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宋光这个人——赵宋光口述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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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教育家、音乐学家、科学家，一位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者。他通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并在这些领域都有卓越的见地与贡献。在哲学上，他提出建立二十一世纪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明确宣称自己是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在美学上，他既作为古典美学的守灵人，又是颇具创意地美学家，提出了以“立美”“臻美”“工艺学中介结构”“淀积”等为代表的美学范畴和思想观点，无论对中国美学还是世界美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美育研究上，他的《论美育的功能》一文堪称当代美育理论的经典，在教育学界和艺术学界影响弥足深远。在童蒙教育上，他基于儿童阶段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从数学、化学和音乐教育等各个不同领域提出了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的体系建构设想，并力求让这些设想变成可期的现实。在数学、物理学、脑科学、生物学、天文学和水力学等领域都有自己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当然，他一辈子主要研究的领域还是在音乐学，其中尤其是律学的研究在音乐学界无人比肩。李泽厚有两句高度评价他的话最具经典:一句是——在国内唯一可以与他在哲学美学对话的只有赵宋光；另一句是——他在欧美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朋友，没有一个比赵宋光更聪明。其他专家对赵先生的为人为学更是好评如潮。认为赵宋光是学术界的“奇人”“唯一者”“不可复制者”“艺术家中的科学家，科学家中的艺术家”“发明家”等不一而足。基于我国当代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和专家，对他进行全方位的关注和研究，是我辈难辞的使命和责任。即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研究团队对赵宋光先生口述史研究的一个系列访谈，我们先后作了十次访谈，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赵宋光先生成长的历史背景、学脉律动、学术思想的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一些人文趣事、大爱情怀。有些史料及其观点鲜为人知，希望通过我们对赵宋光口述史的研究，让我们学界及广大读者都来瞧瞧：“宋光这个人”！

王少明（以下简称“王”）：宋光先生好！

赵宋光（以下简称“赵”）赵：

你好！

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从今天开始，我们从口述史角度对您进行一次系列访谈。您在我国的哲学、美学、音乐学、教育学、教育，及工艺学、数学等多个学科中有着卓越的贡献，作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您已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从北京到全国的各艺术高校和院所，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等都非常关注您。所以我们存在着这种使命，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契入，对您进行一些访谈。我记得一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的成长与一个人的父母，甚至祖父母、家族都有关系，首先请您谈谈您的家族、家庭背景，如祖父母、外祖父祖母，尤其是您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对您的影响，谢谢！

赵：我祖上世居江苏松江，那是父亲出生的地方。我出生在浙江湖州。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浓郁的耶稣教氛围里。外祖父章砺深是中国近代第一代牧师，他也是一名教师，兼小学校长。父亲赵宗福是外祖父班上的学生，后来受外祖父的影响，加入了耶稣教，也成为一名牧师。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在湖州教会传教，也在福音医院任职。尽管没见过外祖父，但关于他传教的故事有所耳闻。我母亲叫章卫贞，是家里的长女，毕业于松江慕卫女中，后留校任教，她也很有才气，可以同时教英文、数学（代数和珠算）、地理。她的老师都是美国女传教士，所以英文水平特别好，可以直接用英文给传教士上中文课。她性格刚强，做事利索可能是继承了我外祖父的遗传。而父亲显得慈祥而随和，这既与家教和性格有关，也与教会的职业要求有关。

王：您的父亲和大哥哥都是牧师，那么他们从宗教的角度对你有什么影响？

赵：在生活习惯上有很深的影响。他们从来不抽烟，也不打牌、下棋，绝不讲粗话。在他们影响下，我既无吸烟的嗜好，也没有赌博的习惯，就在书香中成长。

王：他们没有要求你读《圣经》吗？

赵：当然有，我对《圣经》也比较熟悉，特别是《旧约》。我们吃饭前都会祷告，有感恩的这种心态，还有每晚会家庭礼拜半小时。

王：那7.21是什么呢？

赵：就是父亲规定的家庭礼拜的时间（晚上7：21），每天晚饭后有半个小时，读一些《圣经》的章节，唱一唱赞美诗。

王：这样的家庭氛围毫无疑问会对您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对您的想象力有什么影响呢？

