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谭 薇(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 100010)
1920年,青主创作的《大江东去》问世,成为近现代中国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歌曲。至今,时间已走过百年。21世纪以来,我国音乐学科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演唱的发展;但学界目前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在中国知网(CNKI)查得的相关数据中更是鲜见有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文献计量研究的期刊文献。为了厘清三十余年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特点、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趋势,本文拟以中国知网上查得的相关期刊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结合Cite Space软件,对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和呈现,进而考察和探讨近三十余年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情况,为更好地开展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实践、创作与其他研究提供参考。
在进行期刊文献数据收集之前,有必要先明确本文研究对象的范围。“艺术歌曲”一词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德奥艺术歌曲一般是选用歌德、海涅、席勒等著名诗人的一些诗歌作为歌词,音乐结构往往是根据诗歌内容的抒情性或戏剧性来决定,或采用分节歌的音乐来配每段歌词。歌曲的钢琴伴奏与声乐之间已有一些特定的关系,它不仅要像歌唱一样来表现歌词的内容,而且在形式上和声乐部分形成一个整体来共同结构作品,声乐、钢琴缺一不可。[1]一般来说,学界将《大江东去》视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开山之作,但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艺术歌曲不只是始于新文化运动之时,“汉代以来的琴歌(用古琴伴奏的文人歌曲)、唐宋以来某些可以吟诵的诗词和宋代姜白石创作的歌曲,都属于艺术歌(曲),这是中国古典艺术歌曲”[2]。“在20世纪80年代举办第一届‘华夏之声’——中国古诗词歌曲音乐会和首届全国艺术院校中国艺术歌曲演唱和创作比赛时,经过慎重研究,将艺术歌曲的范畴扩展至艺术性很高的中国古代歌曲、冼星海、聂耳创作的由别人配写了很精致的钢琴伴奏的歌曲和其他一些艺术性很高的独唱歌曲。在第二届‘华夏之声’——古谱寻声音乐会上,为了保持古曲的韵味,还将一些原本已经配有钢琴伴奏的作品,改用古琴或箫一类的中国乐器伴奏。”[3]本文的研究取广义的“中国艺术歌曲”概念。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检索条件在“高级检索”—“期刊”界面设置为“主题=中国艺术歌曲”或含“主题=古诗词歌曲”,或者“主题=古曲演唱”,或者“篇关摘=中国艺术歌曲”或含“篇关摘=古诗词歌曲”,或者“篇关摘=古曲演唱”,来源类别为“全部期刊”,文献检索时间范围设定为“不限”,检索时间为“2020年8月11日”,最终获得始于1954年(1篇)至2020年的相关中文期刊文献,共计2177篇。经过反复筛选和项目合并,剔除各类会议、消息等非学术研究性文献及其他无效资料后,共得到1781篇相关期刊文献。
为了直观呈现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样态,本文借助陈超美博士研发的Cite Space可视化软件(Cite Space 5.6.R3版本)和中国知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对1987—2020年(8月11日)的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期刊文献,从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等三个方面绘制知识图谱,并统计各年相关发文量、期刊的类别和高被引、高下载的期刊文献,结合文献分析法予以梳理,从而较完整地展示截至目前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演进过程和热点趋势。
通过对中国知网现有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发文量的筛选统计,可以整体把握研究的发文变化趋势,具体如年度发文量图(见图1)所示。
图1.年度发文量图
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而言,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即1999年7月8日,由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联合举办的“艺术歌曲创作推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其目的是在总结前一阶段举办艺术歌曲音乐会和艺术歌曲推广普及工作的基础上,研究、规划如何搞好今后我国艺术歌曲的创作繁荣和推广普及工作。[4]2000年,有学者将其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艺术歌曲年”[5]——8月,在“第25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举行了“全国艺术歌曲比赛”;9月,在南京举办的“第6届中国艺术节”上又举行了“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2007年5月28日至6月4日,“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体现在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发文量上,从图1中能够看到2000年、2006年是两个较为明显的分水岭。2000年以前,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发文量少(仅在个位数徘徊)且变化幅度较小;2000—2006年,该领域发文量呈低速增长的态势;2007年至今,尽管在2013年、2016年、2019年出现小幅回落,但发文量总体呈波浪形上升状态。经统计,2000年以来,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发文量为1746篇,约占总发文量的98.03%。2020年至今发文100篇,考虑到2020年是中国艺术歌曲百年,所以预计本年的总发文量会比2019年有小幅上升。
