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20
文|穆建新(天津) 图|李细华
未了的对话
—— 写在《新粤乐》讨论会之后
文|穆建新(天津) 图|李细华
11月30日,2016’首届南国音乐花会《新粤乐》演唱会的第二天,著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何平教授邀请广东流行音乐代表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
长长的会议桌前,端坐的是何平教授和广东流行音乐领军人陈小奇先生。一侧是广东流行音乐界的大咖们,另一侧是中国音乐界颇具分量的人物,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音乐界前辈和中年音乐专家教授,也有好几位青年音乐教师。
这是一次流行乐界和传统乐界极具代表性的对话。
陈小奇先生明确表示,这次《新粤乐》音乐会是一次跨界的尝试,是以当代审美视野对传统广东民间音乐进行新的审视和观照,用全新的表演方式对优秀的广东民间音乐经典进行时尚化的再现和演绎。同时希望以这种方式的探索,为传统民间音乐在都市文明中的可持续性传承与发展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国内流行音乐的创作和发展似乎遇到了一个瓶颈,如何创新以满足大众或者说是市场的需要,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陈小奇先生很清楚,《涛声依旧》是以往的成功,再创辉煌就必须进行大胆的突破。应当承认,《新粤乐》是一次极为可贵的探索,无论怎样评价,它的意义都是积极的。
讨论会的话题是从《新粤乐》演出的音效开始的。何平教授一方的几位老先生对震耳欲聋的电子乐器音响表示了异议,对此,另一方几位流行音乐的编曲和演奏专家谦虚地作了解释,那天因为时间紧迫,音响设备没有调好。但陈小奇先生直言不讳,认为音响的震撼是必需的。他知道,音乐会上青年人激动喊叫的热情回应,显然支持着他这种“时尚化的再现和演绎”。
广东音乐是岭南文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在内容上反映着民间传统生活的殷实、乐观、满足又不失进取的风貌,在形式上是轻松、欢快、活泼和明朗的。现代电子乐队的演奏风格激烈、强猛、刺激和震撼,是否能和广东传统民间音乐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实现有机的交融,我们是有期待的。细究起来,跨界的概念毕竟是不同主体外在的拼合,而不是内在的融合。跨界不难,融合却不易。从道理上讲,形式虽然可以反过来作用于内容,但内容毕竟是决定性的。
孔子认为艺术的本质和作用在于 “兴,观,群,怨”,这是中国儒家传统对艺术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各类艺术创作的原则。尽管 “诗可以怨”,但必须保持中庸的态度,“乐从和,和从平”一直是中国传统音乐创作的指导思想。作为经典的《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茉莉花》,以及旧上海的所谓“流行歌曲”乃至“跨界”了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们大都委婉和顺,即便是感伤和幽怨,甚至哀叹,都带着一种或优美或凄美的色彩。比较起来,广东民间传统音乐则有着明显不同的活力,但都不失传统的平和韵律。
中国传统音乐的这些特点是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相适应的,大众生活闲散、知足、慵懒,崇拜祖先,不求变革,追求共性,否定个性,它延续两千多年而没有太多的改变。而当今社会已经不同以往,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既相互交织,又激烈碰撞。在经济兴旺物质丰富的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上大面积的道德沦丧,腐败蔓延,精神缺失,信仰危机。志向何以实现,情感何以寄托,迷茫、困惑和反叛成为人们心理上普遍的矛盾状态。
流行音乐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人内心千变万化的复杂情感,并且准确细腻地把它们表现了出来,成为时下大众特别是青年人获得情感慰籍的渠道和医治心灵创伤的方剂。
但是,现代的流行音乐又过于注重个体情感的抒发和宣泄,加之电子乐器音响的震耳欲聋,演唱者的撕心裂腑,但毕竟是个体的挣扎和反叛,似乎尚缺少一种对人类命运的整体思考——其实这不是流行音乐善于表达的领域。即便有对个体生存意义的迷惑和疑问,但仍然摆脱不了“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境况,也就较少形成传统音乐的那种经典。
因此,无论是港台风还是西北风,刮了一阵之后,又风平浪静了。面对社会整体性的浮躁和混乱,音乐在形式上如何适应?表现什么?怎么表现?是每一位音乐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正是有了这种问之,“新粤乐”才呼之欲出:音乐作为艺术,它的使命不仅要适应和满足大众的心理需求,更需要提升大众的思想境界。
广东省文艺研究所研究员冯明洋先生在会上提出:我们音乐在今天仍然需要回答“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往何处去?”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冯先生作为音乐专家对音乐艺术做出了哲学性的反思,也同时触及到了一个严肃的艺术命题:艺术的根基和本质是什么?何为艺术的极致?