赵：我想象力的开始是从幼稚园听到的一些圣经故事开始的，后来因为我识字比较早，就从阅读中打开了眼界，所以我的想象力是跟我主动的文学学习有关系的。

王：因为我看您写的一些文章，说您暑假至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看书，我发现您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从文字表达中体现的独特风格就可见一斑。那这些对你的学问、文字表达和创作有影响吗？

赵：对，有的。我从幼稚园到小学、中学的学业一直很好，小学每年都考第一名，自己的阅读很主动，家里有的书我都有去阅读。家里有一本《古文观止》，所以我对古文的阅读也比较早，像《醉翁亭记》这些，我还能背得下来。我们虽然是一个基督教家庭，但是并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动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古文观止》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王：那您在幼稚园和小学的课程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赵：数学是有的，而且我也学得比较认真，还有英语，音乐是课外的，主要是自己主动学钢琴，其他的一些自然科学就是学校的常规课程了。

王：在您少儿阶段，母亲对您的影响肯定很大吧！

赵：由于母亲是教数学的，特别对开启我小时候的数学思维很有帮助，记得她经常一边做饭为我解释怎样来解一道应用题，怎样选用加减乘除。她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王：您母亲的家族背景也很好吧！她应该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赵：我的外祖父是松江的士绅，有祖屋。外祖母是苏州的书香世家。他跟美国传教士步惠廉学英文、学数学，加上他原来的国学底子好，后来做了几年小学校长。

王：那么您印象中父亲对您的影响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铭记的呢？

赵：主要在生活方式上、娱乐方式上都跟别人不一样，例如不到外面看电影，有时间就阅读，所以阅读是我们主要的娱乐方式，父亲和大哥爱好集邮有不少邮票，二哥喜欢打篮球。

王：那您当时在幼儿园主要是背诗？

赵：对，主要是诗和歌谣，还有一些舞蹈。

王：小学阶段看过什么书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呢？

赵：就是《古文观止》。还有一些就是广学会（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牧师经营的一个基督教出版社）出版的读物，主要是翻译过来的西方的著作。

王：在当时能理解这些书吗？也有很多适合儿童看的书吧？

赵：不完全是儿童的，有一些宣传教义的，还有那些从别的渠道买到的中国古代的书，如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是我比较早读的。虽然没接触道教、佛教等其他传统文化的内容，但是传统的文学诗歌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

王：您大姐赵寄石，是我国著名的幼儿教育家，对我国幼儿教育有很大的贡献。在您小时候，她应该也会对您后来的成长有一定影响吧！您能谈谈她吗？

赵：好！大姐叫赵寄石，大我十岁，1921年生人。由于父母结婚后在南京金陵神学院读大学，南京有“石头城”之称，因而大姐在1921年出生时，父母给她起名叫赵寄石。她1948年由景海女师校长联系，接受美国教会一对夫妇的赞助，前往美国留学，学的是幼儿教育。1952年学成回国，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幼儿教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因此，南京也成为国内开展幼儿教育水准很高的地区。

王：那么她对于在您早期开发智力中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吧？

赵：是。

王：那她怎么来影响您呢？

赵：她没有通过正式的课程来影响我，是平时对幼儿教育比较重视，认为幼儿教育对人的影响很深，所以也很重视，对幼儿教育如何改进思考的比较多。是她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王：其他兄弟还有妹妹呢？

赵：我的大哥跟从我父亲，于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毕业，成为了一名牧师。解放后被迫脱离牧师职业，进入国营企业当工人。不过在晚年又回归教会了。我的二哥进入了一所工科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也是教会大学。他比较活跃，当过学生会主席，接触进步思想也比较早，结果被学校开除了。后来去了芦墟教中学。解放后在江苏商业厅从事计划经济工作，还有经济学的理论著述，也算是一个红色经济学家吧！我还有个小姐姐，大我两岁，她在14岁时去世了，我就是跟着她一起学钢琴的。她人长得很机灵漂亮，各门功课都出色，钢琴也弹的好。本来是一个当艺术家的料，可惜命短。在她的带领下，我比较早地开始学习音乐，学的也比较认真。我下面还有个弟弟，比我小两岁，是在常州出生的。