由中国知网查得的最早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期刊文献记载是一则1954年“全国群众歌曲评奖”的消息,此后的1958年、1960年、1981—1986年,均有会议或消息等非学术研究性期刊文献,故笔者已将其剔除。用于本文研究的期刊文献,最早的一篇是《人民音乐》杂志1987年第7期刊发的由杨婕撰写的《我国艺术歌曲的新收获——兼谈艺术歌曲与其他歌曲的写作之异》。本文写作于由《音乐创作》杂志举办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艺术歌曲征稿评奖活动之后,作者针对征集作品中出现的问题,对艺术歌曲的写作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作为艺术歌曲的歌词必须具备诗的品格,含蓄、深邃而有力度;艺术歌曲的声乐旋律应运用音乐发展的各种技巧,深化拓展诗词所提供的格调与情绪;艺术歌曲要求钢琴部分刻画出诗词中的某些重要情景,或是某种内心情绪。[6]
通过分析作者群体,可以清晰地了解某研究领域的主要力量。由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发文作者合作关系图谱①由于不同参数的设定会绘制出不同图谱,故笔者在此对相关参数予以进一步说明。在CiteSpace软件Time Slicing模块下,时间跨度设为“from 1987 to 2020”,时间分区设为“#Years Per Slice=2”,Node Types模块下勾选Author选项,Selection Criteria模块下设为“Top N=50”,绘制发文作者合作关系图谱。显示,在相关研究中,仅有少数几位作者存在小范围合作,如孟卓与徐敦广共同合作撰写了《关于中国艺术歌曲文化自觉的思考》[7]《民族视域下艺术歌曲演唱风格探究》[8]和《中国艺术歌曲概念界定与形态特征》[9]等。
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即某个领域的高产作者,且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最低发文量由公式算出,其中M表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Nmax表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的发文数,得出M(最低发文量≈2.5)≥3篇。由此统计出34位作者共发文128篇,约占总发文量的7.19%,人均发文量为3.76篇。通过中国知网继续检索、统计34位作者发文的被引频次,总被引频次为638次,人均被引频次为18.76,经由综合指数法[10]计算,得出10位综合指数≥100的为核心作者。进一步研读表1发现,发文量的多寡并不是判断学者学术影响力的唯一指标,甚至有时这个指标会产生一种误导,需要综合考虑论文的被引频次与质量等因素。
表1.核心作者发文情况统计
由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发文机构合作关系图谱显示,目前,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是高等院校,其他音乐院团发文很少,同时高校之间、高校和其他音乐院团之间亦缺少必要的沟通与合作,不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推进与深化。
沈阳音乐学院、河南大学和广西艺术学院三个研究机构在图谱中形成了更为明显的聚类。结合相关统计数据(见表2)显示,沈阳音乐学院是发文量最多的机构,从2001年至今共发文86篇,最早研究成果是由刘聪撰写的《对我国艺术歌曲创作现状及相关问题的思考》。作者有感于2000年前后举办的“全国艺术歌曲比赛”“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等与艺术歌曲有关的比赛,对艺术歌曲的内涵与品质、音乐语言与技法、词曲与钢琴伴奏、创作前景等方面进行了发散性的思考。[11]其次是河南大学,从2012年至今,共发表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论文38篇,最早研究成果是由赵云云撰写的《浅析丁善德艺术歌曲作品特点——以〈爱人送我向日葵〉为例》,该文是对丁善德的艺术歌曲《爱人送我向日葵》的特点解读。作者指出,《爱人送我向日葵》运用传统的作曲技法,采用不同的调性来布置全曲,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可以说是上乘之作。[12]再次是广西艺术学院,从2006年至今,共发表相关论文35篇,最早研究成果是由马晓萍撰写的《音之神韵 韵之意美——黄自艺术歌曲的美学价值》,该文从音乐美学的角度论述了20世纪初我国著名音乐家黄自的艺术歌曲中所表现出的“以音言情,情景交融”“以音写意,意蕴悠远”“以音传神,神韵无穷”的美学特征。[13]
表2.机构发文量统计表(部分)
对发文期刊进行分析,可以大概了解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水平。基于中国知网对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发文期刊统计数据,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是《北方音乐》《黄河之声》《音乐创作》《当代音乐》《戏剧之家》《大众文艺》《艺术教育》《艺术评鉴》《大舞台》《人民音乐》等期刊①其中,《音乐时空》已停刊。。其中,《北方音乐》发文量最多,总数为204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1.45%;紧随其后的是《黄河之声》,发文量为163篇,约占总发文量的9.15%;排在第三位的是发文量为100篇的《音乐创作》,占比约为5.61%。
