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自觉意识①——以徐凌霄、张古愚、刘豁公为中心

单永军（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要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国人类学者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文化自觉一方面是要深刻地认识自身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地向其他文化学习。民国时期的编辑们在文化变革时期，充分反思传统戏曲的特性和价值，创办戏曲期刊，积极从事戏曲保存和改良，弘扬和传播戏曲文化，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本文结合民国戏曲期刊的文本和编辑实践，研究民国戏曲期刊编辑者的文化自觉意识，探讨他们文化自觉的意识和程度，为当下如何传承和发展传统戏曲提供借鉴。

一、本土文化传统的自觉认同和坚守

清末民初，西方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国内启蒙思想一度占据主流。特别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极力抨击传统文化。在《新青年》上，张厚载和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围绕旧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是中与西、新与旧的文化碰撞。

面对着文化的碰撞和思想的冲击，面对着传统与现代的文化选择，一些知识分子通过创办戏曲期刊，以自身行动自觉保护和改良传统戏曲，进一步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本土与世界的视野中，在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中，人们重新认识到旧剧的价值，在反思旧剧的种种弊端的基础上，极力保存旧剧中的精华。无论是徐凌霄，还是张古愚，还是刘豁公、齐如山等，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办刊主张，但在承认旧剧的价值，主张弘扬和传承旧剧上体现出一致性。对旧剧的保存和传承，深刻表明了民国戏曲期刊编辑的立场和决心，展示了他们在文化选择和文化传播中主体意识。

在民国戏曲期刊编辑者中，基本上都选择的是保存和改良戏曲的立场，这与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主张截然不同。从办刊宗旨来看，一些期刊明确提出了保护国剧，弘扬旧剧的办刊宗旨，体现出期刊编辑者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坚守。在戏曲期刊的创办中，张古愚是坚定的保守派。他创办《戏剧旬刊》《十日戏剧》《戏剧春秋》等戏曲期刊，编辑和发表《旧剧是值得保存的》《旧剧在民间是不会消亡的》等一系列保存旧剧的文章。在《戏剧旬刊》的创办中，他将保存旧剧作为期刊的刊训。为此成立国剧保存社，践行起本刊宗旨。刊物封面也采取仿古模式。即使在当时政治、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办刊条件下，张古愚依然拼命维持刊物的生存，坚守旧剧保存的立场。《剧学月刊》在《研究大纲》中，也明确表示以中式乐剧为立场。可以说，保存旧剧的办刊宗旨是对当时旧剧危机问题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五四以来旧剧的批判、旧剧无用论的反驳。面对时代的问题，整个文化界的思想倾向，能够坚持保存和弘扬旧剧，表现出深切的文化认同。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总书记多次提出传承和保护中华传统文化，《十日戏剧》《戏剧旬刊》和《北平半月剧刊》等对旧剧保存的思考和实践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当下，我们是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立场？我们是否在坚守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呢？20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政治革命对冲击和西方文化的冲击，有多少人在坚持以传统文化为立场，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呢？今天看来，张古愚的文化自觉意识和传统文化的立场，的确有进步的意义。虽然，张古愚的办刊思想中确实缺乏现代意识，缺乏商业化的运作经验，当这些都无法掩盖其文化自觉的价值。

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者们不仅坚持文化传统，而且在中西比较中以新的视野重新观照中国传统戏曲，自觉发现戏曲的魅力，凸显了文化自信。其中，《剧学月刊》的主编徐凌霄在文化传统的认知、保存和挖掘上是这方面的代表。徐凌霄（1886-1961），是著名的报人，也是民初三大记者之一。他为《申报》《时报》撰稿，也曾主编《京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他精通戏剧，且娴熟文史掌故。在五四时期，当许多学者批评旧剧的时候，徐凌霄则用西学的眼光来评论京剧，极力倡导保存中国旧剧，这体现出徐凌霄的世界眼光和对中国戏曲文化的深切认同。在《记忆中的徐凌霄》一文中，面对当时一些认识对京戏的无情批判，高伯雨说：“彬彬先生则力矫其弊，以西洋剧学的眼光来评京戏，详为比较，极力保存中国歌剧的伟大传统。”[2]不仅如此，徐凌霄还亲自创办刊物，在各大报刊发表戏曲评论，当时的戏曲期刊都不同程度地刊载有徐凌霄的戏曲评论文章，或有徐凌霄的专栏。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徐凌霄都是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戏曲评论家。

