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她题材”电影的情感编码与现实意义

毕彦华 李洁

“她题材”是由“她经济”发展而来，是指随着女性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消费者成为家庭生活和文化消费的主导者。以主导人群为描写对象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具备一定的概括性特征，于是形成了一种题材类型，而《我的姐姐》就属于“她题材”系列中的一部优质作品。德勒兹认为，再编码不是被增加的一片界域，而是有别于编码的另一种超编码。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编码、解码与再编码（超编码）成为抽象机器运作的三种程序：编码即对象在权威力量压制下形成的僵硬状态；解码指内部自我的怀疑与冲撞过程，是一个去中心、去等级的状态；而再编码则是破碎之后的重构，这种重构并非对先前编码的重复循环，而是一种全新的、悬浮的状态。

一、家庭编码：“她”的成型

中国的小农经济绵延了上千年，而这种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导致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一直很重。如此，殷若昕在拍摄《我的姐姐》时将家庭力量放置于“她群体”的主观力量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沉重的旧式家庭观念在女性成员出生时便作为一种编码将其束缚，于是她们只能在一个固定模型中成长为上一代成年女性的模样，一切差异和个性都在始终如一的编码过程中消失。

影片虽以安然为线索串联故事整体，但最出彩且令人记忆深刻的却是另一位“姐姐”，即安然的姑妈。导演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性格面向出场顺序时颇具匠心——初现身银幕时她以长辈的姿态要求主人公揽下照顾弟弟的重任，充满道德绑架色彩的言行令此角色十分不讨喜。当观众留下固有印象后，导演笔锋一转，将人物的过往经历一一道来。作为长姐的姑妈当初也为了弟弟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事业，当放弃成为习惯，便不自主地代入圣母角色，亦要求与她身份相似的安然做出同样抉择。可恶的人原也只是可怜之人，她是已然被成功编码的上一代女性，所涉及镜头不多，却极具复杂性。那么究竟是哪些情感牵引着姑妈走向如今的那个她自己呢？这些情感虽则不同，却都源于家庭内部。首先是对父母的情感，《我的姐姐》对“父母”这一形象的刻画较为微妙，我们可以观察到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在故事中明明无所不在，但却又始终缺乏明晰的镜头。安然的父母如此，姑妈的母亲亦然。安蓉蓉的老母亲实际仅仅只在人物的对话中出现，但就是这寥寥几句也足够勾勒出这个人物的大致轮廓，从而令观众明白她所象征的家庭权威。在与安然的交心过程中，姑妈谈及自己当初本来考上师范学校，却因为母亲的阻止不得不放弃上学机会，后来获得去俄罗斯经商的机会，又因弟媳怀孕而被母亲勒令回国。此时的安蓉蓉与其说她正在被母亲的家庭权威所编码，不如说她已然被编码完毕，丧失了全然自由的个性，只懂得一味妥协。导演没有展现出来的是这个女性角色幼年时期的一步步忍让与放弃，这忽略的部分其实才是真正的编码过程。女儿对母亲的依赖情感被置换为母亲对女儿的支配权，而这种不平等支配最终保全的是家中另一个男性成员的利益。其次，对弟弟的手足之情作为辅助力量促使姑妈完成编码。如若只有母亲的逼迫，安蓉蓉对弟弟没有丝毫怜爱之情，她也不可能最终编码成型。故事开始安然父母遭遇车祸，那场葬礼与其说是为哀悼往生之人，不如说是一群在世之人为争夺利益设置的修罗场，打牌游戏中的争吵象征着各个亲戚的不同立场，然而在这一闹剧中，导演却将几个特写镜头放置在姑妈处，她声嘶力竭地为弟弟哭嚎的画面显得格格不入，可这也正是展现出她对兄弟的关爱呵护。这种怜爱情感使女性更加甘心奉献自己的青春与人生，并且赋予她们一种若有似无的牺牲感，在崇高感的推动下，“她”的编码便更为彻底。

如果说姑妈的“她”之成型是在亲情的推动下完成，那么影片中还有一个女性角色便更是可悲。她也是在家庭的力量下被编码为一个不具备思考能力的机器，但这情感甚至不是原发于自身的亲情，而是被曾经的挚爱强行灌输。在安然工作的医院，一名早已是两名女儿母亲的待产孕妇面临生死困境，曾经深爱的丈夫与婆婆坚持让她生下儿子，甚至不顾惜女子本人的性命。当安然提出应终止妊娠保全大人时，她遭到的是周围人的言语攻击。应注意的是此时的安然并未放弃，真正令她绝望的是孕妇本人对儿子的渴求。一直处在性别困境中的她看过太多女性为男性放弃应有权益，但这远没有放弃生命来得残酷。因此，当安然真正看到那个“她”（或许也是她们）被所谓的家庭所影响，完全失去自主判断能力时，沉重的悲哀与自我怀疑笼罩在其心灵深处。

