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家国与情性——公䜩诗中的建安音乐

李旭阳（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传统中，诗与音乐密不可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乐与诗本就同源，乐谱曲调难留而诗歌易见于文本而保存。而诗中也保留了诸多与乐相关的要素。就建安而言，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同样保留了诸多音乐相关的主题与要素。我们不妨以公䜩诗为发端，一窥建安时期的音乐风貌。

一、宴乐与公诗

公䜩诗，或称公宴诗，是公共宴会时所做之诗。而这种宴会，往往是最高统治阶层（就建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而言，最高统治者并不特指皇帝）所主办的。现存建安时五首公䜩诗，除一篇为曹植所作，其余四首为建安七子的作品。公䜩诗的出现，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公䜩诗不仅仅是社会性的作品，创作于有其他诗人在场的时候，也要求五言诗运用典雅得体的高级修辞格，而这种五言诗是没有先例的。”[2] 246-247通过这几首公䜩诗，我们可以一窥建安时期的宴会情景，也可以进一步考察建安时期的音乐风格。

关于宴会的场景，我们先来看阮瑀和应玚两个人的公䜩诗。

阳春和气动。贤主以崇仁。布惠绥人物。降爱常所亲。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3] 380（阮瑀）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辩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3] 38（3应玚）

阮瑀是建安七子，也是一名著名的音乐家，具有很高的音乐修养，阮瑀师从蔡邕，也继承了其音乐传统。史书说阮瑀在宴会上“音色殊妙，当时冠坐”[4] 600，可以想见其音乐修养之高。公䜩诗一般都会在句首表达对宴会主人的称赞，并往往结合节气起兴，同时点明宴会举办的时间。阮瑀的公䜩诗首先点明了宴会是在春天举行的，并紧接着称赞了主人的仁德，而应玚也在首句铺陈主人的品德之高，并进一步点明了宴会之规模。而所谓宴饮之乐，宴会的主角之一便是酒。酒是建安公䜩诗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公䜩诗中必有一个部分是写到酒，往往与佳肴并置，如阮瑀“中外奉时珍”之后，便出现“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而应玚的“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也说明了酒之于宴会的重要。同时有趣的是，建安的宴会不仅饮酒，而且往往是大量饮酒，这也体现出建安一时的豪迈风格。如“若浮云”“传满腾羽觞”这样的描述，都形象地体现了饮酒场景的豪迈。

公䜩诗有其固定模式，这是被普遍认同的。据宇文所安考证，在“美食联”之后，往往存在另一重要的诗联，却是这两首诗所残缺的，这便是“音乐联”。如王的公䜩诗：

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愬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见眷良不翅。守分岂能违。古人有遗言。君子福所绥。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3] 360

这是建安时期出现的最为标准完整的一首。所谓标准，是说就公䜩诗本身而言，有其一定的套路与创作格式。首先，它们分享了以往宴会有关的乐府诗的主题与话题排序的习惯。其次，它们在此基础之上，增添了属于文人范畴的高级修辞与品味，使之更为妥帖地完成君臣互动。王此诗可以视为此一诗歌流派的典范。所谓完整，则是王的这一首作为文本被完整的保留，而其他几首公䜩诗或有所缺失。

与阮瑀一样，诗歌一开始便点明了宴会的时间，即夏日。而首两联的诸多意象，给人带来无限美好的联想。盛夏仿若盛世，盛世有此盛宴。昊天与百卉相对，一片天人和谐之景。天人感应，是一个自汉儒董仲舒以来的基本观念，建安处于汉末，自然也受其影响。但另一方面，从诗中我们又不难看出个人情感的迸发对天人感应的摆脱趋势，这种冲突，正是一种个体的独立与觉醒。

建安绝非盛世，而这种起兴难免是出于附和统治者的喜好与对统治者的维护。虽然世道并不太平，但是在曹操治下，其境内还是获得了短暂的稳定，也为宴乐提供了基础，由此也可以侧面体现出曹操的家国情怀。这一点将在后续有进一步的说明。宴会应当是在酷暑的白日进行的。但是诗歌第二、三联紧接着便打消了读者的顾虑，凉风撤蒸暑，同时大家又并坐荫华榱，一幅清凉美好的景象。宴会之场景也便铺开。第四联，是对食物的描绘。我们在诸多建安诗句中都能找到关于食物的描绘。这也是宇文所安所谓的“美食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食总是与美酒相伴。这可以视为宴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而第五联是重要的一联，也是阮瑀和应玚都缺失的一联。它直接涉及了音乐。按宇文所安的说法是这是一则音乐联。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这一联往往会引发王另一首诗的情思：“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细品起来，这两句诗是一样的。只不过前一首中其徽音并非为诗人一人所作，便去掉为我二字。

由此诗句，我们可以简要地考证出当时宴会主要使用管弦两类乐器。《淮南子·原道训》有“夫建钟鼓，列管弦”一句，其有高诱注曰“管，箫也；弦，琴瑟也。”[5]而对比之下，建安时期的音乐缺少了钟鼓类的敲击乐器，自然没有黄钟大吕式的威严。

