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建言

陇 菲（自由学者）

一、问题与规范——学位论文写作

因为历史原因与个人境遇，我从来没有写过“学位论文”。一九六六年“文革”骤起，学士论文无须做了。两次考研落榜，硕士、博士论文无缘去做，更遑论博士后。

只是由于兴趣，才搞了一点所谓“学术”，写了一些所谓“论文”。

我写论文，是因为学有所得、心有所感，往往兴之所至、信笔游走、没有章法。题材不同，论文样式常常会有很大差异。

前期发表论文，多数没有“关键词”“内容提要”这些附件。

当下期刊要求的这些附件，往往都是在最后发表关头才加上去。

今后出版自己文集，就我现在认识而言，这些附件似乎也并非不可或缺。

学术规范的内在精神，是承认所有文化创造都必须建立在以往人类文化成果基础之上。

因此，真正的创造，都申明自己的取法。

正因为如此认识，我早就申明：

真正的学者从来都不是空中起步。他总是清晰地申明自己立足的基地，总是欣然承认在己之前古今中外学者的创见与贡献，总是终生关注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变化，从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向前迈出自己的一步又一步。学术论文之“引文”“出处”“文献索引”“参考书目”，因此而有一定价值。遗憾的是，当今中国音乐界，对此尚未有充分重视。[1]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转换视角，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自有人类社会，知识的生产、分配模式，一直都在演化。

