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文化视角观照传统音乐文化——“纪念黄锦培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活动综述

整理|刘彤文 星海音乐学院

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传统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弘扬广东音乐文化，办好音乐文化学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广东省文联为学术指导单位；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广东省音协、广东音乐曲艺团、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及赵宋光学术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广东音乐大家黄锦培先生百年诞辰暨广东音乐文化研究·音乐文化学30周年回顾”系列学术活动，于2019年11月14—15日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沙河校区隆重举行。

开幕式和学术论坛分别由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副所长、《粤海风》杂志主编卢瑜和广东文艺研究所音乐研究室陈浚辉主持。

广东省第七届文联专职副主席洪楚平在致辞中代表广东省文联对出席本次学术活动的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问候。充分肯定黄锦培先生对广东音乐文化传承的贡献，并希望与会专家对黄先生的艺术成就进行深入挖掘，认真研究、认真继承。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代表、原《中国音乐年鉴》主编李玫在致辞中表示：广东音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瑰宝，黄锦培先生是广东音乐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次学术活动“以人到事，人是黄锦培，事是广东音乐；以点到面，点是广东音乐文化，面是音乐文化学”。从弘扬黄锦培先生的学术精神，到广东音乐文化研究，再到音乐文化学研究，以大文化视角观照岭南传统音乐、近代音乐和当代音乐。

星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米恒在音乐会前代表星海音院附中致辞，对莅临本次音乐会和学术论坛的听众和专家表示热烈地欢迎，同时向大家介绍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国乐学科开展广东音乐活动的现状，并祝音乐会和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黄锦培先生哲嗣黄秀珊代表家属在答谢辞中感谢主办单位和参加学术活动的领导、专家及他父亲生前的同事和学生们能在百忙中光临其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他回忆了父亲致力于广东音乐创作、研究和教学，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勤勤恳恳、呕心沥血、奋斗一生的事迹。期望通过这次纪念活动，让大家能对广东音乐的发展历程有更多的了解，让更多的人去热爱它，使民族的音乐瑰宝大放异彩，更加灿烂辉煌。

两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

学术活动以“广东音乐私伙局”和“广东音乐名家名曲传承”两场不同形式的音乐会拉开帷幕，分别演绎了《娱乐升平》《禅院钟声》《山乡春早》和黄锦培先生的代表作《月圆曲》等。民间乐手与专业音乐家不同的演奏理念，形成两种不同的演奏风格。民间讲究加花的丰富和流畅，专业音乐家却注重声部的协调和平衡。如何研究民间音乐的加花变奏，这对专业人士来说是一个课题。两场风格迥异的音乐会给不少专家留下深刻印象。

李玫（著名传统音乐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听了两场音乐会后，内心有一种感受，觉得自己以前对广东音乐理解得不够或者有误读，特别是音乐会里面一些作品，演奏家们演奏的调式风格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需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广东音乐的研究之中。“广东音乐是一种不急不燥的文化品质，这种不急不燥，是原来听一些商业化表演，容易被淹没的”。主办方这次的目的在于通过民间与专业的碰撞，更好地探讨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方向。

论坛的第一个关键主题词——黄锦培先生

陈浚辉（主持人）：黄锦培先生是广东音乐一代宗师，是划时代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幽默随和、谦虚睿智、多才多艺，集演奏、作曲、指挥、理论和教学为一身，其创作的《碧血英魂》《华夏英雄》《海韵》等抗战音乐对鼓舞前线战士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他的电影音乐《七十二家房客》《南海潮》（与陆仲任合作）《山乡风云》《珠江泪》《虾球传》《国魂》等和粤剧片《搜书院》汉剧片《齐王求将》纪录片《太阳河畔》等作品粤味浓郁，家喻户晓。他的代表作《月圆曲》以古诗“月上柳梢头，人约黃昏后”为意境，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诗情画意。《月圆曲》突破传统禁锢，采用广东音乐罕见的三拍子节奏，具有广东人“敢为人先”的“广东精神”，为广东音乐的创作打开新思路。黄先生是广东音乐的理论大家，他撰写的《粤剧锣鼓》《二胡入门》《扬琴入门》《广东音乐欣赏》等专著和发表的数拾篇理论性文章已成为音乐理论经典，为广东音乐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黄先生一生坚守在音乐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精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才，被后人称誉为“教授中的教授”。黄先生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广东分会副主席、星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他的一生伴随着广东音乐文化的发展，为广东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出重要贡献。

