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客家山歌研究综述

文|赖晓芬

近百年来客家山歌研究综述

文|赖晓芬

近百年来，客家山歌在整理、出版、传承、研究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回顾近百年来客家山歌研究，学界正在摆脱研究对象、角度的局限，客家山歌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呈现可喜的发展趋势。但也要看到，客家山歌研究中还存在不足，要打开新的局面，就必须拓宽视野，重视田野调查，多角度切入研究主体，突破单一的研究模式；同时，也要重视相关性研究，这样才有可能突破单调的低水平研究。

客家山歌 研究综述 研究方向

客家山歌发端于唐代，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民族音乐的一朵奇葩，它主要流行于广东、福建、江西以及台湾客家人聚居的地方，因使用客家方言演唱，故称客家山歌。清代，屈大均、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诗人很早就向世人推介或研究过客家山歌。经过不断发展，客家山歌逐渐吸引了世人的目光。2006年5月20日，梅州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百年来，学界在整理、出版、传承、研究客家山歌等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回顾近百年来客家山歌研究，学界正在摆脱研究对象、角度的局限，客家山歌研究逐步走向多元化、深层化，呈现可喜的发展趋势。

一、客家山歌的推介与传承

山歌，是民歌之一种。“山歌”至唐代始见其名。在白居易《琵琶行》中，有“岂无山歌与村笛”等句，李益《送人南归》诗中也有“山歌闻竹枝”等句。而流传在客家地区的山歌传承至今已千年之久，在学界有《诗经》遗风的美誉。学界较早关注客家山歌的当属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根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刘三妹》（卷八）记载：“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1］这是有关客家山歌最早的记录。刘三妹，据传是广东梅县人，“尝往来两粤溪峒间”传唱山歌，受到瑶、壮等民族群众的爱戴。在该著作中，屈大均还记载了刘三妹对歌的情况，“（三妹）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傜、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2］，反映出客家山歌与少数民族山歌文化的融合。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粤歌》（卷十二）中还分析了客家山歌的风格特征，认为它“辞虽细碎，亦绝多妍丽之句，大抵粤音柔而直，颇近吴越……歌则清婉浏亮，纤徐有情，听者亦多感动。”［3］同时还指出客家“风俗好歌，儿女子天机所触，虽未尝目接诗书亦解，白口唱和，自然合韵……以楚语译之，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则绝类离骚也。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矣？”［4］

到了清代乾嘉年间，宋湘在其诗作中积极推介客家山歌，宋湘（1757～1826），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被称为“岭南第一才子”，《清史稿· 列传》中称“粤诗惟湘为巨”。宋湘生于读书之风和山歌之风极为盛行的嘉应州山区，他把客家山歌当作自家曲子，论诗主张以民歌入诗。在其《说诗八篇（其五）》中说：“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老头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钹与笙竽。”主张作诗忌皆用他人之语，要有“自家曲子”，如果一味把韩愈、杜甫、苏轼等充塞于自己的诗中，倒是排场了，但哪还有自家的东西呢。因而宋湘作诗大胆地吸收和借鉴客家山歌的表现手法，运用民歌语言，抒发真实情感。如《点苍山造林记胜》、《湖上五别诗》、《西湖棹歌十首》、《湖居后十首》等诗，就吸收和借鉴了客家山歌中惯用的起兴手法和常用的叠字、对偶的表现手法，自抒性灵，描绘出如画的民情风俗和水光山色。

