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当下民间礼俗用乐的调查与思考①——以一场婚礼和丧礼为例

田 屹（德州学院 音乐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李德敬（德州学院 音乐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在德州市郊和各县区，至今仍在红白喜事、民间信仰中活跃着民间鼓乐班的身影，他们是这些传统仪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当下的各种仪式及其用乐与几十年前相比有什么新的变化，与德州历史上有无承袭关系，这种习俗仅是一种地域性的行为，还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普遍性存在？当前地方政府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提出“移风易俗”“婚丧简办”，并出台“（婚）丧事禁止雇鼓吹乐”的规定，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与传统礼俗之间的关系？民间礼俗音乐在当下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带着以上问题，笔者对德州当下民间礼俗用乐情况进行了调查，试图对区域礼俗音乐的意义进行解读。

对某一地域内民间礼俗音乐研究是近十余年来传统音乐研究的热点之一，相关学者有田耀农、项阳、张振涛、齐琨等，项阳及其学术团队在其前期对“礼乐制度”“乐籍制度”等专题研究基础上，以“九个接通”“历史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论为指导，以礼俗用乐中的器乐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各地的婚、丧、还原等仪式中的用乐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与之前“仪式音乐”研究的不同在于，项阳的研究更强调对田野所得当下认知追溯其历史的起点与衍化过程，在整体中把握个案。对本文所论德州地域内礼俗用乐的研究有少量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段文对于路家鼓乐班、德州周边鼓乐班和宁津丧葬音乐的系列研究论文，《山东德州宁津县丧葬音乐的调查报告及其反思》通过调查宁津苏德志乐班在丧礼上的用乐行为与曲目，分析了当下丧礼内涵、曲目、艺人思想的传承变迁情况；《路家鼓乐班的兴衰与反思——山东德州长庄路鼓乐班调查报告》对路家鼓乐班的兴衰及其背后原因进行了剖析，提出由文化生态、历史遗留和艺人思想观念三方面造成；《关于德州鼓乐班器乐曲目的的分析与思考》对德州周边多个鼓乐班的曲目与器乐曲集成所收录的乐曲做了比较，指出由于传统生死观念的流传，礼俗中的用乐依然保持了几十年前的样貌。段文对德州鼓吹乐班所做的调查与分析反映的是十五六年前的情况，本文的研究基于近期田野调查，对当下德州境内礼俗用乐情况做重点访问，分析在婚礼与丧礼中音乐的功能，并结合地方历史文献，与其在历史上的存在状况进行勾连，并从国家礼制到民间礼俗的视角对礼俗用乐在当下的存在意义进行初步解读。

一、德州当下民间礼俗用乐状况

（一）礼俗类型及用乐方式

2015年至2016年，笔者对德州武城、宁津、平原、禹城、临邑、乐陵及德城区从事礼俗音乐的人员，包括鼓书艺人、剧团演员、吹打乐手及当地懂这些“老事儿”的老人进行了采访，获得了当下德州礼俗用乐的一些一手资料。据了解，德州在婚礼、丧礼、祝寿、开业、庙会、送“泰山驾”（碧霞元君“泰山老母”信仰）等礼俗场合仍有各种形式的音声形式参与其中，包括鼓吹、戏曲、曲艺和歌舞等，以婚礼、丧礼这两种场合的使用为最多。从整体分布上说，北部的乐陵、宁津鼓吹乐最盛，这两地是山东鼓吹的四大流派之一鲁北鼓吹的发祥地，艺人多、技艺高，因而是婚丧礼用乐的主角；南部夏津、武城只在丧礼中用鼓吹，婚礼中请戏班为常见，在夏津马堤、师堤村有一种古老的戏曲马堤吹腔，村里还成立有吹腔剧团，逢村里人结婚、祝寿、小孩生日或到中秋节、过年以及庙会等节庆场合，剧团都要进行演出，与鼓吹乐班不同的是，吹腔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德州市郊婚丧礼都用鼓吹；东部的临邑、陵城区相对用乐意识比较淡漠；其余县区鼓吹与戏曲使用较为均衡。以下是笔者跟踪德州市德城区和武城县一场婚礼和一场丧礼的调查实录。