王少明（星海音乐学院教授）：我与黄老对门而居，可谓三生有幸。人们说，西方人只给上帝和女人下跪，中国人只给皇帝和祖先下跪，我这辈子除了向祖先及自己的父母以及文革期间向毛泽东画像下跪以外，还没有向任何其他什么人下跪，面对黄老则是例外，他因病于2009年7月16日夜晚在广州谢世，享年90岁。头天去世，第二天清晨惊闻噩耗后，我急急忙忙走到他生前的家，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跪在他的遗像前，为他敬上几柱香，以表达我对这位世纪老人、一位精灵般的音乐家的崇敬之情。黄老是一个快乐的精灵，音乐之于他是一种不带功利性的游戏。他总是说他是在玩音乐。一个“玩”字，折射出他至纯、至真、至美的孩童般的快乐境界。他轻轻地“走”了，他所带走的是一朽的肉体，而留下的是一笔不朽的艺术财富。他一辈子笔耕不辍，创作和改编数百首弥足珍贵的音乐作品，其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有器乐曲、粤曲、歌曲、电影主题曲和电影歌曲等不一而足。上苍不仅把创作的资禀赋予他，还把演奏各种乐器的天赋赋予他，他藉着各种乐器，似乎成了通往上苍的管道，传递着上苍的天籁之音。他的主专业是琵琶，业界评价他以琵琶的指法演奏秦琴的技术“堪称一绝”。他还演奏古筝、二胡、扬琴、钢琴、小提琴、中音提琴、大提琴等十几种中外乐器，不管什么乐器，到他的手里就会发出灵性的声音，那一双灵动的手仿佛被上苍亲吻过。黄老在音乐艺术上所做出的诸多贡献，获得了较高的社会美誉度，赢得了海内外音乐爱好者的无限敬仰，人们把“广东音乐第一人”的雅号赠给他，就是对他最大的认可。

刘智忠（广东广播电视台高级音乐编辑）：在今天黄锦培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中，我作为老音专（广州音乐专科学校，星海音乐学院前身）民乐系的一个学子在这里做个简短的发言，题目是“知识渊博的广东音乐大师黄锦培教授印象记”。1962年报考老音专时，初识了对考生进行音乐理论基础考试的黄锦培先生，特别是对黄老以快慢缓急的各种节奏让考生模仿，测试考生的乐感和节奏感的情景有着颇深的印象。广州音专建校以后，民乐系在易剑泉、黄锦培等老师的带领下，设置了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广东汉乐授课内容，黄锦培教授以博学的教育家身份，凝聚了陈德钜、杨新伦、黄龙练、甘尚时、苏文贤、罗九香等广东民间音乐名家的智慧，为学生奠定了厚实的民族音乐和岭南音乐文化底蕴，培养出一批批对社会有作为的艺术人才，黄锦培教授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工作期间，因举办广东音乐系列讲座和音乐沙龙节目，有缘与黄锦培教授再聚首，采访了几次黄老师，他热情不减，与他畅谈广东音乐的发展史，如遨游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黄教授以简短精炼的语言向听众概括了广东音乐的起源、发展状况，听众一听就明白，至今历历在目。

余其伟（著名高胡演奏家、香港演艺学院中乐系主任）：自己这一辈子感到最荣幸的是能原装原样的演奏录制黄先生亲手配器的其两个最重要的作品《月圆曲》和《怀念》，作为一个演奏家，太荣幸了。