晚清时期，生长在“山歌之乡”梅州的黄遵宪，自幼受客家山歌的熏陶，对客家山歌尤为情有独钟，在其诗集《人境庐诗草》中创作了九首客家山歌，命名为《山歌》，其小序说：“土俗好为歌，男女赠答，颇有子夜、读曲之意”［5］。并称“仆今创为此体”［6］，把客家山歌列为典范，引入文人文学，因而在他的诗歌中自然也流露着浓浓的“客家山歌”风味。如黄遵宪《新嫁娘诗》是一组蕴涵浓郁山歌风味的代表作，“向娘添索嫁衣裳，只是含羞怕问娘。翻道别家新娶妇，多多满迭缕金箱。”“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黄遵宪对客家山歌研究也很深，在《山歌》“题记”中，黄遵宪引录了张元济的《岭南诗存跋》：“瑶峒月夜，男女隔岭相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惠、潮客籍尤甚。”［7］赞扬客家山歌情韵优美，冠于岭南。黄遵宪晚年创作的《己亥杂诗》89首，其中13首描绘客家风情，涉及客家历史源流、客家女性文化、客家宗教信仰、客家宗族、客家华侨、客家山歌等多个领域，涵盖了客家研究的主要领域，成为客家研究的开山者。黄遵宪甚至认为客家山歌是少数民族的风俗遗存，他在《己亥杂诗》“自注”中就指出：“土人就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辞，当系僚、蛋遗俗。今松口、松源各乡，尚相沿不改。每一辞毕，辄间以无辞之声，正如妃呼豨，甚哀厉而长。”［8］黄遵宪还从山歌的“矢口而成”、“天籁难学”［9］中受到启发，根据山歌的文化精神，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0］和“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11］等诗歌主张，成为“诗界革命”的核心理论。

晚清时期对客家山歌做出贡献的另一位诗人是台湾客家籍爱国诗人丘逢甲。他自幼耳濡目染着客家山歌， 受到客家文化的熏陶， 自觉地实践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我口”的文学主张。丘逢甲在《论山歌》中说：“粤调歌成字字珠，曼声长引不模糊。诗坛多少油腔笔，有此淫思古意无。”［12］强调作诗要有真挚的情感，反对无病呻吟；也赞美了客家山歌的优美质朴，其远胜文人墨客的矫情之作，丘逢甲重视吸收客家山歌的多种表现手法，主张“乱云残岛开诗境”，“请将风雅传忠义”［13］，其诗歌语言浅白，近乎口语。如《游姜畲题山人壁》：“春山草浅畜宜羊，山半开畲合种姜。比较生涯姜更好，儿童都唱月光光。”［14］将客家童谣“月光光，好种姜”直接引入诗歌，生动形象，通俗明快，具有鲜明的客家山歌特色。

纵观明清时期的客家山歌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萌芽时期。然而，由于屈大均、宋湘、黄遵宪、丘逢甲等诗人受到客家山歌文化的熏陶，积极推介客家山歌，不仅积极创作山歌体，而且还大力提倡借鉴客家山歌的艺术表现手法，进行新诗的创作实践，有力的推动了“诗界革命”，成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奠基者，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二、客家山歌的整理与研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三位先生的组织下，我国曾兴起一场收集民歌的热潮，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共征集到各地歌谣 13908首［15］。在此影响下，学界对客家民歌也特别推崇，不时在学报上刊出客家歌谣的专论和短篇，引起了人们对客家民歌、民谣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如钟敬文、李金发、陈穆如、罗香林等，也重视整理收集客家山歌。

1927年2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钟敬文编的《客音情歌集》，共收录了140首钟敬文先生搜集、整理的客家山歌，成为我国第一部数量最多的客家山歌专集。钟敬文在《客音情歌集》“引言”中说到“所谓山歌的大略情状”：“那里居民，作业于山，信口唱咏，谓之山歌。或独唱，或对唱，或群唱，没有一定的情形，山歌的内容，十分复杂，大概关于恋爱事情的尤多，而且有的却分外秽亵。”［16］明确指出了客家山歌的特点。1929年4月，光华书局出版了李金发编的《岭东恋歌》，其在序言中明确“所谓岭东，是五岭以东客族所居之地”，又言“此种山歌，以吾故乡梅县最为盛行”［17］。《岭东恋歌》分《相思酬唱歌》、《相思病歌》、《梦五更》、《十劝妹》四部分，所收客家山歌比《客音情歌集》多。1929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陈穆如的《岭东情歌集》，收客家山歌200首。193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罗香林的《粤东之风》，《粤东之风》是罗香林从1924年起多年来搜集和研究客家民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两部分：上编为“讨论之部”；主要有《什么是粤东之风》、《客家歌谣的形质》、《客家歌谣的价值》、《客家歌谣与客家的诗人》、《客家歌谣的整理》等论文，从文艺、语言、民俗、教育等方面探讨客家歌谣的背景、价值、分类和考订等问题；下编为“歌谣之部”，主要收入500首包括客家在内的五种“民族”的情歌。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政府对客家山歌进行了大规模的收集和整理，并予以出版。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客家山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客家山歌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进入21世纪，特别是自2006年客家山歌被列入我国第一批非物质保护文化遗产以来，客家山歌研究进入到崭新的发展阶段，出现了一批新成果。

