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传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曾获第三届人民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 刘长春

一、家世与出身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 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的有力支撑。”“王字”，从内涵来说，指的是王羲之之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尝试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又因为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做官，宋人也有称他为“王会稽”的。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徵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一个读书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受批评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卷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 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级镂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既有世代做官，又有世代儒门，还有具备两种资格，既是高官、又是名儒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权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 （《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彼此却成为忘年交、相得如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人耳！” （《东坡志林》）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千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勿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飏、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一命呜呼，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而在45 年之前的黄初元年（220），曹操之子曹丕欺负人家幼主寡母，胁迫汉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宣布魏朝的成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说：“司马家如法炮制”而已。

正是因为接受了这血淋淋的事实和教训，所谓的名士为了保全一条性命，也都变得乖巧、聪明起来。阮籍似乎走得更远，他不仅抛却了儒家济世的热情和理想，而且把内心的各种想法遮蔽起来，寻找精神的另一个寄托，从此“尤好庄、老”。然后，他哭之于途穷，托之于酒酣，寄之于清谈，制造假象，施放烟幕，对政治不闻不问，甚至做到了喜怒不形于色。他和王戎交觞酬酢高谈阔论，“必日夕而返”，然而却始终守住一个底线：“口不臧否人物”。可是，人家对他还是不放心。司马氏集团里的钟会，几次问以时事，他皆以酣醉获免，摆脱了被人构陷、杀头的危机。又因为他是诗人，不能不写诗，即使写诗，虽多感慨之词，却也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 卷上），苦心孤诣地隐晦曲折着，“百世下难以情测”，让人觉得托寄遥远而难以抓住他的“辫子”。直到今天，各种信息汇集眼前，人们才渐渐地读懂了，他的诗都是政治诗，对曹魏后期的重大事件，比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曹魏亡国等都有间接的反映。有人倒下了，有人屈膝了，有人退隐了，有人摇身一变青云直上了，他永远没有了志趣相投的朋友，“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所以，朱光潜先生称其《咏怀诗》为“中国最沉痛的诗”。由于压抑，由于孤独，除了 “哭”与“酒”，内心的痛苦还是无从发泄，所以他又学会了 “啸”。然而，那啸声只是高高低低、曲曲折折的一串拖音，没有内容。对着群山云天，尽情长啸，响生林谷之风，消解的正是心头的块垒。

从此，“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局面一去不返，谈玄之风却日盛一日。所谓谈玄，我的一个理解是：明白的事理往胡涂里想，浅近的东西向深刻里说。比如水中游着的一条鱼，渔夫知道味道鲜美，想的是如何捕获；文人就不一样了，庄子和惠子在濠上讨论的却是人知不知道、怎么知道鱼的快乐。这不就“玄” 了 ！由东汉的清议，月旦人物，评议时政，到魏晋的清谈，寄托心神于老庄，企图超脱俗世，对人生作哲学式的思考，以安放躁动不安的灵魂，这一转变有其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心理。《魏氏春秋》里说，当时清谈的名士中以阮咸为首，王戎次之，可见王戎的影响力。在风景优美的竹林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饮酒清谈，讨论《周易》《老庄》，探寻万物本始的“至理”，以明自然之性，以定惑网之迷，遂成时髦与风气。有时行为也表现为一种浪漫主义。比如，刘伶以驴车载酒，车到哪里喝到哪里，并叮嘱跟随的仆人：“死便埋我”。还有嵇康，一双拿惯了毛笔的手，弹琴的手，却要抡起锤子去锻铁。究竟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却是因为“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其中痛苦是无须讳言的。

东晋渡江以后，“建康成为玄学的中心”。南迁的北方僧侣或以佛理入玄言，或用道家的“无为”解释佛家的“涅槃”，与玄学相唱和。“孙绰作《道贤论》，以两晋七僧与竹林七贤相比拟，正是佛玄结合的证明。”（翦伯赞语）同时因为佛教“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一时大为盛行。在东晋名士的清谈席上，我们可以经常地看到僧侣晃动的秃顶和活跃的身影。“貌虽梵人，语实中国”的康僧渊，我怀疑他是个混血儿，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鼻子，一双湖一样深邃的蓝眼睛。王导曾经拿他的长相取笑过他，僧渊回答说“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以善辩而留名于史。这些和尚既有学问，谈吐又不俗，以三寸不烂之舌，曾经折服了多少名士与权贵。他们游于朱门，如游蓬户，进进出出是极其随便的。从此，“佛教之于中国，无孔不入，影响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影响至今。“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当时的一种真实写照。