早期文化英雄，因有知识而取得至尊地位。

部落酋长，不仅生产知识，而且垄断知识，借助独有知识，取得支配权力。

所谓“巫”，是由知识和权力合成。

由于社会进一步分工，政治权力和一般权力开始分化，“士”开始专门从事知识的守藏与授受，知识开始普及。

知识普及的历史途程中，产生了一大批非文化英雄的“士”——“知识分子”。

文化英雄、天才、大师创造知识，士、知识分子接受、传播知识。

所谓训诂、所谓传、变、注、疏，所谓解释、传播等，都是此一类学问。

士必须引经据典，知识分子必须师出有名。

只有这样，才能取获某种权力、地位。

最初的学术规范，也无非如此。

目前所谓“学术规范”，主要是针对近现代以来知识产业批量生产“学徒”，而不是针对所有时代，尤其不是针对文化英雄、针对大师、针对天才。

所谓“学位论文”，其本质属性是知识生产技能训练。

为了批量生产，必须有技术标准。严格的学术规范于是大行于世。

在当下学术体制中，学者为了生存，必须遵守这些规范。

就其实质而言，这些规范与其说是为了生产新知识，倒不如说主要为了复制、传承旧知识。

文化英雄、天才、大师，从来都不拘泥于这些外在规范。

法无定法。学术规范，主要在其精神。

遵守学术规范，主要看实质，而不是形式。

有些论文，没有“关键词”“内容提要”“参考文献”等项目，依然合乎规范。

有些论文，这些项目俱全，但还是不规范。

真正有创见的著作，内在地合乎规范。

而大量形式上合乎规范的论文，则未必真有什么创见。

规范和创见并没有必然联系。

当然，对于学位论文，外在强制非常必要。

知识本来应当全人类公有。著作权一类法权，带有资产阶级法权利己性质。

著作权、专利权，旨在避免重复劳动，旨在奖励知识创新；但另一方面，则妨碍新知识广泛传播，妨碍知识无条件为全人类造福。

此一类资产阶级法权，形成新的知识权贵，形成新的社会鸿沟。

居里夫人，正因如此才放弃镭的专利。

在我看来，所谓“规范”，主要是针对“不规范”而言。

而所谓“不规范”，主要是指“抄袭”，或者“隐匿”前人成果。

知识本来为全人类公有，使用它的人，只要申明来源，本来无所谓“抄袭”的是非。

当然，这种“申明”，在当前社会中，必然减少某些人的个人收益。

因此，一些本来不入流的人物，并不安于守藏和授受角色。

他们妄图把他人成果窃为己有，以此来谋取更多个人利益。

这些勾当，向来不齿于学界。

过去，这些勾当一旦曝光，当事人会身败名裂。

现在，因为道德沦丧、因为信仰破灭、因为礼崩乐坏，这些过去见不得天日的勾当，似乎也成了常规，后果并不像以往那样严重。

目前，生产、制造学位论文的主要方法是“抄”，从期刊中抄、从专著里抄，使用“谷歌”“百度”下载，等等。

据我了解，这里面也有道道。

既入师门，一般学生都会抄导师专长领域之内的东西，以明示青出于蓝。

有心机者，则对导师学术成果进行综论、评述、赞美、褒扬，以期顺利通过答辩。

个别天分较高者，则拾遗补阙,青胜于蓝，此已属凤毛麟角、难能可贵。

更有心机者，则抄袭导师专长领域之外或估计导师不甚了解其来龙去脉的东西。一般导师对此，往往没有什么太多发言权。

……

另有人格低下者，是花钱买论文。

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有专门网站，明码标价。

文人无行，买卖双方都在出卖自己灵魂。

因此，才有大声疾呼“学术规范”的必要。

因此，才有必要讲一讲“学位论文”的“问题”与“规范”。

种种问题，除上述道德层面原因之外，体制弊病，也是原因之一。

目前主要问题是：基础太差，端的架子又太大。

目前文科教育，除个别专业、个别学者之外，整体水平都有所下降。

但是，相关培养目标依然对学生提出了一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

比如学位论文一定要多少、多少万字，一定要“创新”，在读期间一定要在一定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等等。

其实，就当下实际而言，大量“知识分子”并非“文化英雄”。

就一般状况而言，就是导师，也很难有真正创新，导师自己想在一定级别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也并非易事。

当然，对导师而言，应该严格纪律，因为他们是效仿榜样。

令人不解的是，竟然有人为抄袭者的不轨行为护法。

以上是所谓“问题”。

下面说说“规范”，附带也说一说其它问题。

要说“规范”，针对目前实际，对学生只有如下要求：

一要说人话，二要说实话，三要说明白话，最后，有可能的话，说一点自己的话。

对于必须继承以往人类文明遗产的学生以及绝大多数人而言，目前都处于“话说人”的境遇之中。

人们都在说话，但一般都在说别人说过的话，这就是所谓“话说人”。

真正能够说几句自己话的人，非常稀罕。只有他们，才进入了“人说话”的境界。

说自己的话，才是真正的“创新”。

这是极高的境界，对学生而言，不能苛求。

对学生而言，以提一般要求为好。

学生所接触的，有人话、实话、明白话，也有大量鬼话、假话、糊涂话，这些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话。

要做学问，先得做人，先得学会做一个正正常常、本本分分的人。

然后才有可能慢慢学会鉴别什么才是人应该说的话，怎样才能说实话，如何才能把话说明白，最后看看有没有可能说几句自己的话。

本来这不是什么难事。但一写起所谓“论文”，许多人就丢掉了常识，丢掉人话说鬼话，丢掉实话说假话，丢掉明白话说糊涂话。因此，它又成了“问题”。

要改变这些，只能靠当头棒喝、只能靠醍醐灌顶、只能靠熏陶、只能靠化育、只能靠开悟、只能靠开悟之后的每日三省。

什么时候学生开始说人话，开始说实话了，开始说明白话了，就可以指导他们进入一定学术领域，了解相关学术成果，发现前人或许还没有发现或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才是学术研究入门的途径。

这里的关键，在于进入一定学术领域，了解相关学术成果。

因此，我主张，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的主要任务是做本学科的“资料长编”，做像周怡白先生《中国戏剧史资料长编》那样的工作。以便在通览文献的过程中，进入一定学术领域；在综述成果的过程中，发现本学科问题所在。

仅仅这两点，可能就会耗费一生心血。

人类天生不平等，资质差异天壤之别。

对于这人极易之事，对于那人可能极难。

因此，一开始一定要有所局限。

所谓“一定学术领域”，就是讲这个局限。

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关键词”不仅仅是为了便于分类、检索，反过来，“关键词”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对学术论域以及对象的限定，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学术论文须有主旨，才便于选择“关键词”。没有主旨，汗漫无涯的论文，无法用少数几个“关键词”来分类、定位。

我个人的经验是：题目一定要小，小就是局限。

但眼界一定要宽。

所谓“相关学术成果”，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

只有连类参观，才能举一反三。

所谓领域要窄，眼界要宽，窄几分，宽多少？关键在于分寸的把握、度的把握。

人生的秘诀在于分寸、在于度，学问的秘诀也在于分寸、在于度。

此中奥妙，佛曰：不可说。

下面只能说一说大概。

领域要窄，特别是题目要小，主要是指不要企图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不要企图一下子解决许多问题。

