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音乐期刊的发展①

王 青（西安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杨华丹（西安市景龙池小学，陕西 西安 710048）

清末民初，中国的留日潮打开了国人视野，也促使了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的诞生（李叔同，1906）。由于在日本受到西方音乐的洗礼，这些留日的青年学子开始反思中国音乐的发展，力主学习西方与改良中国音乐的思想由此埋下了种子。此后在救亡图存的时代风潮下，音乐被赋予了唤醒国民、激发爱国精神、鼓舞士气的作用，新式学校教育中的学堂乐歌的兴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早期那些留学日本的音乐家如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人最早发出了学习西方音乐的声音，从这一时期的音乐期刊所刊载的内容上看，主要是提倡对西方音乐基础知识和音乐教育以及西洋乐器演奏法的引进和学习，内容虽浅显，却预示了西方音乐文化开始进入中国，一场不可避免的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碰撞随即拉开了序幕。曾志忞、李叔同、沈心工等虽是当时假借日本学习西方音乐的“极少数人”，但他们通过选曲填词的学堂乐歌，引进和借助西乐，走出了改良中国音乐的第一步。

20世纪20年代，随着对西方音乐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有人开始反思和批判学堂乐歌选曲填词的这种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国人开始探索新的音乐创作方式，学习西乐、借助西乐、改造中国音乐的思想进一步深化。而此时，以蔡元培②1912年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推行德育、智育、体育和美育四育并举，在《对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出“美感教育”，并将美育与道德教育相联系，明确音乐是实行美育的重要途径，从而促使音乐美育思潮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为首的教育家开始提倡并大力宣扬美育，音乐美育思潮由此兴盛。人们在开始重视音乐的社会教育功能的同时，逐渐对音乐的审美和情感体验有所关照，这些变化我们可以从当时的音乐期刊中得到佐证。在音乐文化的信息传递中，除了音乐专业书籍的出版发行外，音乐期刊作为新兴媒体③期刊作为外来的媒体形式，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发展，早期基本是由教会的传教士在上海、广州等地创办的英文期刊，此后面对中国人的中文期刊陆续出现，如麦都思、郭士立于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1857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 》等。到了20世纪初年，伴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开始涉足期刊领域，助推起了中国期刊发展的初次高峰。是当时社会音乐生活的一面镜子，也是当时社会环境下音乐思想碰撞交流的主要阵地。中西音乐文化的唇枪舌剑之战已经打响，中国音乐事业的历史发展轨迹正在被这些大大小小、零零散散的音乐期刊所记录。

一 、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期刊概况

如果说清末民初是音乐期刊发展的酝酿时期，那么，20世纪20年代就可以看作是中国音乐期刊发展真正迈出的第一步。受美育思潮的影响，20年代出现了新型艺术团体和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对比下文表1和表2可以发现，20年代的音乐期刊创办主要以这些团体单位为主，其中部分期刊是以专门的音乐学校为创办单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今天的研究中我们也能从这些期刊中窥见当时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情况。这一时期的音乐期刊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最先与外界接轨的城市正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方。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音乐也要走科学和民主的道路。“科学”主要表现在合理的看待中西音乐的矛盾，用科学的方法学习歌唱、用科学的技法进行多声音乐的创作等方面。“民主”则表现在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上，包括中西音乐文化的兼容并蓄，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能够容纳各种音乐观点、言论的交流，以及这些言论和观点的载体平台建设——音乐期刊的创办。

表1.清末民初的音乐期刊

表2. 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期刊

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涌现出的《音乐杂志》和《美育》两本刊物打响了20世纪20年代音乐期刊发展的第一枪，这两刊均与蔡元培及其美育思想有着密切联系，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