徐凌霄对戏曲的认知表现为其对戏曲美的再发现。他学习西方文化，但并未如“五四”的学者一样，以西方文化为立场一味批评或否定中国传统戏曲，而是不断扎根中国文化土壤，从中国传统美学中去把握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发掘和再现中国戏曲艺术的精髓。这是徐凌霄文化性格和戏曲研究的独特之处。“他对京剧的观点是保守的，不仅反对连台本戏和采用布景，连新式的半圆形舞台，他也认为不适合京剧的表演。他说，京戏是一种歌舞剧，造型要美，要做到从四面看去都是美的，所以同光年之间的名小生徐小香的练功房里，四面放着长镜，看每一动作是否从每一角度看去都美。”[3]因此，在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碰撞中，徐凌霄能够深刻洞察到中国传统戏曲的本质，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传统戏曲的价值，坚守传统戏曲自身的独特性，坚定传统文化的自信。与“五四”时期抨击传统戏曲的学者大多不懂戏曲不同， 徐凌霄不仅熟悉西方文化，也是著名记者，而且懂戏，撰写了大量的剧评文章。可以说，作为一个职业剧评家，徐凌霄对京剧的认知是深刻的，他准确把握了戏曲艺术的本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认识和认同。

从办刊宗旨上来看，民国时期的戏曲期刊编辑不仅意识到戏曲的价值，而且也在不断反思传统戏曲的危机，思考传统戏曲的弊端，表现出对传统戏曲的自知之明。《戏剧月刊》的主编刘豁公对中国传统戏曲有自知之明，既明白戏曲的价值，也明白戏曲的弱点，主张将戏曲保存和改良结合起来。刘豁公坚持从戏曲发展，从受众意识的角度谈论传统戏曲的优势和缺点，既坚持文化传统，又坚持戏曲改良。而对于究竟如何保存改良？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当时戏曲期刊编辑者的头脑中,并不断地去思考。徐凌霄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关注和思考中国戏曲，发现了其缺乏科学意识、系统思维的局限。因此，在《剧学月刊》中,徐凌霄主张用科学精神去研究和解决戏曲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戏曲，对戏曲进行整理和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创建剧学，并进行了科学的戏曲理论研究的尝试。他的这些工作都是建立在对传统戏曲的充分认知，对传统戏曲的优缺点、现状和未来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的。

总之，文化自觉一方面是认同和认可传统文化的价值，一方面还要有自知之明，明白传统文化的弱点与弊端。民国戏曲期刊的这些编辑者们虽然都认同旧剧的价值，但是他们对于戏曲的缺点、传统戏曲的危机等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本土文化有自知之明。无论是戏曲保存、戏曲改良和戏曲研究，其基本的认识都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为前提，也可以说文化自觉是前提。他们认同传统戏曲的价值，反思传统戏曲的危机和弊端，尝试进行戏曲改良，对戏曲进行研究，这些均体现了对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自觉意识。

二、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

民国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自觉意识除了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坚守之外，还表现为戏曲期刊编辑文化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民国戏曲期刊来看，在这些编辑身上体现了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民国戏曲期刊的办刊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有外在环境的影响，有西方文化的冲击，还有戏曲期刊自身经营的压力。即使面临着重重困境，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者们依然能够理性地认识戏曲文化，在办刊中保持较强的独立意识，体现出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

文化主体意识自觉的表现之一就是，作为办刊者必须有独立意识。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者在面临办刊经费困难，生存环境困难等种种困境中，依然保持着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保持着办刊的独立性。在这点上，创办和主编戏曲刊物较多的张古愚是典型的代表。在戏曲期刊的创办中，张古愚先生坚持两个原则：

其一，不与伶人交往。张古愚在创办戏曲期刊的过程中，坚持独立办刊的原则，坚持将刊物办成伶人的指南针，体现了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责任和文化担当。当大多数戏曲期刊不遗余力地捧角，为伶人呐喊，甚至丧失文化立场的时候，张古愚创办的《戏剧旬刊》，仍努力保持自身品格，坚持办刊独立，编辑独立的原则。这样也保证了在戏曲批评上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在戏曲期刊质量上，有新的提升。