1、客家山歌的宏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客家山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如温萍先生先后出版了的《客家山歌探胜》［18］、《粤东奇葩——梅州市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其中《客家山歌探胜》囊括了客家山歌概述，客家山歌的流变，山歌剧及其音乐发展初探三大内容，不仅能更深入的了解到客家山歌的内涵、价值及其特点和山歌剧的历史发展，还能领略到闽西、粤东、赣南、广州、湘东、贵州、台湾等七个地区的客家山歌，让读者对客家山歌有更多的认识［20］。此外，胡希张、余耀南合著的《客家山歌知识大全》以广东梅州客家为考察对象、全面介绍了客家山歌的源流、活动方式、社会功能、种类和体裁、章句结构、音调韵律、修辞手法、语言艺术、掌握和运用等知识［21］。

新世纪以来，学界以宽广的研究视野对客家山歌进行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如冯光钰的《客家音乐传播》从移民文化传播的角度，借鉴传播学的理论对客家音乐进行研究，特别是将客家山歌放置于整个移民文化当中去考虑，详细论述了客家山歌的传播流变［22］。黄玉英《江西客家民歌研究》从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等多个角度，对江西客家民歌作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23］；刘晓春，胡希张，温萍合著的《客家山歌》以丰富翔实的客家山歌材料，既还原了客家山歌本身的话语形态，也还原了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24］。钟俊昆的《客家山歌文化研究》从文化角度分析了客家山歌的艺术特征、风格特征、民俗特征等，可以看到客家山歌呈示的自然形态、人文心理、情感情态和丰富的智慧，这是客家山歌与客家文化互相参照、互相映证而表现的客家社会文化特征，同时还呈现出独特的民俗风貌［25］。刘晓春， 王维娜，揭英丽合著的《客家山歌的当代传播与影响》既有客家山歌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形式的风格与特点概括，历史源流与现实发展的总体概述；也有对于作为个案的福建长汀和广东客家山歌在当代生存和发展的独特样貌的田野调查，以点带面，呈现了一幅客家山歌从历史到今天的历史变迁的生动图景，有一定的文献和史料价值［26］。

此外，在一些介绍客家文化的书籍中，一般都设有“客家山歌”专题，如叶春生在撰写《岭南俗文学简史》时，把客家山歌作为岭南俗文学的代表之一，介绍了客家山歌的源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对岭南近代诗坛的深刻影响［27］。胡希张、莫日芬等人编著的《客家风华》中，有专章讲述客家山歌［28］；吴永章在《客家传统文化概说》中对客家山歌的概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9］；罗可群在写《现代广东客家文学史》时，把客家山歌作为民间文学列入［30］。

2、客家山歌的微观研究

随着客家山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学界也从不同的微观角度对客家山歌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第一，客家山歌音乐特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比较多得关注客家山歌的音乐特性研究。如莫日芬《浅谈广东客家山歌音乐——梅县山歌的音乐特点》就对梅县山歌音乐特点作了概括性介绍［31］。新时期以来，学界也立足于不同的地域，探讨了各地客家山歌的音乐特性，较多的关注客家山歌的调式、节奏和旋律等问题。如房晓敏《梅州客家山歌调式结构比较》以音乐比较学的方式，从调式结构的“音位、音列、音集”等方面，探讨了梅州客家山歌的调式结构［32］。江水莲《浅析客家山歌四句体结构》分析了客家山歌最常见的四句体曲式结构，三种常见的曲式结构，指出客家山歌四句体结构可分为重复型、并置型、起承转合型［33］。皮晓彩《试论兴国客家山歌的样式及特色》通过对兴国山歌样式的研究和分析，阐释了兴国山歌中独唱、领唱合唱、对唱、猜花等演唱样式的艺术特色，探讨兴国山歌的表现手法、演唱形式、表演风格等［34］。李广贞的《铜鼓客家山歌旋律特性探析》探讨了铜鼓客家山歌分的所包含的音域、音程关系、核心音调等旋律特性［35］。黄文杰《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唱腔风格探析》从客家山歌的运腔风格、装饰音腔、衬词运用等方面，探讨了粤东北客家山歌的唱腔特点［36］。樊琪《赣南兴国山歌的音乐特征》从声乐学和民族艺术学的角度出发，对赣南兴国山歌的音乐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37］。

