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张力研究

时间：2024-05-20

王祎

新時代下的现实主义影片具有共同的叙事特点，故事都注重当下的社会境遇，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真切地刻画故事主人公在当下面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问题，使观众对其感同身受。

“真、善、美的创作观是美好生活观念的统一。”[1]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的故事将艺术的“美”与现实的“真”融为一体，并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行为与动机为现实生活提供解决问题的经验，故事由对美的感受上升至精神层面的领悟，最终为观众注入精神动力，以一种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面对现实社会。

现实主义的故事题材意义广泛，从国家文化战略、时代性、社会、个人等角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具体说来，影片中真、善、美的价值观推动了主体的精神升华，也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为中国电影树立了新的形象，拓展了新的叙事视角。

一、内外共赢的叙事题材

一直以来，中国现实主义题材故事都具有温情的特点。电影故事的人物虽历经曲折，但是影片结尾都能传递出细腻温暖的感受，而这种温暖感离不开生动的故事人物，如《高山下的花环》（1984）中的赵蒙生，《变脸》（1995）中的变脸王，《一个都不能少》（1999）的魏敏芝，《看车人的七月》（2004）的杜红军，《我们俩》（2005）中的小马，《耳朵大有福》（2006）的王抗美，《落叶归根》（2007）中的老赵，《钢的琴》（2010）中的陈桂林，《我不是药神》（2018）的程勇，《过昭关》（2018）的李福长，《地久天长》（2019）的刘耀军，《少年的你》（2019）中的刘北山，《囧妈》（2020）的徐伊万，《你好，李焕英》（2021）中的贾晓玲，《穿过寒冬拥抱你》（2021）中的普通市民，《奇迹·笨小孩》（2022）的景浩，《人生大事》（2022）的莫三妹等等，这些不同时代下所呈现的中国人物都具有相同的至善属性，在反映现实问题的同时，也通过勇气和智慧解决时代困境。新时代下的现实主义电影作品调和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悲剧性，电影人物的行为动机为影片注入温暖积极的调性，让观众更能接受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在丰富人民精神力量的同时提升了影片的叙事质量，成为一种本土化讲述故事的标志。

国际化、多元化是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特点之一，世界上诸多优秀影片的叙事策略与之相似。例如影片《士兵之歌》（Баллада о солдате，1959）、《丑八怪》（Чучело，1984）、《阿甘正传》（Forrest Gump，1994）、《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2004）、《绿皮书》（Green Book，2018）等，这些影片也具有与国内本土现实主义相同的故事母题，人物的气质与内核都具有守正的品格。然而，所谓的国际化影片并非仅是制作精湛的视效大片，而是全世界观众能够普遍认可且产生情感共鸣的影片。新时代现实主义影片就是使本土故事具有国际化的叙事视角，题材是世界观众所能感同身受的事件，温暖化的故事是观众们所能产生共鸣的情感体验。温情故事的表现形式与现实主义的故事内容相结合，再加之中国现实表征下的时代特点，可以做到电影本土化的同时走向国际舞台，打破文化的局限，向世界观众展示中国人民整体的精神面貌，并在情感上获得国际认可。

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结合符合中国当代观众的精神需求，符合国家整体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的多个视域正发生前所未有的融合，“中国故事”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内涵。“从传统中国文明复兴与转型的文化故事中传播中国感召力，从现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故事中传播中国创造力，从全球中国的开放故事中传播中国公信力，成为中国讲好国家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策略。”[2]新时代现实主义作为主题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该类型题材可以成为潜在的被国际话语所认可的艺术形式，为中国式电影故事提供新的叙事视角，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自信提供创作层面的方法论。

二、真、善、美在新时代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叙事张力

故事是影片形成的基础，人物是故事中的核心，温暖情感则来源于故事中人物所做出的选择和行为，而这些故事人物的一切行为动机均基于人物的内核，即人物真相。人物真相潜伏于（人物塑造）这一面具之下。“撇开他的人物塑造不谈，在其内心深处这个人是谁？忠诚还是不忠？诚实还是虚伪？充满爱心还是冷酷无情？勇敢还是怯儒？慷慨还是自私？一直坚强还是一直脆弱？”[3]即故事人物的真相（内核）决定了影片中人物的真面目，内核的本性促使叙事美感的出现。所以，新时代现实主义中的人物内核为真、善、美的人性本质，即至善的人性、真诚的行为，真与善的结合传递给观众人性美的感受。

（一）真：至真的现实

首先，真实、写实、现实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基础，现实话题与现实问题是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土壤。“‘真实性是其核心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特别强调真实性来自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呈现。”[4]呈现真实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真诚、坦率的交流可以有效传递影片的信息，在理性的基础上传递真情。

