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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土陶造型的源起与流变

时间:2024-05-20

文/图:唐妤婧 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

土陶器物展示

引言

新疆土陶造型除了由功能因素所决定外,形制的前后变动,亦必然会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左右和影响。新疆土陶造型独特,识别性强,凸显出多元文化相交融的文化合成特质。通过造型可以判断其所处时代的自然基础、政治背景、生活方式、文化思想等。它的发展过程本身,即是一个文化演进的缩影。

新疆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方位,使它一度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多元文化活动区,新疆土陶就是各种文化汇聚、融合的活化石。与此阶段相类似的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艺术正面临着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如何继承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引进、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庄严而又急迫的问题。通过对土陶造型及其风格演变的探析,我们可以详细地观察古代新疆陶匠们在漫长的艺术创作实践当中,如何处理“功用与审美”“传统与当代”“民族与外来”等关系,并以之作为当代艺术创作的深远启示与借鉴。

一、新疆土陶的来源

新疆土陶是新疆陶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目前,对于新疆古陶器的来源有一定争议,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新疆古陶器的“东来说”

从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疆彩陶分布图来看,与古今交通要道路线高度一致,且年代由东到西递增,分布数量由东到西递减。[1]新疆最早出土的彩陶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的新疆正处于从游牧过渡到农业、半农半牧的经济状态中。[2]新疆彩陶发现数量最多的天山东麓地区,制陶工艺、器形、花纹与甘青地区相互影响,时间上紧密衔接。国内多数学者认为新疆彩陶由甘青地区传入,逐步向西传播。

(二)新疆古陶器的“自创说”

新疆彩陶风格迥异,不排除当地发明的可能性。从土陶制品上刻划的线条,有人猜测其源于原始社会在柳条编制的篮子上涂抹泥巴,火烤食物后被烧成陶器。民间有关土陶起源的两则传说都与真主安拉有关,带有很浓的伊斯兰教特色。虽然这种猜测和传说不能成为现实依据,但也为新疆彩陶产生于本土提供了重要信息。[3]

(三)新疆古陶器的“西来说”

新疆出土的彩陶绝大多数属于青铜时代或早期铁器时代,与中亚彩陶时期相近,纹饰母题都为几何形,如新疆地区仅在察吾乎文化中流行的棋盘格纹,在中亚地区的楚斯特文化、印度河流域南部阿姆里阶段、巴基斯坦梅尔伽赫时期等文化均有发现。[4]而甘青地区彩陶出现的云雷纹、“卍”字纹等由西方传来是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因此有些学者更倾向于新疆文化东进趋势占主流这一观点。

由于目前发现的彩陶相对较少,且为地面采集,缺少地层关系,对于新疆彩陶的源头学术界尚未定论。由以上可知,东西方文化皆影响到新疆的彩陶,结合自身特色的同时又反作用于东西方的彩陶。随着制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新疆土陶。

二、新疆土陶的流变

新疆土陶和其他民间艺术一样,是根植于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下层艺术”,不立文字,无史可依,传承方式是靠家族式的口传身授。因此,对于其造型的演变除了对土陶实体的图像学分析以外,更有赖于从环境视域下透视不同时期的土陶造型、装饰与该时期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宗教的关系,以及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材料的器物造型纹饰的吸收与利用。

(一)环境对新疆土陶的孕育

阿不都壶

地理环境影响着当地的生活方式、生产技术以及经济形态等诸方面。新疆环境气候恶劣,被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所占据,零星散落的绿洲与草场形成不同文化类型的区域特征。游牧的生活方式有季节性迁徙和定期返还的特点,冬季定居为土陶的产生提供环境,季节性的转场又与其他区域文化相互影响,促进了土陶的发展。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经民族迁徙、战争、游牧、经商等形式沿山脉与河流进行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到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通了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此后在宋以前的一千多年这里都是中国与西方交流的重要途径。西域各族与中原汉族、北方游牧民族、西方各国的文化相互交融,在新疆土陶的器形、纹饰、工艺上都有所体现。