黄教授的时代，即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他的创作，他的配器、他的演奏、他的理论，我们要重视的是什么呢？希望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在这节点上，广东音乐有几个不同的据点有着不同演奏特点和风格：一、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广东音乐曲艺团，因为它的牌子正统、名正言顺；二、广东省粤剧团（现在叫粤剧院）；三、广州市粤剧团。这三个据点有什么特点呢？广东音乐的创作和演奏或者风格等等基本上都是跟地方戏曲、曲艺紧密相连的，所以那种所谓地道一点、所谓原汁原味等等可能会做得比较好一点；四、华南歌舞团民乐队，即今天的广东民族乐团，这又是一个广东音乐的据点；五、黄教授所在的当时的广州音乐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星海音乐学院），特别是有一个教师乐队录了一些黑胶唱片，基本上是出自于黄教授的审美、创作思路和一些表现手法。

这五个据点应该说就代表了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广东音乐江湖的一盘棋，各有各的山头，当然这个山头不是对立的，但风格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省市粤剧团与广东音乐曲艺团是吸取戏曲、曲艺的风格从而影响广东音乐，他们的眼光可能更多地是在所谓的“接地气”（用现在的话就是如此）。黄教授代表的是民族乐团或者音乐学院这边，所谓“学院派”。黄教授的视野可能更多地放在一些外省的民乐或者受到西方音乐的影响，但他同时也站在民间上，我认为黄教授的行为其实是两者间的一个桥梁，要研究黄教授代表的所谓“学院派”和民族乐团派与曲艺团、粤剧团那种比较接地气的“民间派”，这几个“山头”在广东音乐未来的发展里，如何互动、互助、互相学习来推动它，百花齐放，对广东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可能会更好。

论坛的第二个关键主题词——广东音乐文化

陈浚辉（主持人）：广东音乐孕育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珠江三角洲等广州方言区域广泛流传。经过几百年间与南粤文化的交融，众多的音乐文化名人，数以百计的曲目流传至今，风靡全国乃至全球华人聚居地，构成了广东音乐深厚的传统音乐文化基础，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乐种。专家们从对黄锦培先生的缅怀引入到对广东音乐文化的传承、调性结构、乐曲意境、历史考证等展开深入的研讨。

黄日进（著名高胡教育家、星海音乐学院教授）：我从演奏入手，通过对黄锦培老师改编的乐曲《三宝佛》进行研究，总结出广东音乐文化具有五大要素：一是作品，一定是广东音乐作品才能够演奏出广东味，若不是的话就无能为力。二是高胡色彩乐器，高胡是一个很重要的主奏乐器、领衔乐器，若高胡拉不好，其他乐器就无主，高胡担不起就没办法演奏好广东音乐。三是特色技艺，为什么叫技艺不叫技术呢？技术里面很有内涵、很有艺术，所以叫技艺，比如各种滑音、加花、空弦、绕弦、压弦等等，因为普遍意义的演奏技术不能够演奏出广东音乐的特色音乐，即意境、味道。这种特殊的演奏技艺形成了广东音乐语言，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演奏技艺，就不能形成广州方言话语性。四是音乐语言，即广州方言话语性。广东音乐的旋律具有广州话的特点，包括语气、语调、语速、音节、音腔、音色、音律、抑扬顿挫等。如果你的演奏音乐语言广州方言话语性足够，那么你的演奏一定是广东味浓浓的。否则，你的演奏就谈不上意境、内涵和风格。五是广东音乐乐种音色，广东音乐是最具标志性和最具声音美丽的乐种音色，不少广东音乐名家小时候是因为陶醉在广东音乐乐种音色而爱上广东音乐的，能够演奏漂亮的广东音乐乐种音色，那你的演奏至少成功了一半。

宋瑾（中国音乐美学学会会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会议前一天上午参观了沙湾古镇，感受了当地的人文地理现状。近现代“商人+乐人”的家族成员何氏三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天下午和晚间各听了一场音乐会。下午场基本上是私伙局业余音乐团体联合的表演，朴实乐风给人自然而亲切之感。晚上则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粤剧院演奏家小组和星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职业性演奏，演奏家与师生们非常精湛的技艺让我感受到“学院派”广东音乐的魅力。