眼界要宽，是指触类才能旁通。

任何点的定义都必须在一个坐标之中。

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点，要定义这个点，就必须有比这个点广阔得多的坐标。

有了具体的切入点，又有广阔的坐标体系，针对特定的对象，可以小题大做，也可以大题小做。

小题大做，是从具体的切入点出发，参照广阔的坐标，涉及诸多的论域。

大题小做，是从广阔的视角俯瞰，涉及诸多的论域，落实到具体的个案。

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修养，必须沉潜涵泳。

我以为，首先要有学养，然后才有学术。

对于乐学而言，首先要有乐养，然后才有所谓乐学。

没有乐养，没有学养，谈什么乐学？

目前的问题，是许多搞乐学的人，根本不懂音乐。

不懂古典、不懂通俗、不懂西洋、不懂民族。

尤其可悲的是，许多搞音乐的人根本不喜欢音乐。

不信可以做做调查：现在的所谓乐人，有多少还每天把自己浸润在音乐之中？

为什么中国交响乐团中白发族少？因为到一定年龄，他们就“活明白了”，就不再练琴、不再喜欢音乐了。

真正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终生痴迷于乐的人身上。

他们一定会有所发现，一定会有所创新。

二、学养与乐养

久不在体制之内，因偶然机缘，也接触了一些在读和已经毕业的研究生。

不知为何，他们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研究方法最好？”

有些人以为，似乎存在一种像武林秘诀一样的灵丹妙药。只要掌握了这个秘诀，立刻武功大长，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根据我的经验，其实并不存在这样万灵的方法。

因此，我很少有方法论方面的专门论说。即使有，也是针对特定对象，并有特定目的。

比如，《上古乐史之对象与方法——1996年5月2日西安音乐学院专题讲座提纲》[2]（2），不仅限制了特定研究对象，而且特别提出了我所欲求的特定目的。不仅如此，我还针对特定研究对象、针对特定研究目的，示范了个案的观察、实验、比较、鉴别、归纳、分类、分析、演绎、概括、抽象、描述、阐释。

在我看来，针对不同的特定对象，甚至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定侧面，只能采用某种特定的方法。

比如，针对音乐的对象，不能采用针对美术的方法。针对音乐社会功能的对象，不能采用针对音乐音响组织的方法，等等。

不仅如此，即使针对同样的对象，如果出于不同的目的，也会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同样针对天象，星象学和天文学，其性质的不同，真犹如冰炭。

在我看来，一个学者，其观察、实验、比较、鉴别、归纳、分类、分析、演绎、概括、抽象、描述、阐释的基本技能，乃是所有“方法”的基础。

任何一个针对特定对象的特定方法，都不可能离开上面所说的“基本技能”而完成研究任务。毋宁说，一些特殊的方法，倒不过是上面这些基本技能的组合和实施。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学位论文，它们往往疏于针对对象的“观察、实验、比较、鉴别、归纳、分类、分析、演绎、概括、抽象、描述、阐释”，反而滔滔不绝于某种方法理念的引述和张扬。结果，要么其有关具体对象的研究与其引述张扬的方法理念并无紧密关联，甚至毫无关联；要么一旦离开这些方法理念的引述和张扬，其有关具体对象的所谓“研究”，则乏善可陈。

其中关键，在于其与所欲研究之音乐对象的隔膜。

这些，已经相关于我所谓的“学养”，特别是“乐养”的不足。

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有志于学的个人，与其急于掌握某种“万灵”的方法，倒不如用心于“学养”“乐养”。

在我看来，有志于音乐学的学生，首先必须成为音乐艺术的行家里手。但凡有关音乐艺术的一切，都必须置于他的视野之中。

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音乐学的个人，首先必须尽可能多地掌握有关音乐的基础知识，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学科的知识。

俗话说“见多识广”，只有见多，才能识广。否则，即使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就在你眼前，也会失之于交臂。

只有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基础知识，才能真正把特定对象置于一个坐标体系之中，使其定位，给其评价。

只有掌握了尽可能多的基础知识，才能识别特定对象与其它对象比较而言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从而真正了解其特殊的本质属性。

除了一般的视唱、练耳、乐理、和声、配器、复调、作品分析、中外乐史等之外，诸如乐器法、歌唱法、指挥学、合唱学、音响学、乐律学以及乐器发声原理、乐器性能结构、歌唱发声原理、嗓音性能结构，等等，都是音乐学家应该具备的基础修养。

只有具备了这些乐养，才能真正了解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理空间之特定主体、特定团体，在特定场合使用特定乐器（包括嗓音和其它响器），组织特定音响，出于特定目的、达到特定预期的人类音乐实践活动及其物化成果。