1.红事仪礼①当地鼓吹艺人习惯称婚礼为红事，丧礼为白事，以下行文中依从习惯说法。及其用乐

2016年1月，笔者跟随吹鼓手王玉强参加德城区抬头寺乡齐庄村的一场红事，王玉强31岁，德州平原县王杲铺人，擅长管子、唢呐等乐器，他的手艺为家传，从十几岁下了学便跟随当吹鼓手的父亲学习各种乐器的演奏。他是这次演出乐队的召集人，乐队属临时搭班性质，王玉强的妻子也在其中。这次共来了十二个乐手，年龄最大的吴希春已有六十七岁，祖上几代都是从事这一行，算是个“门里人”，他是乐队中唯一能识工尺谱的；另外有三、四位乐手，也都是家传，最长的一个到他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他们一个月最多上事上到二十多个，每次收入一百元左右。平时除了上事之外，还要打工、种地，光靠上事的收入无法养家。今天的乐器有一个管子、一把笙、三把唢呐、两个小手鼓、两个小镲、一个锣、一个檀板，其余为演奏流行音乐的现代乐器。根据王玉强的安排，乐手中六人留在男方家，其余六人去女方家。

一大早，乐手们一到主家，便在门外吹了一通《小开门》，表示乐班到位。吃完饭大约九点多钟，乐手随接新娘的队伍去往新娘家，出门时奏《小开门》，出了村，乐手们便上了迎新的车，不再奏乐。到了女方家后，乐手们坐在门外的桌旁等候，管事催促奏乐后，先演奏了一首《步步高》，然后是《喜洋洋》，吹完两首后，大家停下来休息。待新娘出来后，众人起身跟随边走边奏乐，一起向新郎家走去。吹奏了一会儿《备马令》，乐手们上了车。回到新郎村里，这六个人操三把唢呐、一个笙、一个小镲、一个小锣，奏《梆子娃娃》，将新娘、新郎迎进家里。

迎完新娘，按照主家之前的交代，乐班到村口迎接这家的几个女婿。在鲁西北农村，女婿属于贵客，因而要用乐班迎接以显尊重。迎女婿奏的是《开门红》（即《小开门》）。至此在仪式的各个环节的用乐已经完成。接下来，是为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表演的节目，这时的节目已不限于传统乐器和乐曲的演奏，而是包括了流行歌曲、影视歌曲、歌舞以及萨克斯吹奏等的大杂烩，有歌舞《小苹果》、男女对唱《送情郎》《刘老根》、萨克斯独奏《北国之春》《敖包相会》《小白杨》等。强劲的节奏和动听的旋律吸引了三三两两的村民驻足观看，演员不断与观众互动，有的观众竟情不自禁加入到歌舞的表演中来，颇有“联欢”的意味。午饭期间，有客人出钱点歌，乐手们便到院子里的席棚中去演奏，有《好日子》《百鸟朝凤》《青松岭》、河北梆子《大登殿》《篱笆女人狗》《欢乐中国年》《上海滩》等曲目。这些点歌的收入并不归乐班所有，而是给主家的。王玉强还表演了吹咔、鼻孔抽烟口吹唢呐、吞烟吹唢呐等绝活。吹咔是鲁北鼓吹乐手们特别擅长的一项技能，表演者口含哨片直接对着碗吹，能够模拟戏曲人物唱腔、哭声笑声以及鸟叫虫鸣等声音，甚至还能细分出黑头、老旦、青衣等行当，惟妙惟肖，真假难辨。据王玉强介绍，乐班里很多乐手都能进行吹咔表演。中午的表演持续到十二点多，从席棚出来，经过门外路边临时搭的厨房，见有几位厨师还在忙活，乐手们停下来对着他们演奏了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代表主家对厨师表示感谢。到此，整个红事用乐告结束。