(二)新疆土陶造型的纵向比较

1.新疆土陶集中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这里气候温暖,盛产瓜果花卉。这些便成了土陶艺人的创作灵感,制作出哈密瓜形、桃形、梨形等土陶壶,尤以葫芦形变体最多,最典型的阿不都壶被注入艺术的灵性,犹如高挑婀娜的西域美女。现实中的巴旦木花、石榴花、枝叶、蔓藤等都成为其纹饰的题材。

2.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对新疆的土陶造型纹饰有深远影响。汉唐时期多以素陶为主,出土了各种佛范、舍利罐等。人面纹细嘴单耳壶壶颈贴塑的菩萨像、刻划几何纹三耳陶罐中的一圈莲花纹,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例证。

唐代刻划几何纹三耳陶罐

几何纹植物纹土陶

明代三彩陶罐

现代浮雕素陶

3.强盛的唐帝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是空前的。唐三彩作为当时诸多艺术中的佼佼者,其明艳的釉彩淋泼于外壁,下腹部及足底露胎,或用毛笔蘸釉汁描绘图案的特点,以及工艺手法中模制法、失蜡法、堆塑法、粘接法等对新疆土陶影响至今。又通过海上贸易传至中东地区,促进了伊斯兰陶工艺的发展,其中白底彩釉陶器无异是对唐三彩的模仿,他们在学习中国瓷器的同时逐渐波斯化,后期这种波斯陶器的风格和技法又反过来对中国陶瓷工艺产生很大的影响。[5]

4.在9世纪末10世纪初,伊斯兰教首先由疏勒(今喀什)传入,因其教义禁止偶像崇拜,导致艺术朝着抽象化与装饰化方向发展,并普遍应用于土陶等一切生活用品中。纹饰以几何纹、植物纹为主,且装饰繁密、釉色艳丽,给新疆土陶的风格打下了深深的伊斯兰烙印。

5.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土陶作为当地主要的生活器皿被更廉价的工业产品所代替,逐渐成为旅游商品和室内陈列品。为了迎合旅游市场,一些新疆土陶艺人自发到景德镇等地学习、交流,引进新设备、新材料,尝试新品种、新纹饰的开发。第七代土陶传承人吐尔逊·肉斯坦木的徒弟祖里铺卡尔就是其中一位,经介绍他已改用电动陶轮和电窑来提高工作效率,现正研究在传统的雕刻、镂空技法上,进一步开发出高浮雕的效果,将喀什古城的人文景观与陶器融为一体,立体感强。他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将喀什的景观和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在弱化传统的实用功能而更强调其装饰性的今天,土陶作为新疆文化的一张名片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通过对不同时期土陶的纵向梳理,不难发现,土陶的造型纹饰是随着文化潮流动态发展的,它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同时,也能感受到西域对不同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各种宗教造型形式逐步世俗化,经劳动人民的智慧将其与东西方文化元素共同在民间继承下来,形成独特风格。

(三)新疆土陶的横向比较

构成造型的基本要素包括形制、纹饰、色彩、工艺、材料,土陶的独特造型是这些要素个性化的集中体现。地处亚欧文化交流中心的新疆,其文化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征,在东西方交往的第一时间就汲取了双倍营养。在此将新疆土陶与东西方古陶瓷的造型进行对比研究,可追溯各文化之间相互模仿、吸收、创新的过程。

