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探艺术史的存在性——李荣有“乐、图、文”三位一体思想脉络

岳 亚（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150028）

曹 健（哈尔滨音乐学院 音乐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150028）

近年来，关于从宏观整体视角对艺术进行研究的艺术史有无单独存在性不断起发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门类的艺术史，所以建议史类研究放在艺术门类学科里；有些学者依然坚持艺术学理论视野下必须有宏观艺术史研究模式；有些学者建议二者均可有之。在刚刚结束的2018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第十四届年会上，李荣有教授①李荣有（1956— ），河南南阳人，浙江音乐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浙江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授，浙江音乐学院艺术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音乐图像学学会会长。《重构“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话语体系》一文，提出“乐”“图”“文”三足鼎立是中华艺术文化的传统特色，“乐”“图”“文”交融互惠是中华艺术文化的发展走向，“乐”“图”“文”三位一体是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史话语体系的核心思想支柱等系列主张。他打破了20世纪以造型艺术为主体的西方艺术史研究范本，为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艺术史学理论研究打开了新思路。本文将以文献法梳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

一、“乐图文”思想的缘起与音乐图像学的关系问题

通过系统的文献检索我们发现，李荣有于2018年全面提出以“乐”为统领的“乐、图、文”三位一体思想与其对音乐图像学近二十年的探索研究有关联。李荣有在音乐图像学方面的学科研究思路为图像进入音乐史学打下了基础。

（一）“文”“图”是中国音乐史重要的记录方式

中国古代音乐不论从曲或词出发，皆以文字描述为主。古代音乐的记谱方式主要有文字谱、减字谱、工尺谱、二四谱等，谱例中音高、音值、音量等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音乐本身的模糊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度发达，完整而详实地保留了各种诗词文献资料，包括《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等。这些诗词不仅代表了中国文学成就，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音乐重要的记录文本。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自古以来即以可想象的描述性语言见长，与作为听觉艺术、时间艺术的音乐，需要清晰详实的记载是有悖的。因此，在谱例和歌词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图像成为音乐史的另一种记录方式。

中国人特有的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造就了中国传统艺术和学术传统中高度的文化自觉。即从图谱学到金石学，直至现代的图像学，构成了学术文化中实证研究的体系。自汉代文字成熟开始，书籍文献学由于自身方便、简洁的特点成为一个一统体，西汉时期文字的成熟取代了图像的地位，但是图像的研究并未因此终结，东汉兴起的“古学研究热”就是通过实物、图像进行研究，宋代时期又建立起了“金石学”，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我们仍然以“图像”作为一种资料信息和学术方法保存至今。

从图像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图像学”一词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实际上在中国早期传统艺术中就已经有了他的身影，“图”主要是指古人遗存绘画、雕塑和工艺等原始图像和实物描摹成像以及由图像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或书法）等。《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以《河图》《洛书》为基础创制八卦图，由此开创了“图谱之学”，它一般指我国远古先民时代就孕育生发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图像文化现象，后演变为以图像为传播载体和研究对象的学术文化系统，这种 “图谱之学”和后来的“书藉之学”“金石之学”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

（二）近代音乐图像学为音乐史开拓了新思路

李荣有在《汉画中的纯器乐演奏图》[1]一文中，提出了“音乐史学研究的进程，必须取决于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的逐步完善”[1]，这是他首次把图像学引进到音乐史的研究中。此后，李荣有在《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研究及可持续发展探研》[2]和《音乐图像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发展刍议》[3]等文章中，进一步巩固了音乐图像学学科。音乐图像学是一种艺术交叉学科，是聚集了音乐学和图像学两个学科的产物，音乐图像学的学科完善，为图像成为音乐承载的重要形式奠定了基础。在《图像图谱学与书籍文献学的古今关系》[4]一文中，李荣有指出了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缺点，提出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辅助性功能，为其从音乐图像学研究逐步走向艺术史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图像学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代的接轨》[5]一文，立足中国传统艺术，从图像文化传统和学术文化传统两个维度入手，以金石学为根本，吸收图谱之学、考古学、图像学等文化因素，构建中国艺术图像学、音乐图像学的学科理论体系，这也是李荣有将“图”纳入中国艺术史理论体系之中的思想渊源。