2.白事仪礼及其用乐

2015年12月30日，笔者跟随王玉强来到武城县赵庄村对白事用乐进行调查。现在的白事较以前有所简化，一般三日后出殡，且只有出殡这天雇鼓吹乐队。这家去世的是位老太太，八十多岁，在农村属“喜丧”，家里条件不错，遂请了两个乐班“对棚”。另一个乐班来自本县佛堂村，被安排在院子里，王玉强乐班则在门外村大街上。这次王玉强的乐班成员与红事上的不完全一样，增加了几位唱戏的女艺人，而她们也都能演奏乐器，不唱戏的时候就在乐队里打锣、吹管子、萨克斯等。由于现在的仪式简化，吹鼓手在仪式上的演奏曲目也精简不少，为了增加收入，吹鼓手往往主动联系唱戏的艺人共同搭班。今天的仪式有吊唁、告庙、送三、启灵、路祭、墓祭等，用乐比红事略微简单，吊唁时不需奏乐，在告庙、送三、启灵、路祭、墓祭时都只奏《两句半》。《两句半》由两支唢呐演奏，曲调较为简单，两人一人一句交替吹，时间长短可根据仪式长短自由掌握，因而成为白事用乐的“首选”曲目。

在武城当地，还有一种叫作“爬灵”的表演方式，由乐班的“歌手”头戴孝带，口称“娘”或“爹”，围着棺材，几步一跪，边磕头边唱，直至绕棺一圈。爬至棺材头部时，还要为死者三上香、三献酒，绕完一圈，对着死者的遗像三磕头，方才告结束。这种表演不包含在正常的表演中，是由死者已出嫁的女儿、侄女、外甥女等女性晚辈或主家的好友、朋辈“点播”的，以表达孝心或敬意。爬灵需当场给钱，每次三百至五百不等，收入归乐班所有。今天应死者孙子的同学“点播”，一位女性艺人演唱了歌曲《母亲》，由唢呐、笙、二胡及板鼓为其伴奏。今天的爬灵得到了四百元的收入，演唱的女演员表示满意。

在不举行仪式的时间，乐班所演奏的乐曲风格多样，除了管子、唢呐传统乐曲，还演奏影视流行歌曲《滚滚长江东逝水》《送战友》《妈妈的吻》及萨克斯乐曲等，电子琴也出现在伴奏阵容中。除了器乐曲，还有戏曲演唱，当天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唱段，亦有模仿东北二人转的丑角表演。“对棚”的另一个乐班还有热辣的劲歌热舞、绝活表演，如鼻含香烟口吹唢呐、鼻吹唢呐等。这些表演都是演给来宾和围观村民看的，因此都尽量迎合观众口味，活泼多样。

（二）礼俗用乐功能的分析

从这两次红白事的用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在各种仪式性环节中，所演奏的都是一些传统曲目，而且哪个仪式的哪个环节对应哪些曲目都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如《两句半》只能用于白事，不能用于红事，所用乐器也都是唢呐、笛、笙、锣镲等民间鼓吹乐器，所奏音乐的气氛与具体的仪式气氛相一致，红事喜庆，白事庄重肃穆；而在仪式之外，表演形式多样，曲目“紧跟时代”、选择自由，乐器多用现代西洋乐器，其所奏音乐的气氛只有一个：热烈、欢腾，以至于单从其音乐很难分清是喜事还是丧事。为什么仪式中的用乐符合不同的仪式风格，而仪式外用乐则趋于同一种风格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从音乐的功能这一角度来入手。