经过统计,在所有发文期刊中,核心期刊②本文的核心期刊认定依据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且笔者已在中国知网期刊导航界面下再次检索确认,包括CSSCI扩展版含期刊。共计发文265篇,约占总发文量的14.88%。其中有3种发文量超过30篇,分别是《音乐创作》《人民音乐》《中国音乐》,有5种发文量在10—29篇之间,分别是《艺术百家》《四川戏剧》《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总体而言,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期刊文献大部分分布于音乐舞蹈类期刊③本文期刊类别划分依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类、文史哲综合类、文艺理论类期刊亦有一定涉及,但教育综合类期刊类、高等教育类、综合性大学学报对此明显缺乏关注。
期刊文献的被引频次,一方面代表着该文在学界受认可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证明其研究的基础性与经典性。而下载频次的多少则代表着该文内容的研究热度,在一定意义上亦可作为文献研究水平的评价指标。[14]
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文献是由汪毓和撰写的《关于艺术歌曲之我见》。本文的写作源于两场“中外艺术歌曲音乐会”,作者结合当时情况,从音乐体裁、唱法及伴奏的角度客观地谈了对“艺术歌曲”的看法。[15]下载频次最高的期刊文献是由梁茂春撰写的《论“文革”时期的艺术歌曲》。该文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艺术歌曲的发展概貌,并结合金凤浩、郑秋枫、尚德义、施光南、王洛宾等的具体作品对该时期艺术歌曲的特点做了初步探索,也是对中国艺术歌曲发展历史的一个断代研究。[16]
对比高被引期刊文献表(见表3)与高下载期刊文献表(见表4),笔者发现,高被引与高下载前十位的期刊文献中,《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之我见》《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浅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特征》和《浅议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旋律风格》同时出现在两个表中,这说明四篇期刊文献不仅有着较高的学术水平,且在学界具备一定的关注热度。从研究内容上看,《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之我见》一文是从对艺术歌曲的体裁界定出发,谈及当时艺术歌曲创作存在作品少,体裁概念认识混乱,声乐作品要注意声音、语言和旋律的结合,传统如何与创新相结合等问题,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7]《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将目光主要聚焦于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详细阐释了中国艺术歌曲形成与发展阶段的内容与形式特点,并结合相关实例予以说明。[18]《浅析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特征》一文从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文学意境美、旋律意韵美、声腔意味美三方面探究其诗情乐意。作者认为,古诗词艺术歌曲既有几千年传统音乐文化的积淀,又有20世纪以来现代多元音乐文化的渗透,通过诗情、曲情、声情融合,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特色。[19]《浅议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旋律风格》一文结合《大江东去》《花非花》《我住长江头》《纺纱歌》《杨柳枝词》等作品从西方艺术歌曲风格、中国古代歌曲及民歌风格、中国戏曲与说唱音乐风格、西方现代技法风格等方面,解析了古典诗词艺术歌曲创作技法的特点和曲式结构上的共性特点及其呈现的吟唱特点,从而完成形象塑造、意境刻画、情感表达与内涵揭示的作用。[20]
高被引与高下载前十位的期刊文献更多的是从作曲技法、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角度切入研究,研究主题则是聚焦于结合作曲家或者从历史角度谈及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演唱实践分析等。从期刊分类来看,刊载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高被引与高下载的期刊文献则是完全集中于音乐舞蹈类期刊,且大多为核心期刊。这些论文的发表时间均在1999—2009年,也说明该领域的期刊文献须至少历经十年时间的沉淀,才有可能达到关注高峰,并成为具有基础性的经典文论。
表4.高下载期刊文献表(部分)
关键词是一篇论文主要方向和核心观点的精练表达。Cite Space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功能,通过统计两个词在同一篇论文中出现频次并进行聚类整合,分析共同出现的关键词之间的疏密关系,[21]可直观显示,某学科或者某领域在某个时期内的研究主题和演变路径。