我对传统音乐文化传承问题的基本看法。

1.关于广东音乐的文化气质。这是一种阴柔的文化气质。阴柔的广东音乐，跟当地人阳刚的拼搏精神正好形成对比；也许这是一种阴阳平衡。可能正因为广东人有勇猛精进的精神，又有非常细腻的性格，二者融合起来产生类似太极拳的延绵力道，所以能够获得各方面的成功。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总体上，广东音乐具有非常丰富的调式调性色彩，很有特点。除了第一天晚上音乐会最后一个作品之外，我听不到西洋和声的东西。但即便是这样的新作品，也保持了广东音乐的基本特色。

2.关于广东音乐的功能。我用3个词来概括：他娱、自娱、自况。“他娱”，比如第一天的两场演出，是在台上表演，给台下观众看的；平时还在全世界传播，让别人感受到广东音乐的魅力，让人们分享广东人丰富的精神生活。“自娱”，比如民间私伙局的活动，是自娱自乐的；音乐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不是表演给别人看的。这种音乐生态很有意思，而且也很有意义，它让我们的生活本身丰富多彩。“自况”，是从《谿山琴况》看到的。作者徐上瀛（约1582—1662）是明末著名琴家，参照唐代《二十四诗品》概括了古琴艺道的24况。他在“雅”况中说，没遇到知音不打紧，“在我来足以自况”。经过我的考察，发现“自况”就是修身养性的行为方式。每每我看到民间社团的自娱活动，我都感受到他们心平气和、从容不迫、身心沉静、人乐合一的气韵。因此我认为广东音乐及同类音乐具有自况的功能。

也许他娱、自娱和自况还不足以全面概括广东音乐的功能，但是从最直接的功效看，这3个方面显然是比较突出的。

3.关于建构和维护多元文化生态。我觉得对文化、艺术来说，“科学”和“发展”这两个词要慎用。从精神层面或艺术层面来说，有些东西未必发展了，原来的东西就是不好的。我一直认为，就审美而言，不同美之间具有不可比性。因此应该保护多元音乐审美资源。这也是提倡“百花齐放”的意义所在。回想曾经出现的“一枝独秀”的局面，审美资源多么枯竭。这样的历史不应该重演。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也应该保护多元音乐文化生态。民族的存在，除了物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精神的存在。因为精神是民族之魂。音乐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保护传统音乐就是守护民族精神。

另外，对于变异、变化，我觉得大概有两种类型。一是遗传变异，它在老根上发出新芽、新枝、新果，这是自然的变异。这种变异，物种的基因是没有变化的。二是杂交变异，比如跟别的音乐类型杂交了，乐种变化了。我们在概念上区分自然变异和杂交变异，无须作无谓的争论；而在行为上要多条腿走路。多元文化生态构建就应该是多条腿走路。杂交是以原生音乐为基础的，如果原生音乐没有了，以后拿什么杂交？我觉得多元文化生态的建构就应该保护原来的乐种。传统是一条河，它是原有乐种自己的遗传变异。总之，物种越丰富，生态就越稳固；物种减少，生态就变得脆弱。自然生态如此，文化生态亦然。每个传统音乐的“一元”都保护好，就不会在“合并同类项”中被淹没，多元音乐文化生态就能得到维护。保护音乐文化资源是为了分享。我们应该给世界贡献别人没有的东西。此外，我们还要与时俱进，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新可能，创造出更多新乐种，为全球音乐文化生态的丰富做出我们的贡献。

李岩（著名音乐史学家、哈尔滨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史学家李岩教授以《〈彩云追月〉迷踪》为题，给大家带来惊喜。他用敏锐的视角和渊博的学识，以《彩云追月》这样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从曲子的性质、创作的时间到曲作者是谁，提出了许多疑问，并且以史料为鉴，探寻这个曲子和广东音乐到底存在着何种密切的关系，试图拨开重重迷雾。李岩认为广东音乐包容无度，却保守有序，既在吸纳众多文化之后总是以粤中特有的方式展现新容而不迷失自己最终的本色，虽有非驴非马的阶段，但最终走出迷局并开拓出粤乐文化的一片新天地。广东音乐的这种成就与它的博大、与它的开放、与它的这种不变与变的关系，给我们引发了很深刻的思考。