《音乐杂志》是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于1920年3月创办。在其发刊词中提及了刊物创办的原因：“自欧化东渐，彼方音乐学校之组织，与各种研求乐理之著述，接触于吾人之耳目。于是知技术之精进，顾赖天才，而学理之研求，乃资科学。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则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对于音乐之感情，则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有鉴于此，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见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之采取，此即我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以建设之大原因也。”[1]通过创办杂志发布和传递各种音乐信息，联络各方人士，进行音乐知识交流，促进音乐文化发展。该刊物基本上以主张学习西乐、改造中乐为思想基础，设立的栏目板块内容，包括音乐文论、歌曲、歌词、消息等。如以连载的方式刊载了《音乐的物理基础》《乐学研究法》《音乐教授法》等介绍西方音乐理论的文章，为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普及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文本材料。刊物中还登载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的音乐公演活动，以及该会其他相关事项，其中北大附设的音乐传习所前后就举办有四十余场音乐会，为当时的音乐普及和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9年，由吴梦非、丰子恺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华美育会，并于1920年4月至1922年4月，出版发行会刊《美育》。因为美育涉及的范围不仅仅是音乐，也包括美术和文学，因此，这本期刊以艺术综合的面目出现，以各门类艺术的推介促进美育发展。该刊中除了登载歌曲外，也论述绘画、文学诗词等内容，更辟有专门的“诗”栏刊登新作，其次，有关中华美育会的相关活动情况以及美育界纪闻等也多有登载。其创刊号的“本志宣言”中表达了中华美育会的办会宗旨：“我国人最缺乏的就是‘美的思想’，所以对‘艺术’的观念，也非常的薄弱。现在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所以这个‘艺术’问题，亦慢慢儿有人来研究他，并且也有人来解决他了。我们美育界的同志，就想趁这个时机，用‘艺术教育’来建设一个‘新人生观’，并且想救济一般烦闷的青年，改革主智的教育，还要希望用美来代替神秘主义的宗教。我们美育界的同志，公认‘美’是人生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需尽力去做的一件事，所以会集全国的同志，创设一个中华美育会。”[2]这篇宣言，虽寥寥百言，却精辟地论述了在我国开展美育教育的目的和作用，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美育是一种以艺术教育的方式建设新的人生观的理念，是一种先进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1923年5月，《音乐界》（月刊）创刊，起先由傅彦长主编，后由上海音乐学校①上海音乐学校创办于1923年5月，私立性质，学制分本科和普通科两种。[3]编辑，存见1至12期。每期内容非常简短，以介绍西方音乐为主。

1923年8月，《音乐季刊》出版，由招伟民、祝湘石、罗伯夔、黄咏台编，上海中华音乐会出版，现存1至5期。刊物内容翔实，栏目清晰，前两期设栏目有祝词、言论、专著、杂俎、友声、乐理。从第三期开始有乐论、乐器、曲谱、音乐界消息、读者来函、补白、会务报告等栏目设定。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所编《音乐杂志》在结构上相似，属于中西结合的音乐刊物，但偏向国乐宣扬，多介绍国乐文章，少有讨论中西音乐比较的文论。

1926年5月，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会所编《音乐教师的良友》（月刊），存见1至2期，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专门论述音乐教育的期刊，韩传炜和刘质平是刊物主要负责人。在这本期刊中刊载了儿童音乐《蝴蝶和小鸟》《春游》《小船》三首作品，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儿童音乐的创作选材和风格。

由北平爱美乐社所编《新乐潮》1927年6月创刊，现存1卷1至5期，2卷1至3期，3卷1、2期，合计10期。这本期刊主要侧重于对西乐的介绍，乐谱的刊载有器乐曲（如钢琴、小提琴）也有声乐曲（独唱曲），以外国名家的作品译介为主。

1928年1月，创刊《音乐杂志》，由北平国乐改进社编，以刘天华等人为主导，聚集了萧友梅、刘复、程朱溪、赵元任、张友鹤、柯政和、缪天瑞、曹心泉等一批优秀音乐家。由于主张学习西乐改进国乐，这本期刊对中西音乐均有涉猎，但更多的文论是对于国乐的改造和复兴，音乐创作方面多刊载二胡、琵琶、三弦等民族器乐独奏曲，也有钢琴独奏曲，在声乐方面则较少刊载，该刊现存第1卷1至10期中，只有1928年1月，第1卷第1期刊载了萧友梅作曲的《爱》和缪天瑞作曲的《恨（失意）》《乌鸦》；10月第1卷第4期刊载了《国难歌》《国民革命歌》《国耻》《反日运动歌》等相关声乐作品，其他8期中鲜有刊登声乐曲的，但每期都刊载有器乐曲，可见该刊物侧重于对器乐音乐的介绍与传播，以及对中国传统乐器的改良创作介绍。