1918年创刊的李涛痕主编的《春柳》依然是以旧剧为中心，其中坚持不谈坤角，以保持期刊的独立品格。1922年的《戏杂志》以京剧、昆剧和话剧并举，京剧、昆曲为主的戏曲占据大量的篇幅，而话剧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徐凌霄主编的《剧学月刊》坚持以“中式乐剧”为标准进行戏曲改良，期刊中去掉了大量的剧评和捧角文章，代之以学理性较强的理论文章，提升了刊物的品格。在戏曲批评理论中，徐凌霄倡导《独立评论》，主张批评不仅要有对象，也要有鲜明的立场和科学意识。

其二，不以广告求生存。在民国时期戏曲期刊的编辑中，商业意识与文化意识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的尺度很难把握。在《戏剧旬刊》中，主编张古愚明确提出不以广告来生存，避免收到商业化侵扰，表现出对于戏曲期刊文化属性的坚守。在民国时期,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文化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戏剧旬刊》《十日戏剧》等戏曲期刊在这样的环境中，依然能够做到卓尔不群，坚持捍卫戏曲期刊的文化属性，坚持戏曲期刊的文化品格，的确值得赞赏。他们这些均体现了民国戏曲期刊编辑者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这种文化主体意识还表现在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在戏曲期刊中则表现为对旧剧的批判。戏曲编辑张古愚的性格一方面有守旧固执的一面，一方面也有独立自主的一面，尤其是对旧剧的批评较为客观严厉，对一些伶人的批评较为尖锐，甚至非常尖刻。即使是徐凌霄这样的戏曲期刊编辑、戏曲评论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苏少卿等，都在文中成为张古愚批评的对象。张古愚的独立精神也影响到其主编的戏曲期刊。这些期刊的内容无不表现出独立自由的批评品格。可以说，张古愚犹如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一样,保持了文人士大夫特有的独立意识。他不以广告求生存，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戏曲期刊的纯粹性，使戏曲期刊呈现出高质量的文化品质。

不仅如此，科学意识和理论思维也是戏曲期刊编辑文化主体意识自觉的表现之一。文化自觉一方面包含对文化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也包含着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补充。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并非是坚持和固守，而是要努力相其它优秀文化学习。在民国戏曲期刊的主编中，徐凌霄和李涛痕、齐如山、刘菊禅等极为相似。他们一方面坚守传统戏曲的立场，坚持保护和传承传统戏曲；另一方面由于其有深厚的西学素养，因此更善于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观照自身的文化，观照传统戏曲。在中西方文化的学习和比较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了戏曲文化的特性，同时也发现了传统戏曲的弊端，在办刊中自觉融入了科学意识和理性思考。

针对中国传统戏曲系统思维和理论思维不足的缺憾，《剧学月刊》的主编徐凌霄尝试建立“剧学”。传统戏曲的研究一般称之为曲学，如曲学大师吴梅即采用曲学的方式研究戏曲。曲学是戏曲研究的传统方式。在《剧学月刊》中，徐凌霄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尝试建立中国的“剧学”，体现了其理论思维的自觉。在《剧本月刊述概》中指出，“剧学”的用意在于用科学精神研究戏曲问题。在文中，作者指出“中国向有剧艺有剧业而无剧学”[4]的现实，尝试建立中国剧学。关于剧学研究的内容，凸显了剧学的系统性思维。那么，剧学研究什么呢？“（一）关于戏剧的组织及技术方面剧本之结构，剧班之管理，剧场之设备，剧艺之支配，演员之技术，乐队之组织及服装、道具、歌曲、舞蹈之应用等皆是。（二）关于戏曲所涵容之学问，如心理、历史、社会、哲学、宗教、音乐等皆是。”[4]由此可见，徐凌霄《剧学月刊》中提到的剧学，是对戏曲本身进行系统研究的剧学，也是对戏曲外延及其外部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问。与传统的戏曲理论相比，剧学的思维具有较强的现代学术色彩。当然，与一些纯理论的戏曲批评家不同，徐凌霄的戏曲批评和剧学思想往往建立在感性材料和感性经验的基础上，因而使其剧学思想具备了感性的基础。