1.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在由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①其他相关参数保持不变,Node Types模块下勾选Keyword选项,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其中,关键词节点198个,连接960条,网络密度为0.0492。Q值(模块值)=0.3647〉0.3,说明结构有显著性;S值(平均轮廓值)=0.5531〉0.5,说明此聚类是合理的。中,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关键词(见表5)包括中国艺术歌曲、艺术歌曲、钢琴伴奏、古诗词、古诗词歌曲、演唱、声乐教学、作曲家等,这些都是在该领域研究中相对更重要的关键点(枢纽),反映了它们受关注的程度。此外,我们对于艺术歌曲的认知源自德奥,它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品种,诗歌、声乐、钢琴缺一不可。所以,研究中国艺术歌曲时,在其认知系统内,往往会涉及音乐的各个专业方向,并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
表5.高频关键词统计表(部分)
2.关键词突现分析
突现词是指使用频次突然显著增多或在较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词语,可用于检测某一学科领域研究兴趣的突然增长、辨识和追踪学科领域研究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与一般的高频关键词相比,突现词的动态变化特性使之能更有效地揭示学术研究的动态演绎和发展机制。[22]
笔者基于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关键词突现图谱②在Control Panel中点击Burstness选项,设定γ=1.0,得到19个突现关键词。,试着将1987年至今的中国艺术歌曲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以进一步总结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主题发展流变,探寻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前路方向。
第一阶段是1987—2006年。这一阶段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音乐创作和音乐史学领域——从微观视角对具体作曲家和具体作品的研究,从宏观视角对广义中国艺术歌曲的探讨。在关键词突现图谱中具体体现为“作曲家”“歌曲创作”和“艺术歌曲”“中国艺术歌曲”。
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于艺术歌曲的认知较为片面,这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定位与发展,而关键词“中国艺术歌曲”和“艺术歌曲”则是为体裁界定等基本理论问题做出了提示。一方面,学者们注意到分析中外艺术歌曲各自的发展态势,厘清概念,更新认知观念,以便更好地借鉴西方艺术歌曲的经验,促进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另一方面,学者们选择以作曲家和作品等具体事象为线索,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与论述。例如,戴鹏海所撰写的《艺术歌曲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从艺术歌曲的定义出发,探究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并认为只有真正做到对中外音乐传统的融会贯通,再结合个人经验,才能创作出与时代脉动和鸣的艺术歌曲佳作,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创作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23]周为民认为,鉴古知今,我国近代艺术歌曲创作自“五四”时期,在与欧洲文化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歌曲的创作规律。[24]夏小燕通过概述艺术歌曲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背景,列举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分两个阶段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1919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并将该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中西融合”和“民族化实践”。[25]
第二阶段是2007年至今。2007年5月,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艺术歌曲在创作、表演和教学领域的繁荣和发展为目的的“中国艺术歌曲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正如作曲家陆在易在研讨会开幕式上所说的那样,“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专题研讨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本身具有非凡的意义”[26]。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艺术歌曲的体裁界定、历史梳理、美学规范、创作现状、推广传播、教学演唱等方面所进行的广泛、深入的交流,也为该领域日后的发展、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随着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外文化交流日益丰富,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以演唱实践为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艺术歌曲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以来,诗歌与音乐、演唱者与演奏者,两对关系即始终保持平衡,并无主次之分。