1.形制对比

希腊古陶器的罐类形制有非常典型的喇叭口高足,而新疆土陶的罐类形制也受其影响,基本上都是喇叭口的高足。以新疆土陶壶的代表形制“穹顶高足扁壶”为例,其整体造型与古于阗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唐代“凤首高足扁壶”非常相似,壶嘴同为凤首,扁腹均有镂空装饰。不同之处是壶颈上部,凤首高足扁壶上部是喇叭口,而穹顶高足扁壶壶颈上部则是西方建筑及清真寺常见的穹隆顶。有意思的是,陶壶穹隆顶上的塔形及穹顶上的龛形则是佛教偶像崇拜留下的文化遗存。这种多种文化集于一体的特点,在土陶的造型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新疆土陶的形制在汲取营养的同时,也不断地影响着东西方文化。冯先铭在《中国陶瓷》中提到的“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新造型的葫芦扁瓶”,与新疆典型的葫芦形扁壶有莫大的渊源。中国独创的“青釉龙柄环状壶”形制,通过新疆影响到欧洲,如俄罗斯当代的“鸟嘴高足环状壶”,与新疆的“穹顶高足扁壶”十分相似。

2.纹饰对比

交河沟西墓出土的“莲花纹彩陶碗”上的联珠纹与莲瓣纹组合成整体纹饰,在国内尚属首例。这种新颖而独特的纹饰,它的出现绝非偶然。自古以来,吐鲁番盆地以其地域环境、人文历史与交通便利等种种因素,成为古代西域文明发生、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之一。东西方商品在这里集散,各民族在此游牧,各种语言在此交流。世界上著名的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在此传播。联珠纹与莲花纹组合成整体的纹饰,是那个时代艺术文化的代表。此外,与中原风格相似的水波纹、绳纹、回纹,来自波斯的联珠纹、忍冬纹,佛教艺术流行的莲瓣纹、人像纹……这些多元的造型形式在这里继承下来,形成独特的图案主体。

穹顶高足扁壶

北方游牧民族比较偏爱鲜亮的金属器及玻璃器。自十六国时期起,西亚的金银器、玻璃器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传入中国内地。[6]但由于材料珍贵,且为舶来品,民间陶匠通过釉陶模仿西方金属器和玻璃器的造型纹饰,对西域和中原釉陶器的艺术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

3.色彩对比

新疆土陶窑温800℃左右,属于低温铅釉陶,以柴草为燃料。以铁、铜、锰、钴、彩石等矿物经石磨碾碎,制成多彩的釉料。新疆土陶色彩艳丽,单色釉以绿釉、黄釉最为常见。绿釉也是波斯、中亚陶器的特色。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单色釉陶出现于西汉早期,以铜、铁元素为呈色剂由炉温变化产生不同程度的绿、黄色泽。从时间上来看,釉陶有从波斯经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也有学者认为我国早在殷代就已掌握铅的冶炼,极有可能在偶然的机会中把这种铅玻璃物质应用到陶器中,导致低温色釉的发明。[7]无论源自何处,从各地釉陶的发展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碰撞和交融的痕迹。对于绿釉、黄釉最为常见的现象还有一种解释是:为了模仿绿色的玻璃器和黄色的金属器,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北方游牧民族独特审美的结晶。“萨珊釉陶作为当时先进的制陶技术传播到中国,对中国唐三彩产生了影响”[8],而新疆土陶复色釉的配比、窑火烧制、装饰手法等又继承了唐三彩的艺术特色,可以说是唐三彩推动了新疆土陶技艺的成熟与发展。其绿、黄、蓝、褐等釉彩之间的相互流淌产生交融的抽象效果,形成复杂华美的装饰,高度展现出低温铅釉的魅力。

9世纪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新疆和中亚的广泛传播,在陶器上虽仍具有很强的萨珊波斯和拜占庭罗马风格,但以抽象化的植物纹和简明的几何纹为组合的装饰样式,已显示出伊斯兰艺术的雏形。黄绿彩釉陶,白釉蓝、绿彩陶、白釉陶,彩绘陶等类型,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