这些论文围绕着客家山歌的音乐特征、唱腔特点等方面来论述，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客家山歌，对掌握客家山歌的演出特点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客家山歌文学特性研究。新时期以来，学界逐渐开拓研究视野，把客家山歌的思想主题、语言特征、文化意蕴、审美风格等纳入研究范围，取得不俗的成果。如学界注意到客家山歌中妇女形象所占比重较大的现象，开始把研究的目光投向了客家山歌中的妇女主题研究和情感主题研究。黄晓云《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女人的精神个性》对客家山歌中客家女人的精神个性进行探讨，深入阐释了客家女人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个性、爱国进取的精神个性、执着追求的精神个性等三种特征［38］。贺超《赣南客家山歌女性意识的历史文化渊源》认为客家女性用山歌表达着她们的爱欲情思，表现出中国传统女性罕见的先进意识——淳朴天然的性别平等观念和女性自觉意识［39］。。陈文红《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梳理了客家妇女长期以来被男权文化意识扭曲异化的五种精神个性，即：①勤俭坚忍——家庭生活的支柱；②聪慧机智——无忧浪漫的少女情怀；③贤良贞淑——坚定忠贞的婚姻爱情观念；④隐忍苦情——催人泪下的悲怆曲；⑤寄情别恋——消极无奈的抗争等［40］。这些论文从不维度研究了客家山歌的主题，突破了前人聚焦的局限，开阔了客家山歌的研究眼界。

同时，学界还对客家山歌的语言特征、审美风格和叙事方式等进行过专门研究，进一步拓宽了客家山歌研究领域。如温美姬《客家山歌的语言学研究》分别从语音、用词、用字、修辞等角度，研究了客家山歌的语言特征，认为客家山歌的语言有很大的存古性，它保留了较多的古代汉语面貌；其根本原因，在于客家民来源自中原故土［41］。刘小兰《赣南客家山歌的衬词衬腔探究》分析了赣南客家山歌的衬词和衬腔，认为客家山歌将超乎原生态的韵味以及衬词衬腔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突出民俗特色，增强艺术张力［42］。黄文杰《试析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的语言特征》从语音特征、声母特征、韵母特征及山歌中俗语的运用等方面，分析了客家方言的独特性及其在粤 东北传统客家山歌风格形成中的作用［43］。钟俊昆《论客家山歌的风格》认为客家山歌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客家山歌风格变化的差异很大，呈现多样化特征。从产生的地域和文化背景来看，客家山歌具有北方民歌道劲刚健的风格；从客家人生存环境看，客家山歌又表现出婉约柔曼的南方民歌风格特征［44］。翁朝霞《浅谈客家山歌的审美意蕴》通过对客家山歌旋律和歌词的分析，探究客家山歌独特的审美意蕴，指明客家山歌具有营造情感的能力和表达生活、创造生活的智慧以及利用山歌作为载体，劝谕和教化后人的理性情怀等审美旨趣［45］。陈文红《浅析客家山歌的叙事方式》从文艺理论的叙事方式：悖语意味，非逻辑的想象，顺势叙事，元叙述等来进一步分析客家山歌的文学内涵［46］。这些研究，从多角度深入思考了客家山歌文学性特点，使客家山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以拓展。