1927年，上海国立音乐院成立，由蔡元培担任院长，本着“输入世界音乐，整理我国国乐”[4]的立场，于1929年5月，创办《音乐院院刊》，在创刊号上蔡元培先生发表的《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中提道：“至于今日，欧洲之乐器及乐器，又次第输入，不仅在教育上又恢复其主要之地位，而且理论之丰富，曲调之蕃变，既非西域印度之可疑，亦非古人之所能预知也。音乐院同人既日日研究此种丰富蕃变之理论与曲调，而借以发达其创造之能力，又不肯私为枕中鸿宝，而以刊物发表之，其术固新，而与古人重视音乐之意，则正相契合也。”“因此，本刊要把音乐，与其他艺术一样的，在这新的时代复兴起来，把音乐的原理和美的音乐介绍给国人，把各种堕落的音乐撵走，这就是本刊的主张所在。”[5]可见，这本刊物的创建，一方面是为了提供给国人了解西乐的途径，传播新的作曲技法和新音乐，另一方面通过复兴国乐，改造落后的不合时代审美和发展的音乐，提高音乐在艺术之林的地位。“我国文艺及绘画已有相当改进，但占住艺坛重要地位的音乐，除学校唱歌还听得到世界曲调外，其余大众依然共赏那不能作为中国止境的音乐——皮、黄等——那附在里面的语句，依然被国人认为音乐的内容。有好剧本——昆曲、传奇等，其唱做是否登峰造极？全都尚有疑问。音乐之国的中国，处此时代，应否就此罢手？”[1]在当时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眼里，作为国粹的戏曲并不能反映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是存在一定的缺陷或者说是落后的音乐代表，而创建国立音乐院、创办《音乐院院刊》就是为了学习西方音乐文化、引进西乐技术，借西乐改造旧国乐，借西乐的方式方法推动新国乐的创作。

二、音乐期刊内容的新发展

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上，走进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创作，已不满足于学堂乐歌时期的生搬硬套，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和借助西方音乐的多声创作技法，效仿西洋管弦乐队演出形式改造中国音乐。在音乐创作上突出地表现在曲调和歌词两个方面，曲调方面，开始学习和声学。多数刊物都刊载有和声学的知识用于普及，意味着当时学习西方多声思维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而歌词创作方面的变化尤其明显，特别是受到音乐美育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关注音乐的审美和情感体验，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开始规避之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更注重音乐的本真和内在体验，萧友梅、赵元任等人创作的抒情性的艺术歌曲，就是很好的印证。在学校音乐教育方面，儿童音乐的内容选材也以花鸟鱼虫等充满感性色彩的事物为主，让儿童能够通过音乐真正体会到自然美的存在。

（一）音乐创作

1.音乐曲调的编创。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在曲调方面开始学习西方的多声思维，并且在音乐记谱上出现多谱系的特点，往往一本期刊中既有五线谱又有简谱和工尺谱，多种谱式并存。其中，中国传统的器乐曲用工尺谱，部分新创作的歌曲用简谱或五线谱。如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所创办的《音乐杂志》中，吴梅所作《北京大学校歌谱》用的是简谱；陈仲子的《淮南民歌谱》则用了五线谱，《皮黄曲谱》则用了工尺谱，《新制俗曲满庭芳》《无价宝杂剧》等也用了工尺谱。之所以在期刊中出现这种多谱式混杂的局面，是因为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尚处于生涩的阶段，是因不同的音乐种类所依附的传统文化习惯影响所致。

从具体的音乐创作中也能显现出中西杂糅的倾向，如强调歌曲的诗意性，注重音乐的审美感性体验等，多以抒情性歌曲创作为主，主要以萧友梅、赵元任、青主等音乐家为代表，把古风古韵诗词与艺术歌曲体裁相结合，如易韦斋作词、萧友梅谱曲的《渐渐秋深》、段刚仁译谱的《阳关三叠》、赵元任创作的《海韵》《上山》《卖布谣》等。