王小玲（星海音乐学院教授）：王小玲教授是透过黄锦培先生的《论粤乐乙凡线表现的音乐形象》和《秦腔的苦音与广东音乐的乙凡线》两篇文章，谈到了文章里所述“乙凡调”的音乐语汇、结构方式、创作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仍然有着启迪作用。并且介绍了她的团队把这个“乙凡调”的研究运用到实际的教学当中来，包括和声的民族化问题。

李玫研究员对王教授的发言作了补充，提醒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理论思维挖掘出那些现象背后的东西，认为老前辈赵宋光先生的理论体系是可以透过这个看到“雾”里的因素。

此外，在论坛上发言的陈博（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向大家解释广东三大乐种的调式关系，并与西洋音乐的调式作比较，把大家带到另一个学科去。刘厚宇（岭南师范学院教授）介绍了其把“广东民间音乐概论课程”在岭南师范学院实践和实施的情况和意义。屠金梅（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副教授，由其学生代读）讲述广东音乐特色乐器高胡的制作工艺和面临的困境。青年高胡演奏家雷叶影（星海音乐学院副教授）与大家分享了星海音乐学院附中整个广东音乐教学的历程和现状以及她自己的教学体会，同时提到对广东音乐发展的隐忧。马伟雄（星海音乐学院教授）却从业余的音乐考级情况，对广东音乐的发展前景表示不乐观，希望引起重视。余乐夫（星海音乐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演奏家，他没有具体谈演奏，谈的是创新与守护的关系。他提到守护和创新本身就是广东音乐的重要特点，要有广府人的海纳百川精神，才能演绎出广东音乐这种开放性的新型乐种。守护传统这个根，才能够更好地发展，传统音乐才能走得更远。他们的发言都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

学术泰斗赵宋光先生认为两场音乐会让他对广东音乐的审美内涵非常感动，这样的音乐雅俗共赏，希望把它推到国际上去，让我们的民间音乐走向国际共同认同的这样一个局面，相比于欧洲的那种古典音乐，它能够更加深入到老百姓的心中，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老百姓非常喜欢这样一种共同审美的乐趣。

论坛的第三个关键主题词——音乐文化学

陈浚辉（主持人）：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内地思想比较活跃的年代，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学说、新体系在学术界层出不穷。这时期文化界曾产生一场大辩论，这场辩论对学术界触动很大，引人深思。“音乐文化学”这一概念就是在1989年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由赵宋光、林凌风、冯明洋、费师逊、罗小平、余其伟等六位著名音乐学家、演奏家提出来的，他们共同认识到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仅对其和声、曲式结构等单一技术性研究，应以文化的视野进行深入剖析，音乐研究不能脱离文化。为此，他们一起邀集一些媒体记者在广州座谈了“音乐文化学”问题，并取得共识，一致认为：“音乐问题是文化问题中的一个部分，音乐绝不能脱离文化传统与文化背景而单独存在”。会后《文化参考报》以“建立‘音乐文化学'势在必行”为题报道了座谈纪要，率先提出“音乐文化学”研究概念。随后“广东省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正式召开，林凌风老师在会上做了《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问题引起的思考》专题发言，其他几位老师也相继发言，“音乐文化学"概念的提出，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一直波及到30年后的到今天。

余其伟：想到30年前，我今天很感慨，当年一共有6位，其他5位是理论方面的专家，我是一个年轻的演奏家，当时是赵院长领头，还有冯明洋老师，他叫我“小余”，说明我那时候很年轻，现在我都很想您叫我一声“小余”。