王羲之的从伯父王导曾为东晋宰相，另一位从伯父王敦则是东晋的镇东大将军官职。然而，他们又都是南渡以后的清谈名家。琅琊王氏除了王戎、王导、王敦，还有修武令王诩，口中雌黄的王衍，善于品评人物的王澄，他们既位居要津，又大名鼎鼎，被天下人目之为一“琳琅珠玉”。珠玉一串，都是琅琊王氏人物，而不是一二个，影响力就大了，一个时期的社会舆论就被他们左右了。曾几何时，宰相府第成了清谈盛会的集合之地，权贵、名士、高朋、谈客盈门，鱼贯而入，又鱼贯而出。按照当时的习惯，谈论时一方为主，叙述自己的意见，称之为“通”；另一方为宾，就其论题加以诘辩，称之为“难”。客主无间，一来一往，旁听者随之渐入佳境而可以废寝忘食。每逢理会之间，要妙之际，就有听众绝倒于坐。比如卫玢之语议，王澄就曾经“前后三闻，为之三倒。”

《世说新语》说：“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属于玄论派。另外，还有孙盛、殷浩、王坦之的名理派。那时，王导与殷浩摆开擂台，唇枪舌剑，一来一往，未见胜负。到了开饭的时间，饭菜端上来，凉了，一次又一次重新热过。论辩激烈的时候，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休息，也不管屋外飘雪还是下雨、打雷。“于是聃（老子）周 （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途矣！”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儒家独尊的权威被打破了，谈玄说道，标新立异，遁世超俗，怀疑精神与辩论风气，形成了魏晋时代思想的新环境。就像呼吸着竹林里、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一切对后来的王羲之的成长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王羲之的六代祖王仁做过青州刺史，五代祖王融避乱归隐，没有出仕，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做过徐州别驾、太尉、加封睢陵公，后又为太保，颇有经国之才，也有极好的百姓口碑。时人歌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王祥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王览，是王羲之的曾祖父，因其兄官居太保而官运亨通，咸宁初年（275），也做到了太中大夫的高官。王祥、王览是西晋司马集团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也是琅琊王氏百年兴盛的关键人物。史载，王祥出仕后，徐州刺史吕虔认为他有公辅之量，就把自己佩戴的一把宝刀赠给了他。据说，佩戴此刀的人一定可以升到三公的地位。从王祥、王览始，琅琊王氏人物辈出，拔奇吐异，越来越显赫于当时。

王羲之的祖父王正，是王览的第四子，晋元帝时出任尚书郎，历史上好像没有多大影响。王羲之的父亲王旷，是王正的第二个儿子，却是司马睿过江称晋王首创其议的人物。

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从晋元康元年（291）到永嘉五年（311），整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西晋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武力相争。在外戚杨氏专权与贾氏发动的政变以后，一切都没了章法，乱了套。司马氏诸王个个野心勃勃，人人挥刀舞剑，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混战，数十万武士参与流血杀伐，以至于尸如山积，河水为之不流。生旦净末丑，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史称“八王之乱”。随后，匈奴贵族遂借赴国难之名，陷壶关、掠冀州、攻洛阳，沉杀三万余口男女于黄河，与晋室的内乱，里外搅成一片。

永嘉四年（310）十一月，西晋的京都洛阳处于匈奴十万军队的包围之中，外无救兵，城中断粮。“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值。”童谣四起，人心慌乱。擅政的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带领四万甲骑撤出，结果在苦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35 里）被追军“围而射之”， 全部消灭。次年，洛阳失守，晋怀帝被匈奴刘矅所俘；建兴四年（316），刘曜进围长安，切断城内外的一切来往，长安成为一座死城，物价飞涨，斗米值黄金二两，粮食吃光了，只好“人相食”，饿死者大半，长安无力再作抗拒遂又陷落，在城中苦撑的晋愍帝走投无路，只好束手就擒，西晋的司马氏政权至此覆亡。大河南北，中原大地，遂成为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贵族统治和混战的世界。先后建立十六国，曰成汉（李氏）、前赵（刘氏）、后赵（石勒、石虎）、前燕（慕容氏）、前秦（苻健、苻坚）、前凉（张氏）等，史称“五胡十六国”，几乎与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相始终。