徐凌霄以剧学的思维撰写戏曲批评文章。《剧学月刊》并未如捧角家那样一味追捧，也和一般戏曲批评家的随感式批评不同，而是在戏曲评论和研究渗入了较强的学理性，融入科学思维和系统思维。徐凌霄的戏曲批评文章散见于当时的各大报刊，戏曲期刊。有的用真名，有的署名为凌霄汉阁。对于徐凌霄的剧评，有人评价说：“完全不像那时一般‘剧评家’那样吹捧名角，而着重于剧情分析和对京剧规律的探讨；据我看，他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见解，似乎比齐如山还要高明。”[5]通过解读和分析徐凌霄发表在报刊上的大量剧评文章，可以发现徐凌霄的戏曲批评中注入了科学性、学理性，其剧评具有了理性的色彩。

此外，徐凌霄站在剧学的视野，以剧学的思维来观照传统戏曲的剧本，发现旧剧本的新价值，他亲自整理了《岳家庄》《汾河湾》《二进宫》等剧本。这些对于传统戏曲整理的戏曲目录学、戏曲校勘学等，无疑是较大的补充。《剧学月刊》中对于戏曲剧本整理的相关实践，为以后以剧学思维整理和研究京剧剧本提供了参考。

总体而言，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在办刊中呈现出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一方面表现出办刊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的精神，一方面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在戏曲研究中渗入科学思维、理论思维和系统思维。这些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主体意识造成了民国时期大量戏曲期刊的出版，促进了民国时期传统戏曲的成长。

三、文化传播意识的自觉

民国时期戏曲期刊的编辑逐渐认识到戏曲期刊不仅仅要保护和传承戏曲，还要传播传统戏曲文化。在戏曲期刊的生存发展中，文化传播意识至关重要。

许多的戏曲期刊编辑缺乏办刊经验，缺乏商业运作的意识和大众化的意识，导致许多期刊过早夭折。冯叔鸾是著名的戏曲学者，在戏曲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然而其主编的《俳优杂志》仅仅刊行了1期便夭折了。北平国剧学会的《戏剧丛刊》主编是齐如山，其成员有梅兰芳、傅芸子、傅惜华等，阵容不可谓不强大，然而也只刊行了4期。戏曲文化传播意识的缺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戏剧月刊》出版了3卷共36期，其销量一度达到一万三千以上。《半月戏剧》从1937年到1948年存在了11年，出版了大约6卷72期。《立言画刊》更是在7年的时间内，大约出版了345期。在民国时期的出版史上，这些戏曲期刊的确是奇迹。这些成就与戏曲期刊编辑的文化传播意识密不可分。

民国戏曲期刊的一些编辑，如刘豁公、郑子褒、郑过宜等，拥有了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刘豁公是一个戏曲评论家，也是一个戏曲期刊的编辑。他曾经与冯小隐、姚民哀、杨尘因一起主编《鞠部从刊》,和凌善清总编《戏学汇考》，1924年还主编《心声》杂志。多年的办刊经历，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丰富的报刊编辑经验，这不仅保证了戏曲期刊的质量，而且促进了他们文化传播意识的自觉。在《戏剧月刊》的定位、编辑手段上，刘豁公并没有特别强调办成富有文艺价值的期刊，而是循序渐进，先赢得读者和口碑，然后再实现办刊理想。从《戏剧月刊》来看，这份刊物特别注重编读互动，在内容上和编排上比较注重读者的口味。在期刊内容上，每期增加大量的铜图，如戏装照、便装照和时装照等。内容上将知名演员与普通的坤伶相结合，并未如《春柳》《剧学月刊》等排斥坤伶，而是为其撰写坤伶史，刊载大量的伶人小纪、伶人轶事等。在注重戏曲文化传统的同时，《戏剧月刊》的编辑采用多种方式提升期刊的文化传播意识，使其在激烈竞争的市场氛围中能逐渐站住脚跟，获得市场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读者，使其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戏曲期刊之一。可以说，这些都与刘豁公的文化传播意识的自觉密不可分。