正如前文所说，此宴会是曹操所办，也代表了建安一朝最高的宴会。但其宴会所奏音乐，却是以管弦为主，所发为徽音。徽音，一般特指琴音，也表征一种清幽的音乐。如果这一句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一句，曲度清且悲，则是明晰地点出了音乐的风格——清，而且清中带悲。

二、清商与悲情

如果从乐器入手，我们可以很快地想到曹操自己的一首诗。“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曹操《短歌行》同样也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宴乐场景。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次曹操主持的宴会上，所用乐器依然是瑟与笙为主，换言之，依然是管弦为盛。

管弦的出现，其背后所预设的是什么呢？《隋书·乐志》中提供了一些线索。

清商……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为一部。[6] 378，音乐下

若按高诱注《淮南子》所说，则管弦即为清商乐所需乐器的主体，那么，管弦所演奏的乐曲主要便为清商乐。由此，我们或许获得了一些事实，即建安时期宴会所奏，主要是为清商乐。

“所谓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也……孝文宣武，用师淮汉，收其所获南音，谓之清商乐，相和诸曲，亦皆在焉。”[7]在逯钦立等人的考证中，清商调与相和歌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清商三调是在相和歌发展中产生的更高级的歌唱艺术形式。[8]而陈思荃《楚声考》为清商乐提供了一个较为权威的解释：“楚声自灵王创为巫音以来，曲调以凄清为主，此是其显著特色。其音清之调，系采用清声之律。《乐记》郑玄注‘清谓蕤宾至应钟,浊谓黄钟至仲吕。’按《礼记·月令》自蕤宾至应钟，含有商徵羽三声，其中又以商声居首。此三声既同属清音，且能因变化而产生。《淮南子·坠形训》‘变徵生商，变商生羽。’”[9]中国古音分五音，宫商角徵羽，不同的音乐有不同的乐器组合。而清商作为一种音乐风格合称，《韩非子·十过》曾记述：“平公问诗旷曰：‘此所谓何声也？’诗旷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10]由此可见，清商是一种具有悲情的音乐，清商所用清调商音，曲调凄清。

当然，无论是相和歌还是清商乐，都被认为是民间俗乐，是与雅乐相对的。在正式场合中，清商是不允许出现的，乃至在正式宴会中，它的出现也并不寻常。后汉蔡琶《礼乐志》分其时音乐为四类：“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之所用焉；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之所用焉；四曰短箫饶歌乐，军中之所用焉。”[6] 286

但是建安是这一改变的开始，正如我们在公䜩诗中所看到的那样，清商乐开始流行于宴会之中。而清商乐的流行，与曹氏父子对其的热爱有密切关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曹操“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4] 600可见曹操对于清商乐的热爱。

另外，清商乐的主调是悲的，这与整个魏晋时期的情感诉求相统一。哀歌，是建安时期宴会的标配。不过这种传统是自两汉相替之际便已有之的。汉代虽为大一统国家，但至东汉，其宴会却往往流行哀歌，这种哀歌夹杂在欢愉的宴会之中，一方面烘托出宴会的气氛，另一方面也引发宴会参与者的深思，进而与复杂深邃的情感交融。

建安时，这种风气更为流行。时代使然，也是思想使然。一方面，就历史现实而言汉末正是连年征战，民不聊生的时期，世家门阀纷纷解体，文人无处可着，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就思想体系而言由王充元气论所带来的思想的改变，打破了汉儒所谓的天人感应，人成为独立个体，人的无处依着的存在感也加剧了这种悲哀无奈。命定的无奈感加之人生的无常感，音乐在此丧失了以往的宏大，清商之悲更能与个人情感想契合，也更能抒发个体独立之情。

建安时期曹操建铜雀台，也促进了清商乐的发展。《资治通鉴·宋纪》中曾提到：“魏太祖起铜爵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11] 16铜爵台即铜雀台，建铜雀台，这是建安十五年的事情。铜雀台专事清商，曹操不仅网罗了大量的文人才俊，也将文人与乐匠乐伎聚集起来，置于铜雀台，成为清商乐的输出机构。不仅是曹操，其子曹丕曹植，亦深受其影响，推崇清商。以铜雀台为主要场所，清商乐在建安时成为重要的音乐风格与音乐形式，改变并引领了后世潮流。王僧虔曾评“又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12] 553曹氏父子外，其治下众臣也纷纷推崇清商。清商开启了由民间俗乐向宫廷宴乐的转变，而铜雀台与清商令的设立，标志着清商乐正式成为官方音乐。

三、礼乐与家国抱负

清商令在曹魏正式建国后转为清商署，成为正式的国家礼乐机构。当然，这并不是曹魏所设唯一音乐机构。据史料，魏文帝曹丕登基后，为建立国家礼乐，恢复汉时建制，分设太乐署和黄门鼓吹署，掌管礼仪大典音乐；同时起清商署，使其成为专掌宴会娱乐乐曲的机构。

而曹魏对礼乐的恢复，并不是开始于曹丕，在建安时期，曹操作为实际的统治者，就已经重视这一问题，他挖掘人才，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建设。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当为杜夔。《宋书·乐志》对此有详尽记录。