因为教派制度的缘故，我们经常搬家。我弟弟在安徽农学院毕业后定居在安徽六安，是一位农学家。

王：能讲一下您的名字的说法吗？

赵：有人认为我的名字与宋朝有关。我认为，我的名字与宋朝没有关系，只是族谱与之有关系。按族谱记载，我们赵家子孙是赵匡胤第六个儿子的后裔。父母在给我起名时有一个特点：就是名字里带有宝盖头的字。我上面有个姐姐名字里占有一个“审”字，因为我们俩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为了避免我们的名字相重，他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居住的意思。前面的哥哥、姐姐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地名，到了我就变成“光”字了。“光”意味着没有地点。“宋”是拿着木头盖的房子，也是居住的意思。“光”有宗教的含义。《旧约全书》第一章讲：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宋光”就是居住在光明中间。

王：您从小所受教育一定有些特殊的经历吧！

赵：我生于湖州，一年后，我们到了常州（我弟弟就在常州出生），然后又到苏州，之后还搬迁到浙江不同的城市。要上小学一年级这个阶段，我这个很清楚的。当时我们家在苏州，因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侵占了江南的很多大城市以后，江南人心惶惶，没办法在苏州呆下去，我们就逃到了浙江的一个小镇南浔避难，后来又到了善琏，所以我小时候说话都是浙江的口音。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没有正规上学，就和小姐姐在家自学，每天按作息表读书。过年后的1938年三月，来到了上海，进入慕尔堂小学。

上海的租界日军是不进去的，我就在那上小学，最早进的一个小学叫上海慕尔堂小学，慕尔是一个美国信徒的名字，他捐了巨款建了教堂，叫慕尔堂，小学就是它办的。现在叫“沐恩堂”，是南京路非常有名的教堂。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兄弟姐姐四人随父亲调派到了云南昆明，时间在1938年秋到1939年夏，我进入昆明一所名为恩光小学的教会学校学习。我在昆明学会了四川方言，后来我四川方言也讲得很流利。云南方言跟四川方言有点小的区别，但是基本上也能沟通。在昆明这个学校里，我就记得两件事情：一个是写毛笔字，他们很重视毛笔小楷书法，我们就很认真地练这个小楷毛笔字；再一个就是数学的应用题，特别是乘除的应用题，这个是由我母亲一边在做饭的时候一边跟我讲，怎么解这个乘除的应用题，因为她结婚之前也教过小学算术，她对这个乘除应用题，讲这个方法很准确，我们在二年级这个阶段，乘除应用题学得比较好。

在昆明的时间就只有一年，刚上小学三年级，后来又随父亲的调派回到了上海。当时，江南已经处在汪精卫政权的统治之下，但是美国教会不在沦陷区的概念里，照常在各地传教，我们也就跟着父亲回到了苏州。苏州有中南区、中区和北区，我们就在中区的乐群社，一个兼具宗教和社交功能的教会，比较特别。在它旁边，有一个尚德补习学校（当时只能办补习学校），虽然只是挂了个补习学校的牌子，但是这有一个很好的课程，就是教珠算加减、口诀和操作，我在尚德这半年里学会了珠算，我认为这个对我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珠算有很严整的逻辑结构。

王：南通有个大型的珠算博物馆，您知道吗？（赵：我应该去看看）它把珠算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整理得非常清楚，这里也靠近您当时生活的苏州。

赵：南通在苏州的西北，靠近长江。

王：您觉得珠算在当时对开发您的智力是很重要的吧？现在也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记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给予珠算很高的评价：“珠算系统蕴含坐标几何学的原理，是人类最早使用工具代替大脑进行复杂计算的例证”。

赵：对，很重要。现在我们小学教育中对珠算很不重视，我认为在小学或更早期阶段要学珠算的操作。（王：现在很多小学也开了这门课。赵：那很好）后来，我又从尚德补习学校转回到乐群中学的附属小学，还是一所教会学校。因为对于美国教会，日本人并不排斥。就是我们随着父母回到苏州上学，这个苏州已经是汪精卫政府管辖了，美国教会只能跟他们周旋。我到苏州以后，就进了苏州尚德小学三年级的一个补习班，它是正规的小学。在那里认真学了珠算，学了并默写珠算再考学，这个对我数学思维训练作用很大。