影片《一个都不能少》（1999）呈现了国内过去农村的教育和学校的状况，故事所描写的场景基本遵照写实的手法，也突出了当时农村的教育问题；影片《三峡好人》（2006）以三峡建设工程时期为背景，反映了周围百姓生活的变迁，影片以纪实的镜头风格进行拍摄，故事中出现的烟盒、酒瓶以及室内装横的布局都较为详实地捕捉当地的地域风貌以及百姓的生活状态；影片《穿过寒冬拥抱你》（2021）讲述的是新冠病毒疫情下小市民的喜怒哀乐，故事以现实生活中的百姓生活为题材，真实反映了疫情下人民生活的变化，让观众产生了情感共鸣。

其次，“至真”是现实主义十分重要的创作理念。至真性即在保证呈现生活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艺术处理强化情感的表现力，让影片在素材上源于现实，精神上高于现实。至真是理与情相互辩证统一的过程，是客观与主观的结合。“理”即人们存在的客观世界，“情”则是人从客观世界中获得的主观感受。“人类生命精神的本性是追求真善美，而‘情是人类生命精神的表征，因此‘情的本性和功能就是追求真善美，实现三者价值的统会。”[5]至真的重点是情感上的升华和领悟，其本质是从生活真实过渡为艺术真实，“艺术真实对于现实题材电影而言，是在电影影像再现的现实世界中，对客观现实生活原处表象现象重新把握后的艺术真实表达”。[6]所以，现实主义电影的“真”体现了真实性，“至真”体现了真实感。

例如，影片《奇跡·笨小孩》（2022）提到的华强北、作坊式工厂都基于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的改编，角色的形象塑造也各有特色。在影片结尾处，故事的主人公们获得了成功，摇身一变成为了出人头地的创业者，这种结局的处理颇为夸张，在现实中如此完满的结局十分罕见，以至于该部分会被一些观众诟病。然而，影片之所以在结尾进行夸张化的处理，是因为希望强化影片整体的情感反差，渲染故事人物经过各种波折最终成功后的温暖感，达到至真的情感效果；影片《钢的琴》（2010）讲述下岗工人陈桂林为女儿制造钢琴的故事。主人公陈桂林与现实生活中的下岗工人一样，在下岗后奔波于生计。但是为了女儿，陈桂林决心为她打造一架纯钢制作的钢琴。影片的情节并非完全依据现实，但是通过这些戏剧化桥段突出了张桂林对女儿的爱，让观众感受到了张桂林的善良，人物传递出的真挚情感既肯定了人性固有的价值观，反之也使故事更具真实感。

与其他现实主义题材不同的是，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依旧保持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主人公在环境中虽身处困境，但却普遍具有不向生活低头的勇气和智慧，不管故事结局如何都会直面现实问题。“真实的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精致的、纯粹的，而一定是有毛边的，是丰富的、复杂的乃至充满矛盾的……电影作为大众艺术在直面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乃至阴暗面的时候，一定要给人们以温暖和希望，以人性之光、正义之光点燃人们内心的善良。”[7]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所传递的人性的真、善、美真实可信，电影以现实的题材为依托，让银幕呈现生活真实的同时，也能传递情感真实，从而实现理与情的结合。

（二）善：至善的人性

人性本质的善恶之争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话题，孟子提出人性本善，并提出“四心四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这些“德”，若不受外部环境的阻碍，就会从内部自然发展，有如种子自己长成树，蓓蕾自己长成花。[8]然而，荀子认为情欲是人先天所拥有的特性，而情欲一直是伦理道德所抵制的负面情绪，所以人性的本质为恶。在性本善与性本恶之间也有较为调和的思想，即“性无善无不善”论，“人性就像无确定方向之流水，无所谓善恶，引之向善则为善，引之向恶则为恶”。[9]可见该理论强调社会、时代、环境等客观因素对人的影响作用，以及人自身对外界客观元素所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人的善恶本质。人的善恶本质是可以被引导、被改变的。在现实生活中，人可以在同一环境中转化自身的善恶属性，所以我们不能将人性简单归纳为理念化、符号化的善恶对立。

一个故事之所以感人，并非是因为该人物在故事起初就必须被定为善，这种人物内核的设定过于失真，造成故事刻板僵硬等不可调和的“硬伤”。“至善”是故事人物具有的本质特征，即人在故事的叙事时长中逐渐显示善的本质，并在故事结局中展现善良的美。至善强调的是一个过程，人之所以可畏，是因为其自身能够对外界环境进行对抗，从而做出自我转变。故事题材之所以以现实为基础，是因为人必须存在于反映真实的环境中，并在一种映射真实生活的境遇下斗争，人性在冲突的对抗中反复转变，不断质问自我，在各种矛盾与冲突的洗礼下逐渐显示善的底色。创作一个鲜明的“形象系统”是重要的剧作技巧之一，“形象系统是一种主题策略，是植入影片中的一个形象种类，从头至尾连贯一致而又不无变化地在声画中反复出现，以同样微妙的方式，作为一种潜在交流来增加审美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10]。善是现实主义中人物形象系统的核心，人物的“底色”决定着影片的本质，所以人物的内核是影片形象系统的出发点，人物的生活背景、情感经历等让人物形象多面且丰满。