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推乐部，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邓静、尹商，善训雅乐，哥师尹胡能哥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郑声，帷夔好古存正焉。[12] 534

因为建安乱世，曹操并没有专门掌管礼乐的机构，故以杜夔为军谋祭酒，以创定雅乐。由此亦可知，建安时期，军谋祭酒大体是一个礼乐相关的职务。在杜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礼乐团体，以杜夔为核心，专门负责建安时期曹魏的礼乐工作。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其也深受儒家传统影响，希望能够恢复正统。而音乐礼制的完善，正是正统的重要标志，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操浓厚的家国情怀。曹操曾歌咏“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以周公自喻，其家国抱负不言自明。而正如之前王所做公䜩诗所表述的那样，其臣子也都“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克符周公业。奕世不可追”。虽有臣子奉承之嫌，但这也不应当完全是臣子的附和，而是也带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祝愿。“躬逢盛宴的文人需要显示他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对主人的崇敬，因此必须写作一种完全不同的诗歌。”[2] 247这种祝愿本身也体现了整个建安时期士人们的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虽处乱世，但建安君臣的天下情怀是崇高的，其家国抱负是无可比拟的。魏晋六朝中，再未有如此强烈的天下观与家国抱负。

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较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11] 694

王 所做功绩不同于杜夔。因对雅乐的熟稔，杜夔重要的使命是雅乐乐制的恢复，而王所做，是收集当时地方乐曲，如晋书乐志中提到的巴渝之歌，并将其改为能够以述魏德的新曲，可以说是一种雅乐的创制。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建安时期的重要贡献，一方面是古之雅乐的恢复，另一方面是大量新的音乐的创制。二者相结合，形成了曹魏完整的礼乐体系。而在这以创制中，曹氏父子也多有建树。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建安音乐之家国抱负。

四、个人才性与情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13]

除家国抱负外，音乐与个人情感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一点在建安时期的音乐中体现的更为明显。曹操崇尚个人才性，尊重文人的艺术创作，这也使得建安时期诗歌文学大为发展。而诗歌的发展，也代表了建安时期音乐的发展，“五言体到曹家三祖和建安七子才算完全成立，然三祖的古诗，都是可歌可唱的。”[14]在诗歌与音乐创作中，曹氏父子有其明显的各自风格，是各自才性的突出体现。这种不同的才性的迸发，也正是建安时期另一个显著的特征。

曹操用韵讲究“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15]，在同韵与换韵的问题上，曹操总在追求一种变革，这也使得其音乐更富韵味。而另一方面，曹操的诗文都更为壮烈，带有一种自然的崇高情感，使我们感悟到一种使命的敬重。钟嵘评曹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16]。曹丕则注重诗歌中的情感。“曹丕认为诗歌为娱乐与抒情之作，此种诗学审美意义，企图脱离这种奴隶性的存在，而独立成为纯粹的诗歌。诗歌的目的有时在于士人感到诗歌里的感情。”[17]而在曹植那里，人生遭遇对诗歌作品的影响是一个关键的命题。

在曹氏父子的影响下，建安文人诗歌与音乐创作多具个人才性与情感。即便是在相对统一的模式下，也往往突出个人的表达。我们引最后两首公䜩诗为例。

其一为曹植所做，其一为刘桢所做。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飖放志意。千秋长若斯。[3] 449-450（曹植）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菡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六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3] 369（刘桢）

曹植诗所谓公子，即为曹丕，可知其为建安时曹丕所设之宴会。而刘桢之诗，虽未点明，但由其终日游戏的情景与行文风格来看，大概率也是公子曹丕所行宴会。同题相和，甚至有可能二者是同一宴会也未可知。

曹丕曾感怀宴乐之场景：“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18]此时已是建安中后期，魏统治境内相对稳定，诗文音乐风格趋于绮丽。宴会上，音乐与酒充盈其中，而个中情感内涵于心。

作为建安公䜩诗，如前文所述，有其一定的模式，而两首诗还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描绘的是夜晚的宴会。二者都提到了一些共同的意象，如明月、草木、清波、鱼鸟等。在这些意象背后，构造了一个丝竹并奏、曲水流觞的宴乐之景。但是，通过两首诗的末句，我们又能明显体会到二者在共同的模式下的情感之不同，前者飘逸，后者悲凉。这种关键的不同，便是情感与才性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诗歌有了不同的隽永之意，而由诗歌所成之音乐，也便带有了个人的才性与情感的烙印。这种个人情性的迸发，也是建安特有的风格。

魏晋多悲歌，清商多有悲情之感。但是在悲歌之外，建安也初步具备了自己的礼乐体系，一系列古代雅乐的恢复与新的雅乐的创制，凸显了建安一朝的家国抱负。而就宴饮与私人而言，建安音乐整体有趋向娱乐的趋势。在清商之中，同时又裹挟了不同文人不同的才性与情怀，呈现出多彩的样态。由公䜩诗探究建安背后的音乐风格，是情与气的交相辉映。建安音乐统一在清商、家国与才性之下，一方面与个人情感密切相关，也由此具有悲伤之风格；另一方面，是建功立业的家国天下之志，也赋予了建安音乐宏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