生活在兵荒马乱中的北方民族，生无宁日，居无定所，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逃亡之路。亲人失散了，新婚别离了，良人远征了，孩子没了爹娘，哭声遍野：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陇头流水歌辞》

中原汉族人民被少数族政权驱赶着强制迁徙：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

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紫骝马歌辞》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河边。远处，黄河在深壑中流着，河水浑独，有时是黄的，有时又是红的。战城南，死北郭，许多道路被尸体填满。到处都是披枷戴锁、扶老携幼的人流，不时有人被驱赶着摔倒，再也爬不起来，有的甚至活活被马、被人踩死，临终前的尖叫声划破苍穹，听了让人心碎。

仍是那片草原，仍是这轮太阳，可是游牧民族再也无法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故乡生存下去；走过了一片草甸，一座山冈，还是不断地回头。在遥远的异地，他们寻求什么？在可爱的故乡，他们抛下什么？

纥干山头冻杀雀，

何不飞去生处乐。

——《资治通鉴》引鄙语

当北方处于一片战乱的时候，江南无战事。暮春三月，草长莺飞，“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张翰诗），橙黄橘绿，水清鱼肥，倒是一派祥和与安定的气象。江南好，不在江南的人思江南，不是江南的人忆江南。江南不仅是风景，是天堂，是财富，又有一条天堑似的长江，更是可以偏安的半壁江山。于是，西晋的权贵们便欲作孔雀东南飞，策划着自己的退路和经营江南的打算。始作俑者，又是琅琊王氏里的王导、王敦，还有一个王旷。

当年，王敦与王导两人和一批亲信关起门来商议今后的进退之路，王旷因为晚到，被卫士拦在门外不让进屋。王旷大怒，厉声嚷道：“方今天下大乱，你们策划于密室，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吧？不让我进屋，那好，我现在就去告发。”王导、王敦听到外边有人大声嚷嚷，赶忙询问是谁，听说是王旷，赶紧吩咐手下请他进屋。于是众人遂建江左之策。有人说，在东晋建立的全过程中，王旷“功当不在王导之下”。然而，王旷在晋书上无传，只在《王羲之传》中带过一笔“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倡其议”。这就难免要引起后来的人的种种猜测，有人说他在永兴三年（306）的“陈敏之乱”中，弃官出逃。有人说是他在“永嘉之乱”的上党之役中战死，也有人说他没有战死，兵败被俘，投降了刘聪，从此杳无音信。

王羲之在他的《誓墓文》中曾说：“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不天，即丧父；闵凶，即凶丧。我是相信王旷不幸而死于战场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王羲之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庭训”，而且是依靠母亲和兄长抚育成人的。

大兴元年（318），司马睿在南北地主的拥戴下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 （317—322）。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出谋划策最多，而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应该是王导。当年司马睿用王导计，争取了人心，收揽了人才，才得以奠定开国的基础。司马睿是司马家族的远支，可是鸡毛飞上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做皇帝。他称王导为“仲父”，任命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荆、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坐镇上游。凡是能够给的官爵和权力都往琅琊王氏一个箩筐里装。这还不够，称帝登基时，司马睿还要王导“升御床共坐”。史书上说王导“固辞”，这才作罢。王导是清醒而且明智的，一个政治上的“老鬼”，即使得意也不会忘形。王导、王敦是叔伯兄弟，由于他们在东晋王朝中的特殊地位，琅琊王氏的一门近百人俱为显宦，加上与皇室和郗、庾、谢、刘等东晋士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初年的政治格局。从此，“历史向侧面进出”，南北方处于长期分裂的局面。