李荣有从音乐图像学中的“音乐”出发，在挖掘“乐”的艺术价值之后，提出了“乐”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思想；从音乐图像学中的“图像学”出发，在开发“图像”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之后，提出了以“图”为代表的中国艺术史思想。

二、中国古代礼乐制发展了以“乐”为统领的表演艺术

项阳教授在《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6]一文中，把中国礼乐制度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西周确立期”“汉魏南北朝为演化期”“隋唐为礼乐定型期”“宋元至清为继续发展及消亡期”。中国古代统治者“礼”与“乐”的结合，贯穿于整个封建阶级社会，为“乐”在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统领位置刻画了几千年的历史印记。

在《音乐图像学学科教育与研究及可持续发展探研》[2]一文中，李荣有指出大通县出土的“彩陶舞蹈纹盆”就是音乐图像学最原始的研究对象，乐与现代的音乐概念不同，是古代表演艺术形式。该文物不仅是至今为止最早记录乐舞艺术的有力证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远古时期的岩画遗迹中看到乐舞艺术的踪影。我们可以得知，研究中国艺术史必须从“根”出发，而中国艺术的“根”就是乐舞文化，不仅体现在艺术上，而且还体现在思想文化（包括哲学、美学、艺术学等）之中，如果单纯地从某一角度去研究中国艺术史而不去探寻乐文化，那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李荣有指出，（这段话由郭沫若先生考述）“中国旧时的所谓的‘乐’（岳）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岳）。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7]《两汉乐（舞）史上两大认知体系探析》[8]一文中指出：“实施这一珍贵学术文化传统精髓的现代转化，将有望在突破古代乐舞（表演）艺术史和图像（造型）艺术史研究瓶颈的基础上，探讨发现人类艺术文化生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自此，李荣有正式提出了中国“礼乐”制发展而来的是“乐为统领的乐舞一体表演艺术认知体系”，以探索基于中国古代艺术特征下的艺术史研究路径。

三、“乐、图、文”三位一体的思想形成

“乐、图、文”在李荣有的艺术史思想研究里，发展而来的是三大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类型的综合性有关，是简化艺术类型的一大探索。乐、图、文两两之间又具有互相阐述并立的状态，通过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化了“乐、图、文”三者既单独成立、又互相融合的问题。

（一）“乐、图”并立的阐释

2012年，“乐、图”并立的思想已经在李荣有的文章中初现端倪，他曾经发表过《图像与表演融合的历史与未来》[9]一文中就已经萌发了“乐、图”并立的思想，只是当时并未系统化。

2016年，李荣有参加第五届全国艺术学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于会上发表了“乐图并立文化传统及其现代管理思考”的主旨演讲，他指出以“乐”为统领的表演艺术和以“图”为代表的造型艺术是同根生发、相互并存的文明体系。李荣有所提倡的“乐”是包含有音乐、舞蹈等的综合表演艺术，与郭沫若先生在《青铜时代》[10]中对“乐”字的解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此次演讲是李荣有第一次向大家阐述他的中国艺术史思想体系。

2017年，李荣有在莆田学院做“乐、图体系并立，笑问谁主沉浮？”的主题发言时，再次重申自己的思想体系。

1.从乐图起源看乐图并立

诚如李荣有所说，乐和图在文字、语言等艺术出现之前一直发挥着表情达意、记录事件的功用，是以实用性为主。

以“乐”为代表的表演艺术体系始终如一的伴随着中国艺术史的发展，在原始阶段语言未产生之前，人们以声音的叫喊和肢体的动作的形式来表达思想、传达情感以及出于对自然的敬畏而产生的乐舞是沟通天、地、人的重要媒介手段，“面对天地之间风雨雷电等自然灾害的严重威胁，人们想到了用最好的食（供）品、最美的肢体动作及其语言音调，辅以‘击石拊石’等铿锵节律，织构成了用来表达对天地神灵祭祀祈福愿望的‘巫’的形式，”[9]这也是原始歌舞产生的最初动机。