不仅在内容上改进，戏曲期刊编辑还尝试进行戏曲期刊的商业化运作，特别是对于名伶选举的策划和运作。作为一个报刊名家，刘豁公不仅办刊经验比较丰富，而且在报纸期刊的商业运作上尤其比较擅长。他参与运作了“四大名旦”的征文活动，策划和运作了“四大名旦”的选举，由此产生了产生了中国现代戏曲史上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等人的地位和声望在这次选举中真正在人们心中确定下来，《戏剧月刊》也由此奠定了戏曲名刊的地位，由此销量大增。其后，各个戏曲期刊也依此进行了坤伶选举、童伶选举等。这些既与戏曲期刊平台有关，更依赖于戏曲期刊编辑对于期刊运作的娴熟以及对于戏曲市场的把握。号称梅花馆主的郑子褒，曾经担任长城唱片公司的经理，具有商业运作的经验和鲜明的文化传播意识。他曾经主编《半月戏剧》《戏剧半月刊》。在此期间，他不仅参与运作了四小名旦的评选，而且促成了四大名旦共同出演的唱片录制，在戏曲史、唱片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其主编的《半月戏剧》，运作和策划了四小名旦的选举，刊登了琳琅满目的广告，推荐和宣传坤伶，文章编排合理，风格上符合市民口味。从1937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半月戏剧》整整存在了11年。这些成绩的取得，一方面依赖于声美出版社的经营，一方面还依赖于梅花馆主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

此外，文化传播主体的社群意识、团队意识也是民国戏曲期刊编辑者文化传播意识自觉的表现形式。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者们意识到，要使戏曲期刊产生文化效应，必须依靠文化传播团体的力量，依靠戏曲期刊编辑和撰稿队伍的组建。

戏曲期刊编辑的合理组成、合理搭配不仅影响戏曲期刊的质量，而且影响戏曲期刊的文化传播效果。戏曲期刊的编辑者利用各种人脉关系，自觉组建强大的编辑队伍。《剧学月刊》中就有许多不同身份的编辑，其中程砚秋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陈墨香是著名的编剧，刘守鹤是当时著名的评剧家。《半月戏剧》的特约撰述有：白玉薇、白云生朱瘦竹、何一雁、何海生、余余、宋瑞楠、沈苇窗、非叟、俞振飞、哈杀黄、胡憨柱、徐白、徐凌云、徐慕云、范石人、张古愚、张肖伧、庄一拂、许黑珍、舒舍予、赵景深、薛观澜、苏少卿、颜丽泉等。从中可以看出，《半月戏剧》的创办与主编背后在作者群体有着非常密切在的关系。陈绍基的《戏剧画报》不仅请到了郑过宜、郑子褒、胡憨珠这样的戏曲评论家，还有冯叔鸾、苏少卿、徐筱汀、冯小隐、杨帅帅、胡梯维这样的剧评家作为撰稿队伍。由此可见，这些强悍的编辑队伍和作者队伍，都与主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主编的办刊经验、人格魅力与人际交往促成了编辑和作者队伍的组织，从而深刻影响到戏曲刊物的发展。

这些编辑不仅以一个刊物汇集在一起，而且在办刊中互相帮助，互相撰稿。徐凌霄不仅自己主办戏曲期刊，还在《立言画刊》《戏剧月刊》等许多戏曲期刊上开设专栏，发表文章。郑过宜不仅是《十日戏剧》《戏剧月刊》等多家戏曲期刊的编辑，而且自身也主编戏曲刊物。在《十日戏剧》第1期的《卷头语》中，在谈到郑过宜时，张古愚说：“郑君是南北闻名的评剧家，荀慧生、杨宝林皆为其一手所造成，资望在陈墨辈上，博学而好友，南方一般名评剧家皆为其至交。所以此后本刊文字当有更好的影响与读者。”[6]郑过宜在《编辑小言》中也谈到了当时特约的撰稿人,有冯小隐、冯淑鸾、苏少卿、徐凌云、林老拙、舒舍予、刘豁公、徐慕云等,这些人都是郑过宜的好友。不仅如此，张古愚还聘任孙澹厂、胡憨珠为编辑，主要原因是他们与众多的剧评家有交往。后来，张古愚和胡憨珠还合办戏刊。借助编辑群体的努力，以及剧评界的较强的人脉，《十日戏剧》《戏剧月刊》等杂志在上海戏曲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由于编辑队伍的社群化，保证了戏曲期刊的办刊质量和传播效用，使戏曲文化形成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结 语

民国时期的文化选择中，民国戏曲期刊的编辑们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这种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表现在：首先，本土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坚守。他们是传承者，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自觉的文化担当和文化责任。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对传统戏曲的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其次，在这些编辑者身上，体现出强烈的文化主体性。一方面是坚持办刊独立，一方面向优秀文化学习。再次，这些期刊编辑者身上，体现文化传播意识的自觉。《戏剧月刊》《半月戏剧》等少数期刊体现出鲜明的文化传播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