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司马睿作出这样的人事安排，心理和思想上是极其复杂的。说不定，事后就后悔了。事实也是这样，一俟坐上龙椅，心态、感觉、想法都完全不一样了。但一言九鼎，开口即为圣旨，无法更改。以后他又重用刁协、刘隗，疏远王导、王敦，也是有了戒心分兵分权的意思。有时甚至连朝廷的人事安排、军事力量的部署都不让王氏兄弟参与。王导性格内敛，深藏不露，“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王敦却是眼睛里揉不下一粒沙子的人，一想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历史教训，“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大问题。” ——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这一内心独白也一直在他心头盘绕。他越想越是气恼，终于按捺不住，铤而走险，举起清君侧的旗号，讨伐刁协、刘隗，起兵武昌，顺江而下，从东、西两路夹攻建康，朝野为之惊动。猝不及防的王导吓出一身冷汗来，要知道，叛乱是什么罪？大罪、死罪、不可饶恕之罪，连坐、籍没、夷族，“一锅端”。当年曹操杀孔融，孔的两个儿子尚幼，一个九岁，一个八岁，亦难免一死。留下了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成语，至今让人惊心，后怕。每日清晨，王导率王氏在朝中为官的堂弟及宗族子侄二十余人齐刷刷地入朝请罪，做出王敦与王氏其他人不搭界的样子。搭界的无非是血缘关系，不搭界的是王敦“逆节”，其他人没有参与其事，是无故而受牵连的。为防不测，王导还把百口之家的生死托付给尚书左仆射周顗。王导与周顗关系密切，现在，王导似有灭族之祸，他当然不能袖手一旁。后来，周顗不辱王导之托，但最终却冤枉地死于王敦之手，让王导在心里懊悔了一辈子。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良心话”：“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当年，王敦攻克建康，自任丞相，执掌生杀大权，曾三问王导。王敦问：“周顗可以做三公吗？”王导不答；王敦又问：“可以做尚书令吗？”王导还是不答；最后，王敦又说：“既然这样，就只能杀掉了。”王导依然沉默不答。“苦相存救”王氏一族的周顗就这样屈死于屠刀之下。王羲之的叔父王彬则拍案而起，指斥王敦“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没隔多久，元帝忧愤而亡。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接连发生的这些重大变故，刀光剑影，祸福莫测，一如惊涛骇浪拍岸，卷起千堆雪。给涉世未深的王羲之造成了极大的内心震荡，从此对权力之争的残酷和血腥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王敦二次作乱，被晋明帝亲率六军平息以后，王导反得重用，升为太保。明帝还当众宣布王导可以剑履上殿，享受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又一次推辞了。

在王敦二次叛乱事件中，琅琊王氏一门曾经面临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最后又化险为夷。想来，固然由于王导政治上的老练，措施的得体。作进一步的分析，在王导顾全大局的前提下，何尝不明白地折射着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门阀观念。“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文苑·王沈传》），保全了王氏一脉，维持其地位于不坠，也就保住了累世的荣华富贵呵。然而，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得 “主弱臣强”，东晋元帝、明帝都不敢对琅琊王氏一门追究“连坐”，以稳定朝政。所以王敦之乱以后，王导反得重用，正是政治平衡术的一个需要。

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能文能诗能谈能琴，字也写得好，“如抱琴半醉，咏物缓行；又若独鹤归林，群鸟乍散”。唐朝的张怀瓘在他的《书议》中还提到，他曾经收藏着嵇康的草书《绝交书》一纸，非常珍贵。当年有人愿意拿二纸王字作交换，他也没有同意。司马氏上台以后，嵇康拒绝了朋友山涛的引荐，不愿再出来做官，而以打铁自给，却搞得名气越来越大。钟会这个司马氏集团的“鹰犬”，特地带了一大帮人去看望，史书上说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可是他没有料到，对他这种排场，嵇康却十分地反感，连睬都不睬他，自顾自锻铁不已。讨了没趣的钟会要走了，嵇康才开言：“听到什么而来？见到什么而去？”钟会回答：“听到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所见到的而去。”于是两人交恶，种下祸根。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看杀头看怕了的嵇康，其实是很注意收敛的，王戎说他和嵇康相交二十年，却不见他有喜怒之色。可是最后还是因为钟会的构陷以“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乱群惑众”的罪名，被司马昭搬走了脑袋，即使有三千太学生为其请愿申诉，也没有用。嵇康死时仅四十岁。从此，人琴俱亡，我们再也听不到神秘的《广陵散》了。鲁迅说他的“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因为不孝，故不能不杀。”又说：“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王祥却是有名的孝子，又是西晋统治者推重的“二十四孝”之一 ，他曾在东汉末年，扶老携幼，举家避乱，隐居二十余年，直到后母谢世后才出来做官。王戎丧母，哭得死去活来，有“死孝”之名，王羲之的从兄王悦（王导之子）史称能尽“色养”之孝，这样的家风族风自然也影响了王羲之的孝悌之心。