二、个体解码：“她”的挣扎

“她题材”电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大众主流观念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期待，突破了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规范”，完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的颠覆性突破。如果说旧式家庭模式是笼罩在女性群体上空的一层阴云，那么个体情感的释放与宣泄则是驱散阴云的阳光。阳光斑驳微弱，却足够刺眼，只需微小缝隙便能够唤醒她们麻木的心灵，从而呼唤出一声“为什么”，于是解码之旅迫在眉睫。“她题材”电影的重点不在于编码之“她”，而在于解码状态的“她”，而《我的姐姐》正是通过主人公安然这一角色表征这种虽则挣扎但却逐渐自由的状态。

张子枫作为演员的可塑性较强，但总体而言，她给观众留下的印象仍是柔软的。然而《我的姐姐》中安然一出场便是坚硬倔强的形象，一头飒爽短发，身量不高却敢于和长辈叫板。影片前半段她的表情几乎都是严肃的、缺乏笑意的，丝毫不见身为大学生的青涩与怯意。这样的安排当然不是随心为之，安然表面形象的严肃刻板似乎展现了人物内心深处的坚韧执着，但这份执着背后仍旧隐藏着一丝彷徨与挣扎，她的冷硬恰恰是为了掩藏困境之下的不安定感，而这种不安定便是源于个体解码过程中的重重险阻。

首先，不可置疑的是安然所代表的是新一代的觉醒者，她虽然成长于一个编码力量极强大的旧式家庭，却并未沿袭老一辈的成长轨迹，反而在压迫之下生长出反抗的意识。影片中幼时的安然总是出现在尴尬的处境中。例如，在父母为了生第二胎要求她假装瘸子时，她身穿裙子翩翩起舞的样子刚好被计生委工作人员看到，于是父亲的责备如同雷霆降临。在这种情况下，年幼的女孩并未逆来顺受，反而喊出了自己的困惑“我不是瘸子”。此时的“她”或许尚未完全觉醒，其反抗行为仅仅源于本能，源于对自我健康身体的本能维护。在之后的情节中，瘸子这一意象多次出现在长大后的安然那里，她在一屋子亲戚为了房产问题争执时冷不丁地学瘸子走路，以嘲讽的语气勾起长辈对过往的回忆。此时的“她”已经开始自主解码，她内心对女性群体本身的维护导致她以反讽式的行为表达不满。再到后来，明明对弟弟怀有关怀之情，却仍旧假装冷漠，伪装的面具实际也是个体解码中的重要环节。唯有对家庭成员中的男性摆出拒绝姿态时，女性之“她”才能慢慢具备冲破家庭束缚的能力。当然不仅是对弟弟的刻意疏远，安然在前期对舅舅武东风的鄙视、对年少时遭遇姑父性骚扰经历的厌恶以及对男友的不满实际上都有深一层次的寓意，那便是女性自我的破茧而出。当安然一步步释放对男性的消极情感时，她也在逐渐完成自我救赎，并试图突破旧有编码模式，以个体情感冲击家庭桎梏，最终达到理想状态。

自然，在这个解码过程中，女性不可能一帆风顺。姑妈即便知晓丈夫的不堪仍旧选择照顾昏迷不醒的他，担负起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安然的母亲心疼女儿却也只能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幼小的孩子，而不敢直面丈夫的畸形性别观念，即便是被视作新一代女性的安然也难免在觉醒的过程中怀疑自己的选择。然而，挣扎与彷徨只能说明“她们”对前路光明的渴望，不能成为女性对自我否定的证据。

三、公共再编码：“她”的选择

德勒兹以为，在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欲望机器的发展逐渐走向高峰，战争机器的地位愈渐低迷，欲望已建构成型，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快速发展再次打破与欲望的和谐相处。同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风向，当代中国社会的集体风向必然会对身处其中的人物产生一定影响。安然的个体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家庭桎梏的解码，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家族权威的对抗局势处于白热化阶段。此时安然内心深处的欲望机器发展至巅峰，她希望获得自由，希望前往北京完成自己的梦想，希望毫无拖累……这些期冀在解码过程中一点点积累，达至高点时，主人公回头往下俯瞰，解码之旅结束，无形中一直尾随她身后的公共社会担负起再编码的重任。

如果说解码是在完全个体的女性内部意识中完成，那么编码则相对来说稍具外部性，因为它必然发生在家族环境中，“她”的意识需要与他们的意识进行交锋。然而当进入再编码阶段，集体力量的出现被视为完全的公共性，家庭和个人便只能被划分在私人性的范畴之内。曾经具有唤醒力量的解码程序走向极端，所有指向梦想的意识陷入单一化、偏执化境地之后必然面临危机。于是安然不得不进入完全公共化的外部区域内，唯有如此，已然破碎的意识碎片才能被重新建构。换句话说，公共再编码程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正走向极端自我边缘的“她”。于是，梦想成为重要的人生目标，而不再是唯一的海市蜃楼，女性也就拥有了更多看待生活的角度，更接近人生之真谛。