从关键词的突现结果来看,“伴奏者”与“演唱者”,以及“歌词”的出现,实际上是研究者已经着眼于“艺术歌曲”的内涵,是对事物更深层次的解读。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琴伴奏”的认知存在误区,认为“伴奏”就是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在近些年关于艺术歌曲的论文中总是会强调演唱时各种音乐元素的平衡,强调运用钢琴进行意境的刻画[27]。关键词“艺术处理”“演唱技巧”“演唱分析”的突现则清楚表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趋向演唱实践的发展态势。杨曙光强调,用现代声乐意识演绎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除了必须在民族戏曲唱法的细腻委婉上小心翼翼地融入美声唱法的发声、共鸣、呼吸等技术,达到两者融合到没有痕迹的艺术境界外,还可以利用丰富多彩的声部运用以及多元化的演唱风格变化来诠释古典诗词艺术歌曲。[28]李芳屹则是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特征概括为:先有词后有曲,高雅精致,古今对话,中西交融。她认为,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要把握好“气”“声”“情”,不能过于夸张,更不能装腔作势,须做到气韵生动、情真意切、声情并茂,深层符合中国艺术的精神和审美理想。[29]此外,本阶段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研究者将关注点放在中国古典诗词歌曲上,很多刊文都是以古诗词歌曲作为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作曲技法、音乐风格、演唱技巧等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所查得的1987—2020年(8月11日)间有关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期刊文献数据为研究对象,结合Cite Space软件,对所涉及的发文量、作者、发文机构、期刊类别、高被引与高下载文献、研究主题与流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可视化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三十多年来,中国艺术歌曲研究整体呈上升态势,但真正有理论价值、有实际意义、有学术见地的论文却不多。通常,论文在发表后2—5年内是被引高峰期,截至2020年8月,2015年,新发表的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类论文仅有6.63%左右被引。纵观那些“零被引”的论文,大多陷入机械照抄、生搬硬套等模式化写作的泥沼。由于近年来,高校职称评定体系的诸多量化、细化设置,一些作者误入纯粹以发文为目的的学术研究之歧途,导致一些论文成果质量不高。
在该领域,作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缺少必要的合作,也缺少有足够学术影响力的作者和研究机构。中国艺术歌曲的最终呈现形式一定是经由歌者“立”于舞台之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作者或研究机构“单兵作战”的局限性。是否可通过宏观的引领,培养作者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意识,形成研究的主体架构,拓宽研究的广度,挖掘研究的深度,促进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良性循环。
从已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音乐创作、音乐史学、音乐美学、声乐演唱等领域,但更多的是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理论视角下的研究显得不足,需要借鉴其他(音乐)学科(专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对中国艺术歌曲进行更深层次的系统剖析。以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为例,很多研究者往往满足于对谱面表面的观察,而非深层次的透视分析,又或者将旋律、曲调作为一种孤立的存在,仅局限于音符或声音的层面。事实上,音乐分析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作为研究者,不能盲目地为分析而分析,而需要将整个研究着眼于微观,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微观的研究对象描写中,融入宏观的社会(共时的)和历史(历时的)视角[30]。而在以作曲家为线索进行中国艺术歌曲研究时,有时又可能会仅将眼光拘泥于作品的表象,鲜少涉及对作曲家表达习惯的描述,等等。
此外,由于本文只采用了中国知网期刊文献的数据,因此在研究成果的覆盖范围的确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所采用原始数据中的关键词的提取亦存有不规范、不合理之处等。对于表述论文中心内容而言,关键词是最能体现其研究主旨的有实质意义的词汇。但是,在笔者所查阅的一些论文中对于关键词的提取却显得有些随意,有的是直接从标题中不加思考地截取,有的是挑选了几个并不能概括文章中心思想的词汇,有的选择则有些过于宽泛、没有明确指向性,等等,但是,本研究结果还是基本反映了目前关于中国艺术歌曲研究的实际状况。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中国艺术歌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初长成阶段,经由几次重要会议的召开,为该研究的发展及时明确了方向,期待该领域呈现更多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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