“图”艺术的发生与“乐”艺术的发生具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以功用性为前提的，在人类早期的时候，图形图像是人们用来记录打猎的成果，以勾画猎物的外貌特征作为图像的内容、以一个个猎物简图的数量记录收获的多少，随着文明进程的推进，文字尤其是象形文字便孕育而生。

以乐舞为代表的表演艺术、以图像为代表的造型艺术的起源与人类早期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字语言成熟之后，乐舞和图像逐渐淡化了实用性功能，后期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艺术形式，若想考证“乐”和“图”的产生谁先谁后，应该说这两种艺术是同根生发的，乐舞是动态的，图像是静态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一动一静，相得益彰。

2.从艺术实践、史料文献看乐图并立

乐是一种富有节奏性的肢体动作和声带振动产生原始发音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图体现通过绘、勾、凿、塑、画、刻、雕、镂等方式呈现生活和自然的综合性造型艺术，以乐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和以图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之间存在着“艺术同感”现象，故而学界将这两种艺术形态称之为“姊妹艺术”。梅兰芳在顾恺之的《洛神》画卷启示下，创作出《洛神》歌舞，这就是乐图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相互贯通的结果，由此也可以看出乐图艺术之间内在的关系。

在史料文献方面，甘肃大地湾出土的编号为“F411”新石器时代地画就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该幅图画是迄今为止最早的独立存在的中国画，该幅图画长约1﹒2米、宽约为1﹒1米，图片底端有类似于昆虫的描绘，图画上方是两位正在跳舞的原始先民，肢体协调、动作优美、富有节律，此幅地画是同根生发的以乐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和以图为代表的造型艺术交融并存的、珍贵的图史文献资料，近年来，许多学者从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巫术活动、旅游资源开发、原始舞蹈、新石器时代乐舞文化、灵魂观念、丧葬习俗等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去探索研究此幅地画。

李荣有从“乐、图”艺术的初始形态与功能、艺术实践、史料文献等角度出发，深切论述了以乐为代表的表演艺术和以图为代表的造型艺术是互证的、同根生发、相互融合、互相并立的综合艺术形态，并且是在以“乐”为统领之下进行的，这两种艺术形态从初始状态到发展变化，乃至今日在思想品德、人文关怀、艺术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荣有在提出以“乐”为统领，“乐图”并立的思想之后，经过近两年的学术探索之后，于2018年分两次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艺术史研讨会和安徽师范大学，作了以“乐、图、文·历史性对话”“以乐论‘乐’”为题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李荣有将“文”也纳入了中国艺术史思想体系之中，至此，李荣有“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发展史思想体系尘埃落定。

（二）图、文并存的历史渊源

李荣有教授将“文”归入其思想体系之中并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思想渊源的，并且“文”与“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从文字起源看图文并存

中国文字本身就是图形演变的结果，尤以汉字为主。据考证，汉字的最初形态为殷商后期出现“甲骨文”中的“象形字”，象形字便是由图形发展而来的。中国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到汉隶定型，在此期间，汉字不断演化，在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之后形成了我们现代所使用的汉字。

李荣有认为，“文”不只是文字，而是通过文字著述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它是自汉代以来绵亘于今著书立言的主要介质，古代有“书籍之学”“文献之学”等称谓。宋代周敦颐《通书·文辞》中记载：“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由此提出的“文以载道”一说，指明了“文”是“道”的载体。

2.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图文并立

“文”从“图”起源来看，它与“图”之间就有着天然的关联，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图文关系先后历经了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图像时代回归。

图像文明时代可以说是在文字尚未形成之前，人们以图像的形式来记录事件，发挥着其实用功能，扬雄在《发言·问神》篇说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通过此句话不难看出由图像演化而来的文字是人类情感表达的载体，在图像文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我国图像的文明和发展，灰陶尊上面的图画、将军崖的岩画等都是考据图像文明的最有力证据。