这几位学者提出“音乐文化学”是在1989年。那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在1986年就开始用一年时间写《广东音乐文化历程》，我记得发表以前就找到当时最有资历的广东音乐理论家黎田先生，3万多字他从头到尾看了，也提了不少的意见，就这样斗胆在《南国红豆》（专门研究粤剧理论的刊物）上发表了。发表以后我老是觉得自己不成熟，就找到了赵院长。不知道赵院长您还记不记得，我拿了那本《南国红豆》给您，后来您再给回我，一看，一段段地，您用铅笔在那里做了好多批注，有些地方是肯定我的，有些地方是提出修改的。这件事情您可能不一定记得了，但您批注的这本《南国红豆》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冯明洋老师又鼓励我，“小余，你这篇《广东音乐文化历程》3万多字好像有点像广东音乐史提纲。如果你再努力把它发展到拾几万字，就变成《广东音乐史》了”。但那时候我三十几岁，是广东民族乐团所谓的团长，整天在舞台上走南闯北。我对冯老师您说：“第一，我没这个时间，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确不是搞文字方面的料，我也只能如此了”。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赵主席、冯老师、林凌风老师、还有费师逊老师（已经过世了）、罗小平老师你们之间跑腿，穿针引线，这样我们就弄起了“音乐文化学”。还记得1989年第一次开“音乐文化学”这个会就在省歌舞剧院55栋602我家里。那时候没有水果也没有吃饭，那个年代很贫困，就是一杯茶，开完了大家就各自回家了。

后来我又到电台专门宣传“音乐文化学”的观点和一些规划。1990年2月17号我的个人独奏音乐会在广州举行，赵院长、林老师、冯老师、费老师、罗老师你们每个人都为我的独奏音乐会写了论文，谈了你们的观点，都用了“音乐文化学”的观念。这方面对我的启发、影响很大，我有幸跟着你们学习，也用“音乐文化学”的这种观念来考察、来自省我所有的演奏，也写写感受，这种方法让我受益很深。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赶回来见见你们。其实我就是回忆、感叹，希望“音乐文化学”这个观念能影响到这个行当里的很多学者，也希望他们能用这个方法去做研究。

冯明洋（广东省文艺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30年前的情况刚才小陈、小余已经讲得差不多了，原始状态就是那样的，是原汁原味的。

现在我就从这次会议的整个概念来讲，就是从广东音乐文化研究，到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文化研究，到岭南音乐文化研究，是在这样一个学术前提下催生了“音乐文化学学术论坛30年”回顾。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第一是音乐学人的文化觉醒。1980年代，文化讨论热和真理标准讨论，影响了人们的三观，从集体无意识到个体无意识到个人意识萌发。这个文化自觉、文化自立、文化自信，我称它是一个奋进的时代。

第二是欧洲民族音乐学的介入。1980年夏，全国民族音乐理论教学经验交流会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我们在座的有好多人都参加过。会上介绍了欧洲民族音乐学，直接影响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法、学科建设以及专业学会的蓬勃发展，这是80年代总的背景。

第三就是民族音乐研究方法论主题读书会召开。1980年南京会议两年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正式成立，每两年一次的年会一直持续至今，而音乐研究方法的讨论也一直持续不断。

1988年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就是李玫、李岩他们所在的单位）举办的民族音乐研究方法论主题读书会。通过这个会议，一致认为：方法是手段，方向更为重要。我们中国的音乐学院往哪个方向走？在那里我们凑了几句话：通过音乐了解文化，进而更多地了解人类自身。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音乐、文化、人类。

第四就是研究方法改革与研究体制改革。当年广东音协换届，省民间音乐研究室也换班改制，学界里研究文化学、民族音乐的文章层出不穷。所以我们几个音乐文化爱好者就在小余家里商量，逐渐研究，形成了广东省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活动的机制——音乐文化学论坛。

第五是发起人约见文化记者。1989年5月以音协赵宋光主席、余其伟副主席的名义约见了《羊城晚报》《广州日报》《文化参考报》《南方日报》的一批文化记者来访谈我们。后来，他们把这次会见写成“建立音乐文化学势在必行”在《文化报》发表，同时在《文化参考报》上开辟了“音乐文化专栏”。