公共情感力量首先体现在社会关注度方面，在一开始的剧情中，人们对抛弃幼小弟弟的姐姐表现出不屑，冷硬倔强的安然并不为所动，后来公众情感发生变化，开始理解安然的是姑妈，她认真向侄女道歉，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软弱无能。剧情发展至此，安然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出封闭的自我意识，开始接触外界的善意。从影片之初的众叛亲离，到后来连导致父母死亡的肇事司机也开始帮助两姐弟。剧情的这一转变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或者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其实导演的这一设计恰恰凸显了女性自我意识在外部集体领域中的延展，曾经被视作自私的姐姐无形之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正视自己与身边人的未来。

安然男友的家庭成员也作为公共情感力量出现在镜头中，他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安然“她”的选择。尽管这种力量最初是世俗的、偏狭的，但在后续情节中却帮助安然看清了自己的真实内心情感。需注意的是影片中有一个小细节是弟弟与男友家人的第一次会面，在这个啼笑皆非的场景中，弟弟为了留下姐姐故意喊她妈妈，旁观人的反应隐没在黑夜的昏暗中，但从安然的惊怒中我们仍可感受到作为公众的男友家人之影响。

四、如何突破“性别”诠释的困境

在当今这个越来越多元的时代，真正好的女性故事，不是给出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应直视困境、正视不足，在共鸣和反思中实现女性精神对现实的观照。《我的姐姐》之所以被视作“她题材”中的佼佼者，一则是因话题本身的热度引起了社会关注，有利于促进女性对自我的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部作品中的“男性走向”呈积极变化趋势，即男性不再仅仅作为“她”的对立面出现，而具备更为多元和复杂的面向。

（一）女性的觉醒与确证

女性主义学者卡勒提出，女性阅读并非仅仅记录女性阅读时的心理和精神生活，而是要做到真正地以女性的声音发言，这种女性发言也并非仅仅具有某种生理条件就可做到。按照这种说法，什么人才能真正为女性代言呢？很明显，是那些觉醒之后的女性（而非具有女性生理特征就可以），是意识到自己曾处于被压迫困境中的“她们”。影片中安然的奶奶与母亲显然不具备女性主体的独立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所代表的是传统封建男权的利益。尽管在生理上具备女性特征，却因成长环境的封闭而习惯于轻视女性。这也是为什么奶奶逼迫自己的女儿放弃事业回来照顾儿媳的原因，是为何母亲关怀安然却又执着于生二胎的原因。

作为上述二者对比项出现的安然与姑妈可被视作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主体，她们在挣扎过程中完成了对“她”精神本质的确证。影片中有一个镜头是姑妈颓废地倚躺在家中座椅上，她仰头望向逼仄房间中的水晶灯，光影半明半暗在女人脸上呈现出朦胧的模样。水晶灯美丽脆弱却又沾满灰尘，一如姑妈曾经的人生，也曾绚烂璀璨，但终究被生生折断。这个镜头持续时间不过3秒，但却蕴含姑妈的复杂心境——她不以女性身份牺牲自我，却又不断求索自己是否值得如此。当她开始思考求证时，她已然开始区别于像她母亲那样被传统观念束缚和规约的女性。

（二）男性的反思与成长

影片中的男性一样经历了成长的过程，从安然父亲到武东风，再到安然弟弟，男性逐渐明晰自己的责任所在，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观念与行为，从而也获得了换位思考的能力，开始理解家庭与社会中的女性困境。影片中的男性角色几乎有一个共用身份，便是“弟弟”。作为享受家庭红利与性别红利的男性，他们缺乏责任感与上进心。例如，安然父亲自幼享受自己母亲与长姐的照顾，进入婚姻生活后，对妻子和女儿也充满了占有欲和支配欲。安然舅舅武东风，已过而立之年仍旧无所事事、沉迷赌博。然而，武东风这一形象在后期却发生转变，当安然对舅舅说“我从小便希望你可以是我的爸爸”时，许多观众是诧异的，在世俗层面而言，有成功事业的安然父亲当然比武东风更适合当一个好爸爸。为何安然会有此想法呢？从此前情节可知，武东风尽管缺乏上进心，但他对女儿的关爱之情发自真心，武东风的行为转变象征着影片中男性对女性群体的关注，他劣迹斑斑却已经开始反思自己对妻女的伤害。从这个角度而言，武东风和安然弟弟都在自我层面完成了男性精神本质的转化，他们不再对男性群体进行单一性地观照，女性的生存困境也被纳入他们的视野中。

结语

《我的姐姐》一经上映便争议颇大，这部主创团队均为女性的影片聚焦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性别问题，亦辐射整个社会范围的女性困境。影片中涉及多位女性角色，她们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与内部自我影响下做出大相径庭的选择。情感的编码、解码与再编码将女性的挣扎和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于观众眼前，从而促进社会中各类群体对自我的关注与反思。虽然这部影片在情节设置方面不尽如人意，但确实推动了人们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思考。