“至”是“善”的程度，“人物弧光”的剧作技巧是人物至善本质的显现过程。人物弧光技巧强调的是人物在故事中面临的曲折与成长的过程，成长即最终凸显人物内核。至善的本质目的是让观众最终感受到善的力量，并极大认可善的存在价值。观众能够对人物在故事中面临的曲折与磨难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将观众带入银幕的故事，并感同身受地将自身置于故事人物的境遇中，以一种更具主观的身份感受故事人物善良的魅力，从精神上获取美的感受。欲望是驱动人物做至善动力的关键，当下每个人都心存欲望，这种心理活动是真实的写照。一个电影故事人物的欲望是否具有善的特性取决于故事创作者的选择。善是欲望的彼岸，即电影人物所具有的内核，形成了整部影片形象系统中的主题之一，并通过“人物弧光”和剧情结构为载体实现人物至善的目标。

如影片《落叶归根》（2007）中，民工老赵不畏一路艰险，发誓将死去同伴送回故乡，老赵此举的初衷是善良的，他的身体备受煎熬，一路上遇见极多荒唐之事，直到老赵的内心突然崩溃，但是老赵最后依旧决定信守朋友间的诺言，通过社会的帮助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老赵路途中所受到的磨难也是对心中善念的挑战，这也是至善的过程，最终老赵的行为验证了作为善的人性；在影片《我们俩》（2005）中，外地求学的小马来到北京租房，遇见脾气古怪的房东老太太，最初二人之间都互相嫌弃，但这仅仅是因为由于内心的孤独而产生的表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两个毫无联系的陌生人建立联系、摆脱孤独并非易事。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小马和老太太消除了内心的隔阂，最终接受对方，摆脱自私的孤独，完成了精神上的转变。此时，两个故事主人公的“善”展现了出来。又如，在影片《我不是药神》中，主人公程勇起初是一个自私的商人，一开始走私药物仅仅是为了趋利，但是随着他与其他绝症病人的深度接触后，程勇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以拯救生命，具有高于利益的崇高使命，于是他不惜亏本进口药物，秉持能救一个是一个的信念，挽救病危的生命。程勇最终从自私自利的人变成一位拯救生命的“英雄”，在奔波与走私特效药物的路上实现了至善，转变了自身的人物内核。他从利己转变为利他的至善过程丰富了自身的维度，增强了人物本身的张力，致使观众认可故事主角的行为，看清了人物的真相即善的本性。

善是对人的描述和认同，故事中的人物是呈现人性的艺术载体。之所以创作者将人赋予善意，是因为“人性具有‘可使之完美性，具有创造种种文化价值的潜能，而为了实现这种完美性和潜能，人必须随着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而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不断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11]。艺术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所以故事中的人物被给予一种高尚的情操，这种情操感染着观众，使观众沉浸在审美意象的同时心中产生积极的情感，鼓舞观众在现实生活中探寻自己的至善之路，实现自我的精神升华。

（三）美：至真至善背后的影像支撑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需要扎实的影像审美作为呈现支撑，通过具有美感的视听呈现将至真至善的理念外化。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认为：“一个理性观念可以有无穷的感性形象来显现它。”[12]电影不是概念化的宣教工具，而是通过寓教于乐，寓教于美的形式感化观众，在一系列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中接受其背后的价值理念。电影中人物角色能够给予观众正向的感受，一是在于故事内容，二是在于影像的呈现美学，影像通过美的形式传递故事的表现力，塑造人物真相。人们通过感受生命的动力获得鼓舞或慰藉，“人们常说好的影像能够直击心灵，这种感受有的来自影像中透视出的生命欲望，有的来自生命本身的魅力，也有的来自生命受到碾压时的顽强反抗以及生命受摧残时的震撼与心碎”。[13]