除了抒情歌曲创作外，表现勇壮庄严的激发爱国情怀、鼓舞士气的歌曲创作也不在少数，其中，国歌征集活动尤显突出。1920年，段祺瑞政府教育部发起了国歌征集活动，《音乐杂志》创刊号积极响应，发表了陈仲子的《国歌与国民性》一文，文中论到“凡世界各国，苟具有独立资格者莫不有一定之国歌或取辞勇壮或赋性荘严其国固有之光华精彩即可凭借声音广为传播，其重要与国旗相等。”[6]表明了国歌往往是国民性的重要体现，“若徒以才难之欤？动辄假手于外人，愚以为绝不能适合吾国情发挥其国民性也”[6]。作曲家萧友梅以《尚书》中的《卿云歌》为词创作的国歌，在遴选中胜出，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于是，教育部下令，于1921年7月在全国传唱。歌曲的旋律走向以上行为主，表现出了积极昂扬的情绪。《音乐杂志》1921年6月，第2卷5、6号合刊上，发表了萧友梅的《卿云歌军乐谱》《卿云歌燕乐谱》《卿云歌军乐谱暨燕乐谱说明》《卿云歌谱（四部合唱）》全套，第2卷9、10两号合刊上又刊登了刘天华编写的《卿云歌（古琴谱）》。除了国歌外，《音乐杂志》还发表了其他激发爱国情怀的歌曲，如第2卷7号中萧友梅谱曲的《国庆歌谱》（易韦斋词），刘斐烈谱曲的《南政府国歌谱》；第2卷9、10两号合刊中刘雅觉谱曲的《“中华民国”新国歌谱》（徐谦词）。《音乐季刊》1924年4月，第3期中也发表了祝湘石谱曲的《少年宣讲团团歌》等。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认识和创作方面，则表现出了国粹主义特点。有《皮黄之价值》（正伯）《皮黄的缺点》（李荣寿）《昆曲源流》《霓裳羽衣舞的研究》（胡芦）等文章，以及《皮黄曲谱》《十翻曲谱》《和番曲谱》《傍妆台曲谱》等戏曲选段曲谱的刊载。特别是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中，多刊载有二胡、琵琶、锣鼓等中国传统乐器的相关曲谱，通过改良戏曲、改良曲谱和改良乐器的方式，复兴中国传统音乐。从这些文章和乐谱中可以看出音乐界对于复兴传统音乐道路的探索，也反映了音乐界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传统音乐的思想立意。

除此之外，1927年6月，北平爱美乐社编辑出版的《新乐潮》，以及刘天华国乐改进社出版的《音乐杂志》中还刊载有一定量的钢琴作品，同时发表有一些涉及乐曲弹奏法的文章。

2.歌词的编创。“五四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时期在文学上出现了很多新诗，促进了歌词创作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音乐期刊多数都辟有专门的歌词栏目，大部分的歌词继承了文学上的古诗词格律或古词牌的文风，辞藻清新、秀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如北大《音乐杂志》刊载的古词牌如《蝶恋花》《长相思》《浣纱记》《罗敷歌》《寿楼春》等。部分歌词即保留有文言文体式，也尝试白话文新诗，更多的时候是半文言半白话的过渡文体，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诗词创作的影响，反映出歌词文体尚处于转型时期。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研究中，对于音乐曲调的关注较为普遍，认为曲调的创作比歌词要难，大部分学习的都是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而没有说到作词技法，因此，歌词的编创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综上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音乐文化传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既有外国的声乐曲和器乐曲，也有本国的新的戏曲音乐、新创作的国歌以及艺术歌曲、儿童音乐、电影音乐（流行音乐）、传统器乐曲等。涵盖范围较为广泛，在体裁形式上既借用西方音乐的经验，又保留有一定的中国传统音乐习惯，并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接受，白话文、新诗、古词牌等多种文体在创作中同时并现，使之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的歌曲创作、歌曲风格，呈现出有别于其他时期所独有的特征。

(二）音乐理论

这一时期，中西音乐文化交流持续发展，许多音乐家都主张通过学习西乐，创造新的国乐，并在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认识主张。其中，以刘天华领导的国乐改进社最为突出，他们通过乐器改良和创作新乐曲的方式将改进国乐的想法付诸实践。刘天华身体力行，不仅从二胡乐器的形制改造入手，使之在音色、音量以及可操控性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创作了多首二胡独奏曲和练习曲，为二胡此后的专业化发展道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发刊词中写道：“求声音之性质及秩序与夫乐器之比较关乎物理学者也。求吾人关于音乐之感情关乎生理学、心理学、美学者也。求音乐之所及于人之影响则关乎社会学与文化史者也。合此种种之关系而组成有系统之理论以资音乐家之参考，此欧洲音乐之所以进化也。吾国音乐家有鉴于此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国固有之音乐相比，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吾国之音。”[1]与刘天华国乐改进重视实践探索有所不同的是，蔡元培更多的是从文化和教育的层面看到了西方音乐在近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力主为我所用，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想趋势引导下，西方音乐及其形式在20世纪早期的快速输入，成了中国音乐近现代发展的重要特点。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音乐期刊均有刊载外国音乐文化的文章。西乐输入不仅为当时的音乐创作也为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形成了重要的认识依托，当时渐兴渐起的“新音乐”概念中，学习和借鉴西方音乐即是其整体观念形成的重要内核之一。

