发扬,在学习中有所改革,是书法的改造者和创新者;其高明之处即是在褚遂良的基础之,大胆的去除褚书的清健俊秀和寓刚于柔的特点,更多的则是表现出顿挫明显,笔势坚挺有力,有斩钉截铁之感,刚硬而又不乏弹性,在点画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书贵瘦硬始通神”在薛稷书法中得以充分体现;结体上变褚书的空灵无迹为瘦劲实在,气息清新冷峻,结构疏朗协调;笔法上改褚遂良的行书入楷为笔笔楷则,整个字显得端温而又劲健。窦臮在《述书赋》中论道:“少保师褚,菁华却倍,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指出薛稷之书风比褚书更清奇,冷拔面目非褚之能为。这样的继承与革新,在当时对楷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而且对后世的书法大家有一定的指导和启发作用,更开启了“瘦金书”的先河。
唐代是楷书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楷书的鼎盛时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时期,楷书一步步的走向成熟。这和当时的太平盛世是息息相关的,政治清明,统治者的钟爱,书学教育等外部条件促进了楷书的发展;然而楷书的发展更取决于书法家这一内在因素,当然“初唐四家”要首当其冲。薛稷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少,但是他对楷书的贡献却不容忽视,其功劳不亚于其他三家,他把楷书更为规范化,定型化,使褚书从“瘦硬”慢慢转变为“清劲”,并形成了“瘦硬通神”的自家面貌,显示出高逸劲健的个性,在用笔方面非常重视楷法,在遵循唐代楷书“尚法”的同时,又凸显一定的风格,这一创举为楷书进一步的成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薛稷书风对当时及后世的书法大家影响颇深,其堂兄弟薛曜及晚唐的柳公权皆受薛稷“清劲”书风的影响,到了宋徽宗赵佶便发展成了“瘦金书”。而宋徽宗的这种书体亦影响了后世的众多书家。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中记载:“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从中可知,徽宗赵佶学书于薛稷,在行、草、楷方面都受薛稷的影响,尤其是楷书。徽宗学习薛稷书法,而后又从薛稷出,自创“瘦金书”,其书体自成法度,用笔以露锋为主,方笔居多,棱角分明,结体疏朗而又端正,行笔纤细而又劲挺,撇捺出笔尖而利,宛如刀光剑影,咄咄逼人,横竖收笔顿而钩,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在书法史上独具一格。当代书坛学“瘦金书”的书家更是汗牛充栋,这种书体从北宋到现代形成了一种延续,而这种延续追根到底却是离不开薛稷对宋徽宗的启发。总的来说,薛稷身体力行,在书法实践上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书法艺术对唐代楷书的进一步发展又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整个书法历史的长河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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