这里，已经牵涉到文学、戏剧、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牵涉到哲学、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神话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牵涉到考古学、图像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学科，牵涉到的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数理学等学科。

如果对于上述之范围广大的学科知识，没有起码的了解，特定音乐事象之特定的本质属性，则不可能显现于我们的视界。

音乐学所要求的，不仅是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专家，而且是一个知识广博的通才。

音乐学所要求的，不仅是一个精通某种音乐技能的专业人士，而且是一个通晓所有音乐领域的大方之家。

当然，就某种专业技能而言，音乐学家可能不如专门家在行。但一旦进入观察、实验、比较、鉴别、归纳、分类、分析、演绎、概括、抽象、描述、阐释的领域，音乐学家的通博之才，就会立刻发挥其整体效应，焕发其智慧光芒。

所有这些，我称之为“学养”“乐养”。

所谓“养”，是一个熏陶、积累、氤氲、成熟的长期过程。

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方以智曾说：

与贾且者，久而善贾；与道且者，渐而顿开。[3]

“且”者，古有一义是为“经久”。民间俗语“这鞋且经穿呢”，尚存此古义。

学养、乐养的熏陶、积累、氤氲、成熟，只能由知之到好之，再由好之到乐之，只能经久不息地与学且，与乐且，绝没有什么捷径，绝没有当下马上的“金针度人”。

好的裁缝手中，可能只有一枚普通的缝衣针。即便是庖丁的牛刀，到了一般人手中，也不可能“游刃有余”。

再好的方法，也有一个得之以心，应之以手的运用过程。其“存乎一心”的运用之妙，只能基于深厚的学养、乐养。

对于一个具备深厚学养、乐养的音乐学家而言，方法并没有什么古今、中外之分，而只有是否适合特定对象的问题。

那种“某某方法已经过时”“某某方法最新时髦”的说法，是完全不知学术为何的谬说。

此正如姚鼐所说：

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一也。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鄙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4]

此正如王国维所说：

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5]

真正的学术，并非孤注一掷于某种方法的博弈，并非追逐热衷于某种方法的时髦，而只能是基于一定学养、乐养之上之对特定对象的深切体认。

针对特定的对象，出于特定的目的，选择适当的方法，正确纯熟地运用，才是研究的奥妙所在。

而所有这些，都不是空中楼阁。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深厚的学养、乐养基础之上。

三、有关“必读书目”

常常有人要我开《必读书目》。

这很使我为难。

既无家学，也无师承，记忆中，一九六○年考入常书鸿主持的兰州艺术学院音乐系预科（相当于普通中学高中）之后，学校发过一份《高校文科必读书目》。

这份书目，是六十年代为执行不知何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高校教育八字方针，给文科学生开的。兰州艺术学院，是包括中文系在内的综合艺术学院，我们这些音乐系预科的学生，也沾光领到了这份《必读书目》。

记忆中，文艺理论方面，是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中间穿插着朗加纳斯、达·芬奇、但丁、莱辛、康德、歌德、席勒、伯克、狄德罗、斯达尔夫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从《马恩列斯论文艺》、拉法格《文论集》，到普列汉诺夫《论文艺— —没有地址的信》、斯大林《论文学艺术》，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孔、孟、庄、荀、韩，到《毛诗大序》，到司马迁、杨雄，王充，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刘勰《文心雕龙》，从陆机《文赋》，到钟嵘《诗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到刘熙载《艺概》，到王国维《人间词话》。

文艺作品方面，是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到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一直到鲁、郭、茅、巴、老、曹等。

我原先想主修钢琴，因为儿时手臂骨折后遗症，后来不得不放弃，遂以钢琴家、音乐美学家罗伯特·舒曼为榜样，以“作曲”和“音乐美学”为主业。

如此，硬啃了《必读书目》推荐的大部分著作。

懂了没有？似懂非懂。

有无益处？似有若无。

无非知道了一些路径，知道了一些作家，知道了一些著作。

此后，虽然也读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类的《书目》，还有像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以及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鲁迅《开给许世瑛的书单》一类的《书目》，但再也没有像这份《高校文科必读书目》那样对我有无上的律令。