海德格尔曾经用“归家”一词来概括艺术的真谛。他认为,现代世界的根本危机是人们远离了自己诗意的生存根基,他们不再以诗意的方式聆听命运的声音,……人们正走在远离真实生命的路上。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离家”,而艺术则是 “归家”之路。海德格尔所说的归家,并不是真的要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现实的家,因为一旦走进去就会发现,那个家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家,艺术的“归家”是指那个心底的家园,和弗洛伊德一样,海德格尔也把它看作是“本真的世界”。
其实,殊不知陈小奇的那首家喻户晓的《涛声依旧》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朝着那个“本真的世界”迈进。回想一下《涛声依旧》的歌词,不难看出,现实中“无助的我”,故地重游但意境不在,物是人非但仍幻想登船,去寻找“枫桥夜泊”的那种诗意的本真,那才是心底的家园。
《涛声依旧》之所以能红遍全国,恰恰是它和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的迷失和困惑并且仍在寻觅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共鸣。陈小奇改编着张继,也在改编着自我,目的是寻找着那个已经丢失了的“本真世界”。海德格尔不知道,在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中,有他一位远年的知音。
细致观察《新粤乐》音乐会,陈小奇们的再次冲锋,选择了广东传统民间音乐作为突破的桥梁,其大胆尝试的精神无论怎样评价,都应当大大地点赞。尽管潮州、客家还是广府的那些桥能否承受“时尚的再现和演绎”的那种巨震,或许与我们的期待尚有差距,但尚若没有这种勇敢的探索,我们又如何会产生期待感呢?
实现音乐的跨界与突破的方向和方法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解构不是目的,还需要重构,而重新构建则需要一个地基——“新粤乐”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地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中西体用”之争,无疑对于我国音乐的重构具有同样的意义。“体”是内容,“用”是形式,究竟是“中乐为体,西乐为用”, 还是“西乐为体,中乐为用”?音乐上的创新既要关注形式更要关注内容,而这个内容不能离开对“体”的深刻把握。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仔细看一下“体”字,它的解析是人本。
德国著名音乐评论家霍夫曼说:“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富浪漫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真正浪漫主义的艺术,因为它的唯一主题就是无限物。音乐向人类揭示了未知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中,人类抛弃所有明确的感情,沉浸在无法表达的渴望之中。交响乐作为一种准道德力量,把人类内心生活与伟大理想和这个世界联系起来,成为占据世界音乐舞台的一支不朽的力量。”
正是交响乐的这种风格和特点,在中国引进了交响乐后,许多音乐前辈在中国交响乐初创时期,都以欧洲传统作曲规范为基础,试图通过学习和探索,走出一条中西音乐融合的中国交响乐道路。在近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交响乐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也出现了得到国际承认的优秀作品,比如《瑶族舞曲》《春节序曲》《梁祝》《黄河》等等。即使在“文革”期间,探索的脚步也没有停止。改革开放之后,不少音乐家和他们的前辈一样,陆续到欧洲学习深造,试图在中国交响乐的突破和创新上再迈进一步。
《新粤乐》研讨会的发起人何平教授很清楚,不仅流行音乐要有时代的突破,以交响乐为代表的严肃音乐同样需要有所突破和前进。他虚怀若谷地把流行乐界的大腕儿请来座谈,认为《新粤乐》的思路,或许能给他带来启发和借鉴。
何平教授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研究美国音乐的目的也是特别想看看美国音乐是如何实现突破和创新的。美国著名作曲家科普兰认为“音乐应使大众易于理解”,这种美学观念极大地影响了何平的理论研究和作品创作,同时也使他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美国音乐研究专家。毋庸置疑,何平研究科普兰的 “美国音乐”,其实也就是在思考着“中国音乐”之路。
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都想突破,都在创新,都在思考,路到底该怎么走?
从方法论上说,法国狄德罗“美在关系”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在探讨美的本质的时候,他没有下定论,但是认为“美”的存在一定要注意审美对象所处的环境关系和条件关系。八仙桌上摆放贝多芬的石膏像,钢琴上摆放一尊观音菩萨,关系不对从而不美。因此,音乐上的发展和进步,必须深入了解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准确把握大众不同阶层的心理状态,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选择题材,深刻立意,确定内容,借鉴形式,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从而避免音乐餐桌上的“奶油杂拌儿”。
陈小奇先生有现实的自信,同时流行音乐既现实又广泛的存在,通过陈小奇们的努力,我国歌坛不得不承认美声、民族和通俗的并存,这一点十分重要。黑格尔讲: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而他所说的现实性指的是变化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只有变化才是绝对的。
讨论会是在欢声笑语中结束的,人们握手告别,何平告诉陈小奇,他也正在考虑中国的“新音乐”问题。
在探索的路上,是没有止境的,对话似乎远没有结束,“新粤乐”音乐会无疑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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