1.西乐输入。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中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理论文章计有：萧友梅的《普通乐理》《和声学纲要》；陈仲子的《音乐教授法》《西洋音乐词典》等。这些文章均以连载的方式在《音乐杂志》的各期中刊载。

前文曾提到的《音乐杂志》1920年3月1卷1期刊登的陈仲子的《国歌与国民性》一文，其立意宗旨虽在有关“国歌”的创作上，认为国歌的创作不可假他人之手，只有国人自己创作的国歌才能代表国民性，但对于国歌的创作者必须具备的音乐素养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在言及创作的专业能力支撑上，强调了以西方音乐理论为基础的认识态度，即所谓“音乐之理不明，作曲之法则不悉，和声不识、乐式不知似有不必操觚以从事耳。”也就是说，没有西方作曲技术的垫底，就不要行创作国歌之能事。足见当时部分音乐知识分子对西方音乐成熟经验的学习与认可已经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

除《音乐杂志》外，同时期的其他音乐刊物也刊登有大量介绍西方音乐理论和技法的文章。如1923年的《音乐界》就刊登有《乐式大要》《意大利的歌剧》《西洋名曲讲话》《奏鸣曲和奏鸣式》《管弦乐的沿革略史》《和声提要》《欧洲著名歌剧略说》等多篇文章。这类文章往往以翻译外国著述者居多，如北平爱美乐社的《新乐潮》中就刊载了《和声学理论与实际》（E.Prout著、刘天华译）；《声音及歌唱浅说》（欧罗伯夫人著、初诰译）；《提琴精研（究）》（P.L.Bytovetzski著、张秀山译）。稍晚的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1928）则刊载了《曲调配和声法初步》（J.E.Vernham著、刘天华译）；《和声的原理》（Ernst Mach讲、李光涛译）；《音乐鉴赏须知》（Fanlkner著、缪天瑞译）等。从对不断发表的这类文章的梳理来看，这一时期对于西方音乐的输入并没有一定的取舍和框定，基本上是能获得什么资源就输入什么资源，缺少系统的框架，内容大多比较浅略，其中和声学方面的文论所占比例较大。

2.中乐改进。国乐的复兴之路在于国乐的改进，这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的看法。音乐期刊在信息追踪中，刊登了不少对国乐改进探索和国乐传播的文论。罗伯夔在《音乐季刊》发刊词中说道：“国歌者民风也，凡风俗之浇淳，民族之强弱，国运之兴衰胥可审音而得其真状。”“风雅颂国歌也”，“吴侬俚语悉国歌之一种”。[7]这里他所谓的“国歌”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国歌”概念，而是泛指国家或民族的乐声，也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指代。因而在这本刊物中陆续发表了《中国音乐源流考》（罗伯夔）、《乐谱的革新》（赵春华）、《改良工尺记谱法刍议》（许我彭）、《改良皮簧剧曲之刍议》（庄星书）、《吹箫的研究》（祝湘石）、《铜丝琴和弦法补》（祝湘石）、《说祝式铜丝琴》（秋怆）。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创刊号刊载有《改进国乐的我见》（郑冰磬）、《音律尺算法》（刘复）、《工尺改制谈》（杨荫浏）等文章。

复兴国乐还表现在加深对国乐的各方面认识上，尤其是乐律学和古琴音乐领域。如《音乐季刊》就刊载有《今之乱弹犹唐之法曲说》（辛仿苏）、《淮南子五度相生的正误》（鸿梁）、《音律论》（王仲皋）、《阳调与阴调》（王光祈）。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刊登有《乐音浅说》（杨仲子）、《琴学浅说》（张有鹤）。《音乐院院刊》刊登有《琵琶左右手全部指法说明》（朱英）。北大音乐研究所《音乐杂志》连载了古琴家王露的《玉鹤轩琵琶谱》等。在刊载的中国传统器乐的曲谱中，大部分是用工尺谱记谱的，谱面采用右翻本的竖式编排。也有一些曲谱同时采用五线谱进行对照译谱，谱面为横式编排。记谱法的变化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文化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站在学习西乐、借助西乐来改造国乐的思想立场上，中西结合的音乐思想观念已经为大部分音乐家所接受。但是，借鉴和改造是否科学、合理，存疑之声依然存在。特别是用西洋大小调记录和表现中国音乐，特别是戏曲和传统器乐，其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致使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渐冷却，而改良派思想成为主流，并通过音乐理论总结、音乐创作实践，不断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夯基筑路。