大学毕业之后，逐渐晓悟，要自己找书读，不能依赖任何《必读书目》。

几十年过去，摸索出了两条读书之路。

一路是凭兴趣，顺藤摸瓜。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平时无聊，又不喜欢打牌、下棋，时间无法打发，只好翻书。无聊读书，看到与我有戚戚焉的佳句，就找这个作家的其它著作来读。有的作家，也就只有少许佳句，并没有太多精彩。有的作家，则引我入山阴路上，应接不暇。我与叶嘉莹先生相识，就是看到先生《谈李白、杜甫的友谊和天才的寂寞——从李白〈赠杜甫〉一诗说起》，而开始搜罗所有先生著作。我读拜伦，是因为其《曼弗雷德》与我叛逆的个性共鸣，而读其《该隐》《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唐璜》。顺藤摸瓜，一则佳句、一句引文、一个注释、一篇文章，会引出一个名家。一个名家又会引出另一个名家。通过叶嘉莹先生，知道了顾随先生。因为拜伦，注意到为拜伦设立专论的罗素《西方哲学史》，如此等等。

一路是因需要，查阅资料。

因为有问题要解决，不得不读以前没有兴趣没有读过的书，遂打开新的眼界，进入新的世界。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因为要研究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所绘乐器，从此开始读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读王国维，一开始是与文艺理论有关的《人间词话》，后来因为音乐史的研究，才开始读《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考》，等等，再往后来，才开始读《观堂集林》。

凭兴趣读书，可以保持个性。因需要读书，可以增长见识。

凭兴趣读书，有时会无意中得到久而未决疑问的答案。

上古巫乐，常常用到一些发出细碎声响的乐器或响器。如古典的“ ”“敔”，民间的“呱哒板”之类，以前曾经有人说是为了祈雨而模拟蛙鸣之声。后来读达尔文《人类的由来》，看到有关蟋蟀科的田蟒之“有排齿的翅脉”和另一翅脉“可以急剧地两相磨刮”，“如此不断地更迭活动，就发出连续的鸣声来”。某种甲虫“发出唧唧之声的器官”是“用刮具很快地在锉板上划过，或者，反过来，用锉板在刮具上磨一道，声音就发出来了”。在以上两种动物的“搔奏体鸣器官”之外，达尔文还提到了“蛇类”的同样器官。达尔文说：

除了普通的嘘嘘声之外，蛇类还能发生出些其他的声响，印度所产的螫人致死的龙骨蛇在身体两侧有斜斜的几排鳞片，结构奇特，边缘作锯齿状；当这种蛇神情紧张的时候，鳞片彼此摩擦，而发出很怪的拉长的另一种嘘嘘声。至于响尾蛇(rattlesnake)的戛戛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些具体的资料：奥格伊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说，他在自己不被看到而相距不太远的地点前后两次观看到一条响尾蛇蟠成一团，头部竖得很直，时断时续地发出戛戛声，前后约半点钟之久，然后他看见另一条蛇来了，两蛇相遇，便尔交尾。[6]

达尔文的这段描述，使我联想到伏羲女娲之交尾神像。如此，上古刮擦乐器的研究，便有了人类学、神话学、宗教学的广阔视野。

因研究需要查找资料，也会培养新的兴趣，生发新的问题，得到新的启发。

因为《人文进化学》[7]的写作，开始了“一般进化论”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关注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进入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轮、非线性、自组织、混沌、复杂学说的领域。这些西方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的最新进展，反过来又使我重新关注中国华学阳-阴、动-静、辟-翕、捭-阖、变易-不易、健行-厚载、道生-德蓄、开物-成务、去无-入有、迎来-藏往之循环往复的太极无极义理，领悟《易经》机而会之的精髓，琢磨佛学因缘和合的妙理。

华学所谓“太极”，过去一般解释为“阴阳互补”，其实无极的太极是阳-阴、动静无穷无尽的往复循环。

曼弗雷德•艾根(Manfred Eigen)揭示：生物进化中，华学之“德蓄”即“负反馈自稳”并不是简单的“原本”与“拷贝”的等价复印关系，而是DNA的自复制循环，与DNA←→蛋白质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基因的自复制循环，与基因←→生命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形成之耦合的超循环系统。抽象言之，即信息的自复制循环，与信息←→实体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系统。这，正是“负反馈自稳的超循环”。

受此启发，我开始觉悟：在华学之“道生”即“正反馈自生”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超循环”机制。“机”即“扰动”的自生循环，与“机←→会”即“扰动←→放大”之间的交叉催化循环，也形成一个耦合的超循环系统。