(四)其他民间工艺对土陶造型的影响

1.雕塑

随着佛教艺术的东传,如雕塑、壁画逐渐丰富着新疆地区的文化艺术。新疆的单色釉土陶几乎都有刻划纹饰。在装饰纹样的风格上,吸收佛教艺术的写实性与凹凸法,在成型的土坯上进行雕刻、贴塑等装饰,甚至将菩萨像贴塑在壶颈部。那浅浮雕式的造型,纯朴中显现多变,浪漫中又不失自然,注重造型的立体组合的水乳交融,达到神会形合,使装饰纹样具有立体感。这就是在特殊环境中,在中西文化互融与渗透中诞生的新的纹饰模式。

2.铜器

在工业生产以前,金属制品相当昂贵,高级精致的铜质器皿只有旧时的上层人士能够使用,彰显身份与富有。普通民众只能用普通易得的黏土仿制出相应的土陶器皿,无论是形制和纹饰都能看出模仿的痕迹。通过模印、贴花、堆塑、刻划等工艺手法,构成层次丰富、肌理精致的装饰效果,实现对外来的金银制品的效仿。

单色釉以绿釉、黄釉为主

壶形印花木戳模

土陶材质洗手壶和接水盆

清代錾刻花草纹铜接水盆、壶

最明显的是“阿不都”壶和“其拉布其”接水盆。受伊斯兰宗教的影响,当地人在礼拜、睡觉、吃饭前都要洗手,且必须是流动的活水,用过的水需接入“其拉布其”,因此土陶材质的洗手壶和接水盆成为普通信仰伊斯兰教家庭必备的洁具。除了造型与纹饰外,连铜壶和接水盆上起到开合作用的连接件也在土陶材质中继承过来,只不过土陶的盖子与壶(盆)身是一体的,连接件失去了实用功能,但还是作为装饰保留了下来。

3.建筑

从新疆土陶的造型当中经常能够见到传统维吾尔建筑物的影子。比如新疆各类土陶壶中有二分之一的壶口都是穹隆顶,这明显反映出与伊斯兰教寺院的穹隆顶一脉相承。同时,新疆的土陶也反过来对建筑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传统维吾尔建筑中的很多构建和装饰本身就是土陶制品,一些建筑图案也汲取了土陶器中的纹饰,包括屋顶上的葫芦状饰物、彩釉砖和墙饰等。

4.织物

伊斯兰文化对新疆民间各类手工艺的影响,让土陶纹饰与其他艺术品纹饰都形成了鲜明的伊斯兰艺术特征:以植物、花卉、几何形纹饰为主,色彩明艳,布局饱满。加上生长于共同的自然环境、社会背景,艺术风格自然相似。巴旦木纹、忍冬纹等典型的植物纹样应用在地毯、印花布、花毡、花帽、土陶等几乎所有新疆民间工艺品类里。尤其是织物类还会将瓶、坛、盆、罐等土陶造型作为主题图案吸收进来,土陶的纹饰也会借鉴织物花纹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布局组织。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与周边区域互通有无,形成了包容、开放的文化基因。新疆土陶从原始状态就不断地吸收东西方文化,结合本土文化特色,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变成今天独具魅力的西域瑰宝。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陶器的基本特征,探讨新疆土陶造型的创新与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汇对新疆土陶造型风格所起到的具体影响,厘定出古西域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当中,立足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的“模仿”“融合”“创造”逻辑,以期用以审视、指导当代艺术创作在东西方文化交汇背景中的取向与定位。

注释

[1] 陈戈.略论新疆的彩陶[J].新疆社会科学,1982(5):77-103.

[2] 李肖冰.中国新疆古代陶器图案纹饰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71.

[3] 阿力木江·祖农.喀什市维吾尔族传统土陶工艺调查[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19.

[4] 魏久志.新疆彩陶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3:34-49.

[5] 张文阁.新疆土陶艺术[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1-34.

[6] 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73.

[7] 张福康.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J].硅酸盐学报,1980(1):12.

[8] 吴静.波斯细密画中的陶瓷器具研究[D].景德镇:景德镇陶瓷学院,2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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