第三，客家山歌文化价值研究。近年来，客家山歌的文化价值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侧重探讨了客家山歌的文化意蕴和文化渊源。如刘晓春《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从历史、性别、社会的视野考察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认为南方少数民族与客家人共同营造的“好歌”习俗传统、客家妇女在客家社会中独特的性别身份、以及客家山歌在客家地方社会的社会声誉等，构成了客家山歌传承的独特的文化生态［47］。刘晓飞《论客家山歌的文化价值和现代传承》通过对客家山歌的文化价值进行阐述和挖掘，认为客家山歌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48］。黄有东《从两个核心范畴“客”和“山”看客家山歌的意蕴》认为客家山歌作为客家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其内在的文化意蕴必然地受到了其 “客”性和“山”性的影响，表现出类似独特的文化意蕴：意境的拓展，不仅具有文人诗词的雅性，还具有山野之歌的生气、本真、质朴的“俗”性［49］。黄鹤《客家山歌的情恋母题与植物意象探析》从文化学的分析的角度，通过对客家山歌中“藤”、“莲”、“竹”、“梅”、“茶”等植物意象的营构与变化轨迹的考察，探析了客家山歌情恋母题的历史文化传承［50］。龚建云《论三明客家山歌文化构成的多元性》认为三明客家山歌文化随着客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是古中原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同时又汲取了江南民歌的养分，并于畲文化及周边汉族其他民系文化相互认同、融合，像话联系而成，从而显示出三明客家山歌文化的多元性［51］。谢重光《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打破以往学界认为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的传统观点，认为客家山歌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提出客家山歌的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52］。学界对客家山歌文化价值关注，反映出研究者们将客家山歌置于宏观的文化视界中研究的倾向。

第四，客家山歌传承和发展研究。随着客家山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保护文化遗产名录以来，如何传承和发展客家山歌，如何使客家山歌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文化资源，就成为学界关注的两大重点。钟玲《浅析客家山歌的发展与对策》探究客家山歌的传承，并分析在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相对滞后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首先“保存”起来提升对遗产的崇敬和尊重，其次再“保护”它进行更好地传承与发展，让新颖、鲜活的艺术形式把客家山歌的音韵之美流芳［53］。叶蓁蓁《浅谈新时期客家山歌的创作与发展》认为在文化和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背景下，客家山歌在内容素材、表现形式、传播载体等方面均暴露出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和短板，必须从拓宽歌曲素材、创新表现形式、突破地域局限、把握时代特点等方面，才能不断推进对客家山歌音乐的创作与发展［54］。同时，学界也多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了解各地客家山歌的现状，提出各具地方特色的客家山歌传承与发展的方法。如张羡声、崔宝霞《粤东北城市客家山歌的实录报告与思考》以梅州城内的客家山歌对唱、翁源县城的“山歌集”和韶关市内的“山歌会”为实例，调查了这一音乐文化现象的背景、过程和方式，进而提出采集和研究客家山歌的迫切性与必要性［55］。黄文杰《对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传承的思考》通过对粤东北传统客家山歌传承方式的分析，进而提出对其保护和发展的一些措施和建议［56］。刘大坚《广州市越秀山客家山歌墟考察与思考》与以往学界对客家山歌的考察和研究相对多地放在偏远且客家人比较集中的粤东北、闽西、赣南等山区的客家山歌不同，而是通过对广州市越秀山上的客家山歌墟进行了实地考察，就广州市越秀山客家山歌墟的形成和发展、客家山歌墟的表演形式及特点、客家山歌墟的布局、客家山歌墟主要参与者、客家山歌墟的经营方式、客家山歌墟面临的问题等进行了思考［57］。黄少红《河源客家山歌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分析了河源客家山歌的艺术特色、传承发展现状，探究了河源客家山歌传承发展问题所在，并提出相应传承发展的对策［58］。刘晓春《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以梅州市与兴国县为对象》以梅州市、兴国县的客家山歌为对象，考察出传统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广大乡民在山间田野的即兴演唱、民间艺人和宗教人士在特定场景下的传承，认为随着杰出传承人的逝去，传统客家山歌将处于濒危状态［59］。粱远帆《广西客家山歌的传承发展研究》分析了广西客家山歌形成的特点及发展现状，探究了客家山歌文化的传承困境，提出了客家山歌文化的传承发展路径［60］。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将有利于客家山歌的保护性开发和推广。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客家山歌的研究成果，既有从宏观角度入手，也有从微观角度切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既有对某地客家山歌特征的研究，也有对各地客家山歌的比较研究；这些都为学界今后客家山歌的研究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在众多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眼界不够开阔。客家山歌的研究要打开新的局面，就必须拓宽视野，重视田野调查，多角度切入研究主体，突破单一的研究模式；同时，也要重视相关性研究，这样才有可能突破单调的低水平研究。笔者深信，只有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才能全方位观照客家山歌的音乐本体形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密码以及客家山歌的现代化适应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与发展好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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