3.中西音乐比较。除了中乐改良，其实中西音乐比较在20年代更为热烈。如果说中乐改良的立场是以中乐的发展为根本的话，那么，中西音乐比较则更偏重于对西方音乐文化的认识和吸纳。其理论立场是通过对比，宣扬学习西方音乐文化、借助西乐技术创作中国音乐，是这一时期中西音乐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又一集中体现。这样的理论文章有杨仲子发表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音乐杂志》中的《欲国乐之复兴宜通西乐说》（上、下）、萧友梅的《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刘廷芝的《我对于改革中国现在音乐误谬的意见》、王心葵的《中西音乐归一说》、王露《中西音乐归一说》、杨勃的《中西音乐之相和》、杨昭恕的《中西音律之比较》。国乐改进社《音乐杂志》中刊登的郑冰磬的《改进国乐的我见》，以及《音乐院院刊》中刊载的萧友梅的《古今中西音阶概说》等。

三、音乐期刊对音乐教育的促进

民国建立伊始，近代教育制度逐步确立，特别是蔡元培担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推行美育教育之时，“唱歌，美育也”以及以美育代替宗教的思想让音乐受到格外重视，学校音乐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开设了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如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艺术师范大学音乐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专科学校音乐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等。为配合教育教学需要，音乐期刊中多有涉及音乐教育需要的教材类文论发表，如陈仲子的《音乐教授法》在《音乐杂志》20期中连载发表，萧友梅的《普通乐理》《和声学纲要》，王露的《玉鹤轩琵琶谱》，陈仲子的《皮黄曲谱》等教材和曲谱均被连载。且不论当时专门的音乐教育专著出版如何，但这些音乐期刊连载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音乐教育需求起到了支撑和辅助作用。这一时期的专门音乐教育机构的兴办，以及期刊上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和中国传统音乐知识的连载，在一定程度上标志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事业的良好开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早期音乐教育者们对于发展中国音乐及其教育事业所做的努力和贡献。尽管当时这些院校的招生情况并不乐观，课程的开设也不成体系，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所起到的作用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这些专门音乐教育机构的设立，以及西方音乐理论的输入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复苏、改良，是20世纪早期中国音乐教育逐渐走向专业化发展的一大进步。

除了专业音乐教育院校的设立外，其他一些高等学校也积极涉足于音乐研究与教育普及领域，如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的音乐教育研究会、北京大学的音乐研究会等，这种以学校为背景创办的音乐研究会，虽是出于对美育思潮的响应，但在音乐的传播与普及上均做出了相应的贡献。虽不可与专门的音乐教育机构相提并论，但是作为音乐发展的一条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音乐教育的路径，依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如北平的国乐改进社和爱美乐社作为新型音乐艺术组织机构，分别创办了《音乐杂志》（1920）和《新月潮》（1927），这两本刊物均侧重于社会音乐教育方面。特别是国乐改进社，曾创下了组织40余场社会演出的记录。它们以组织音乐活动和创办刊物的方式改良国乐、宣传国乐，让社会大众直观地听到和看到中西音乐文化碰撞的结果。