赵：这个补习学校呢，对珠算教学很重视。我当时就把这个珠算的加减口诀完全记熟了，可以默写，可以操作。在这个补习学校只学了半年的时间。

王：不仅仅只有珠算的课吧！

赵：其他课也有，但是珠算课印象很深。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呢，不再上补习学校了，而是到了草桥中学的附属小学，四年级五年级都在那个学校。这个小学没有珠算课，我也很顺利地度过这两年。到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汪精卫政府就把所有教会学校全部取消，我就去考江苏省实验小学，六年级进的这个实验小学。那个实验小学有很大的操场，实验设备很齐全，还有元素周期律的图表。我第一次看到元素周期律就在实验小学实验室里见过。我第一次见到的元素周期表就在实验室里。这个实验小学是当时汪精卫政府统治下的江苏唯一的一个实验小学。从那里小学毕业以后就进了省立中学的实验班。省立中学也在苏州，有初中三个年级。

王：这个学校有哪些课程？

赵：当时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治下，安排课程有日语，也有东亚各国的历史。

王：老师主要是日本人吗？

赵：对。当时有化学啊，物理啊，生物啊这些课。

王：你后来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可能就起源于那个时候？

赵：对！在省立中学的两年。

王：初中三年级在哪儿读？

赵：初三年级的时候日本就投降了，投降后乐群中学这所教会学校也恢复办学了。我的初三也是在这个中学度过。那时候有个基督教青年会，离苏州城不远，我们同学跟青年会很熟，就在那看电影，有美国电影、苏联电影和欧洲电影。这是以前在家不被允许的。那个学校比较自由。到了初中毕业以后，我还继续进了它的高中。高中当时是东吴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半年时间，我寄宿在我表哥（杨）家，他是博习医院的医生。他和他的夫人都在博习医院任职。这半年，高中一年级的前半年，我就在我的表哥他家里住。后半年我就回松江去了。那个时候我父亲调回出生地去了。当时是属于江苏省，不属于上海市，后来才属于上海市的一个区。我高中一年级后半年我就回松江，进了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在那里学了法语。还有其他的一些课，如几何啊，代数啊，都可以学。那时候，已经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我就在光启中学，徐光启那个光启。

王：就是以徐光启命名的吗？

赵：嗯，以徐光启命名的。

王：就是明朝的那个徐光启吗？

赵：是，徐光启是上海人，是天主教的神父。上海的徐家汇就是他们家族的聚集地。

小刚（宋光先生大儿子）：天主教在松江的影响不小，明朝万历年间由徐光启和利玛窦，及徐的后人逐渐扩大影响。而基督教是清末由美国人带来的。

王：徐光启把亚里士多德的 “在物理学之后”翻译成“形而上学”，就是他嘛！

赵：对。其实，形而上学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关于“形而上”的学问。

王：高二也继续在松江吗？

赵：到了高中二年级我又不在松江继续念了，又回到苏州了，在苏州住校。高中二年级这一年就在苏州住校。

王：是你父亲调到松江又调回苏州有关系吗？

赵：不是。我父亲自1947年一直呆在松江的教会，我自己和同学在苏州念书。而且跟大学的学生接触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了，有两本同样名字的教材：一本是俄文译本《辩证法唯物论》，是苏联哲学家米丁着的；读到的另一本是在延安蚯蚓出版社出版的。

王：作者是谁？

赵：没有署名，可能是延安的某个哲学教授写的。该书很明确地讲到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求解放。后来还读了一本罗森塔尔的《唯物辩证法》。这些都是我在高中时期第一次接触到的马列主义的书。

王：您的钢琴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赵：我十岁那年，在苏州，我大姐赵寄石有一个姓毛的同学，叫毛月丽。她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要求我不要看手，上课的时候，她会用一个纸板把我的手挡住，要求我两手贴键弹奏。这些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有这一规范引导着我才让我练就了扎实的视奏基本功。我很多乐曲的学习都是通过视奏的，我对视奏的教学、智力的开发，和多器官的运用，如眼睛不要离开乐谱，通过视觉认知，想象手的键位和动作，以贴键弹奏（有别于高抬指）为主的方法，这些对我影响是很深的，从10岁到18岁，共学习了八年的时间。后来，我就不断地在教堂里弹赞美诗，不管是什么谱子，翻出来我就能弹，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我学习音乐的基本功，钢琴弹得很好，先是我大姐要毛月丽教我二姐赵审霅，每次教二姐时我也喜欢去，大姐见我也喜欢钢琴，同时也让我学，从那时我开始接触钢琴。那是我练琴非常勤奋，也是一种兴趣，有时在教会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苏州博习医院的美国院长撤走了，留下一架钢琴寄存在我家，直至抗战胜利后才拿走。拿走前我有机会经常练琴。