王导《改朔帖》

从上述史料里，我寻找出王羲之父系和旁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可以进一步地得出一些结论。王羲之出身于这样一个望门大族，王氏祖先积极用世和消极避世的两种血液同时流淌于他的血脉之中，而他生来就得学会去应付翻云覆雨的政治气候。琅琊王氏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培植了王羲之的优越感和自视清高的意气。俗话说：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任何一个人，不管他走得多远，事实上都永不可能摆脱他的血缘、故土和时代的影响。他的思想、眼光、识见、才学，乃至他的为人处世之道，都一定会与此联系在一起。

关于书法，王羲之是值得向人夸耀的。琅琊王氏可谓一门墨香，不仅渊源有自，而且个个不同凡响。王戎“所造渊深，一出便在人上”；王导行、草兼妙，“见贵当世”；王敦“初以工书得家传之学，其笔势雄健，如对武帝击鼓，振袖扬袍，旁若无人”；伯父王廙“右军之前，惟廙为最”，在晋代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羲之之父王旷以“善隶书”而远近闻名。还有他的从兄弟王恬、王洽，一个“善隶书”，一个“众书通善，尤能隶、行”。王羲之的岳父郗鉴能文能武，王夫之说他是“可胜大臣之任者”，既是抗胡名将、东晋的军事重镇，又写得一手好字，“草书卓绝，古而且劲”。王羲之的夫人郗璇则有“女中笔仙”之称。他的几个儿子，从小耳染目睹，也都精擅书法，王献之还有“小王”之称，以区别于其父“大王”。

王敦《蜡节帖》

一个文化人，可以有百为：谈玄、为僧、入道、教书、作诗、卖文、绘画、做官、当隐士，但字不能不好，字是人的衣冠第一印象。书法之于古人绝不是雕虫小技，壮夫可以不为，而是一种文化，是人生必备的一种修养、一种才艺，精神里的一个寄托、一种境界。有时，还要把眼光放得更实些、更远些：

驰思造化古今之故，寓情深郁豪放之间，象物于飞潜动植流峙之奇，以疾涩通八法之则，以阴阳备四时之气。新理异态，自然佚出。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缀法》

这里的“造化”指大自然，“古今”指历史。“深郁”和“豪放”是中国诗学的两种主要倾向。“深郁”近于司空图《诗品》里的沉着。“海风碧云、夜渚月明” ——空阔澄澈——直思到这样境地。杜甫可以为之代表，是内向的、是执着的、是沉思的，近于儒家精神。“豪放”则“天风浪浪，海山苍苍”——豪迈而可以吞吐大荒。李白可以为之代表，是外向的、是任性的、是自然的，近于道家思想。“象物一句是对万有形态的观察，疾涩一句是对书艺造型原则的掌握”（熊秉明语）。至于“以阴阳备四时之气”，便是对生命的关注，关心生，也关心死；关心宇宙万物，也关心荣枯盛衰。试问：天底下有这样学习书法而成为书法家的吗？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回到书法自身，它既不能“开圣道”，也无法“正人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末事”“小道”。然而“书虽小技，其精者亦通于道焉”（康有为语）。因为“书法家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实体”，“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熊秉明语）。能得中国文化的陶冶，融汇于心，知古通今，恢扩才情，酝酿学问，然后发为笔墨，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风格，成为文化的一道风景，真是多么不容易呵！

王羲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高士。他是诗人、是散文家、是道教徒、是士大夫、是清谈家、是归隐者，是最伟大的书法家。然而，他之爱好书法和在书法史上的伟大成就，虽有遗传基因、家庭影响，但主要还是取决于魏晋时代自觉的风气和他后天的刻苦努力。

王恬《德失帖》

王洽《仁爱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