影像是使故事永葆活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影像一旦准确生动地与故事内容相契合，就可以让观众沉浸在银幕世界中，并参与其中，产生情感上的高峰体验。随着数字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摄影技术、后期特效技术等数字化创新愈加提升影像的沉浸感，让观众能够在更加逼真的环境中与电影的故事产生交互，并在影像的感召下唤起对故事人物的情感认同，从中获取精神力量。如影片《悬崖之上》（2021），故事以一个迫降在被大雪覆盖的东北森林中的主观镜头作为开篇，画面一开始在森林的高空上缓慢盘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降落的主观视角变得较为急迫，摄影机镜头开始加剧摇摆，最终扎进被雪覆盖的大树。影片第一个镜头通过主观的迫降视角使观众身臨其境，逼真的降落过程增加了故事的紧张感和悬念感，主观视角也为故事主人公的具体形象埋下伏笔，加强了故事整体的吸引力；影片《外太空的莫扎特》（2022）的开头，用上升长镜头调度拍摄一整栋楼不同家庭的生活细节，该镜头全部在摄影棚里拍摄，居民楼均为搭设的道具置景，因为摄影棚高度限制，楼层只能搭建四层，摄影组通过数控升降索道拍摄系统实现风格化镜头调度并且累计拍摄二十多层楼的素材，最终实现影片中所呈现的升降长镜头调度，该视觉奇观高度符合该段落所展现的内容，表达了整栋楼每个家庭的小孩“内卷”现状，让当下年轻人对童年回忆产生认同感；影片《少年的你》（2019）中的影像具有一种内部的张力，影片人物的眼神光展现了角色的内在气质，用光影塑造了坚强柔情的人物性格。同时，影片中夜景的光影反差较大，让整座城充满一种不详，在呈现真实城市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加工，增添了类型化的影像特点。这些在视觉上一定程度加强了人物塑造，侧面提升了故事的价值认同。

影像是价值观和情感传译的先导，优秀的影像需通过生动准确的呈现手段清晰表达故事内容，让观众更好地“读懂”银幕中发生的事件，对故事中价值观产生共振，借由影像的美在至真至善的故事中遨游。

三、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叙事内涵及战略意义

新时代现实主义影片在中国电影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其影片的质量也可圈可点，是中国式叙事的经典创作视角，对个人、集体、国家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文化影响。

从个人和集体角度看，中国新时代现实主义呈现了真、善、美的特质，“真”即通过事件反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现状；“善”即通过人物在“至真”的影像空间中展现至善的道德之光；“美”即通过电影所独有的形式美辩证融洽故事中“真”与“善”的理念，达到至真至善的审美统一。现实主义电影秉持着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原则让观众感同身受，并通过人物具有善和美的品质让观众看见生活的动力和希望，激励个体直面人生，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困难。现实主义影片的制作数量多，应用范围广，许多类型化影片也具有温暖的特征。例如影片《万里归途》（2022）兼具主旋律电影、悬疑动作类型电影、温暖现实主义叙事风格的特征，以历史事件为起点，容纳动作、悬疑、地域等充满视觉吸引力的元素，还原了中国外交官协助撤侨事件，宣传了党和国家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同时也展现中国人秉承的团结、和平、奉献、牺牲、忠义等高尚的品格，让观众在跌宕起伏的影像冲击前接受积极的情感能量，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美的至高体现。电影不搞现实主义，就会脱离观众。“现实主义电影如果没有温暖，让观众产生绝望的感觉，也一定会脱离观众，毕竟再也不如意的生活也要继续下去，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希望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希望，感受到温暖。”[14]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为大众提供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经验，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提升社会的整体文明程度。

从国家角度看，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创作视角上提供文化发展的新策略。随着中国进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新主流电影逐渐成为日益关注的创作热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不可少的电影创作类型。“新主流电影作为现代人的精神摇篮，不仅带给人们良好的审美体验，还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深层认知，是展现中国样貌的文化窗口。”[15]此观念下的现实主义是新主流电影的美学特征之一，它的美学特点是能够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汲取创作灵感，具有史诗气质，即使是普通人都能成艺术刻画的对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既提出时代问题，也给予解决时代问题的精神力量。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所弘扬的真善美的核心价值观契合了当下国家以人民为核心的创作方针，通过既现实又充满温暖的表现手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中国式电影叙事的创作愿景增添了勇气与智慧。

结语

新时代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在中国影史中具有深远的影响。真、善、美的电影叙事机制是其广受大众好评的核心，它能够深入探讨社会问题，并从中挖掘、弘扬人性美，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进步，提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新的创作视角。同时，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海纳百川、百花齐放的创作态度使其永葆活力，为电影创作者提供持续深远的思考空间。

参考文献：

[1]吕明洋.历史唯物主义需要观与美好生活的“真善美”意蘊[ J ].创新，2022（02）：1-10.

[2]陈先红，宋发枝.“讲好中国故事”：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 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42（01）：42.

[3][10][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437，467-468.

[4]齐伟，王飞翔.情感现实主义与新主流电影创制的一种倾向[ J ].当代电影，2022（07）：53-59.

[5][11]余秉颐.真善美的价值统会——论方东美哲学思想的终极追求[ J ].中国哲学史，2021（05）：105-111.

[6]陈希洋.艺术真实：现实题材电影真实观念的“命脉”[ J ].四川戏剧，2020（02）：38-41+52.

[7]饶曙光，张卫，李道新，皇甫宜川，田源.电影照进现实——现实主义电影的态度与精神[ J ].当代电影，2018（10）：

14-25.

[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