王：后来还请过老师吗？

赵：请过！当时在苏州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来了一个美国的教师，教钢琴的，叫葛.威廉。他是东吴大学专职音乐老师。我就跟着他学钢琴，学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后来又弹奏了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高中二年级结业的时候，在结业的庆典上就弹奏了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另外他还开了音乐史的课程、音乐常识的课程。来听课的是景海女师的教师。景海女师是师范学校，就在东吴大学对面。他们很多老师听葛.威廉讲课，让我当翻译。但对我帮助最大的钢琴老师是李明珠，她是上海人，在苏州当音乐老师。其他还跟一个姓余的和姓胡的老师学过。

王：教会学校中普遍重视音乐教育，如唱圣歌，这对你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吧？

赵：对。当时有唱诗班，每次做礼拜的时候，有十几个人坐在台上，我当时是伴奏，演奏赞美诗的曲调，谱子是用五线谱的，所以我接触五线谱的时间也很早。

王：您的英语当时是在哪儿学的？

赵：也主要在教会学校学的。

王：当时教会学校让你学各种语言吗？

赵：那时候日本投降之前学日语。法语是在光启中学学的。

王：我发现您学习语言非常有天赋，看您学俄文、德文在很短时间就学会了。

赵：俄文学了一年半。学德文只有半年时间。

王：后来您是怎样考上大学的？

赵：在我高中二年级上学期，就出了一件事。我二哥的同学庞长益介绍我加入一个自称“共产党外围组织”的“群社”，我与另外一个姓计的同学一起在庞长益家里加入的。在我高中三年级上学期的时候，这个群社被破坏了，被国民党抓住了。国民党把“群社”的领导班子全部抓起来。跟我一块参加的姓计的同学，他也被抓了。这个时候呢，计同学的姐姐一大早就通知我这件事，她说她弟弟已经被国民党抓走了，叫我得赶紧走，赶紧逃避。我连夜从苏州去坐船出逃。高中三年级课程就中断了。从白色恐怖逃离出来，先到江苏芦墟二哥赵宁渌教书的中学，后来又从芦墟区到浙江盛泽，我大伯家，父亲听说后去盛泽把我接回松江。这个时间就是在1949年上半年。

王：那你考大学在哪一年？

赵：那个时候，我在苏浙流浪了一段时间，后回到松江后就到上海的三马路我表舅叔家里，他在那里有个古籍书店，买卖线装书的。我在那里借了一些书回松江去念。其中有陈澧《声律通考》书稿。我就了解了中国古代六律六吕，在六律六吕的启发之下，我就设计了一个律吕式的键盘，这是我在1949年上半年流浪时候设计的。当时这个不出声响，只是可以摸可以动。我对这个模型很珍惜，我就在考大学的时候放在我箱子里带去北方。

王：所以你考大学是在松江的时候考的？

赵：对。后来上海解放，我就去上海的大学考点考大学。当时几个大学分别招生，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是分开招生，我考了两个。北京大学我考的是哲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我考的是音乐系，这两个系都被录取了。

王：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音乐？

赵：我跟我的同学一块到北京看一看，我对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印象不好。后来就选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就没有选音乐。

王：为什么印象不好呢？

赵：当时看到北师大一些学美术的人，他们比较封闭，只关心专业，不关心政治（建国这个大事）。还有就是北师大在铁狮子坟，挺偏僻的。

王：当时北大你们这一届的学生也不多啊！

赵：对。

王：有多少？

赵：不多。七八个。到了北大以后呢，有一门课我特别感兴趣，这就是有关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是系主任胡世华上的。他还上的《符号逻辑》课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胡世华的课可引起我对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关系的思考。后来我有一个想法 即：辩证法的内涵能不能通过形式逻辑的形式发挥出来？怎么概括？在什么条件之下，相反的概念可以转化？我就思考能不能用这个形式逻辑的规则来建立辩证法的规律？后来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