图文接续时代是由图逐步向文字过度的时代，在此时期孕育而生的象形字可谓是最好的见证，汉字由单一、无序的图像向复杂、有序的象形文字发展，这就构成了我国图文接续的时代。在图像向文字的转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图文并存的时代，中国在一时期更是养成了“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像于图、索理于书”的书写习惯和图文关系，除此之外，图谱图像学与书籍文献学的长期并立发展也是图文并存时代的有力证明。

随着汉隶的出现，中国的汉字发展基本成型，汉字以其简约、明了的特点逐步取代了图像的地位，成为各学术家著书立说的载体，昭示着图衰文盛时代的来临。图像演化而来的中国汉字，一直保留着原始图像的基本元素，这本身意味着“图、文”二者之间从来就没有断开的渊源关系。

（三）乐文之间的互承关系

在上文中李荣有教授已经论述了“乐”“图”、“图”“文”之间的关系，而“乐”与“文”之间也是存在着天然的关联，“乐”与“文”两情缱绻，戮力同心，共同伴随着中国艺术史的发展。

基于汉字发展而出现的诗歌，本身就是“文”的一种形式，仅从“诗歌”二字看，诗（文）与歌（乐）之间必然存在的某种关联，《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是艺术家情感表达的承载物，如果诗都无法表达艺术家的志向，那就会情不自禁的跳舞、唱歌，包含舞蹈的“乐”与包含诗的“文”共同成为了人们表情达意、抒发情怀的媒介物。

随着中国艺术的发展，古诗词的出现可谓是将“文”的发展推向了高潮。中国的古诗、词本身就是作为承载乐的一种艺术形式而出现的，到了商代形成的傩仪是中国戏曲艺术最初始的艺术形态，是一种祭祀活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驱逐鬼怪和瘟疫，在祭祀期间，“巫师”脸戴面具、身披熊皮、念念有词、载歌载舞，这其中就投射出了乐与文的身影。中国戏曲在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已经出现了杂剧、院本，他们都是具有“剧本”的“文”和包含“舞”表演性质的“乐”，这也就造成了戏曲声腔和戏剧脚本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乐”与“文”互相并立的关系是贯穿了整个中国艺术史发展的全过程。

（四）乐、图、文——中国传统艺术三大范式

2018年底，李荣有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学术交流中再次重申“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艺术史体系，并深刻阐述了“乐”“图”“文”三者之间的关系。“清末明初以来，由于反帝、反封建的浪潮风起云涌，加之近几十年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及片面强调‘劳动人民创作历史’等极左理论的影响，”[11]致使我们学校教育体系中较为重视西方艺术，而轻视了中国传统艺术。李荣有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根源就是“乐”，而“乐（表演艺术）”和“图（造型艺术）”是同根生发的两种不同形态的艺术，两大文明体系在艺术的初始阶段，他们一动一静、相互交织、互为影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发挥着它们的实用功能。由图像演化而来的“文”孕育形成了以书籍文献信息和图像史料信息交验互证,以钟鼎彝器、石刻图像、铭文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实证研究学术体系。

李荣有的思想来源是基于中国传统艺术综合性、包容性的典型特征，包容性是一以贯之的，反映在艺术形式、形态上就是综合性，可以说综合性是中国艺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属性特征之一。由综合性发展而来的“乐”“图”“文”，分别代表表演艺术、造型艺术、语言艺术，三者共同支撑起来中国艺术史学三大类型范式。

结 语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艺术学学科建立为始，到2011年艺术学上升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整个艺术学理论发展不过短短三四十年。从各艺术门类逐渐发展成为一般艺术理论，中国的艺术学理论是一个与西方艺术发展历程不同的，并与中国古代艺术综合性特征紧密相关的学科。李荣有教授提出的“乐图文”三位一体的中国古代艺术范式，在牢牢把握住中国艺术史话语权后提出了建设性思考路径上，为一般艺术史的必要性做出了肯定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