不论音乐发展的路径是从学校音乐教育走向社会音乐教育，还是直接的社会音乐普及教育，都是这个时代音乐发展的突出现象。当时的音乐机构和团体都热衷于创办音乐期刊，不同的期刊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并显现出自己的特色，这个特殊媒介平台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西方音乐的科学之处、中国传统音乐的价值所在。期刊中除介绍研究成果、创作成果外，讯息传递类的预告和报道也十分重要，构成了期刊传递和交流艺术实践活动的基本职能，通过刊载大量社会音乐演出的讯息，努力扩大音乐受众群体，为社会大众与音乐接触提供机会，激发了社会音乐文化生活的活跃度，对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具有两面性，从社会发展格局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于多种政治力量拉锯的阶段，社会经济和生产极不稳定，解决温饱和求得安稳生活是人民的基本夙愿，因此，作为更高层次的音乐发展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一方面是音乐不能解决实际生存问题，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不识字、不识谱的国人居于多数，就连音乐界中对西方音乐了解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就更不用说对音乐的理解和享受了。因此，音乐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难以凸显出来，对音乐的认识和发展主要集中在相对狭窄的小知识分子阶层，音乐的普及艰难而薄弱。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普及音乐，做好学校音乐教育，在社会生活上渗透音乐教育，以音乐教化和滋养国人的精神，这或许就是当时许多音乐组织机构和音乐期刊创办者的共同理想，由此而充分地利用手中的期刊平台，积极宣传中西音乐文化知识，推动音乐教育和音乐普及走向发展。

四、小 结

西方音乐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学习西方文化、改良中国社会观念和力图营造新的社会环境中被人们所接受。但对于西方音乐的学习和接受多处于形式的层面，有关西方音乐的精神和内容则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才慢慢消化和渗透进中国的音乐创作和表演实践中。由此我们不难看到，当时音乐期刊登载的音乐理论文章大多数是对西方音乐的基础理论的引介，如基础乐理、和声学、西洋音乐词汇以及个别外国作曲家介绍等，鲜少涉及音乐风格、作品内涵以及音乐文化理念的认识与分析，此时的中国人对于西方音乐的理解尚未没有达到深入的程度，对西方音乐文化的需要还处于拿来学习使用的阶段，因此，无论是实践者、理论者还是传播者受此局限实属必然，并且由此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音乐期刊在内容组织上的特点，留下了时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缩影，成了见证历史的真实文本。

其实，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音乐发展，是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一方面面临国乐传统的逐渐衰微，一方面面临对西方音乐文化的输入，处在此时的音乐工作者，大多数都受到过学堂乐歌热潮的浸染，因此，在学堂乐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大家都希望真正学习西方音乐，让更多的人认识、接触到西方音乐。但现实是真正了解西方音乐的人仍属少数派，能够客观地对比中西音乐文化差异和价值观的更是凤毛麟角，各种有关音乐认识的博弈难免偏颇。从这一时期音乐期刊发表的文论中，就反映出音乐工作者大多以西方音乐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音乐的优劣，对西方音乐理论的介绍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系统和全面的介绍。许多文章的立论并非是在完全理解中西音乐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有些观点甚至偏激和表面化。除此之外，美育思潮的掀起对音乐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许多期刊都在发表应和文章，正是通过这些音乐期刊的传播和宣扬，让音乐美育思想得以抬头并逐步深入人心。

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治格局和经济文化环境并不稳定，但政局的动荡在期刊发行中似乎并没有得到反映，音乐文化界像似一片净土，为其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此时，救亡图存的社会价值观尚未全面展开，新音乐与新文学运动作用下的美育教育却已滥觞。知识分子们关注到了学校教育中音乐的审美作用，注重音乐在潜移默化中能够陶冶人的性情，这在儿童音乐创作上得以充分体现。尽管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并没有在期刊中完全刊载，但他所开创的这种清新的儿童歌舞剧音乐风格则影响了当时的儿童音乐创作，并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从《音乐教师的良友》这份期刊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儿童音乐的创作在歌词方面选择了更加具体的、富有诗意的题材，积极追求儿童歌曲的质朴和纯真，伯英歌词、质平谱曲的《蝴蝶和小鸟》《小船》，秉廉作歌、质平谱曲的《春游》等，体现了美育思潮影响下追求音乐纯粹美感教育的观念。

音乐的生命线在不断地丰满延续，杂乱的源流最后都将汇聚成江河，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不正是由这些貌似杂乱的思潮、看似不调的矛盾、甚至激烈的争论发展而来的吗？中国思想史中善于求同存异、兼收并蓄的做派，实际上也在不断地锻造和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人对音乐文化的认识。20世纪20年代，只不过是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发展中不甚起眼的一个过渡阶段，很多的思想尚没有得到沉淀，好多做法还也没来得及验证，历史学家甚至都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评价，但有幸的是，音乐期刊记录了这个时代，让后人可以从中真切地感受到这个时代音乐先贤们的追求和作为，领略到这个时代的音乐文化景观。这就是研究近代音乐期刊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