功能分析法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之一，它来自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民族音乐学引入这一理论的目的是在其原有的强调音乐与社会文化诸要素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从功能的角度来认识和解释音乐何以如此。就音乐的功能而言，不外乎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这几种。其前两种功能是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自律性”功能，是音乐的本质属性，与如何为用没有多大关系；而后几种尤其是社会功能和实用功能，则是其“为用”的体现。就以上所展示的这两场红白事用乐，我们可以清楚地将其分为两种不同的功能：仪式环节的实用性功能和仪式之外的娱乐性功能。仪式中的传统曲目具有配合各个环节的功能，既是各个环节有序进行的“导引”，又能营造出一种相应的气氛，从而增强这种仪式感。这里之所以所奏乐曲是传统曲目且不能随意改动，是因为此时奏乐是“奏给神听”（尤其是丧礼中），为神奏乐，就要恭敬，对乐曲妄加改动很可能会惹怒神灵而受到惩罚。而仪式之外的表演是为了答谢前来吊唁和帮忙的亲戚邻里，是奏给“人”听的，自然是大家喜欢什么就表演什么，甚至拉着观众一起表演、互动，观众则通过观看或参与表演精神上得到愉悦，心理上得到满足，因而在曲目上也就没有什么喜事与丧事的区别了。有意思的是，仪式之外的奏乐，艺人们称之为“进入正题”，也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表演艺人们不受任何拘束，可自由炫技，享受演奏的快乐。下面将两种场合所用乐曲与用法及功能以表格列出，见表1。

那么，当下的红白事用乐行为在德州历史上是否也存在呢？具体形式又有哪些不同？我们通过对地方志文献的梳理，了解到历史上德州民间礼俗用乐的一些情况。

二、德州历史上的民间礼俗用乐

德州位于山东省西北部，北临燕赵，夏商时为鬲氏之国，春秋时属齐地，明洪武七年置德州，明清时期先后隶属济南府、东昌府、京师河间府、武定府以及直隶天津府。德州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是个传统的农业耕种区，明代之前经济发展缓慢，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德州凭借其发达的航运和漕粮存储功能，经济与城市发展一度辉煌。作为古齐地，德州深沐礼乐文化熏染，民国《德县志》称：“德邑……家知礼让，俗尚敦庞。人民读书而外，居城市者服商贾，处畎田者思耕耘。……《通志》谓为‘敦礼义，重廉耻’有以也。”从明清时期德州多种地方志书的记载看，境内的礼俗可分为人生礼仪和岁时节令性两种，前者包括婚礼、丧礼、祭礼、宴会、庆吊、送迎等，后者包括从正月朔到除夕各种节令的礼俗。按照唐代确立的国家礼制的“五礼”：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人生礼俗中各礼分别可归于嘉礼、凶礼、吉礼、宾礼，岁时礼俗多为农事和佛道寿辰而立，当属祭祀吉礼。实际除此之外，还有像祈雨、求子、祝寿、还愿、开业、上梁、乔迁等礼俗的广泛存在，它们可归于吉礼、嘉礼、宾礼。这些礼俗中的用乐也具丰富性，仅择与鼓吹乐班相关者略举几例。

表1.两场礼俗用乐情况说明

凶礼用乐：

初丧，孝子披发跣足哭踊，……坐棚间有架台作戏，观听杂沓，名曰暖伴。[1]

士大夫家初丧即受吊，……至邀僧道讽诵佛书，梵音、铙吹，声闻远迩，朝祖之夕，梨园鼓乐名曰辞灵。[2]

嘉礼用乐：

男婚女嫁，婚，昏也，……行冠带坐帐礼，向喜神或贵神鼓乐高奏，嗣后笄而字之。[3]

可见，凡是涉及婚礼、丧礼的，所用都以鼓吹乐为主。

现代地方志书中对于传统的婚丧仪式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临邑县志》对记述当地婚姻习俗：“民间婚俗有‘六礼’，……六、亲迎……吉日晨，男方备轿两顶，花轿接新娘，官轿抬新郎，鼓乐吹打，是为亲迎。”[4]552丧葬习俗“殡礼：民丧一般为三天，若出‘礼相丧’大丧，……还要设道棚、僧棚，诵经念佛超度亡灵；设乐棚数座，吹鼓手昼夜相侍……”[4]553