如此这般，“道生”——“正反馈自生”与“德蓄”——“负反馈自稳”之间，诸如阳-阴、动-静、辟-翕、捭-阖、变易-不易、健行-厚载、开物-成务、去无-入有、迎来-藏往之间，也形成了一个耦合的超循环的无极之太极循环。

图示之，则如下：

（陇菲设计，一诚绘图）

《易经》有言：“几者去无入有。”西方当代自然科学、科学哲学觉悟，所谓进化（Evolution），所谓演化（Evolution），常有分叉（bifurcation）。进化或者演化的轨迹，一旦进入某个分叉，则有艾根（Manfred•Eigen）所说：“一旦-永久”(once- forever )的特性。这给我启发，所谓“几者去无入有”，或者“新生于机”而“去无入有”，或者“复入于机”虽“去无”而未能“入有”。

以此类推，所谓“一旦-永久”(once- forever )，会有“正反馈自生而负反馈自稳”或“正反馈自生而不能负反馈自稳”，即阳而阴或纯阳无阴，动而静或纯动无静，辟而翕或辟而不翕，捭而阖或捭而不阖，变易而不易或变易而不能不易，健行而厚载或健行而无厚载，开物成务或开物而不成务、迎来而藏往或迎来而不藏往之不同的趋势、走向。

图示之如下：

（陇菲设计，一诚绘图）

就时间而言，此二者，都不可挽回，都不可逆反。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里所说的“时不再来”，其实是说“缘不再来”。空间的缘分，是时间的刹那。缘分已尽，生机灭失，只能等待新的生机，新的因缘。

达尔文曾用诗一样的语言说道：

同一纲中一切生物的亲缘关系常常用一株大树来表示。我相信这种比拟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真实情况。……所以我相信，这巨大的“生命之树”……用它枯落的枝条填充了地壳，并且用它分生不息的美丽枝条遮盖了地面。[8]

米兰•昆德拉则说：

我想象，在我面前的未来人生就像一棵树。我把这棵树叫作可能之树。我们只是在某一段很短的时期，会以这样的态度看待人生。然后，人生变成一条直直的路，而且一旦变成这样，就永远定型，就像进到一条隧道里，再也无法脱离。[9]

米兰•昆德拉说的“可能之树”，与达尔文所说的“进化树”（Evolution tree）以及系统论说的“系统树”（System tree）类似，现代复杂（complex）科学将其称之为“抉择树”（Choose tree）。此“抉择树”所喻示的，正是“一旦-永久”(once-forever )选择机制，正是“进化树”“系统树”喻示的生物乃至宇宙演化的“生、成、生”“生、灭、生”之大化流行“去无入有”之不同的走势。

等等，等等，都需要与学且，与乐且，与书且，与道且，久且不懈，哪里是一两份《必读书目》可以解决的问题。

结 语

所谓“学术”，有许多吊诡之处。

一方面，它总是由天才来开路。

另一方面，它总是由非天才来普及。

一方面，它必须具有独创性。

另一方面，它必须具有可公度性。

一方面，它必须深刻。

另一方面，它必须明晓。

一方面，它必须论证严谨。

另一方面，被天才揭示的真理总是具有显而易见性，它必须不证自明。

当代学术体制，往往偏执于一端。也因此个性往往被抹杀，天才往往被埋没。

尤其是一些无法归类、既不适合现存秩序、也不预示某一新划分标准的独特学者——他们不仅现在孤独，将来也必定依然孤独——往往处于彻底孤独的绝境。

无论他们的论著如何振聋发聩，奇怪的是，他们却很难进入学术共同体，很难掌握主导的话语权利。

前人评说：

霞客之游也，升降于危崖绝壑，搜探于蛇龙窟宅，亘古人迹未到之区，不惜捐躯命，多方竭虑以赴之，期于必造其域，必穷其奥而后止。学者之道也，若覃思鼓勇，亦如霞客之于山水，则亦何深之不穷，何远之不届，且入焉而安。[10]

（霞客之于山水），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徒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夫唯无所为而为，故志专；志专，故行独；行独，故去来自如，无所不达。[11]

此所以称“万里遐征”者也。[12]

学问之事亦如此。此皆非常人可为，乃旷世之天人所为。

马克思曾引但丁《神曲》语而言：

在科学的入口处，好比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3]

这里不是天堂之门，而是地狱之门。

莘莘学子，三思而后行！

二〇一八年一月 五 日京东燕郊

三月 八 日中山翠亨

五月廿三日京东燕郊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四日京南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