王：后来写出文章了吗？。

赵：这个我在文革十年研究小学教学法里头发挥很大的作用。形式逻辑辩证化，辩证逻辑形式化，这样一个思维的纵向就在10年动乱的时候作为我主要研究的方向。

王：10 年动乱，别人在搞“革命”，您在研究辩证法形式逻辑化，真难得！

赵：对。在小学教育法里面，我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融合。

王：所以你在“文革”期间做一些理论上的融合，然后在实践当中去验证。你后来从1978年到1983年在育民小学做的实验，就是想验证您这种融合的科学性吗？

赵：是。

王：在北大两年还修了哪些课程？还对哪些老师的课感兴趣？

赵：在北大这两年，我除听了《符号逻辑》等逻辑学课外，还听了贺麟讲的《西方哲学史》的课。我还特别喜欢听胡绳讲的《毛泽东思想》的课，我听的津津有味。他这个讲课我是很专注的。听了他讲毛泽东思想的特点。

王：胡绳带着一种学术角度来探讨毛泽东思想，看来不单是一种宣传，更是把毛泽东思想当学术来研究。

赵：对。

王：本来您有学哲学的资禀，为什么后来转校转专业学音乐呢？

赵：这与胡世华老师有关。他当时是哲学系代理主任，他对我讲，听说你钢琴弹得很好，应该专门学音乐。哲学你有了基础，以后可以自学，但是音乐不能耽误。音乐要是打不好基础，以后自己弄那是不可能的。你应该趁早专攻音乐。当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中央音乐学院，问他们我能不能从北大转学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务处给我写信，说我们只收应届毕业生，不收转校生，叫我还是在北大攻读哲学。

王：中央音乐学院拒绝您转学后，听说您转到燕京大学音乐系了，您是怎么去的？

赵：这是要感谢胡世华老师，他不甘心我读哲学，正好他的一个朋友叫许勇三，是燕京大学音乐系的主任，由于胡世华给许勇三写了一封引荐信，许勇三对我转学很认真，还专门组织了转学考试，记得考试内容就是弹钢琴：一是演奏，二是背奏。弹了两个曲子，监考老师都非常满意，同意我转学。

王：在燕京大学，您接受的音乐教育有哪些？对您日后的音乐事业有什么影响？

赵：燕京大学是有名的教会大学，其教学模式是中西结合。主任许勇三本身是一位有名的作曲家，又非常关注中国民族音乐。他从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他的教学理念深深地影响了我。在燕京大学，我学了单弦牌子曲，并开始对中国民间音乐予以关注。许勇三请了不少国内著名音乐家到音乐系讲学，我记得的有：马可、郑律成和刘炽等专家。

王：他们授课内容是什么？

赵：马可是一位作曲家，他在北师大讲过民间音乐，讲过旋律，尽管高度不够，但有深度，效果很好。刘炽讲课充满激情，其创作很富想象力。他这是感性美，他的创作有一种美的激情，写什么像什么，旋律感很强。如《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在当代已成经典的民族歌曲。郑律成讲声乐如何发声、用气等。

王：后来又怎么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哪些老师对你后来的学术发展作用大？

赵：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就把燕京大学拆散了，音乐系被合编到当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于是，我又到天津大王庄上学，我被安排在理论作曲系。作曲系主任是江定仙 。尽管我是从外校转过来的，但江定仙对我很器重。由于那时我比较注意看律学的书，苦于没有专门老师教，只能凭个人兴趣。杨荫浏和缪天瑞都是我熟悉的老师，但对他们的学问是知道的。缪天瑞的律学研究一般学生听不懂也很少有人关注，因为一是觉得太难，它涉及到数学，二是没有啥用。但我非常感兴趣，这与我对数学的兴趣有关。

王：您不仅对旋律感兴趣，好像凡是民族的东西都感兴趣，不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也包括世界各地的音乐。

赵：是的。我对新疆十二木卡姆、内蒙草原音乐都非常向往。记得当时学校请来一位古琴家查阜西来学校讲座，其他崇尚欧美作曲技术理论的同学都不屑一顾，但我听得津津有味。还有，我的蒙古一位同学叫美丽其格，大我两岁，他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积累，他创作的具有内蒙风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把这首歌改变成钢琴谱，并在全国群众歌曲评选中获一等奖。从此以后更坚定了我走向民间的决心。（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