由此看来，当下的红白事中的仪式及用乐在清代已是大行其道，而且从仪式规模和用乐排场比现在更为隆重和讲究。至于当时各种仪式中具体所用的乐曲，笔者遍查各种德州地方志文献，发现这方面的记载阙如。相关的有《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中辑录的莱州市婚俗与丧俗用乐程序及乐曲（采录时间不详），其中婚俗共九道程序，对应十三四首传统曲目，如《豆角青》《句句双》《小金草》《洞房赞》等，丧俗共十五道程序，对应二十三四首不同曲目，如《钟鼓楼子》《破盆咒》《柳河咏》《悲调》《小灵幡》等。文中指出这些礼仪与用乐程序全省大同小异，只是具体曲目有所不同。[5]这样的资料仅能提供一个参考，间接帮助我们推知德州历史上的用乐情况，具体情况我们只能从现有艺人的口述材料中进行大致了解。笔者在2015年11月至12月和2017年4月，曾采访德州长庄“路家鼓乐班”传人路长利（时年46岁）、曾加入过“路家鼓乐班”的张建国（时年50多岁）以及宁津刘营伍乡赵恩全(时年72岁)三位乐手，“路家鼓乐班”在德州是首屈一指的鼓吹世家，从清嘉庆年间至今已有200年时间，传到路文利这里已是第六代。《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把路家鼓乐班作为鲁北鼓吹的代表，在“班社简介”里对其做了介绍。路文利从20多年前就不干这一行了，现在他在一家纺织厂干保安。赵恩全也是鼓吹世家，传到他这是第三代。他们的记忆都只能追溯到他们的父辈，其活动时间在20世纪70、80年代。虽是仅有30、40年之隔，但是曲目却有不小的变化。据路文利介绍，那时白事中的曲目有《小开门》《大开门》《两句半》《备马令》《哭皇天》《朝天子》《工尺上》《海清歌》《柳河沿》《大悲调》《四六句》等；红事中除了现在常演奏的《梆子娃娃》《小开门》（与白事中《小开门》不一个调，红事用D调，白事用G调）《备马令》之外，还有《洞房赞》《淘军令》（又名“淘金令”）《抬花轿》《百鸟朝凤》《将军令》等。赵恩全回忆过去在白事上，仪式上的用乐称为“奏典”，典分大典、中典、小典，大典需奏九首，中典六首，小典三首，都不能重样。

以上只是我们可推知的清代以来德州民间礼俗中用乐的“冰山一角”。正如王玉强所说，现在的艺人会的传统曲目越来越少，甚至整场白事一首《两句半》就能支应下来。不光是艺人会的少了，雇主懂行的也很鲜见了，过去雇乐班要挑一挑谁家的技艺高，甚至在上事过程中还能指出乐手的毛病来，现在都不太在乎水平如何，“雇乐班”越来越成为一个形式。

德州历史上的这种民间礼俗用乐行为是否属于区域性现象呢？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层面，有无这种行为？当我们与大传统接通时，我们发现这其实是国家礼制下移、官乐民存的一种体现。

三、作为国家制度的礼俗用乐

民间礼俗及其用乐的传统来自国家礼制。自周公制定礼乐制度，在重要的礼制仪式中伴随相对固化的音声形式便成为一种国家规定性。周代规定在祭祀、朝会、宴飨、征伐等多种礼制场合均需有乐，并以祭祀用乐为重，搭建起礼乐的框架。关于礼乐制度在周代以后的存亡，近年来已有学者论证。礼乐制度并非随着春秋晚期的“礼崩乐坏”而消解，而是于秦汉时期经历了一次转型之后，在后世得到不断完善与重新诠释，延续发展三年余年，直至清末民初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6]礼乐的发展演化经历了确立期、成熟期、稳定期和畸变期四个时期，其成熟期是在隋唐时期，其标志是礼制上“五礼”的定型和相应用乐制度的规范，确立了鼓吹乐为主导的从宫廷到地方官府多层次的用乐格局。宋金以来，随着唢呐从西域的传入，鼓吹乐的主奏乐器由原来的管子变成管子与唢呐共同担任。从宫廷到地方官府，各种礼乐（也包括俗乐）的承载者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群体——乐户，自从清雍正皇帝废除乐籍制度，取消乐户这一职业，这些世世代代服务官府以乐为生的群体，只能转而将其技艺和乐曲服务于民间——因民间也有各种礼俗有各种祭祀对象，也有用乐需求。官府也并非不管不问，而是为其划分了“坡路”即服务的区域。在乐户们所掌握的礼乐类型中，地方官府使用最多的同时也是最为乡民所接受的就是鼓吹乐，因而这种用乐形式便积淀于民间，转化为民间礼俗用乐。以上我们梳理的是国家礼乐下移转化成为民间礼俗用乐的过程，也就是在当下乡村社会中“官乐民存”的现象。