第六是音乐文化学术论坛的开启。根据《文化参考报》的报道就是6月份。1989年6月在广州市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六个发起人，逐个谈了自己的观点，赵宋光先生的观点，后来形成文章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上。林凌风老师在会上做了《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问题引起的思考》主题发言，费师逊谈了《民族音乐与文化流》，余其伟谈了《广东音乐文化历程》，这虽然早几年已经出了，但作为他的代表性的观点，算是这次发言标准的言论，我那篇《音乐文化学构想》是在林凌风老师的启发下，找了很多资料写成的。此外，罗小平、费邓洪他们是对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和音乐文化学之间的关系、关联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些发言成为发起人的标准言论。

回顾“音乐文化学”开创30年的历程，我们举办或参与举办的学术活动和取得的成绩硕多，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30年来把很多从事声乐、器乐、指挥、作曲以及群众文化、文化管理、普及教育、音乐编辑等专业人员吸引进来，共同开展活动，如前后举办了十次“音乐文化学”研讨会；应广东电台音乐台的邀请，主持音乐文化专栏节目《乐迷茶座》两年之久，宣传了我们传统音乐的文化取向；与广东卫视“艺术长廊”合作，录播了赵宋光、余其伟、冯明洋、罗小平、陈玲玉“音乐文化学五人谈”节目，有拉的，有唱的，有心理学、社会学。把全国的民俗文化与婚礼音乐也作为一种文化风俗来讲解，纳入了文化学的范畴。赵宋光、罗小平、冯明洋应邀参加了广东广播音乐国际博览会学术研讨会，宣讲了论文《当代广播音乐的文化建构》《当代广播音乐的价值取向》并帮他们写了整个研讨会的综述，把广播音乐纳入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就把它的价值提升了，这也是我们音乐文化学研究的成果之一。

在对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文化的研究上，“音乐文化学”发起人之一费师逊参与筹办“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音乐文化学学术研讨会”，我参会的论文是《越系多声音乐之文化背景及其亚文化因素》；林凌风的文章是《中国东南沿海与东南亚的共同音乐文化现象》，按照费师逊的文化流观点来讲，这是一个文化流。用我的话来讲就是转动宇宙，其实就是我们百粤的文化向东南亚延伸。最近几年，我和陈浚辉参加了《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澳门卷》的编审，对粤港澳大湾区音乐文化的研究，将来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与澳门卷的联系，使我们了解了澳门的音乐文化到底是怎样的，澳门音乐文化到底有什么特点。

在对本土音乐文化研究和为粤籍音乐家树碑立传上，以“音乐文化学”名义举办了多次“广东音乐文化”“潮州音乐文化”“广东汉乐文化”等学术研讨会。为萧友梅、罗九香、冼星海、陈洪、何安东、马思聪、李凌、王安明、黄锦培以及赵宋光等音乐大家树碑立传，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30年来通过举办学术活动和研究，积累的许多学术成果和资料，如被广东省最高、最顶端的学术专著丛书《岭南文库》纳入出版的有《粤乐》（黎田、黄家齐）《越歌》《冯明洋》《潮州音乐》（陈天国、苏妙筝）《客家风华》（莫日芬）等。

回顾“音乐文化学”30年来的学术活动，确认了文化积淀，评估了多元文化融合与地方乐种的流变，证实了近代文化发展与音乐发展的趋向，提出了以大文化观、大音乐观、大岭南观继续推进论坛的发展，积极加强粤港澳以及其他近邻的音乐文化交流等研究。希望我们的同仁们继续接下这个接力棒，30年以后更续辉煌！

结语

本次学术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两场音乐会，三个学术议题，虽然会议时间不长，但就如靳学东（天津音乐学院副院长、教授）在会议总结上所说：“横跨的学科和信息量太大，三个关键词“黄锦培”、“广东音乐”和“音乐文化学”搁在这一个会里面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三个词每一个词说起来今天这一天都不够用”。主办方意在以弘扬黄锦培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精神到广东音乐文化研究，再跃迁到音乐文化学研究的层面上，为广东音乐文化的传承赋予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