正是有这样一个从国家礼乐到民间礼俗用乐的发展脉络，因而在几年来的相关田野调查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展示出这种时间和区域的一致性，如李来璋通过对乐谱的比较，发现西安鼓乐中的《水龙峪》与东北鼓吹乐中的《水龙吟》是同一首乐曲。项阳及其研究团队发现明初云南土司府所用的礼仪乐《朝天子》与清代经乾隆皇帝钦定之后的《朝天子》旋律基本一致，两者一个在京师，一个远在西南边陲，而且时间相差400年，不止如此，将来自全国十余个省份的《朝天子》工尺谱进行了译谱比较之后，发现了它们惊人的相似性。其他还涉及“料峭”乐曲家族，都被发现音乐本体上的一致性。这足以证实了礼乐下移的普遍性。

德州作为王朝统一统治下的一级政府、一个区域，其礼制及用乐当然也要遵照统一的标准，就从笔者田野调查所了解的来看，德州民间礼俗用乐中至少有《朝天子》《将军令》《小开门》《大开门》几曲与清代《皇朝文献通考》《请鼓吹乐谱四十折》所录中央朝廷礼仪用乐，以及现代编纂的器乐曲集成中所收录的陕西、云南、湖北、江苏等省地方官府用乐从曲名是上一致的。[7]当然音乐本体有多大程度的相似性还有进一步的乐谱分析。笔者在田野中的一个发现，或许可以推测德州历史上官属乐人存在的可能性，2016年，笔者因参与一个方言调查的课题而接触了宁津县吹鼓手72岁的赵恩全老人，他亲口对我讲，他父亲16岁学艺、21岁时进入到刘营伍乡郭营伍村“窝铺”，这个“窝铺”在1955年以后，被政府改名为“音乐队”。赵恩全所说的“窝铺”，已有学者研究证实，正是清代废除乐籍制度后，官府为乐人们划分服务区域，乐人对自己区域内乐班组织的一种称呼。[8]我们据此推断，德州当下礼俗用乐与国家礼乐可能有着某种承继关系。当然，由于目前掌握资料有限，还不能作为定论。

从以上对德州当下民间礼俗及其用乐情况所做的初步调查中可以推知，民间礼俗并非是区域性的、纯民间的存在，它接衍自国家礼制，其用乐规范在各地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它所具有的功能是其强大的实用性功能，敬神娱人、神悦人安。正是这种功能化的存在方式，使得传统音乐的本体得以保留至今。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应怎样看待地方政府出于社会治理的考虑提出的婚丧仪式简化、减少或禁止雇鼓吹的规定，这样的规定对于减少人们的经济负担、遏制盲目攀比之风无疑是好事，但是从传统音乐的保存上说，也的确会使得其失去所依附的土壤，加速它的消亡。老百姓雇鼓吹体现出中国社会礼乐文化的深深烙印。礼俗用乐的意义在于通过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以音乐敬神，凸显人们对于生命的敬畏与珍视。在对于传统习俗的处理上，政府应协调各部门作通盘考虑，以更为合理的方式去引导，而不是简单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